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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国际市场对中国丝绸及生丝的需求，导致国内市场丝绸类商品价格猛涨，福建及广东沿海最先感受到这一变化，丝织业有相当的发展。
晚明国内与海外巨大的丝织品市场，给予闽人极大的刺激。虽然福建所产生丝质量极差，但面对丝织品广阔的市场，福建人发展了丝织方面的来料加工业。《闽部疏》论福建：“所仰给它省，独湖丝耳。红不逮京口，闽人货湖丝者往往染翠红而归织之。”
《闽大记》云：“帛，蚕丝所经纬，有土绢、改机、丝布、线绢、草缎、帽缎之属，皆出于会城。漳绢、莆绢间有之。欲如吴纨、蜀锦之美好，无有也。以丝出湖蜀，此地所产，尽不佳矣。”
据其所载，明代福建出产多种丝织品，不过，其原料大都出于江浙与四川二地，其原因在于本地生丝质量不佳。虽说福建丝绸的总体水平比不上吴蜀，但福建也有些不错的丝织品，据史料记载，“杭州邹虞为延平守，乡人有托购绣补者，盖其处绣工最著称也”。
福州则以改机锦出名，锦是一种有机织花纹的丝织品。“改机，故用五层。弘治间，有林洪者，工杼轴，谓吴中多重锦，闽织不逮，遂改段机为四层，故名改机。”
改机锦问世后，很快畅销各地，《闽书》述及福州物产时说：“纺织之利，乃有改机之绢。”
《闽部疏》论福建外销商品，首先提到“福之丝”。
《铅书》记载江西铅山市场上各地产品，也列入了“福绢”。
方以智论述过漳州纱，“怀素（纱之一种？）是福州薛怀南所织，自出匠心，以铁柱分综，故双映生云。若琐服则安海所仿西洋，以六霞缎质石砑起云青也”。
晚明王应山说：“帛，蚕丝所经纬，有土绢、改机、丝布、线绢、草缎、帽缎之属，皆出于会城。”
这都说明福州的丝绸有其独到之处。据海外考古资料，克什米尔及日本都曾出土四层经线的花锦。
泉州是环台海区域又一丝织业中心，“机杼所就，与他邑相灌输”。
当地人“敏而善仿，北土缇缣，百织之毳，莫不能成”。
本地生产的丝绸品种有：
绢，用湖州头蚕丝为上，柘蚕次之，有素织、花织、云织、金线织，出郡城；
纱，亦用湖丝，好者有素纱、花纱、金线纱，出郡城；
丝布，用湖丝，今织者少，出郡城；
罗，一为硬罗，一为软罗，但不如苏杭佳，亦有织天鹅绒者，不如漳州佳；
土，土蚕茧薄，丝多类，但可为粗绸耳。七邑俱有，然俱少。
泉州丝绸在明代是有名的，王胜时说：“泉人自织丝，玄光若镜，先朝（指明朝）恒贵尚之。”
同安人蔡献臣说：“予所知同有陈以廉者，别号我泉，嘉靖间自漳来徙，以织绢为业。而惇诚慷慨，则非市之人也。”
漳州在明代是国内著名的丝绸产地之一，何乔远称赞漳州：“其处工作之良，则有织袭之絺，绣胸之补。”
万历《龙溪县志》说当地的丝绸“皆用湖丝织成者，非土丝。漳人巧善织，故名于天下”。
漳州丝织品在国内外都受欢迎，《闽部疏》列举福建商品，“漳之纱绢”排在第二位；
姚只麟的《见只编》则说：“漳之纱绢”，尤为日本所重。
据《漳州府志》记载，漳州出产的丝织品有：
天鹅绒，本出外国，今漳人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成割出，机制云蒸，殆夺天巧，近又有织陀罗尼者，第工费浩繁，出不甚盛。
土潞绸，漳织者迫真潞州产，骤按之不甚可辨，但差薄耳。
纱，漳纱，旧为海内所推，今俱学吴中机杼织成者，工巧足，复相当，且更耐久。
绮罗，漳制亦学步吴中，第不如纱为精。
光素缎绢，漳绢与他处不同，亦有最佳者。
可见，漳州人的特点是善于仿造各地产品，国内最著名的苏绸与潞绸，在漳州都有制造。而且，漳州人还从海外输入了天鹅绒的织法。宋应星说：“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按，天鹅绒，今人称之为丝绒，其面料厚实柔和，独具风采，由于出于漳州，一直被称为漳绒。明清以来，漳绒在国内是极为著名的。宋应星认为天鹅绒的织法是从日本传入，但日本的科技史专家则认为：日本从来不生产天鹅绒。实际上，丝绒技术起源于波斯的地毯织造术。《粤剑编》一书说出真相：“天鹅绒、琐袱，皆产自西洋，会城人效之，天鹅绒赝者亦足乱真，琐袱真伪不啻霄壤。”
这样看来，丝绒最早应是波斯出现的丝织品，后被引进中国，在福建、广东一带传播。后来，丝绒成为漳州的贡品，以“漳绒”出名。
由此可见，在海外巨大市场的影响下，晚明福建沿海城市的民营丝织业大发展，达到一个相当可观的水平。虽说它在国内的地位比不上吴越，但也算国内丝织品重要产区之一。因此，郭子章说：“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伙。”
福建之外，潮州也是我国著名的丝织区域，“女工蚕桑组织”，
潮阳县：“近又有以苎、葛兼丝织为云花水文号云葛者”。
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初稿》说：“丝、土绢，以上二件出潮州。”
惠州府的一些县属于韩江流域：“土绸，以天蚕丝织之。人间蓄桑蚕，取其丝纬。”
潮州府的绸：“绢，出海阳；茧，出程乡。”
“程乡茧绸，为岭南所贵。其蚕分畦而养，各以其叶饲之，饲某叶则为某茧绸。”
对程乡茧绸，人们有这样的解释：“程乡茧绸，为岭南所贵。野蚕丝所织。其蚕实分畦而养，如椒柘之类。以某树叶饲之，即名某茧绸，无定名。”
郭棐纂修的万历《广东通志》论述潮州物产：“货，有丝绵、有绸绢、有天蚕绸、有蕉布、有棉花、有苎麻、有竹布、有桕油烛。”
其中将丝织类产品列在第一位，这足以说明潮州丝织业的发展。
总之，福建及广东每年要从江南输入大量的丝绸进行对外贸易。由于丝织品在外贸方面的较大利润，福建与广东潮州都兴起了丝织业。潮州丝织业主要选用本地的天蚕丝为原料，而福建的福州、泉州、漳州等城市，都是发展来料加工业，晚明的丝织业成为福建工业的主要支柱之一。从丝绸市场的变化，我们深深感到国际市场对福建的影响。
闽粤在宋元时期是中国主要的棉产地，当时棉花种植尚未在全国普及，闽粤的棉花与棉布都是非常受欢迎的。不过，明代初年，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棉花种植，中国的江南与华北平原很快成为中国最大的棉产地。与其相比，最早引种棉花的闽粤区域在国内的地位急剧下降。王应山《闽大记》说：“此中多麻枲，罕种木绵……若绵布，悉自外至。”
其中原因在于：环台海区域的气候潮湿多雨，而棉花喜欢干燥，所以棉花在闽粤沿海区域很难大发展，只有个别地方有零星种植，《八闽通志》的物产志记载环台海区域出棉花的各个府是建宁府、泉州府、兴化府、延平府，其中兴化府“近来间有种者，亦不甚多”。
可见，兴化府的棉花种植是在明中叶发展起来的。
棉纺织品的输入。明代前期，闽人大多以苎布为衣，自产自用，随着明代后期社会风气的奢华，棉布消费开始多了起来。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满足当地人的消费需要，便要从外地输入各种纺织品。如位置较为偏僻的龙岩县：“其至自江浙者，布帛居多，杂物次之，磁器又次之。至自广东者，则布匹器用兼半云。”
广东韩江流域的长乐县也是如此：“惠州之棉视江西为胜，但花时多风则尽落，收时多雨则尽腐，以故仰江西者恒什五。”
为什么布帛能成为福建、广东最大的输入商品？其原因在于福建、广东有许多地方纺织业不发达，例如广东潮州的惠来县，“其工作则有麻葛布缕”；
又如潮阳县，“布有葛、苎、蕉、麻，精粗不等，而葛多出靖海”。
可见，棉织业与丝织业在当地不是主业。再如广东惠州东部的兴宁县，“兴宁固岩邑也。俗习固陋。男不技艺，女不蚕桑，服食朴菲”。
福建的蚕桑业也不发达，所以王胜时说：“闽不畜蚕，不植木棉，布帛皆自吴越至。”
这话当然讲得过于绝对，实际上，福建省内也有一些地方有棉纺织业与丝织业，不过，这并不能保证这些地方形成自给自足似的纺织品消费，如泉州“丝缕绵絮，由来皆仰资吴浙”。
大致说来，明代闽粤沿海诸府都要从江浙输入棉布，而另一些地区则是进口棉花纺织，这都造成棉类商品大量输入闽粤。
棉业的高利润，吸引了闽人也竞相从事棉业。嘉靖年间的安溪县“近时山坡平旷多有种之者”。
同安县，“生吉贝之棉，而女子善为本”。
万历年间，一位游客“过泉州至同安、龙溪间，扶摇路旁”皆是棉花。
当地人流行梳棉纺纱，“端淑买绵，昼夜纺衙中，逮归，积纱一杠”。
金门岛的风俗是“男务耕稼，女务纺织”。
该岛的黄氏女子，26 岁以后守寡，“朝夕纺织，以事垂白，下抚呱呱”。她靠纺织养活了一家人。又如金门赵氏：“逢世乱，殚力女工。”金门后埔许元之妻是相当典型的：“纺织拮据二十余年，遂赎夫所荡产业，买地种八斗，以供祀事。”
兴化的棉织业发展很快，弘治《兴化府志》记载：“亦有棉布，织吉贝为之。今所谓木棉花也。树三四尺，春种秋收，其花结蒲，蒲中有茸细如鹅毛茸，中有核大如豆，用输车绞出之。乃以竹弓弹碎碎，纺以为布。下里人家妇女治此甚勤。每四五日成一布，丈夫持至仙游，易谷一石。”
泉州沿海是闽粤主要棉布产区，“棉布为类极多，晋江之南乡及南安、同安多有之。长四丈二尺为一匹，时布五百缕，上布七八百缕，细密坚致，如青花布、斜文布，直经斜纬，织文方斗”。
惠安县令张岳赞道：“吉贝布，即木绵花茸，邑人为之多粗拙，视晋江机湖所织者，远不能及。”
安海商人“从河南、太仓、温、台等州有棉之处，岁买数千包，方足一年之出入。至冬月人闲，则入安溪、永春、德化贩卖”。
这些棉花主要供各地妇女纺纱织布，安溪县妇女“冬棉夏葛，以为女工”。
这些记载表明：晚明从兴化至闽南泉漳沿海，兴起了棉纺织业，棉花种植亦盛。在沿海的影响下，环台海区域一些山区也开始纺纱织棉，如尤溪县生产“花巾，即手巾，以黑白纱缕相间织成，邑产颇多，用充礼仪”。“线布，以绵纱苎缕交纺成线者，青白色，织而为布，用作被面，坚厚且华。”“土线布，以吉贝纺纱织成，乡都近兴泉者间有之。”
至于泉州的棉布加工业发展有一定规模，它一方面输入棉花，另一方面却能输出棉布，“安海商人年买数千匹，往高州、海南及交趾、吕宋等异国货利”。
可见，明代泉州的棉纺织业是典型的来料加工业，它的原料来自江南，产品却可输出广东与越南、菲律宾等处。这是商品经济发达的表现，若非当地商品经济达到一定的水平，是不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
夏布有苎布、葛布、蕉布等多种。苎布是以苎麻织成的纺织品，古代台海区域丝织品与棉织品的生产都比较有限，唯独夏布纺织业相当发达，因此，晚明环台海区域向北方输出苎麻织品，用以抵消一部分输入棉制品与丝织品。
苎麻是生命力很强的植物，在南方山地，处处可以种植苎麻。翻阅闽粤海区域的方志，几乎每一部方志的物产志都有记述苎麻生产，而老百姓皆以苎麻为基本衣料，明代的何乔远记述安溪情况：“余闻深山之民……隆冬之候，昼袭麻苎，夜则烧柴。”
对闽粤农民来说，在宋代尚有以纸为衣的记载，而明代百姓皆能有一套麻苎衣服穿，这也算是苎织业进步的反映吧！明代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苎麻纺织业也在走向商品化。苎布的透气性比棉布好，用作夏天的衣料堪称上乘，所以，苎布又称夏布。明代闽粤沿海的夏布是相当有名的，尤溪县的苎布“最佳者价值两余”，
外来商人往往购买福建夏布运到北方。“陈栋，山东人也，屡年入福建建阳地名长埂贩买机布。万历三十二年季春，同二仆带银壹千余两，复往长埂买布。”
福建商人也将夏布运销外地，“宁城一人，姓李名英，年二十余岁，聪明脱洒，惟耽酒色。常买夏布，往苏州阊门外，寓牙人陈四店”。
以上这条史料说明福建机布在北方市场销售。福建夏布中，最出色的是惠安北镇布，当地人说：“北镇布，沤白苎麻为之。妇人治此者，至井臼之类，亦不敢亲操，恐涴手成迹也。此布成之甚艰，其实太轻楚，不耐于用。然今人多重之。每岁和买及横索，无虑千百匹，里甲甚患苦焉。”
不过，北镇苎布声誉使它成为晚明环台海区域热销产品之一，《闽书》记载：“北镇之布行天下。”
本县方志也说：“细白布，通商贾，辇货之境外，几遍天下。”
北镇布之外，永春县“白苎之布，比弱吴纨”。
安海商人每年都到永春及其邻县购买白苎布“千万匹，北上临清货卖”。
韩江流域出产多种南方布类，如潮州：“葛布，以凤葛为上；麻布，有青有黄，潮阳出者皆佳”；其他尚有“苎布”。
总的来说，福建与广东东部都是棉布输入区。在丝织业方面，广东韩江流域是丝绸产区，福建则是进口生丝，出口丝绸；至于苎布，则是福建的特产。福建靠输出苎布来抵消一部分进口棉布的差价；韩江流域诸县，则是输出蕉布与葛布：“近时人家多造蕉布、葛布以易棉布，各省将棉丝来换，或买，而棉布多买自省城与各省来者。”
闽粤输出夏布而输入棉布，这是晚明东南商品交流极为壮观的景象。
蓝靛。蓝靛是明代最普及的染料，福建为国内主要的蓝靛产地，“利布四方，谓福建青”。
福州一带大量种植蓝靛，《闽部疏》记载：“福州而南，蓝甲天下。”
《永福县志》说：“至于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久之，穷冈遂谷，无非客民。”
据当地的县志，永福人口中，有二三成是客民。这些客民以种山为生，而又以靛青的种植规模较大，嘉靖四十年当地发生的菁农起义，人数达数千人。
王应山说：“靛出山谷，种马蓝草为之。皆上府及温处流人所作。利布四方，谓福建青。”
福州的南郊，至今有名为青布、青圃的村镇，应是当年蓝靛业的反映。福州之外，泉州也以蓝靛生产闻名。王世懋认为“泉之蓝”，是福建主要输出品之一。
同安人林希元说：“靛，此货甚于吾同（安），转贩入浙者获大利，永春只自给。”
叶梦珠记载：他的家乡上海一带消费的青靛，“初出闽中”，后来因战争隔断了航路，有人因市场上缺乏福建靛青，便在江南试种，一度获利。不过，当福建青再度出现于江南市场上时，江南土靛失利，“况所染之色终不若福靛”，所以，最终当地人不种靛青，还是从福建进口。
总的来看明代闽粤沿海城乡的纺织业，在丝织业方面因出口旺盛，出现了依赖湖丝的丝织业；棉纺织业发展不如江浙一带，要从江南进口大量的棉布。不过，闽南的泉州府和兴化府进口江浙的棉花，自行纺纱织布，向外地出口。由苎、蕉、葛布组成的夏布，福建各府都有生产，闽粤消费的大趋势是出口夏布进口棉布和丝绸。湖丝和棉花的进口数量也很大。
漳州窑的兴起。据考古调查，漳州窑主要分布在漳州山区的平和、华安（原为龙溪县西部）、南靖三县。漳州出土过宋元时代的古窑，但其数量不大。明朝海禁之后，漳州的窑器市场受到限制，产销不佳。正德《漳州府志》记载：“白瓷器，出漳平县永福里。黑瓷器，出南靖县河头。青瓷器，出南靖县金山。”
这史料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并未提到平和南胜窑。可见，迨至明代前期，南胜窑在闽南之漳州并不出名。又如嘉靖《龙溪县志》记载，漳州有窑冶户 9 户，家属共 59 口。
此处的窑冶户，是指经营制瓷业和冶铁业的人家，就其总数 9 户而言，实际从事窑业的龙溪人，也许不过四到五户，人数不多。这也说明直到嘉靖前期，漳州的制瓷业尚不发达。
明代中期，随着漳州商品的出口渐多，漳州窑的生产渐有发展。早期漳州的窑址主要分布在漳州沿海，靠近诏安走私港口。晚明漳州内腹山区的窑场多了起来。
尤其是在九龙江上游的南靖县及平和县东部，出现了许多窑址。磁窑从沿海转到山区，多数情况下是因为燃料用柴问题。烧窑要耗费大量的木柴，窑址较多的区域，青山会变成秃山。因此，窑工过了一段后，就得向山区寻找新的窑址。不过，这里还要注意另一个原因：九龙江下游月港的兴起。明代中叶，月港和诏安沿海的港口，都是走私兴盛的地方。漳州官府初开对外通商，其实最早是考虑诏安沿海的港口。但是，嘉靖末年，诏安区域动乱不安，漳州很快决定将对外贸易转移到月港。晚明月港成为中国唯一允许商人出海贸易的地方，而瓷器是月港输出最多的商品之一，很显然，漳州窑场转移到九龙江上游的南靖及平和县的南胜，是为了更方便地向月港转出商品。
平和县的南胜镇位于该县东南部博平岭的西侧，在其东侧，有两条江流入大海，一条是在云霄境内入海的漳江，另一条是在漳浦县入海的漳浦溪，这两条江的下游，恰是明代走私贸易最盛的诏安。约在嘉靖初年，葡萄牙人就到这一带贸易。
那时的欧洲人非常喜欢中国瓷器，尤其喜欢产自景德镇的青花瓷。每一件景德镇瓷器，都可获得可观的利润。由于景德镇瓷在外的销路很好，引起了福建商人的羡慕，于是福建沿海一带流行仿制江西瓷器。据考古调查，其仿制地主要是漳州的平和、华安（原为龙溪县西部）、南靖，而以平和县为最。郭柏苍说：“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色器。”
据文献的记载，平和南胜镇在万历年间已经成为著名窑区。袁业泗的万历《漳州府志》将南胜瓷器与景德镇瓷器比较：“瓷器，出南胜窑者殊胜他邑，然亦不甚工巧。”
可见，平和南胜窑在漳州诸窑中最好，但总体质量还比不上景德镇。
从平和窑传世品来看，这些地区所造瓷器不如景德镇精细，做工较粗，仅是外表与景德镇相似，有的碗底还留着砂粒，而景德镇瓷器在造型完工后，都有一道刮碗底的工序，决不会留下砂粒破坏整体形象。其时日本人用中国瓷器，“择花样而用之，香炉以小竹节为尚，碗碟以菊花棱为尚，碗亦以葵花棱为尚，制若非觚，虽官窑不喜也”。
可见，当时日本的风气是讲究碗的造型，而不像中国那样讲究产地，这给仿制品的进口大开绿灯，只要造型能令日本人满意，漳州商人便能出售他们的商品。其次，对海外平民来说，他们既想和富人一样消费同样的商品，又想少付出商品的价钱，对他们来说，仿制品其实是最好的选择，这都造成漳州一带大量仿制瓷器的生产。日本是漳窑的主要市场之一。近年在日本关西地区成批出土了漳州窑瓷器，其中的青花开光凤凰牡丹大盘，雉鸡牡丹大盘等，基本可以确定是花仔楼碗窑山窑址的产品。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博物馆中，都收藏了产自漳州的中国瓷器。近来在菲律宾沿海打捞的西班牙船“圣迭戈”号，沉没于 1600 年，该船上也发现此类瓷器。
这都说明：明清之际，漳州仿制的景德镇瓷器曾经大量出售于海外。不过，海外国家常将这些出产于漳州平和县南胜镇一带的瓷器称作“汕头器”，其原因可能是它最早由潮州人从汕头将这些瓷器带到海外，因而漳州窑之名不显。近 30 年的考古和研究，终于指明这些瓷器的原产地在漳州平和县一带。
在日本香界，一向崇尚“交趾香合”，因古文中的“交趾”通常是指越南，而越南中部港口会安向来是对日本贸易的重要港口，每年有许多船只到日本贸易，这些船只被日本人称为“交趾船”。德川幕府时期，长崎官府每年会给来自交趾的商人颁发多道船引。看来，所谓交趾香合，应是由来自越南会安的船只带到日本的，所以有“交趾香合”之称。会安是中国商人与日本商人贸易的地方。日本人所著的《增补华夷通商考·交趾》云：“国之总名称交趾，由此国内广南处来日本之船，称为交趾船。”“此国中，唐人多居住。又福州、漳州之商船至此国，调配各物后，抵日本者谓之交趾船。”
而此地中国商人又以来自月港的漳州商人为多，他们将来自漳州的瓷器大量运销会安，在会安，又通过漳州人经营的“交趾船”运到日本，“交趾香合”仅是其中的一种商品。近年的研究和发掘表明：“交趾香合”主要是由漳州南胜窑生产的瓷器。
泉州明代的窑址分布于晋江的磁灶以及安溪、德化两县境内的窑址。磁灶的特点是烧制青白瓷和大量的水瓮之类的陶器。可能是因为缺乏燃料的原故，晚明磁灶窑业虽有发展，但发展幅度有限。明末晋江上游的安溪县和德化，窑业发展很快。
和宋元时期相比，德化的窑业原来分布于闽江上游的较多，但到了明代晚期，渐渐向晋江上游靠拢，说明泉州输出的瓷器更多了。安溪县位于德化的下游，晋江的上游，该县境内遍布窑址，也说明闽南对外贸易的发展。就瓷器的质量而言，明代福建最著名的瓷器产地是德化窑。
德化县位于闽南山区，从宋代以来，一直以出产瓷器闻名，考古学家在当地发掘出 200 多处历代瓷窑遗址。
明代的德化县志记载：“白瓷，瓷产程田寺后山中，穴而伐之，绠而出之。碓舂细滑，淘去石渣，飞澄数遍，倾石井中，以洒其水，乃塼埴为器，石为洪钧，足推而转之。薄而苦窳，厚则绽裂，土性然也。罂、瓶、罐、瓿，洁白可爱。博山之属，多雕虫为饰。”
可见，德化白瓷精工细作，以造型优美出名。孙承泽说：“建窑出福建泉州府德化县，其色有甜白青，色深浅不同。……惟佛像最佳。”
陈懋仁的《泉南杂志》对德化窑的评论似出于嘉靖《德化县志》，内容多相似，也有不同之处。例如，《泉南杂志》说：“德化县白瓷，即今市中博山佛像之类是也。”“初以贵，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谓开窑时，其下多藏白瓷，恐伤地脉，复掩之。”《闽书》云：“陶型之器，亚于饶九。”
意为德化瓷器仅次于江西饶州九江的景德镇瓷器。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例如，周亮工说：“闽德化瓷茶瓯，式亦精好，类宣之填白。予初以泻茗，黯然无色……乃知德化窑器不重于时者，不独嫌其胎重，粉色亦足贱也。”
这里周亮工说到德化瓷器的一个优点与两个缺点，缺点是瓷胎重、装茶后的水色不佳。这二个批评基本是对的。明代多数人都认为德化瓷器不如景德镇瓷器，如王胜时说：“德化陶器，纯素，微类定州。其质厚重，不及浮梁。”
但是，德化瓷器流传一时，也有自己的特点，其一如周亮工所说：德化瓷的优点是“式样精美”，德化瓷工正是凭着这一优势制造了许多供摆设的仙佛像，并凭这一点打开市场。其次，德化瓷器另一个优点是质地坚硬、白如玉石。其中上品瓷器在日光照耀下，晶莹如玉，有透明的感觉。明代，德化瓷器在海外极受欢迎，欧洲有一批爱好中国瓷器的收藏家，他们称赞德化白釉器为“中国瓷器之上品”，其原因在此。
明代德化瓷器传世极少，保留至今的已十分珍贵，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支德化瓷箫，堪称海内珍品。关于这种瓷箫，明清之际的周亮工评论道：“德化瓷箫色莹白，式亦精好，但累百枝无一二合调者，合则声凄朗，远出竹上。”
皇室所藏应是德化瓷箫中的上品。此外，日本的一箱根神社也保留着一支瓷箫，作为社宝。
德化瓷器中最出色的是瓷塑，明人何朝宗的瓷塑观音，是日本、西欧收藏家竞相搜罗的珍品。在日本市场上，德化瓷塑——“送子观音”被当作圣母玛利亚像，成为日本天主教徒必备的偶像，其用量之大达到惊人的地步。
塑造这类瓷器在明清之际成为一种风气，清初王胜时说：“德化陶器，纯素……或作仙佛像，今浮梁（景德镇）反效之矣。”
可见，德化瓷器也有影响景德镇瓷器的时候。
德化窑在明代大发展，造出轰动海外世界的白瓷器，与明代德化制瓷术发展有关。德化烧瓷器的窑炉，在宋代称为龙窑，这种窑炉往往长数十米，像一条蜿蜒的长龙，故名。元代德化出现了分室龙窑，明代进一步发展阶级窑。关于这种变化的意义何在？我国陶炉专家刘振群教授说：“釉的高温粘度增加了，为了使釉面光滑均匀，要控制升温速度和保温时间，快烧快冷不易保温的龙窑逐渐感到不适应了。尤其是福建德化白釉瓷（建白或称猪油白），不但釉中含氧化钾高，而且坯胎中含氧化钾也高，更不适于在龙窑中烧成。古人就把龙窑和馒头窑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创造了阶级窑。……阶级窑的最初形式（由龙窑过渡到阶级窑的形式）为分室龙窑。在龙窑内砌分隔墙，隔墙到顶，而下部留有一排通火孔。福建德化屈斗宫元代分室龙窑……都属于这种形式。后来逐渐演变，到明代已是一个个窑室单独砌筑，从外形看已非龙窑，就成了正式的德化阶级窑。”
明代，德化到处都分布着这一类陶瓷窑，生产规模相当大，构成了福建外销瓷的主力军。其产品销售东南亚、西亚、欧洲、日本，是福建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之一。晋江的磁灶相当有名。何乔远有诗：“近灶陶烟直。”
福建其他地区也生产白瓷器。《泉州府志》记载，“磁器，出晋江磁灶地方；又有色白，次于饶磁，出安溪崇善龙兴、龙涓三里；又有白瓷器，出德化程寺后山中，洁白可爱”。
在以上白瓷窑中，以德化白瓷最著名。
白瓷是较高级的消费品，而福建百姓多消费青黄色的瓷器。民间青瓷窑相当普及，如兴化府：“近仙游县万善里潭边有青瓷窑，烧造器皿颇佳，及本县北洋澄村有瓷窑，烧粗碗、碟；南洋濑溪有瓷窑，烧酒缸、花盆等器，景德里又有瓦窑，专烧砖瓦，阖郡资以为用。”
永春县也出产青瓷，“色微绿而粗，出县北十九都，皆龙岩人业作之”。
广东的大埔县也有“瓦器（碗碟之类）”的磁器生产。
按，中国人的磁器制造术长期领先世界，但在宋元时期，民间油漆木碗还十分流行。明代的烧窑技术大发展，各类廉价瓷器、陶器的普及，淘汰了多数地区的竹木器皿。晚明中国磁器大量出口，又在世界范围内淘汰各地的木制器皿。这一容器转换的过程，给予中国磁器出口的巨大市场。福建磁器业原在福建山区各地，明清之后，闽粤沿海磁器业大盛，主要是为了出口的缘故。可以说，海外市场的需求拉动了福建的制磁业。
明代的冶铁业在闽粤沿海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的泉州、漳州和广东的潮州原来都是冶铁业兴盛的区域。在《八闽通志》记载中，漳州龙溪县仅有一所“铁冶”，但到了嘉靖年间，当地共有炉冶户 48 户，
实有炼铁高炉 24所！
龙岩县的铁冶分布于“万安、集贤、龙门、表政、节惠，在在有之。迁移无定。每炉岁课银五钱”。
其他如宁德县有铁冶 4 座。
泉州的安溪县也是著名的钢铁产地。宋应星纵论全国的炼铁业时说：“西北甘肃、东南泉郡，皆锭铁之薮也。”
所谓“东南泉郡”，即指泉州，而泉州境内，只有安溪县的潘田是最大的铁矿产地。所以，当时安溪的冶铁业也是全国著名的。
潮州也是我国铁业的主要产区。李龙潜认为：“明代的矿区基本上集中在潮州府。”
嘉靖年间的《广东通志》记载：“按潮州之坑冶，海阳八，曰岳坑，曰冠陇，曰花坑，曰小产，曰葵坑，曰单竹，曰三州坑石狗；饶平之坑冶六，曰珠坑，曰砂坑，曰下峡，曰潭澳，曰松柏，曰北溪；程乡之坑冶三，曰松口，曰神沙铺，曰义化；大埔之坑冶四，曰九龙，曰代富，曰大富村，曰三河，揭阳之坑冶一，曰蓝田。”“长乐二，曰梅五潭，曰龙思漈”，如上所记，韩江流域的潮州与惠州的长乐县，共有坑冶 21 处。后来，朝廷对铁收税，“潮惠旧二郡山中间有产者，不领于有司，土人私窃业作，其后利入稍多，乃于惠之东坡亭，潮之广济桥，揭阳之北澳门，铁所经过地，遮税之”。据其记载，嘉靖年间惠潮二府抽铁税，共得 5000—6000 两银，其标准为每万斤 1 两银，
那么，嘉靖年间惠潮铁的年产量为 5000—6000 万斤。
万历《广东通志》记载了潮惠的铁炉数，“潮矿冶出海阳等五县，每年听各县商民采山置冶，每冶一座，岁纳军饷银二十三两，前去取矿炼铁，各山座数不等，计通共饷银一千两”，按这一比例，可以计算出潮惠铁炉数约为 43 座；但其实际记载更多一些，“海阳县丰政都山场，约二十座；揭阳县蓝田山场，约一二座；程乡县松口山场，约五六座；大埔县清远滦洲山场，约十座；平远县，长田义化山场，约十余座”。
以上统计共为 47 座以上。这比嘉靖年间更为发达了。
明清时代，福建钢铁是相当有名的。卢若腾《岛居随录》记录了明代福建钢的制造：“冬月收取地溲，以柔铁烧赤投之二三次，刚可切玉。”徐渤的《笔精》说：“吾闽产铜铁，铸刀剑甲天下。”
[1]
崇祯年间的《尤溪县志》记载：“铁，尤产者甲于闽中，制器坚利。”
可见，尤溪的钢铁在省内是有名的。福建之铁因而大量输出外省。如江西《高安县志》就说：“铜铁取乎福广。”
江西的铅山河口是商品流通之地，“东南福建则延平之铁”。
《闽大记》：“铁产上府尤溪为盛，贡课之外，转市他省，以利器用。甚伙。”
许多外地商人到福建购取钢铁。“游天生，徽州府人。丰采俊雅，好装饰。尝同一仆徐丁携本银五百余两，往建宁府买铁。”
福州的南台是商品批发之地，明代南台的生熟铁、钢铁牙林春等二人，每年只要交纳税银 20 两，
在南台各商中，算是小商人。万历年间福建巡抚黄承玄说：“查闽之铁出于大田、尤溪、安溪三县，一水直达浦城。起旱一百六十里，至峡口入船，顺流而下三五日即抵浙江驿。职觐回由小关入闽三日，走浦城道上，挑铁者每日不下数百担，每担八十斤，脚价仅八成银一钱二分，此职得之于目击而询之甚详者也。”然而，当时有一个名叫潘阑的浙江铁商，非要从福州海运生铁至浙江，在福州南台牙人那里屯集生铁数百担。
晚明东南沿海的城市都以手工业发达而闻名。例如车份的《潮州府志》云：“商竞力锥，工趋淫巧。”
晚明福建的城市有发达的手工业。漳州“城门之内，百工鳞集，机杼炉锤，心手俱应”。
“工人极精致，漆器、首饰、绢布俱好。”
“吾漳泉多外国异物，海错山珍之属。”
漳州人仿制各种海外商品，如自鸣钟，于明末传入中国，漳州人不久也就能制造了，“不须夷中物矣”；
城市手工业不像农村手工业那样以实用为主，而是有许多奢侈品，仙游县生产铅粉，“桃花、□粉二粉，县市所造”。
为了吸引客户，在世风日益奢华的背景下，城市手工业品越做越精美，漳州所制轿子，可卧可坐，可通风、可保暖，其外观也十分讲究：“编竹丝作鸟兽花草之纹，在阿堵中镂骨作花饰之。精巧轻便，宇内无双。”因此，漳州牙轿的价格越来越高，“比来一乘有价至二十金者”
。各地民众都以乘漳州牙轿为荣，山西“洪洞嫁女，以漳州牙轿为华观，无则多方借之”。
漳州还以各种精致的产品著名：
象牙……漳人刻为牙仙人之属，以供近玩，耳目肢体信人也。备极淫巧。出海澄。又有牙箸、牙杯、牙带、牙扇；
铜器，漳近有铸铜者，铜炉、铜佛、铜仙人属，炉锤颇工，不在泉州苏铜之下。
锡器，出漳浦者最精，骤视之烨烨有光，他处鲜有及此。
枕，古者用木作枕，今以细竹为丝，编成。漆之精妙可观。又有扶手，以皮覆之。
描金漆杯，亦竹丝编成者，又有茶盘，虽精雅不迨吴中，然却耐用。
纱灯，漳人近以细篾丝为质，甚细，覆五色。薄纱其上，小品有致，他郡重之。
屐，旧以潮州为佳，近漳人差效其制。
此外，漳州还出产玻璃、五彩石、假山石、水晶器等产品。
《广东新语》云：“其银晶及黄紫者，多从闽漳而来。”
钟表于晚明传入中国，姚旅说：“近西域琍玛窦作自鸣钟，更点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
在明代末年，漳州、泉州、福州、海阳都是有名的手工业城市，尤其是福州，“居市廛者，作器用精巧，虽至针篦至微鲜，足适于用”，
它的手工业产品闻名东南。如墨纱灯，“闽中近制墨纱灯，精巧异常，海内争重之”。
[2]
福州的剪刀在当时被称为“打得好”的精品。
除此之外，福州城的丝织业相当繁荣，我已在手工业部分有所描述，此处就不再重复了。
[1]
徐
《笔精》卷八，鲛鱼皮，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325 页。
[2]
徐
：《笔精》卷四，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第 145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