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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闽粤商人在海外编织了一张遍及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商业网络，加上环球国际市场实成的效应，导致中国商品对外输出扩大，来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因而进入中国，对中国金融制度产生巨大的影响。
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
成为中国货币研究的一个基点。近年新生一代的研究也有许多，有些论文进行了很好的综述。
此处无意全盘讨论明代的货币制度，只是结合东南民间的史料，描述其发展大势。我的主要线索是海外白银进入中国以后，中国金融制度的变化。
海外白银流入中国这一课题，一直是学者们关心的重要问题。全汉昇教授的《明清间美洲白银的输入中国》等论文，
被认为是权威性著作。其后，欧美相关研究不少。由崔瑞德、牟复礼主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
采用了威廉·阿特威尔的《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一文，该文对欧美学术界相关研究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但其认为 17 世纪中叶美洲白银开采减少影响了明王朝经济、政治兴亡的观点，很少有东方学者赞成。这一观点的存在，说明这方面可争议处颇多。
在研究这一问题之前，不如先行回顾白银在中国使用的历史。
我对世界贸易有一个基本观点：古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其实取决于国际通货的数量。自唐宋以来，国际贸易的通用货币是金、银、铜三种金属，而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这三种金属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在本书的第一卷，我已经论述了郑和时代国际贸易使用货币的概况，大致而言，当时的世界贸易可分为三块：东亚、南亚及欧洲诸国。欧洲诸国之间贸易的主要货币是金币，银币是辅币；南亚印度洋世界的货币，金银及贝币并重；在东亚诸国里，主要国际贸易货币是银子和铜钱。
铜钱是一种很独特的货币，早期诸国使用的铜钱，都是由中国生产。而从唐宋开始，中国铜币大量流入东亚及东南亚的国际市场。从朝鲜、日本到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无不使用中国的铜钱。由于中国的铜钱走向世界，并逐渐取代了东亚及东南亚传统的金融媒介——宝贝，使东亚的国际贸易升级。东亚诸国纷纷来到中国贸易，有时是向中原王朝进贡，换得中国的商品和铜钱。事实上，铜钱往往更受欢迎。比方说，从日本来的商船，往往会装载成吨的铜钱，元代沉没于韩国沿海的新安船就是如此。日本之外，东南亚诸国也欢迎中国的铜钱，并在许多地方用铜钱取代传统货币宝贝。于是，东亚构成了以铜钱为基本货币的国际贸易体系。铜钱的贸易体系与白银体系是相辅相成的，那个时代，凡是使用铜钱的港口，都会接受黄金与白银。实际上，黄金和白银是世界性的货币，而铜钱仅存在于亚洲的贸易体系中。
中国的铜钱成为东亚国际贸易的基本货币，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是相当有利的。唐宋以后中国对外贸易发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外国家需要中国的白银和铜钱。铜钱的流行，也表明中国的工业领先于东亚其他国家，因此，东亚国家对货币的需求，会依赖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然而，铜钱的流行也给中国带来问题：基本货币外流，本国的市场缺乏作为主要辅币的铜钱，这大大制约了交换的发展。也许人们会以为宋元之际钞票发行，不太需要铜钱，其实不然。不论什么时代，钞票的发行面额都是很大的，并不适宜用于民间日常商品的交换，所以，宋元之际，铜钱一直在民间起重要作用。此外，宋朝还使用铜钱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某项大宗买卖往往是白银、钞票、铜钱三者并用，各占一定比例，所以，铜钱在国内市场上一直很吃香。
元代的货币制度发生巨变，朝廷发行的钞票在流通领域全面取代白银、铜钱。除了民间的细微交易，元朝大宗贸易都是用钞票，而且，为了保证钞票的流行，元朝往往发出禁止白银和铜钱在货币领域使用的命令，以迫使民众使用钞票。然而，这一规定，不仅导致大元钞脱离白银、铜钱的价值衡量，而且导致白银和铜钱进一步外流，日本商船成吨地运载铜钱，国内市场上铜钱的稀缺性增加。即使在明朝建立后的国内市场上，也长期缺乏平民交易最需要的铜钱。
总结唐宋元的国际贸易金融市场，我们可以发现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中国白银和铜钱生产的发展，使中国使用的货币成为世界性货币，导致中国市场与海外市场融成一体，中国商品行销于东亚及南亚国家，这是唐宋中国大繁荣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白银和铜钱输出太多，中国自身有无法承担的趋势，也就是说，东亚国际贸易所需要的中国白银和铜钱数量，远远超过中国所能承担的极限，无尽的白银、铜钱外流趋势，迫使中国人考虑限制对外贸易，以限制白银、铜钱的外流。因此，这一时代中国人与欧洲人对世界贸易的看法是不同的。中国人认为国际贸易应当受到限制，以防白银、铜币流出太多；而欧洲人兴起后，对世界贸易一直持开放态度。虽然在很多时候欧洲人也抱怨白银外流，但欧洲人控制了非洲和美洲的市场，他们在非洲开发金矿，在美洲开发银矿，用以补充欧洲金银的不足，从而维持了世界贸易的循环发展。中国商人虽然开发了缅甸的银矿和马来西亚的锡矿，仍然无法染指非洲的金矿和美洲的银矿，所以无法建立东亚国际贸易的良性循环。此外，印度洋珠宝的大量进口，戴金戒指习俗的流行，都使中国白银和铜钱流出太多，中国不得不考虑限制对外贸易。
明代沿袭元朝，开国之后，发行大明钞。然而，由于滥发纸币，明朝的纸币一开始就有贬值的倾向。按照专家的研究，大明钞在洪武、建文、永乐三朝还可以，虽有贬值，还仍然能够保持一定的价值，但大明钞在永乐之后的地位急剧下降。明成祖时期吹出来的经济泡沫，在明宣宗时期破产。老百姓看穿明政府财政空虚的实质之后，官府信用虚化，大明钞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下降。百姓开始拒用大明钞。“自天顺、成化以来钞之用益微矣。”
所以，明代前期的货币制度十分混乱，政府已经无法控制民间使用的货币，各地自行其是。大约江浙一带使用白银，闽粤二省使用铜钱，其他地方各有所重。“户部言：旧未行钱地方，务要设法举行。臣以为土货之产殊则贸易之情异。云南专用海贝，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陕西间用皮毛。自来钱法不通，骤欲变之，难矣。”
闽粤一带民众使用铜钱的原因。明朝铸钱很少。“国初令天下藩司设宝泉局，文皇帝遣官于江浙闽广铸钱，宣德间始罢信饶铜场，则亦非止滇南一路也。”
其中原因不外是亚洲诸国都使用铜钱，导致中国铸造的铜钱大量外流，对明朝来说，铸币是非常不合算的。此外，明朝为了保证大明钞的流行，很少铸钱，甚至想用废除铜币的方式保证大明钞的发行。然而，明朝铸钱太少，给民众带来很大麻烦，因为，民间细小的商品的买卖，主要靠铜钱。万历年间郭子章的《钱法》：“国家百典，上稽三代，下陋汉唐宋，乃独铸钱一事，自洪永迄今，阻格不甚行。而欲其富之埒古人乎？此愚所未解也！”
顾炎武记载：“我朝钱法，遇改元即随年号各铸造通用。但民间使用则随其俗。”
官府铸钱不足，便造成旧钱的流行。嘉靖十五年九月巡视五城御史阎邻等言：
国朝所用钱币有二：首曰制钱。祖宗列圣及皇上所铸，如洪武、永乐、嘉靖等通宝是也。次曰旧钱，历代所铸，如开元、祥符、太平、淳化等钱是也。百六十年来，二钱并用，民咸利之。虽有伪造，不过窃真售赝，其于原制犹不甚相远也。
因为各种原因，明朝铸钱数量无法增长，根本不够民间使用。东南一带应对的方式是铸造宋元时期铜钱以供民众使用。邱浚说：“钱之用不出于闽广，宣德、正统以后钱始用于西北。”
这表明福建、广东使用铜钱一度成为地方特色，而后“推广”到全国各地。明代前期闽粤为什么还能使用铜钱呢？这是因为闽粤各地很早就从事私铸铜钱，正德年间已经相当兴盛了。嘉靖时期朱淛说：“国初时行使宝钞，为法甚严。今皆不用。莆俗习用宋时小钱，每十文重一两，每银一两直钱六百文，时或低昂，无甚高下。府县征收此物，民间零碎使用，极为便。盖乡村之民有垂老不识厘秤者。正德初间，漳州南坂地方私铸新钱盛出，民间买卖严于拣汰，必取厚实花字分明者用之。稍薄光皮及黑色者不用。后又选择字样，如元祐通宝之类，皆行汰去。习俗推移，不知所自。时太守三峰朱侯衮、知县赵侯叶严于禁革，第官家不用此物，民间行使不去，樵夫贩妇，朝晡之求，不可得米，势不可强翻成废。阁尚书林见素先生作钱荒小诗以讽切当道。但习俗所趋，非力所及，朱太守当时烦琐有低钱估折之令，民益不知所从，而钱法遂废。青蚨有神，翩翩然入于他境矣。作钱法志。”
可见，福建民间造铜钱现象十分严重，并取得民众认可，成为通用货币。这些私铸钱主要来自漳州。
除了漳州外，闽北的洋口也有私钱铸造中心。《商贾便览》一书记载，洋口“出铜板、夏布”。
洋口上游的建宁、泰宁、将乐都是省内著名的夏布产地，诸县所产夏布集中于洋口出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出铜板”一句，耐人寻味，这说明这个位于南平、顺昌、瓯宁三县交界处的市镇是闽北私铸铜钱的中心。
广东同样使用铜钱。
自河头至高、雷二郡，用唐宋钱，廉州则用开元钱，开元钱以面有半月痕者为贵。相传开元铸钱，贵妃指甲误触其模，冶吏不敢擅易，此半月痕即贵妃指甲云。又高、雷、廉用元丰钱，以平头元为上，尖头元次之。平头元者，元字上一画平也，尖者作一点，行书也，前世钱文未有行书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为之，既成，以赐近臣，名御书钱，其用万历钱，则以跂历者为上。跂者，历字左撇直下也。交趾亦用宋钱，以六十钱为一勺，琼用钱以六孔为一钱，六十为一两，六百为一贯，数皆以六。
民间私铸铜钱的出现，反映了明代东南民众应对金融问题的机变。当时的情况是：官府不铸铜钱，或少铸铜钱，试图迫使民众使用纸币。让官府没有想到的是：民众以私铸铜钱的方式应对。私铸当朝铜钱是大罪，民众不敢违反，便铸造宋代古钱应对。官府无法加罪。民众自身解决了交换问题。
晚明的官府无法禁止私铸铜钱流通，也想从中分一杯羹。据《明实录》的记载：万历五年闰八月辛酉，“福建抚按庞尚鹏，商为正条议钱法十四事”。
一岁铸额数。各府州将应扣存留银两解司买铜，其有真正黄铜废铜折银解纳。一创建局所。将废弃兵营改造钱局。一工料每钱一千文，费银九钱八分零。一督责磨钱。一钱质定式。一出纳定例，除起运钱粮及秋冬赎罪仍徵银折谷外，其存留钱粮及春夏纸赎，各令银钱平半上纳，至驿递兵粮各衙门工食，亦许兼用。若一时多寡不同，听从民便。一兼用旧钱，照原定文数折易与新钱并用。但必须古钱，无杂低假，亦止许行之民门。若钱粮赎罪，俱用制钱，于兼用之中，默定一尊之法。一严禁私铸。凡民间废铜赴官中卖，不许私自收藏，希图觊利。一责成所司。一劝导愚民。
庞尚鹏是隆庆万历年间有名的财政能臣，也是一条鞭法的倡议者。他给朝廷的财政建议，大都能得到批准。他在福建巡抚任上的关于发行铜钱的建议，是为了解决当时的财政问题。他的建议核心思想是让官府和地方富户结合，共同铸造铜钱发行。他的这条建议很快获得批准，但在执行中，遇到了问题。当时福建诸县沿用宋代大钱已久，福建布政司的新铸钱上市，引起了一片混乱。例如将乐县在万历十一年，“新钱阻格不行，罢市三日。先是，将乐用元丰、通宝大钱，民间称便。及发新铸万历钱，人情汹汹罢市。知县黄仕祯谕新旧兼用，民始贸易如故”。
晚明许多臣子都提出官府恢复铸钱。何良俊提出：两京十三省开局铸钱：“一局每日铸钱三万，易银可得五十两，则终岁可得银一万八千两，总计二十一局，每岁几有五十余万矣。”
可是，这一时代，私铸钱到处流行，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市场。官钱到处都受到私铸钱的排挤。“万历间命官置局鼓铸，期于必行。然用钱则赌胜如林，往往破产，无可奈何。”
总之，明朝官府缺乏大力推广铜钱的决心，最后将这块市场让给了民众。
私铸的问题在于：其一，民间币制无法统一，导致市场的割裂。《商贾买卖指南》一书便说延平府“不用小钱，只用元丰、元通大钱”；建宁府“用元丰、元通大钱”，“用大黄边钱”。
《闽小记》一书也记载福建山区的用宋钱习俗，“延人至今犹用宋钱相贸易，呼为老钱”。
可见，福建山区和沿海漳泉一带的“铜钱制度”不统一。商人到各地贸易，只能带银子，然后在各地码头换成当地流行的钱币。
民间私钱还有一个质量问题。按照日本学者的研究，明代漳州人所铸造的宋代铜钱，曾大量向日本出口，成为日本民间主要货币。
《筹海图编》记载：“古文钱，倭不自铸，但用中国古钱而已，每一千文价银四两，若福建私新钱，每千价银一两二钱，惟不用永乐、开元二种。”
按，这类每贯只要一两二钱的铜钱，我也曾收藏过，文曰“皇宋通宝”。其大小约如大拇指甲，其厚度也和指甲差不多，相当薄小。这类铜钱最终被国际市场抛弃，可以说是注定的。如本书第二卷所云：漳泉一带的铜钱发行到东南亚的爪哇、苏门答腊等地，成为当地市场交易的基本货币。但因其来自私铸，质量很难保证。例如爪哇国使用的中国铜钱质量是最差的，普通黄铜的比例，通常是七成铜、三成铅锡，但在爪哇市场上，中国铜钱被称为“铅钱”，说明它的铅多于铜。
王应山《闽大记》一书在提到货币时说：“钱，用上府，皆唐宋大钱，如泉布流通，郡人便之。下府人不用钱，以漳泉盗铸，杂铅锡为他巧也。”
由于漳州私铸铜钱的质量越来越差，含铜量越来越少，中国流行于爪哇的铜钱被欧洲人称为铅钱，逐渐消磨。后来，欧洲人对东南亚殖民统治巩固后，渐用欧洲式钱币取代中国式的铜钱。即使在国内市场，也有私铸铜钱持续贬值的问题。明末的私铸铜钱越做越小，越来越轻薄，导致通货膨胀。明代的大米价格，明初四石米一千文铜钱，但到了明末，一石米往往要一二贯铜钱。这种钱，当然是私铸钱，品质的下降，导致价值的贬低，也成为人们抛弃铜钱的一个原因。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明末“银贵钱贱”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并非完全是质量问题。明末北京铸造的铜钱质量是稳定的，但也有银贵钱贱的问题。清朝人回忆：“明朝制钱有京省之异：京钱曰黄钱，每文约重一钱六分，七十文值银一钱。外省钱曰皮钱，每文约重一钱，百文值银一钱。自崇祯六七年后，其价渐轻。至亡国时，京钱百文值银五分，皮钱百文值银四分，甚至崇祯通宝，民间绝不行使。”
“银贵钱贱”导致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困难，这也是明朝动乱的一个原因吧。
此外，由于私铸铜钱的人操纵市场，经常改变所用铜钱的年号，导致铜钱市场的混乱。老百姓用得好好的某种货币，突然不被市场接受，从而使老百姓蒙受损失。明末漳浦的文人记述：“如闽中福兴汀邵福宁皆不用钱，漳泉延建间用之。泉漳所用之钱与延建异，泉人与漳异。或以七八文，或以五六文而各唯银一分。漳郡如龙岩、漳平亦不用钱。其同俗者，龙溪诸县，而诸县所用，又有美恶不齐，诏安极精淳，漳浦次之。龙溪则极恶亦用之。又非时制钱，乃宋诸年号。民间盗铸传用者，而又数年一变。以吾一邑言之，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废元丰钱而用元祐钱，九年十年废元祐钱，而用圣元钱。十三十四年废圣元钱，而用崇宁之当三，熙宁之折二钱。万历三年废崇宁钱，专用熙宁钱，五年废熙宁钱，而用万历制钱，方一年满，万历钱又置不用旧者，以抵铜而已。（万历钱原估一文值银一厘，今三文准银一厘），方其用之也，民间惟藏钱，凡田宅蔬菜之属，皆用钱交易，契劵亦以钱书，乡村自少至老，有不识银，一村之中，求一银秤，无有也。及其废而之他也，即官府属禁，不能挽之回。每一更变，则藏钱者辄废弃为铜云。”
江西也有同样的情况，广信府：“钱刀与货物相重轻，七邑惟玉用足钱，广丰九九，余皆七折。”
各地用钱制度混乱，大约一个县一种。
铺行与钱庄的萌芽。银与铜钱并行于世，马上有一个钱银交换的问题。福建抚按庞尚鹏为了保证钱币的推行，想了很多办法，他在万历五年的奏折中有专门的一条：“劝导愚民。闽省钱法久废，卒然行之，愚民不无疑惧。议将铺行诚实有身家者，听其自愿令铸钱，存留官银以为资本，即照原定折易之数以钱还官，盖在官散银与铺行以易钱，在铺行纳钱于官以抵银，则人知钱与银并贵，而铺行与民兼利矣。一、设立铺户，举市镇殷实之家充之。随其资本多寡，赴官买钱，以通交易。其民间有愿赴官领钱者听。”
据以上史料，明代福建官员曾将铸钱一事交给铺行，而与铺行以银换钱，这会使铺行拥有相当大的金融权。而这一制度，也使民间铸钱合法化。这类经营铜钱的铺行，是否是以后钱庄的萌芽，尚待史料的发现与证明。不过，福建民间有一些经营银钱兑换的铺行，则是肯定的。“建宁府凡换钱者，皆以一椅一桌厨列于街上，置钱于桌，以待人换。午则归家食饭，晚则收起钱，以桌厨寄附近人家。明日复然。”
可惜的是，有关史料还相当少见。多数城市，当铺成为金融机构。金陵有外来流民，“猾者开张当铺，违禁取利，不下数千百家”。
从总体而言，铜钱只适合小规模的贸易，要进行远距离贸易，最好是使用钞票，或是白银。明中叶以后，白银在民间日益流行，使中国与世界进入了白银时代。
晚明中国经济与前代相比最大的变化是：海外白银逐渐进入中国。使中国逐渐进入了白银时代。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白银也成为东亚和世界最为流行的货币，于是，世界随着中国进入了白银时代。
如前所述，宋元国际贸易中主要使用白银和铜钱。由于中国铜钱走向世界取代了东亚及东南亚传统的金融媒介——宝贝，导致各国商品生产的发展，朝鲜、日本及东南亚的一些地区都将铜钱当作主要贸易货币，从而使东部亚洲的国际贸易得到发展。然而，铜钱主要是细部贸易的货币，它适宜平民的日常使用，凡是使用铜钱的贸易，贸易总量是有限的。而且，铜钱的贸易范围主要在日本、朝鲜、越南和爪哇，再往西走，就要用世界性的通用货币金银，在金子数量有限的背景下，主要使用银两。
宋元时代的印度洋诸国金银比价低于中国，大致上，中国金银比例是1：10，而印度洋国家的金银比例是 1：5，懂得这个差价，就可明白：为什么唐宋时代在印度洋周边活动的阿拉伯商人千方百计要到中国来，他们不仅是来购买丝绸和瓷器的，还看中了中国的白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银矿开采大国，早在唐宋时代，就达到了年产 20 万～ 30 万两白银的水平。因此，中国可以向周边世界输出白银，围绕中国的亚洲丝绸之路贸易也就发达起来了。这是唐宋中国突然在亚洲崛起的经济原因。
然而，仅仅中国生产的白银是不够亚洲世界使用的，从北宋到南宋、元代，纸币在中国的使用从局布走向全国，尤其是元代规定纸币为唯一的通货。迄至明代初年，中国仍然广泛使用纸币。与此同时，中国的白银开采仍然兴盛。据梁方仲的研究，明朝从开矿中总收入为：9 786 462 两，其中永乐朝为 4 894 898两，最多的一年是永乐朝的第十二年，收入为 393 949 两。最少的如正统初年，每年仅数千两，最少的正统四年降至 953 两。
可见，明朝开采银矿几乎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那么，开采出来的银矿到哪里去了？只有一个解释，在全国使用纸币的背景下，白银主要流入国际市场。尤其是元朝流行大元钞近百年，白银在统治者手中只能用来赏赐其他各大汗国。俄罗斯考古学家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港墓地发现了两枚刻着“济国惠民”的银币，追踪历史，这应是在金帐汗国忙哥帖木儿时期，元世宗忽必烈为支持 1266 年登基的帖木儿，送去了大量白银。这是中国白银西流一例。又如郑和远下西洋时，印度诸国的金银比例是 1：5，比中国高一倍。于是，郑和在印度洋挥洒白银采购印度的珠宝棉布。王士性的《广志绎》记载：“国初，府库充溢。三宝郑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
郑和下西洋的前十年，一共去了四次，平均每次花费 125 万两白银！仅仅十年，元明以来国家积累的白银七百万两，被他花去了六百万两。当然，郑和也采购了巨量的黄金珠宝充溢皇宫，这是明代楚王墓中能出土大量黄金珠宝的原因。所以，郑和远航应是赚钱的，否则，明代诸王不会那么有钱。但是，由于白银流出过多，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麻烦，郑和七下西洋后，明朝无力进行第八次下西洋，未必没有白银流出过多的因素。总的来说，由于当时世界上主要银产地集中于中国与印度，而中国所生产的银不够亚洲世界使用，导致国际市场上银价上升，印度洋世界以高价吸纳中国的白银，东亚商人不得不减少对印度洋的贸易，以减少白银流出。明代中叶，中国的金银比价与印度洋拉平，大致也是 1：5。一直到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和亚洲东部海域，海外白银才大量流入中国。
明嘉靖年间，中国对外贸易发生两大变化。其一是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贸易，其二，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葡萄牙人在明代中叶抵达中国。那时葡萄牙人在远东的殖民地，每年会派一至二艘大帆船回到里斯本，每年可运 20 万两左右的白银带到中国贸易。史料证明，葡萄牙人到中国贸易，更多的是带来中国所需的东南亚及印度商品，例如香料、苏木、宝石等等，银两是次要的。而嘉靖年间的中国对日本贸易，导致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按，一直到明代中叶，日本的经济大大落后于中国、朝鲜甚至是越南这些东亚国家。但在嘉靖年间，日本引入中国的吹灰炼银法，银矿产量急剧增加，从嘉靖二十二年开始，大量的日本白银涌入亚洲市场。其时，中国输出的是各种商品，日本却没有什么像样的商品与中国贸易，如郑若曾所说：“日本倭商惟以银置货，非若西番之载货交易也。”
因此，嘉靖年间的中国贸易，就是以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廉价白银。这导致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与日本贸易成为嘉靖年间世界贸易的一个热点，也可说是第一个高潮。就连位于地球西部的欧洲国家，都积极参加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并从中获得高额利润。以上事实，可见本书第二卷的论述。
从 1571 年开始，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马尼拉建立贸易基地。东方贸易形势发生巨大变化。西班牙人很早就向世界各地进发，他们最早发现美洲，而后绕过美洲向太平洋发展。明朝嘉靖皇帝登基的正德十六年，正是麦哲伦抵达菲律宾群岛之时（1521 年），这位来自葡萄牙的西班牙使者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航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是环球贸易体系建立的起点。此前，葡萄牙人从欧洲向东发展，将其在非洲的贸易发展到亚洲西部的印度洋区域，进一步发展到环南海贸易圈；1521 年之后，西班牙人从欧洲出发，将其已经发展到美洲的贸易逐次发展到远东的菲律宾，从而进入环南海贸易圈，于是，环球贸易圈初成。不过，在环球贸易体系初成的时代，世界上可贸易的东西并不太多，葡萄牙人运回欧洲的是东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瓷器，然而，由于航程过于艰难，贸易总量并不太多。西班牙人在美洲尚未发现银矿，能够运回欧洲的，只是抢劫来的金银。其时，国际上较热的贸易点都与传统丝绸之路有关，例如，印度与西亚及南欧的贸易，中国与环南海区域的贸易。迄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前后，西班牙人将以水银置换白银的技术引入波多西（Potosi）等美洲银矿，导致美洲白银生产大发展。
此后二十年，大量美洲白银涌入欧洲，给予欧洲人巨大的金银资本，使他们对海外殖民地的经营更为积极。其时，也有一部分白银通过西班牙人跨越太平洋的贸易直接输入东方市场。
按，当时的欧洲与东方之间，金银比价存在巨大的差异。欧洲的金银比价大多在 1：12 至 1：16 之间；而中国和印度的金银比价，大约为 1：5 至 1：7 之间。存在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欧洲是银矿极为丰富的地区，而且欧洲人科技进步极快，约在 1554 年发明了水银加盐炼银矿的方法之后，近代初期的欧洲白银产量骤增，1571 年这种技术又在美洲推广，于是，美洲的白银产量大增。巨额美洲白银流入欧洲，因而欧洲有了世界上最大差距的金银比价。了解这一背景，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欧洲人愿意带着白银到远东贸易，因为，白银在欧洲的价值大约只有在远东的二分之一和三分之一，只有将白银带到中国来，才会获得最大利益。可见，中国对白银巨大的吸引力，才是这个世界贸易的动力。
晚明从海外输入的白银分别来自日本和美洲。因为中国商品在日本极受欢迎，而日本可对中国输出的只有白银，所以，晚明中国商品的销售，导致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从大范围来说，晚明进入中国的白银来自三个方面：其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从欧洲带来的白银；其二，西班牙从美洲直接输入马尼拉的白银，后由闽粤商人转运到中国；其三，来自日本的白银。在这三大白银流中，早期以日本的白银最为重要。
具体地说，来自日本的白银又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由华商直接经营的白银输入。例如，嘉靖年间，日本白银输入浙江双屿和福建漳泉港口，明代末年，闽粤商人到日本贸易输入白银。其二，由葡萄牙商人转运的日本白银。隆庆及万历年间，闽浙沿海严禁对日本贸易，葡萄牙商人在广东沿海开辟对日本贸易，他们从日本运出白银转至广东的澳门，再由澳门输入广东采购中国商品。这一贸易一直延续到明末，为中国带来大量白银。其三，由日本商人运到东南亚诸港的白银，导致越南的会安等海港的兴起，日本商人在这里采购中国商品，因此，东南亚诸国也有许多白银流入中国。
嘉靖年间华人的对日本贸易，已在第二卷有所叙述。嘉靖年间先是由潮州商人发现了日本市场，而后漳州商人在日本获得极大的利润，此后，江浙商团也进入日本。不过，由于嘉靖、隆庆年间的大倭寇活动，导致明朝加强海禁，并拒绝对日本的直接贸易。其后，葡萄牙人一度垄断了中国对日本的贸易。葡萄牙商人先是由福建商人带到日本。嘉靖末年，因倭寇横行的关系，东南沿海诸省对日本船舶的海禁日益严厉，导致闽浙二省对日本的直接贸易减少。于是，葡萄牙人渐渐占据中国对日本贸易的主导地位。他们从澳门出发，到日本长崎贸易，以中国商品换取日本的白银，导致白银大量进入中国。
对于日本输出白银，中国学者全汉昇、梁方仲都有研究。全汉昇的研究得到较多引用。全汉昇推算：葡萄牙人平均每年从日本运出 153 万两（47.92 吨）白银到中国澳门。这些白银主要供采购中国商品使用。
但是，若是参考葡萄牙人的估计，全汉昇估计的数字偏高了。
葡萄牙人统计，从 1546 年到 1638 年，葡萄牙人平均每年从日本运出白银12 525公斤左右（12.53 吨），
亦即400 800 两。那么，93 年中，葡萄牙人共运出 1 164 825 公斤白银，亦即 1 164.825 吨白银。和全汉昇的估计相比，葡萄牙人自行估计的数量要少四分之三。
布里安·莫罗尼和夏维中估计，从1580 年到1640 年，葡萄牙人从日本运至中国的白银有 165 万公斤。
按，165 万公斤，可以折合 1650 吨，或是 5280 万两；平均每年88 万两，或是27.5 吨。这个数据比全汉昇估计的要少，但也十分可观。
以上统计的差异，可以这样考虑，早期贸易中，葡萄牙人运出的白银不如后期多。有人认为，葡萄牙人与日本贸易的早期，年均货物价值超过五十万克鲁扎多的金币。约在 1583 年至 1591 年间，年均货运量超过六十万克鲁扎多，16世纪末 17 世纪初，达到了一百多万克鲁扎多。按其价值计算，五十万克鲁扎多可价值 13 吨（416 000 两）白银，后期经葡萄牙商船输出的日本白银约相当于每年 26 吨（832 000 两）白银。
即使在后期，葡萄牙人实际从日本运出的白银也比全汉昇的估计要少。平均葡萄牙人的数字，葡萄牙人每年从日本带 85 万两白银到中国澳门港。不过，明朝对葡萄牙人进入内地有不少限制，所以，葡萄牙人雇用了不少闽人为其做中间生意，这些人被广东人称为“闽揽”，葡萄牙人生意多通过“闽揽”进入广州。
其实，除了葡萄牙人经营的日本与澳门贸易之外，日本白银还可通过其他途径进入中国。据说日本实行朱印船制度后，日本商人每年带到东南亚 20 吨白银，
也就是 53.3 万两。日本商人在东南亚主要还是想采购中国商品，所以，这些银子在东南亚转来转去，只怕最后有一半以上流入中国，也就是 26.6 万两。
迄至明末，中国对倭寇的海禁渐渐松弛，中国与日本之间的直接贸易重又恢复。“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而其国有银名长崎，别无它物。我人得其长崎银以归，将至中国，则凿沉其舟，负银而趋。”
“漳人假以贩易西洋为名，而贪图回易之东之厚利，近便给引西洋者不之西，而之东。及其回也，有倭银不可带回者，则往彭湖以煎销。或遂沉其舡，而用小舡以回家。”
当时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之多，让闽南大儒蔡献臣担忧：“彼之银钱日来，而吾之用物几尽矣。”
崇祯十四年到日本长崎的郑芝龙商船六艘，其所载商品价值318 149.2两，
也就是接近 32 万两白银。加上其他船只，崇祯十四年，由华商经手，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达一百多万两！
可见，明代末年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有三个部分：其一，葡萄牙人从长崎带到澳门的白银及荷兰人从长崎带到台湾、巴达维亚的白银；其二，华人从长崎带到闽粤一带港口的白银。其三，日本朱印船带到越南会安、泰国大城等港口的白银。三者相加，才是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根据以上估计：葡萄牙商人及荷兰商人每年约带 88 万两白银，日本朱印船所带白银的一半转入中国，其数量为 26.6 万两，明末中国船每年约带 100 万两，三者相加，明末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每年约为 214.6 万两，折合 80.37 吨。
关于日本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需要考虑日本学者的研究。万明在其论文中统合了日本学者的主要研究：
岩生成一认为自1560—1600 年，日本每年出口白银33.75—48.75 吨，迨至17 世纪初年，每年白银输出量上升到 130—160 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 30％—40％。
山根弘造和神木哲男认为：1560 年至 1600 年间，中国和日本的商船每年从日本输出的白银 11.25 吨，同时由葡萄牙输出的日本白银有 22.5 吨，二者相加就是 33.75 吨。17 世纪 20 年代，葡萄牙人输出的日本白银应为 45—56.25 吨。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拒绝了葡萄牙人及西班牙人的商船，日本白银输出由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承担。17 世纪 30 年代，估计日本每年输出的白银为 150—187. 5 吨。
小叶田淳的研究是：17 世纪初年，日本每年输出的白银为 150—187.5吨。
从大趋势而言，明末，从美洲输往吕宋的白银数量锐减，东亚的贸易重心转向日本。“今东西洋利寖薄，贾人侵假而阑入倭境。”
闽商于明末直接到日本贸易，每年都有数十艘商船。如果平均每年为 40 艘船，每艘船载货物 3 万两，这就是 120 万两了。从万历三十五年算起，这一贸易持续 37 年，总贸易量可达 4440 万两！其总量要比葡萄牙人多了很多。此外，葡萄牙人的对日本贸易被取代之后，明末荷兰人每年也有五六艘商船到日本贸易。所以，明末日本白银对中国输出是巨大的，足以弥补美洲对华输出白银的减少。
统计三方面的统计数字，明代末年每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应有 200 万两。明代的一两约等于 0.037 5 公斤，
每吨银子折算中国计量单位26 666.67两，则为 75 吨白银！
日本之外，亚洲市场上的其他的白银主要来自美洲。其中有一部分是从美洲转运欧洲的白银。
美洲是环球国际贸易初成时代重要的白银产地。晚明产于美洲的白银源源不断地进入菲律宾的马尼拉港，再由福建商人运回闽南的月港。何乔远说：“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西班牙）也。其国有银山出银，夷人铸作银钱独盛。我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此处指暹罗、柬埔寨诸国），则以其所产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是得其银钱而已。”
在福建商人中，流传着许多美洲白银的传说。例如熊明遇说到的红毛番，通常这词是指荷兰人，熊明遇却用以称呼美洲的西班牙人。“红毛番，去中国水道最远。地无他产，产白金，国中用白金铸钱，轻重大小有差。钱如其王面。”
“其国人富，善贾，喜中国缯絮财物，往往装钱大舶中，多者数百万，浮海外市汉缯絮财物以归。”“中国人利其银钱所赢得过当，辄侦其船之至不至，酤一岁息之高下。有逗冬以待者。近吕宋杀中国贾人，不尽死者，臣仆之。自是汉财物少至。”
这是中国史料的记载。闽粤民间开始使用银钱：万历五年，福建巡抚庞尚鹏练兵，“试标枪用五尺竿挂小银钱三个于竿上。”
今人在漳州民间发现过多枚 16 世纪来自美洲的西班牙银币，有的银币上加盖葡萄牙人的印戳。
梁方仲研究了海澄设县后白银的输入。他据史料编制了《万历三年东西洋船水饷等第规则表》《明万历十七年税率比较表》，又假定为值百抽二的商品税则，那么，海澄税额收入在21 087两余时，其进口货物总值应为 1 353 381 两余！关于从美洲输入中国的白银，至万历十年，总计应有 300 万比索（元），若把澳门的每年 20 万亦计算在内，便为 500 万比索以上。算到崇祯十七年止，则在 71年间，应有 2130 万比索的流入了。连葡人的输入应为 3550 万元以上。
全汉昇列表研究了 16—17 世纪从美洲输往菲律宾的白银。据全汉昇的研究，1586 年以前，由菲律宾流入中国的白银每年有 30 万两，1586 年达到 50 万两，1598 年上升至 100 万两，与美洲流入菲律宾的白银相等。1602 年已经上升到 200 万两白银，1604 年达到 250 万两以上。1620 年达到明代的高峰，为 300万元；其后多数时期为每年 200 万元，一直维持到 17 世纪末年。
可以将其折换成银两统计，崇祯《海澄县志》记载，明代流入中国的西班牙货币“大者七钱五分”，
那么，300 万银元价值 225 万两白银，若是 200 万银元就是 150 万两白银。对这一美洲白银运销数量，也有不同意见。
威廉·阿特威尔引用一些史料证明，实际走私到东方的美洲白银可能远比全汉昇统计的要多，通常年份，运送到菲律宾的白银实际上有 500 万披索，最多的 1597 年一年达 1200 披索。
不过，对这一问题，我们还要考虑中国商品的销售量。西班牙人运到东方的白银不会白送给中国商人，而是要换取一定数量的中国商品。其时，美洲西班牙人最欢迎的中国商品是丝绸，据说马尼拉的西班牙人购买的中国商品，有百分之九十的资金用于购买丝绸。那么，西班牙人采购的丝绸有多少？全汉昇说：“在 1636 年以前，每艘船从菲律宾回航美洲，载有三百至五百箱丝织品，但到了 1636 年，有一艘船上的丝织品超过一千箱，另一艘多至一千二百箱。”每箱的容量约为 322 匹丝织品，重约 250 磅。
明代中国的丝织品，一匹丝绸约长一丈二至一丈四，可以给人做一套丝绸衣服。按照广州、澳门的批发价，普通丝绸每匹 1.1—1.4 两，到了马尼拉应可涨价一至二倍，算一倍半，即为 3.125 两，西班牙大船载丝绸的大箱一箱可载 322 匹，总值为 1 006. 25 两银，这样，400 箱价值为 402 500 两，1100 箱为 1 106 875 两白银。运到美洲，总价还可以涨两倍，即为 330 万两银。如果西班牙每年有这样的两艘船做马尼拉与美洲之间的生意，那么，他们每次约支付 220 万两白银，在美洲售出 660 万两白银。这个数额与全汉昇的估计相当。可见，西班牙人运到菲律宾马尼拉的白银虽多，但其采购商品数量受到中国输出商品的限制。若从中国商品输出数量来看美洲运到菲律宾的白银，大约就是全汉昇统计的数量。
实际上，西班牙人运到欧洲的白银数量远比他们运到中国的要多。有关西班牙研究的著作记载：1540 年至 1700 年间，“新大陆产出大约五万吨白银，这一数量是当时欧洲既有白银库存的一倍”。一般认为，其主要贵金属流向欧洲。“在 1500 至 1650 年间，超过一百八十吨的黄金和一万六千吨的白银从新大陆运到了西班牙。”
平均每年可达 1.2 吨黄金和 106.67 吨白银！在这一背景下，大航海时代的欧洲诸国纷纷发行金币和银币。而由西班牙人发行的披索或称“鹰洋”，渐成全欧洲或是整个世界的标准货币。由于欧洲得到美洲最多的贵金属，这保证了近代欧洲一直是世界的贵金属高地，或者说是世界银行。这使欧洲保持对世界各国的财政优势，17 世纪欧洲的法国、英国等国家，其每年财政收入都超过明朝或清朝，原因在此。不过，由于全世界的黄金都向欧洲流动，欧洲国家更爱发行金币而不是银币，欧洲所得到的白银大都铸成银币输往东方。据估计，欧洲在 1571—1821 年之间从拉丁美洲进口价值四亿美元的白银中，有一半被西方国家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
欧洲运送白银到东方的国家主要是葡萄牙与荷兰两国。葡萄牙人运到东方的白银，有间接运输和直接运输之别。明代末年，葡萄牙人每年会派一二艘船只离开东方殖民地，抵达欧洲本土的里斯本港，而后运输白银回到东方。他们的船只所带白银，每年约20 万两。布里安·莫罗尼和夏维中估计，从1580 年到1640 年，葡萄牙人从欧洲（经好望角）和马尼拉转运到中国的白银约有五十万公斤。
平均每年为8333 公斤，也就是8.33 吨白银。以一吨白银折合26 667 两（明代的两）白银计，总数为 22.21 万两。
除此之外，葡萄牙人也曾从马尼拉港得到美洲白银。按，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关系复杂。葡萄牙人原先与西班牙人竞争对日本贸易，不让他们到澳门贸易。因而，西班牙人以牙还牙，同样不让葡萄牙人到马尼拉贸易。即使西班牙于 1580 年合并葡萄牙之后，这一规定仍然存在。直到两国因天主教问题于崇祯七年（1634 年）被逐出日本市场之后，濡沫相嘘，开通了马尼拉与澳门之间的贸易，但到了 1640 年葡萄牙重新独立后，这种贸易就断绝了。所以，澳门与马尼拉之间通商的时间不长，葡萄牙人带来的白银主要来自欧洲本土。
葡萄牙与西班牙相邻，里斯本不远处，就是西班牙人的塞尔维亚港。1580年，西班牙兼并葡萄牙之后，对葡萄牙商人多有优惠政策，于是，葡萄牙商人从塞尔维亚采购巨额白银，用于远东的贸易。其中带到中国的大约每年 20 万余两。这个数量应是直接贸易。除此之外，从欧洲诸国经地中海到印度果阿等港口的贸易，也会将欧洲白银带到印度，从果阿到中国的贸易，完全掌握在葡萄牙人手中。加上这个部分，经葡萄牙人之手将欧洲白银带到中国的数量会更多些。庄国土估计，1569—1636 年，葡萄牙平均每年从果阿搬运 100 万披索到东方来。若一半在中国消费，即达 3400 万披索，相当于 2720 万两。
这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量。
荷兰本土的阿姆斯特丹在 16 世纪后期是欧洲的航运中心，西班牙人每年要到阿姆斯特丹采购巨额商品，因而将白银输入荷兰的港口。不过，明代末年荷兰人的对日本贸易一直很发达，所以，他们只要用在日本赚得的白银采购中国商品就行了，直接从欧洲带到远东消费的白银不会那么多吧。
关于明代世界各地输入中国的白银总量，学者估计不同。梁方仲估计，自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从海外输入中国的白银达 1 亿银元以上，
也就是 7500万两白银。庄国土的估计要多很多。他认为明季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达35 000万披索，折合 28 000 两白银。其中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 17 500 万两。
李隆生认为，明末运到中国的日本白银，每年应有 170 万两以上；美洲运至中国的白银年均约 125 万两，二者合计约 290 万两，接近 300 万两。明朝自身的白银产量每年约 30 万两，二者比较，海外来银要比中国自产多 10 倍！
白银流入的趋势在清朝仍然延续。贡德·弗兰克估计：整个明清时代，流入中国的白银达数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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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历史过程我是这样理解的：明清中国经济的增长、纸币的崩溃以及对白银的渴望，使日本及美洲发现的白银获得了极高的价值。中国商人为了获得白银，将中国的商品输出海外，引起整个世界市场轰动，于是，围绕着白银和中国商品的输出环球贸易体系建立，中国将世界带入白银时代。
白银作为货币在中国流通，始于唐代的岭南，作为全国性的货币，最早始于金朝。不过，由于白银数量有限，而且海外市场需要大量的白银货币，明代前期国内市场的白银使用并不普遍。
关于中国用银为货币的历史，广东屈大均引用了顾炎武的考证：
夫用银何始乎？顾炎武云：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志》言：秦币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通典》：“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岭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景祐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锭五十两，其直百贯。《旧唐书·哀帝纪》：内库出方圆银二千一百七十二两，充见任文武常参官救接。是知前代银皆是铸成，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云：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钱。至于今日，上下通行用银，皆忘其所以然矣。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三四百年耳。故今之言赋者，犹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恶有所谓银哉。嗟夫，用银之为害始于金，今有国者，不以唐宋以前为法，上下通行之货悉以钱，而独仍金人之弊，其欲财用之充足也，不其难乎哉。
顾炎武对唐宋元三代白银使用的考证，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如其所云：金朝除了使用纸币外，白银也成为货币。尽管宋元二代使用纸币，但纸币逐年贬值的特点使白银在民间受到重视。宋代民间已经有白银使用，在福建这样的银产区，白银受到富人的看重。
不过，顾炎武对白银的使用持否定的态度。
明代前期，中国国内实行纸币制度。这一制度到宣宗以后就基本崩溃了。嘉靖年间的陆容说：“宝钞，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贯仅值银三厘、钱二文，民间得之，置之无用。”
那么，民间使用什么货币？各地是不同的。明代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区域，很早就开始使用银两了。我们知道，大明钞在永乐之后贬值很快，大约在宣德年间，民众就不愿意用大明钞了。宣德元年秋七月癸巳：“严钞法之禁。时行在户部奏：比者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请严禁约。上命行在都察院揭榜禁之。凡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价直者，皆罚钞。强夺强买者，治其罪。”
可见，明朝核心一带使用金银交易，排挤了纸币的市场，因此，明朝想用严刑酷法迫使民众仍然使用纸币，最终无法贯彻。随着大明钞的贬值，白银在民间受到信任。但在这方面，政府的禁令往往不起作用。明代中叶，江浙市场上往往使用银两为货币，这是因为，江南是全国市场的核心，这里的商人要做全国性的贸易，当时的纸币不可靠，古铜钱是非法的，商人长距离贸易只能用白银。明代白银的产量每年都有几十万两，加上历史的积累，足以在市场上流通。傅衣凌研究了 146 张珍贵的明代徽州祁门县土地买卖契约，发现洪武及永乐年间，祈门民间的土地买卖大都使用宝钞；宣德年间宝钞、布、稻谷兼用；而到了正统、景泰、天顺年间，杂用各色货币替代品的现象仍然存在，但用银的例子多了起来。迨至成化、弘治年间统计的 46 例买卖，全部都用白银。
这说明徽州在明代中叶买卖中的通货主要是白银。对这一问题继续研究的人是万明。她考察 427 份明代徽州契约，结论是明代中叶以后，徽州民间交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银货币化趋势。
面对民间白银广泛流通的情况，官府也不得不做出相应改变。“浙中钱钞素不通行，官军领出贸易俱减其价……乞准收折银解纳布政司，给散官军俸钞为便。”
这些制度的变更都为江浙一带广泛使用白银为货币打下基础。
不过，由于明朝白银的总量有限，白银只能在核心区域使用，例如运河沿线的城市，从北京到临清、淮阴，再到扬州及江南城市南京、苏州、杭州。南北直隶和浙江是用银的主要区域。出了这一区域，缺银的区域不少，这些区域的民间交易就未必使用银两了。因此，当时普遍的情况是银两和铜钱并用：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御史钟沂的主张得到户部的支持：“其一疏通钱。除起运轻赍粮银之外，凡存留王府及官员折俸、折钞、问罪纸赎等项，俱得银钱兼用。其民间贸易但系历代旧钱与洪武嘉靖钱相兼行使。有富豪阻坏及镕钱铸器者，坐以重法。”
这里出现了“银钱兼用”一词。其后，在隆庆、万历的实录中，“银钱兼用”“银钱兼收”“银钱并行”等词经常出现。这都说明白银和铜钱是并行的货币。“夫银、钱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毁，虫鼠不侵，流转万端，复归本质。盖百货交易，低昂淆乱，必得一至无用者衡于其间，而后流通不息。此圣人操世之大术也。”
明代后期，闽粤海商从海外运来大量的白银。
夫二广岁输制以银，以其地不产铜耳。如天下皆不用银，则二广亦不能独用，二广不能独用，而二广之民于是乎而不穷矣。嗟夫，古之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三代之赋，粟也，非钱也。汉唐之赋，粟也，钱也，帛也，非银也。用银始于闽、粤，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
这一观点也得到博闻多识的范端昂的赞成。他在《粤中见闻》一书中说：“用银，始于闽粤，而闽粤银多从番舶而来。番有吕宋者，在闽海之南，产银。其行银，如中国之行钱。西洋诸番银多输其中以通商，故闽粤人多商贾于吕宋运银。”由于海外流入的白银首先进入闽粤两省，当时铸银匠人多为闽人。如黄承玄所说：“各省直倾销银铺，闽匠居多。”
晚明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崛起的前夜，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是，当时的商业贸易最缺的是交换媒介。纸币已经废除，铜钱不适应远距离贸易，最好的贸易媒介就是白银。可惜的是中国的白银太少，因此制约了中国经济的交换规模。正在这个时候，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刺激了中国商品交换的发展，整体经济活跃起来，也使福建、浙江的沿海区域成为白银的天下。当地民众为了得到海外的白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到海外贸易。大量白银因而流入中国，成为民间货币。“用银始于闽、粤，以其地坑冶多而海舶利耳。”
随着闽粤进口的白银越来越多，用银的地域也越来越广泛。“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
此言出自万历年间大儒郝敬之口，得到多人引用，惜未见原文。好在《春明梦余录》一书也有引用郝敬之说：
今海内行钱，惟北地一隅，自大江以南，强半用银。即北地惟民间贸易，而官帑出纳，仍用银，则钱之所行无几耳。举天下之人用其最少者，若之何不匮？况逐年九边之费，往而不返。顷者，天府之入，又闭而不出。银非雨之自天，非涌之自地，非造之自人，奈何不竭！竭而强取，则民病。取之不得，则国病，必然之势也。惟铜则不然，二百余年来钱法不修，天下废铜在民间。
一两银子的体积并不大，但民间用银，常可将一两银子瓜分到“分”这样的单位。万历末年黄承玄路过仙霞岭，了解当地挑夫过仙霞岭的价格是：一担80 斤的货物，走三天过仙霞岭，每人价格是白银一钱两分。精明的官员会察觉“分”的误差。佘自强为四川合州人，他谈到做地方官的经验：
利归各役，名归官府者，立法之始，凡遇出门拜客，即停车于各街行市中，亲取戥子多把，到后堂唤匠式造定。大约戥子一两，准准一百分者，拆零碎合之。一两必有余银三分，惟总锭完者，则无此数。若拆封后算不合数，即弊也。百姓完粮，宜其便，只用一块，不许添搭，若有小块添搭，收头易于侵匿。二弊也。或块或锭，俱要毛边，不要鎚边。收头重秤在柜，人去后私地夹去，使不见迹。三弊也。
以上文字虽然是说官府在收银之时，要防止工役作弊，却反映了民间社会以“分”为单位的计量习惯。民间社会用银之普及，于此可见。
由于来自海外的白银主要通过广州、潮州及福建的漳泉二州进入中国，这些地方铸造的银锭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粤东银，其在野者，多用大口锅，形如碗圆而高边，及双吹。在城者，多用砒倾硬锭、漳州锭、方槽，日趋于伪。其纹者若潮州饼、井栏酥与二洋之大小银钱，有九五六色。最高者交趾银条、银舌，若山银，则丹房所谓银笋，色至足矣。市井小人，争以巧伪为事，或荡锡于边，或钻鋷于腹。或洒铁沙于面，或钓铜于四角，或以白铜，药煮之为猺银，最易惑人。故便民莫善于钱。
如其所述，当时闽粤一带的银匠会将海外输入的白银铸成元宝状态，不过，也引发了民间制伪之术，让人防不胜防。有的白银外表漂亮，实际上只有五成白银，商人一不小心，便会蒙受巨大损失。万历末年，便有木商因遭受巨大损失，要求福建官方禁止低假银流行。
那么，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不直接用银币？欧洲银币进入中国其实很早。在明代中叶广东市舶司长官韦眷墓中，曾出土了三枚来自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银币和一枚威尼斯银币。
其实，印度洋周边港口的银币种类极为繁复，重量、成色都不相同，这在郑和时代的《瀛涯胜览》诸书中就有记载。迄至晚明，欧洲诸国的白银货币也是不等值的，各有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将海外来银重新熔铸为一定成色的银锭，不失为好办法。刚好明朝中枢要求地方进贡的白银全要铸成元宝，这一制度流行于民间了。
明代末期，西班牙铸造的美洲银圆流行于欧洲各国，渐渐压倒欧洲各国所铸的银圆。在东方流行的银圆中，也以西班牙银币为主。漳州直接输入西班牙在美洲铸造的银钱，《海澄县志》记载明代流入的西班牙货币：“银钱，其中有文，大者七钱五分，夷名黄币峙；次三钱六分，夷名突唇；又次一钱八分，名罗料厘，小者九分，名黄料厘；又小者四分有奇，俱自吕宋、佛郎机携来。今漳人通用之。”
可见，西班牙人早期输入中国的银币至少有三种，以后逐渐统一，开始流行相当于七钱三分银的鹰洋。“钱用银铸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随着海外白银增多，铜钱造伪越来越厉害，明末闽粤一带有一段时间只流行银块。于是，给银两称重的“厘秤”十分流行，每个人都要备一份。晚明的福建：“今民间皆用银，虽穷乡亦有银秤。”
这说明用银习俗深入明末的闽粤农村。“闽、广绝不用钱，而用银低假，市肆作奸，尤可恨也。”
其实，在交易中光用银块会带来许多不便。对于中国市场来说，最好的方式还是银、钱并用。到了明末清初，郑成功铸造大小与鹰洋相似的银币“漳州军饷”，并且用铜锡铸造大量的铜钱。郑氏政权失败后，朝廷大量进口铜铸币，渐渐使中国回到银铜并用的时代。而且墨西哥鹰洋渐成为民间流行的主币。
总的来说，晚明闽粤一带流行铜钱和白银并行的货币制度。明代前期，江浙一带流行白银，而闽粤一带流行铜钱为货币，其原因和中国白银数量来源有限有关。不多的白银，使之只能使用在中国的核心市场，即江浙与两京；至于福建与广东流行铜钱，这是宋以来的闽粤市场惯例。其后变化的是国家金融制度，而不是闽粤区域。元朝和明代初年，都是流行钞票，按照国家金融制度，铜钱是不该使用的。然而，由于福建、广东与东南亚及东北亚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这些区域仍然延续宋以来的铜钱为货币的制度，所以，闽粤人要与这些地方做生意，就得延续传统以铜钱为通货的制度。而且他们都是使用唐宋的古钱，导致民间自铸古钱。闽粤铸造的唐宋古钱，不仅可用于本省，而且可用于日本、琉球和东南亚诸国，因此，东部亚洲的铜钱铸造利润大部流入闽粤二省，尤其是流入福建漳州。可是，非体制铜钱的使用也有其麻烦，由于闽粤二省各地民间私铸铜钱规格不同，导致各地货币市场的分裂。跨区域的贸易只有使用白银，当时的《商人指南》都会指出，各县市场流通什么货币，比价是多少，只有白银才能跨越区域流通。在这一背景下，闽粤海商在海外得到的白银大量流入闽粤区域，并经过闽粤沿海区域进入江南和两京，也是闽粤区域经济发展的机会，带着白银的闽粤商人到处受到欢迎，外地商人也愿意进入闽粤贸易。这就加强了闽粤与外地之间的商品流通，从而使闽粤沿海区域的城市化进程加快。
世界的白银时代是在大航海时代开启的，然而，是由西方殖民主义者开启了白银时代，还是由东方经济大国的运作导致这个时代的开启？中国对这个时代的来临做出什么贡献？为什么中国最后在白银时代的末期落伍了？有许多相关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白银时代诞生于大航海时代，欧美早期著作认为是西班牙人开发了美洲的银矿，因而给世界带来了白银，并将世界带入了白银时代；而弗兰克等新锐历史学家则将中国当作那个时代的经济中心，认为是中国的需求将世界带入白银时代。我倾向于弗兰克的观点。但弗兰克的缺点是没有进行第一手史料的研究，因而他的观点一向受到质疑。总之，这个问题是有必要深入研究的。
我认为，世界贸易中的白银时代，正是在中国与世界贸易中开创的。在世界贸易中，哪一种货币成为主流，总是和这一时代世界经济最强的国家有关。晚明的世界，虽然葡萄牙、西班牙相继自称是世界帝国，但是，他们所占领的国土大都是荒凉的，尚待开发，辖下总体人口不过数百万。与其相比，明朝却是一个有上亿人口的国家。因此，决定这个时代货币的，不会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而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明代中国的工农业领先世界，有世界上最好的衣料——丝绸，有世界上最好的主食——稻米，世界上最甜的食物——白糖，还有世界上最好的容器——瓷器。因此，海外国家无不向往中国。葡萄牙人评价：“中国的政治组织极不相同。在中国，欧洲人看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组织都超过了西方。在当时，中国都市的巨大发展是建立在史无前例的极其繁荣的农业、工业和贸易的基础上的。”“在太平时期，工艺，特别是实用艺术和手工业又繁荣起来，明朝是中国的陶瓷制造术、家具和小摆设生产的鼎盛时期。瓷器、漆雕、青铜雕、玉器和各种珐琅制品已达炉火纯青的程度。”
此处要说的是，在经济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早在 13 世纪，欧洲经济就超越了中国的水平。这也是GDP崇拜论的副产品吧。我在本书第一卷就说过，欧洲是一个金银产量较大的区域，这是自然矿产分布造成的。欧洲的人均金银占有量超过世界每一个区域，并不奇怪，谁叫欧洲境内有那么多的银矿、金矿呢！但是，中世纪的欧洲光有金银而工农业不发达，尽管贵族的生活五光十色，但是，他们的人民用木杯喝水，用木盘吃饭，穿着羊皮或是麻布制成的衣服，吃的东西主要是粗糙的面包和烤肉。过着这种生活，就算手中有许多黄金白银又有什么意义？13 世纪的欧洲，人均占有金银数量肯定超过中国，若是计算欧洲的人均GDP，超过中国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十分落后。所以，13 世纪马可波罗抵达中国之后，对中国人的生活羡慕不已，由旁人记载叙述他在中国经历的巨著，在欧洲引发一股中国热。这都说明，就生活的实际内容而言，当时的中国比欧洲更发达。
由于明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经济与外贸也就左右了周边世界。那个时代中国流行的铜钱和白银，也成为东亚世界的主币。如前所述，白银在中国成为货币的历史悠久，不过，宋元时期中国的白银是和纸币一起流行的，真正的主币是钞票，而不是白银。然而，纸币有其内在的问题，随着大明钞的衰落，迄至明代中叶，白银已经成为中国市场商品交流的主币。其时，海外商人想换取中国商品，就要使用中国市场通用的货币——白银。于是，他们想方设法获得白银，而后带到中国来购取商品。为了得到白银，海外国家尽力开采银矿，从中国引进先进的炼银技术。在这方面，日本走在前头。明嘉靖年间，日本潜入中国的矿工学会了中国传统以铅置换银的炼矿技术，从而使日本的白银生产迅速扩大，巨额白银输出中国，使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变。
研究东亚贸易史让我们知道，日本的白银约在 1543 年开始大量进入中国，西班牙人于 1571 年占领菲律宾的马尼拉之后，开始运输巨额白银进入东方。除此之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都会从欧洲转运一些白银带到中国市场，其数量明显不如日本和西班牙商人带来的白银。他们的目的都是用白银购取中国的商品。于是，环球贸易就此形成。而在环球贸易的早期，主要货币就是中国市场最需要的白银。这样，中国将世界带入白银时代。
实际上，西班牙和日本都要感谢他们的时代，经历宋元明三代之后，中国的百姓抛弃了纸币，不论官府怎样宣传，他们都不肯接收堂而皇之的大明钞，这才给白银统治中国市场的机会，也给了世界上产银国家很大的机会，若中国还处在纸币时代，白银在中国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不会买到很多东西。所以说，中国对白银的需求，是这一时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造就了新的世界货币。大家都拿白银到中国买东西，白银便成世界通用货币。这个时代，世界是围绕着中国经济旋转的。
中国在白银时代的地位。如前所述，大航海时代的前期，中国将世界带入了白银时代。换一种说法，白银时代是中国开启的。那么，世界上多数白银都流入中国，能否说明这个时代中国占有巨大的优势？表面上看是这样，实际上，白银时代占尽优势的不是最需要白银的国家，而是那些拥有大量白银的国家，例如西班牙、日本。进一步分析，西班牙的白银还不是属于本国的，因为，西班牙人为了开发美洲，以高利息大力举债，因此，西班牙人从美洲得到的白银，大都被用于还债，西班牙人实际掌握的白银并不多。从西班牙塞维利亚港流向欧洲各大城市的白银，多数情况下是丰润了巴黎、伦敦、佛罗伦萨、汉堡、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城市，也就是说，富裕了欧洲的整体。虽说西班牙国王菲力普西斯二世一度将哈布斯堡霸权扩张到极点，可是，为了维持这一霸权，西班牙耗尽了国力，在荷兰、英国、法兰西等国家的攻击下，西班牙开始落伍。和西班牙人相比，日本在东洋面临的形势较为简单，日本国统一后，国内战事基本停止。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失败后，对外战争也停止了。德川幕府建立了对全国的统治，从此日本进入和平发展时代。日本文化的特点在于擅长学习，因为有了巨额白银，所以，日本可以向中国、荷兰等国家引进工农业技术以及科学知识。这样，日本的城市化进展颇快，很快赶上了东亚的先进水平。所以说，在白银时代的早期，最为得利的是日本和西欧。日本因有巨额白银，工农业大发展，很快成为发达国家。欧洲历来有巨额金银，他们选择以黄金为主要货币，相对次要的白银用于国际市场，从而购得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商品和技术，厚积薄发，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发达区域之一。
在西欧和日本白银自然藏量远胜中国的背景下，中国对白银的特殊重视，使日本和西欧自然成为富国。总之，从金银的角度来看近代西欧和日本的高速发展，其原因太简单了：这两个地区是自然界拥有黄金、白银最多的地方，欧洲因其海上霸权还获得了非洲的黄金和美洲的白银，因此，只要这两个地方经营适当，就能以其财力发展科技和商业，使自己走到世界前列。中国的情况则相反，虽说明代中国的生产力比日本和西欧发达，但是，中国缺乏贵金属，黄金、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远胜西欧、日本，用黄金和白银衡量国际财富，中国就不是最富的国家。当时中国的财力物力虽然远胜其他国家，不过，由于朝廷不擅长经营，未能将中国的经济优势转化为金融优势，并扩及世界，反而被世界市场所左右。假使中国传统的纸币没有崩溃，就算国际市场一直使用金银为货币，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不会那么强烈。这也就是说，那些盛产金银的国家不会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绝对的优势。可惜事情完全相反。
关于海外白银进入中国的大势，首先要认识嘉靖朝四十五年（1522—1566年）的重要地位。在嘉靖元年，环球贸易体系初成，可资贸易的商品不多。迨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 年），日本从中国引进的以铅置换银的炼矿法获得成功，日本白银生产大发展，并有大量白银流入中国市场，促成了中国与日本民间贸易的高潮。在美洲也有同样重要的变化，该年南美洲的波多西银矿，成功引进了欧洲大陆新发现的以汞置换白银的炼矿法，从此，美洲可以出口大量的白银。由于日本距离中国较近，因此，日本开采的大量白银在嘉靖年间就涌入中国，而美洲进入中国的白银要迟一些。尽管西班牙人在 1521 年就打通了美洲到菲律宾的航线，但是，他们在菲律宾建立殖民地的设想，要到几十年后才明确并付之行动。1571 年（隆庆五年）马尼拉开港，标志着美洲白银大量进入中国的周边。换句话说，美洲白银大量进入中国，要比日本白银迟 28 年。认识这一点，就可知道：不是欧洲人带来了白银改变了中国经济，而是亚洲经济自身的变化导致中国与日本之间丝瓷糖换取白银的大贸易。中国很早就能大量生产丝绸、瓷器、黑白糖，并且使用白银为货币。由于白银生产跟不上商品经济扩大的规模，在中国出现银根紧缩，从而产生了对白银的巨大需求。在这个背景下，能够大量出口白银的日本市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对美洲和欧洲产生巨大影响，将美洲和欧洲的白银吸到中国。于是，整个世界市场围绕着中国旋转起来。传统历史书都说是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发现了环球贸易航线，因而建立了初级的环球贸易体系；实际上，比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因为，是全世界的白银涌向中国，才带来了中国商品灌输全球的世界贸易，那个时代，世界是围绕着中国运转的。
对于白银输入中国，还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1600 年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此前不论从日本还是美洲输入中国的白银都是有限的。梁方仲认为：“关于从美洲输入中国的白银，至万历十年，便应有三百万比索，若加上澳门的每年二十万亦计算在内，便为五百万元以上。”
如其所记，早期欧美输入中国的白银，大约每年50 万元而已。以后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大约在1600 年前后，自日本及美洲输入中国的白银分别为每年一百万两上下。迄至明末，上升至每年三五百万两左右。所以，从白银进入中国的总体趋势而言，明末输入数量要比嘉靖、隆庆及万历前期多得多，实际上超过了中国市场需要的数量。
白银时代也给中国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明朝白银的北流。北方草原的丝绸之路，中国输出丝绸、瓷器，换来马匹等物质，这让人觉得中国并未在贸易中吃亏。但是，深入研究明代的丝绸之路，就会知道，实际上，中国在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白银是流出的。这是因为，蒙古草原的马匹是明朝的战略物资，若要维持一支骑兵，就要输入大量马匹，这对蒙古是一个利好。他们只要可以输出马匹，就可以从明朝得到各类物资，其中部分物资可以换取中亚国家的商品，这就形成了中国茶、瓷器等商品向中亚和西亚流出，于是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实际上，这是两千多年来陆上丝绸之路存在的原因。这个贸易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当时明朝的武力不能维持草原的安全，反而是被草原武力打击。
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明朝一直有一个负担，就是北边游牧民族南下。明朝初建之时，曾经大败蒙古，但在明成祖朱棣去世之后，明朝长城一线的武力渐渐衰落，明正统年间，明军在长城一带被瓦剌军队击败，明英宗被俘，从此，明军对蒙古草原上的武装居于守势。占据优势的蒙古人可以在双边买卖中获得较大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将一些不太强壮的马匹出售给明朝，明朝不接受，就有可能遭受武装打击。明朝因武力不如草原武装，只好接受不对等贸易，这种贸易，会造成明朝的财政负担，明朝出少入多，只好以白银来填补。于是，导致中国白银流向蒙古草原。明代的蒙古人又将这些白银出购中亚的物品，于是，中国的白银就顺着陆上丝绸之路外流了。嘉靖中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陆上丝绸之路萧条，购买蒙古人商品的中亚商人少了，蒙古人很难维持传统的生活，便出现了其头领俺答率领部落大举南下的战事。其时，草原武装是靠掳掠长城以南农业居民为生的。隆庆万历年间，明朝与俺答达成和平协议。明朝答应购买大量的蒙古马，导致白银再次向草原地带输出。在北方与岭南都任职过的张瀚说：
至西北互市与东南海市，其于国计民生损益利病，试两持而并校之，不啻天壤易判、黑白易分也，乃筹国者知互市之利，而不知海市之利，何不思之甚也？夫九边互市之初，始以纻币，今以金帛，而虏酋之交易唯马，余以纻币而易疲马，其利犹在中国，刺载而出，无伤也。今但售以金帛，是金入一去不返之虏，而以中国所衣之帛，易无用之驽骀也，不敌明矣。虏酋桀骜难制，嗜欲无厌，今国家竭司农帑藏岁百余万，犹不免于苛求，傥一旦背盟，蹂我边境，狠心叵测，谁能御之？欲保百年无事，余未敢以为然也。若夫东南诸夷，利我中国之货，犹中国利彼夷之货，以所有易所无，即中国交易之意也。且缘入贡为名，则中国之体愈尊，而四夷之情逾顺。即厚往薄来，所费不足当互市之万一，况其心利交易，不利颁赐，虽贡厚彼亦甘心，而又可以藏富于民，何惮而不为也？若曰夷数入寇，势不可通，岂知夷人不可无中国之利，犹中国不可无夷人之利，禁之使不得通，安能免其不为寇哉？余以海市一通，则鲸鲵自息，必不若虏情之难料也。且互市所输，皆国家帑藏，即闾阎脂膏。海市所易，皆民间财货，无妨国计。互市有损而无得，海市有利而无害，主计者何不思也？
张瀚的见识确实高人一等，读懂他的分析，就可知道，当时对东南亚的贸易对中国是绝对有利的，而在北方与蒙古关系方面，明朝为了保持和平的局面，还是对草原政权贴补了许多物资，换得表面的尊严。这也使中国的白银继续向北方草原流出。这样，中国为了保持国内白银的一定数量，就要发展海上的对外贸易，以便抵消北方的白银流失之后，中国市场还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白银。因此，白银的大量流入，对中国市场是必须的。
话说回来，其实白银时代也给中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如上所述，明代纸币废弃之后，民间自然形成了铜钱和白银并行的局面。由于白银非常稀少，它的价格上升是很自然的。从晚明开始，大量的海外白银流入中国，并在东南区域取得主币的地位。这就改变了东南区域的金融生态。东南民众为了适应新的金融生态，其生产形式从直接谋得生活资料发展为先谋取金钱，再获得生活资料，这种生产方式在福建东南的泉州、漳州一带表现得最为突出，而后渐次影响内陆区域。“今观天下之民，皇皇以匮乏为虑者，非布帛五谷不足也。银不足耳。夫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不过贸迁以通衣食之用，独奈何用银而费钱？”对中国而言，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吸纳欧洲先进的银行制度，普通富人以窖藏金银为囤积财富的方法。这种习俗使大量的白银退出市场，冻结在富人的家中。明末靳学颜指出：“钱益废，银益独行，独行则藏益深，而银益贵，货益贱，而折色之办益难，豪右乘其贱收之，时其贵出之，银积于豪右者愈厚，行于天下者益少，更逾数十年，臣不知所底止矣。”
总之，明末银贵钱贱的趋势导致富人窖藏白银的习俗，这种习俗的可恶在于：导致市面上流通的白银越来越少，银贵钱贱，富豪只要囤积白银就可致富，因而产生了许多吝啬鬼，他们只积钱，不消费，导致物价上升，小百姓无以为生。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老百姓要从皇亲贵族及富豪的窖藏中获得市场流通必需的白银，而且只能用抢劫的方式。不过，当时的中国若能引进地中海的银行制度，富人们就会将家中的白银移入银行蓄存，而银行会将白银投放市场运作，明末的金融危机便可释放出来。然而，由于欧洲国家掌握了世界的霸权，只许欧洲人到东方，中国人到西方十分困难，所以，当时欧洲人学习东方很有成效，而中国人学习西方，仅限于欧洲人愿意介绍的部分。因此，明末中国人对欧洲先进的金融制度是不了解的。
关于白银的中西比较。如前所述，明清之际，中国对白银的需求将世界带入白银时代，那么，在白银时代世界上哪个经济体得到最多，也许人们直观的反应是中国，其实不然。虽说中国将世界带入白银时代，在这个时代，来自世界各地的白银流入中国成为一个时代趋势。但在这个白银时代的世界里，从中得利最多的不是中国，而是掌握白银较多的国家。这类国家，在东亚以日本为代表，通过向中国输出巨额白银，日本人得到了相当价值的中国商品，并得到中国许多商品的制造技术，日本的工业因此而发展起来，大阪之类的工商城市都有发达的手工业，从而为近代化打下基础。另一个得利最多的是欧洲诸国。在环球贸易中，欧洲得到比中国更多的白银。西班牙人得到白银后，在比利时的安德卫普及意大利城市铸造银币，大量银币因而进入欧洲市场，据说在 16 世纪一百年里，欧洲得到的银币是之前的 50 倍。欧洲的货币因而从黄金时代进入白银时代。若从 1550 年前后算起，欧洲的白银时代大约两三百年时间。其后，按布罗代尔的说法，欧洲进入了黄铜时代，以黄铜铸成的低价货币广泛流通。实际上，从 18 世纪开始，欧洲又开始流行金币，最后将世界带入“黄金时代”。且说 16 世纪的欧洲，正处于金币和银币共同流通的时代，按照欧洲学者的估算，其时欧洲赤贫占人口的五分之一；年收入二十杜卡托（金币）以下为赤贫，年收入 20—40 金币为小百姓，年收入 40—150 金币为小康之家。
1 盎司黄金约等于 8.33 杜卡特金币，一盎司为 31.125 克，一个杜卡特金币为 3.74 克黄金。若金银比价为 1：12，一个杜卡特金币为 44.84 克白银，比一两白银要多。这也就是说，欧洲人年收入在 20 两白银左右的，就是赤贫了。然而，这笔钱在中国却可以过较好的生活。由于物价的差异，明清时代一个庄户人家收入达 20 两白银，便可省吃俭用过小康日子了。然而，仅用白银来衡量，他们在欧洲只能归入赤贫。可见，占有大量白银的欧洲人在卷入世界市场后，很自然地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地区，反而是率先进入白银时代的中国，因占有白银较少，成为较为贫困的国家。这不是说中国进入白银时代给自己带来问题，而是白银时代促成了世界上的一些落后国家成为富裕国家，这些国家因而可以猛追先进国家，成功地在一两个世纪中，成为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研究明代的货币制度，让我最惊讶的还是闽粤两省与东亚区域的一体性。自从明代前期开始，不管国内金融制度有什么变化，闽粤市场与海外市场都是一体的。由中国出产的铜币流行于东北亚、东南亚诸国，东南亚流行的贵金属货币也是中国的货币。明中叶以前，由于东亚的白银产量有限，在国内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出现了银根紧缩的现象，导致白银购买力的急增。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人利用中国技术开矿成功，导致白银数量猛增。嘉靖年间日本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活跃了中国市场。而东亚国际市场白银的特殊地位，又引发了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将欧洲和美洲的白银输入中国，这样，东亚以白银为主的国际市场上升为世界性的国际金融市场，中国将世界带入了白银时代。受东方的影响，也因为美洲白银大量流入欧洲，欧洲诸国大量铸造银币，这对欧洲主要使用金币的传统是一大变化。应当说，欧洲这一变化是为了适应国际市场，实际上是受到东亚金融市场的影响。
由于白银在中国的购买力更强，导致美洲及欧洲生产的大量白银输入中国，其数量惊人。中国的金融市场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白银首先在闽粤两省取得主币的地位，而后影响了东南市场及全国各地的区域市场。应当说，早在明代中期，江浙区域就出现了白银为主币的现象，但是，因白银供应不足，白银价格不断上升，商品价格不断下跌。这种情况不利于商品生产。海外白银输入东南诸省之后，其数量之大，逐渐扭转了这一趋势，商品价格上升，白银价格下降，有力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总之，中国进入白银时代，是生产发展的一个有利因素。但对欧洲、日本来说，由于本地银产量巨大，他们获得发展的潜力也大。现在可以回到《剑桥中国明代史》采用了威廉·阿特威尔的《明代中国与新兴的世界经济》一文，明末美洲白银减产，影响了中国经济吗？从中国白银供应体系来说，明末的十来年内，美洲白银供应是减少了，但日本的白银供应仍然继续。由于中国的白银主要来自日本，所以，美洲的白银供应减少，只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部分影响。表现在闽粤两省，由于澳门的葡萄牙人一时无法得到美洲白银，而对日本贸易主要由福建商人担任，所以，广东经济一时受挫，而福建经济重起。明末清初的抗清力量主要在闽海活动与这一点有关。明末金融问题的产生主要还是国内自身的问题，富豪们囤积金银，只入不出，导致农民发动起义，以暴力打开富豪的窖藏，从而获得市场流通所需要的白银。明末白银在中国已经是这么重要了。
巨额白银进入中国之后，又引起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如何渐进地改变中国，这都是需要研究的。由于闽粤两省的东部是最先受到白银浸润的区域，有必要首先研究闽粤两省在晚明的经济变化。由于相关研究最早出现于华侨史研究中，这一问题曾经被概括为侨乡经济问题。也就是：闽粤华侨故乡的经济状况，是什么样的经济构成导致闽粤人离开家乡到海外谋生，并获得巨大成就？我们更重视的一个侧面是：巨额白银由海商带入闽粤沿海之后，怎样改变了闽粤社会的经济结构。在本书中我所提出的“泉漳模式”，便是明清之际在泉州、漳州所产生的一种经济结构，它以小商品生产为其基础，以出售小商品换取粮食为其特点。由于他们所生产的小商品在市场上有较高的价格，因而他们除了粮食消费之外，还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过上比内地农民更好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建立在大进大出的交换基础上，并非每个地方都适宜发展这种经济。但在泉漳经济发展之初，人们尚未认识这一危险性。明末的泉漳生活模式具有强大的影响力，渐次向内地浸润，逐步漫延到相邻省份，促进周边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对而言，我的研究也将从闽粤沿海向内地延展。
[1] ［德］贡德·弗兰克（Frank， G.）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Reori ent ：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第 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