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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闽粤东部沿海区域人口增长很快，从而造成了人口压力。但是，由于史料相互矛盾，要解决这一问题还要详细的考证。
按照明代初年建立的制度，明朝每十年核定一次人口。这一制度其实是宋以来的制度。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明朝的人口校对渐渐流于形式，官方掌握的人口越来越少。而其根源是明代福建人口统计不实。
从福建省的总数来看，如果说洪武十四年福建人口为 384 万人，弘治年间则只有 2 106 060 人，万历六年为 1 738 793 人，
几乎减少了 55％的人口！但是，真实情况并非如此。因为，明代福建地方官在调查黄册人口时，并不是太认真。如《福州府志》的作者论述道：“论曰：余尝考历代草创，井邑萧条，盖百姓新去汤火故尔。及治平日久，则未有不滋殖者也。”“其数仅胜国之半，以海内新定，皇仁大霈，禁目阔疏，不加详检也。”
可见，明代的福建地方官认为：作为地方官，不应该详细核检人口，过于严苛，就不能体现皇帝的仁政！这种观点并非福州府独有，又如《漳州府志》云：“论曰：海内幸承平，而户口不益于旧，民或欺隐然。而徭役重矣。……力耕不足于赋税，又增其负担何以堪？”他们要求官员“按比图籍者，第使乘除登耗之数，无大相远焉，可矣。毋务增户口，使贫民以生为桎梏也哉！”
《永福县志》的作者也说：“或者徒见民不加多，乃疑有司未稽其实。顾皇恩浩荡，不察渊鱼，隐匿之弊，时容有之。”
《闽书》的作者何乔远更批评隋代严厉的户口检索法：“然余观……隋裴蕴以户口脱漏、诈注老小，奏令貌阅，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夫如是也，何必实数、何必不实数哉？”
显然，官府的许多官员都知道户口的统计数据不准确，但都采取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这才能体现皇帝的仁政！
福建地方官形成这种观念有其历史原因。福建历史上以五代末期的赋税最重，入宋以后，虽说减免了一些赋税，但许多不合理的税收仍然保存下来。例如闽南一带的身丁钱，每个成年男子每年都要负担七斗三升的粮食税，号称身丁钱。这一身丁钱是北方所没有的。据史料记载，当时的许多闽人，整年佣作，仅能缴纳身丁钱，贫困一生。为了减免这一身丁钱，地方官多次上奏，都遭到驳回，反复几十年，身丁钱才得到一定数量的减轻。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宋朝统一南方，一向以行仁政自居，宋代初年，也曾下令过免除南方的身丁钱，但是，当时的地方官未能及时抓住这一机会，在免除福州一带的身丁钱的同时，也免除闽南的身丁钱。其后，朝廷的财政日益困难，再次申请减免身丁钱便遭到很大的阻力。不合理的税收一直延续到宋末。福建历代重要的方志都记载这一史实，便是要地方官都记住这一教训：皇帝对民众都是仁慈的，而执政的官员往往出于种种目的使朝廷的仁政无法贯彻，地方官应在仁政的前提下，尽量实行对民众有利的政策。这是明代福建官员不愿严格调查人口的原因。
由于官府的纵容，明代吏员调查户口总数极不认真。据文献的记载，在户口统计的过程中，有许多富户向里甲长行贿，少报人口或不报人口。《长乐县志》说：“里长每贪目前之利，殷实甲首，啖之以饵，即置不报。其贫单甲首，宁十年纳银至三两之外，而不能于一时办一两之贿，里长即从而报之在册。”
据此可知，明代隐瞒人口的代价是一名一两银子，这个价钱对农民是可观的，但对一般的富户来说，还不至于交不起，而且，缴纳之后，还可以免去各种人头税，所以，这是一项很有利的投资。此外，由于贫民不断逃亡，而朝廷不断加税，也使官吏们感到，如实点算人口只是给自己添麻烦而已。如长乐县，“其后贫单者或死或逃，且无亲戚，则里长不得不代为匀赔，始之自利，究适以自累矣”。
因此，明代福建官员大都主张对户口调查不可太认真。如张燮所说：“晚近生齿日繁，官不胜载，有司者亦惟略约其大都销增一二，以补雕耗之数。俾无缺额耳。锐意求多，在己博赫赫之名，而民间之贻累也，以世虽云实数，且与虚冒等，此仁人所为搁笔也。”
可见，在当时的官员看来，认真调查户口的官员实际上与贪官污吏一样坏，正确的做法应是怎样呢？林文恪记载：
旧制，凡十载一籍其民，大抵足旧数而止，此敝政也。夫一邑之户，始衰而终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终众，奈之何必因其旧也哉？是故豪宗巨家，或百余人、或数十人，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寸帛、役其一夫。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银，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
林文恪与张燮的观点相反，他批评了隐瞒人口的做法，但是，从其记载中也可知道：在明代户口调查中，有些地方官并没有一家一户去调查，而是在原有人口的基础上，根据人口变动情况做些增减，有意维持原来人口数量。以这种态度去调查，所获得的人口数当然远远低于实际人口数！
明代福建的“人头税”与盐赋。明朝统计各地的户口数，主要着眼于赋税的征收及徭役的调发。人头税是中国的一种古老的赋税形式，例如在汉代，每一个人都要缴纳一定的口赋与丁税。由于口税征及没有生产能力的少年，所以，汉代一些人家为了减少负担，将新生婴儿溺死。在儒家看来，这种制度极为不人道，所以，历代儒者都猛力批评口赋丁税，而且，这一制度也影响了朝廷人口的增加，因此，唐宋以后，都不征收人头税。这是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的贡献。然而，正像中国的许多制度在落实时总要打折扣一样，所谓不征人头税，在后世也只是部分实行而已，实际上存在着许多变相的人头税。以福建来说，宋元以来，一直存在着以人头为征收单位的“盐赋”。明代立国之后，可能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关系，盐赋在福建仍然完整地保留着。《漳州府志》说：“本朝天下郡县所在有盐粮，又有盐课……凡盐皆食于官，若男子以丁计，妇人以口计，岁各纳米入官，支与盐。每丁口纳米八升，支与食盐三斤。后盐不支，民纳米如故。”
如其所言，所谓盐赋原来不过是官府与民间的一种贸易，官府运盐卖给百姓，而百姓缴纳粮食，得到食盐。不管价格如何，这在原先总是一种平等的贸易，然而，后来朝廷“忘记”要给民众食盐，而盐价却照收不误，于是“平等”的食盐买卖就转化为盐赋了。古人收丁银，对象多为成年男人，而福建的盐赋征及妇女，这就难怪后人称之为弊政了。早在明初就有人说：“福建户口食盐，每引收银十两，或钱一万二千。民艰于办纳。”
由于盐赋是根据人口数量征纳的，所以，明代福建人需要隐瞒人口，以求少纳税。
明代福建的徭役。明代徭役的差派是和户种有关的，匠户要为官府服役若干时间，盐户要承担盐场的一些职务。这类职务并不是荣誉性的，而是要承担相关的支出。明代地方的开支，大多通过徭役分担给民众。而应役的百姓，必须负起专项开支，这是很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差役的负担以及给民众带来的麻烦，明朝将部分差役改为征收银两，而这部分银两一部分按田亩分担，一部分由人头分担。如《泉州府志》云：“男子年十六以上为成丁，丁当米一石事。其身贵者、老者、疲癃残疾者，皆复之不事。正德十四年沈御史灼议酌民口赋始行八分法，每一丁岁征银八分，以充岁办等料，惟差役仍旧，十年一事云。”
摊入田亩者变为实际的田赋，摊入户口者实际上变为人头税——当时称为差役银。明中叶的差役银越收越重，乃至老百姓无法承担。所以，明代有钱的人家都想办法少报户口，或不报户口，如《长乐县志》的作者夏允彝说：“余生吴越间，所闻丁口银不一，俱绝寡，长吏鲜有催科及此者。长邑丁银至重，且十倍吴越，民其巧者，贿里之长，多漏脱，拙者身输全丁，又每为其父兄既没、亲故逃亡者代输，苦不堪忍。”
这种情况在民间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明代各县的逃户问题十分严重，洪熙元年九月丙午，“福建连江县奏：永乐初户口蕃多，岁输盐粮二千余石，自后户口什去三四，而粮额依旧，皆小民代输。”
闽东一带是流民的汇集之地，永福县人说：“又考邑之田，其占于异县之民者十有二三，则黄籍之户口固不尽为邑人，而漳泉延汀之幸民流布山谷，生齿凌杂，实皆邑之户口而不登邑之黄籍。在彼邑为亡命，在此邑为宾萌，由童而白首，由身而累世，曾不闻县官之有庸调，此何以异于鹿豕哉？”
又如闽北的建宁府，“承平既久，生齿宜繁，然稽之版籍，则递减于前，而聚庐顾亦如旧。岂客户多而土著者寡邪？为民牧者不可不留意也”。
在这一背景下，逃走的百姓获得了解脱，而留下的百姓则要承担他们的赋税，他们的赋税额自然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只有选择逃亡一条路，所以，明代户口逃亡越来越甚，正统年间，兴化县只剩下三百户人家，于正统十三年撤销，辖地并入莆田、仙游二县。
明代全国的户口大致保持稳定，从洪武年间的 5832 万口到弘治年间的 5115万口，再到隆庆年间的 6259 万口乃至万历年间的 5631 万口
，上下浮动不超过5％，人们估计：实际上这一时期全国的人口比明代初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在这一背景下看福建户口的大幅度下降，确实有许多不可解之处。
如前所述，明初福建的人口数少于实际人口数，然而，到了明中叶以后，朝廷掌握的福建省人口数仍在下降。例如邵武府，洪武二十四年的人口为56 682户，235 710 口，迄至正德七年，当地人口为 39 904 户，135 376 人，
户数与人口数分别下降了 16 778 户与 100 334 人。又如兴化府，在洪武年间有 64 241户，但弘治五年只剩下 29 010 户。
查各府中，人口比洪武年间有所增长的只有一个福州府，迄至正德七年（1512 年），经过 131 年的休养生息后，官方掌握的福州府人口数仅有少许增长，为：99 140 户，289 646 人。
《福州府志》的作者说：“旧志载正德时户口，视洪武间不能增十之二三，顷视正德，又无所增矣。”
福州府的人口数在明代中叶还有增长，是因为明初福州府隐瞒人口的情况最为严重，所以，它有所增长只是将隐占的人口吐出一些而已。它为数很少的增长，根本无法弥补其他地区的重大损失。从福建省的总数来看，如果说洪武十四年福建人口为 384 万人，弘治年间则只有 2 106 060 人，万历六年为1 738 793人，
几乎减少了 55％的人口！
对于福建纳税人口的损失，许多人都表示不以为然，“国初龙岩户口一万三千三百有奇，成化间开置漳平，版籍所分，十不及五，而户口之存额，不追半，由是而来，又八十余年矣。休养生聚，固宜其数之日滋也。户之增者，不盈五百，而口之蚀已千有奇，其故何哉？岂贫乏之转徙日多，抑巧滑之隐避日众邪？”
如前文所述，明代福建的户口统计极不准确。事实上，有许多证据表明明中叶以后福建人口是增长的。
《长乐县志》说：“民之生也，约三十年一倍，国朝承平三百年，户口之滋，当且数十倍，乃载于籍者不耗减为幸，何欤？增口则增赋，惧累民也。”
《安溪县志》：“今也承平日久，户口繁多，种物不及其成，食物不及其长，欲如往时李森以千章木浮海入三山施浮屠，何可得也。而山几童矣。”
《泉州府志》：“按户口之数，至于今日盛矣，小民家兄弟多，则争于衣食……多男子则多忧，子庶民者，可以取譬。”
王慎中的《晋江县题名记》提到晋江的繁荣：“常忧邑之繁巨，而惧其不敏。问地于图，而田之以顷计者五千；问民于版，而男女之以万数者余三十；问士于学于塾，而弟子之以业名艺占者至数千，可谓地大人众。”
同安县以人口多闻名：“或有问于蔡子曰：闽南之邑孰为壮？曰同为壮。孰为岩？曰同为岩。夫同负山襟海，陆亘二邮，以里计者百二十余，其海中之洲耸山而聚人者有七，其为千户所者三，其为司巡检者七，其挟策就童试者且万，其游泮宫而奋鹏翮且千，城市村墟，肩摩踵接，万里波涛，若履平地，其壮与岩孰加焉！”
龙溪县，“我国家休养生息，版图视宋额有赢无缩，近岁以来，吏有以版籍渔猎者，遂为病政。呜呼，厘而正之，劳来安辑，使病民者无所施其智，岂不在于良牧乎？”
“福清僻在海隅，户口最繁，食土之毛，十才给二三，故其民半逐工商为生。”
这些材料都表明，明代中叶福建人口实际上是在增长中，而官府册籍上的人口之所以下降，完全是由于官吏未能认真点算人口的缘故。
万历年来到福建的西班牙使者拉达记载：从同安出发，“我们万分惊异地看到沿河两岸有许多城镇，彼此相距那样近，简直可说那是一座城。不仅这里，我们还发现赴福州的整个路上（约六十里格）人烟都是那么稠密”。“我们途经的那些城镇，当地的居民开耕土地达到连巉岩、石山都播种的程度，尽管看来在那儿得不到什么收成，所以，我认为这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可见，当时福建沿海人口之多，给西班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总之，在明代的多数时期内，福建人口在总体上应是发展的，下降的只是官府掌握的人口，其奥秘在于人口减少时，官府一定要如实上报，以减轻赋役，而人口增长时，则可报可不报；若如实报户口，只是增长本地民众的徭役，增加官府工作量，对本人并无好处。
综上所述，明代福建人口统计与其他省份相比，有其不同的特点。其原因在于：在各省人头税基本消灭的背景下，福建还存在变相的人头税——盐赋和银差，而且，盐赋与银差的负担相当沉重。如夏允彝所说，这是江南见不到的情况。因此，明代的闽人从一开始便隐瞒人口，这是洪武年间福建一些府州人口偏低的原因。其后，福建的里甲长为了贪图小利，允许百姓缴纳一定的银两之后，不登记户口，无力缴纳银两的百姓，也因为赋税过重而逃亡他乡，造成官府掌握的人口直线下降，迄至明末，福建官府户籍只剩 173 万人丁。但从明代的史籍来看，实际上明代福建人口是在增长的。
明代的潮州府是广东省最富庶的区域之一，潮阳县每年上缴的粮税位列全省第一！其他各县也不差。地方官说：“臣窃见本郡所属潮阳县粮米五万二千八百余石，揭阳县粮米三万五百余石，海阳县粮米二万六千八百余石，饶平县二万七千余石，程乡县粮米一万四千三百余石，惠来县粮米一万一千四百余石。”
丰富的粮食产量可以养活较多的人口。即使官府的统计，也不能掩饰这一事实。嘉靖元年（1522 年），潮州府有 46 万人，而到了崇祯十五年（1642年），全潮人口上升到 52 万人。官方统计数字的增长，这在福建是很难见到的。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地新建多个辖区县，例如，嘉靖年间新增了惠来、大埔二县，万历年间新增了普宁、平远、澄海三县，即使在明末的崇祯年间，当地也增加了镇平县。晚明潮州府共增六县，这是很罕见的，反映了当地经济的繁荣。
明代潮州府户口表
以上数字中，以万历二十八年的户口数最高。该年潮州计十万多户、五十四万多人。其时广东全省的人口为 483 380 户、1 978 022 人，
潮州人口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一。为什么潮州不像其他府州一样隐瞒人口？这是因为，晚明潮州有独特的历史背景。潮州自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先后有吴平、曾一本、林道乾、诸良宝、林凤等海寇横行于沿海区域，官府先后调动数十万兵力进行镇压，才平定了潮州的海寇山盗。由于大军云集潮州，官府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进行人口调查和田赋编制。清代的《潮州府志》有一段评论：“明初取民有制，万历间大丈增额，重以墨吏诛求，穷民聚而剽掠，潮充斥于寇，不得宁宇者六十余年。”
如其所说，万历初年潮州重新编定人口户籍，应当较为准确，所以，潮州的纳税人口统计是逐年增加的。但是，明代末年，赋税大增，给潮州带来很大问题：“崇祯御极，兵饷日增。辽饷每石派银二钱有七，练饷又增三钱。未几，又加粤饷，每米一石正供、杂饷计编二两七钱有奇，民不堪命矣。”
按，明代的赋税体现了“老实人吃亏”这一潜规则。当时南方诸省上报户口赋税严重不实，各地上报的纳税人口，往往只有实际人口的几分之一，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纵然这样，当明末的派饷增加几十倍时，仍然有许多地方无法支撑，破产百姓不少。潮州因万历初年的整顿，上报人口与赋税较为真实，结果，在明末赋税大增的背景下，就无法支撑了。因此，明末潮州成为动乱不止的区域。
总的来说，晚明福建沿海及广东潮州的人口大增，在省内所占的人口比例也在增加，这一因素对闽粤二省的历史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