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闽粤沿海渔业发达，这里生长的干鱼、咸鱼、蛏干、虾米等产品，已经出售于市场，成为沿海区域向内地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
明代闽粤沿海居住着相当多的渔民。他们被称为疍户，或曰蛋户。“其曰蛋户者，以舟而居，不事耕稼，惟业捕鱼，卖以供食。”
杜臻的《粤闽巡视纪略》第一卷记载：“其人多姓麦、濮、吴、苏、河，古以南蛮为蛇种，观蛋家神宫祀蛇，可见。廉州采珠多用之，兹用为戍长，取其习。”《粤剑编》说：“疍民以船为家，以渔为业。沿海一带皆有之。”
罗日褧《咸宾录》说到疍民：“以舟楫为家，或编蓬水浒。”苏浚《诸蛮种类》：“岭表诸蛮种落不一……又有疍人，世以舟为居。无土著，不事耕织，惟捕鱼供食。不通土人婚姻。”
《广东通志》记载：“东莞、增城、新会、香山以至惠潮尤多。雷、琼则少。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年岁。土人目为蛋家，不与通婚，亦不许陆居。朝夕惟局蹐舟中，所得鱼仅充一饱。男女衣不盖肤。”“蛋家有男未聘，则置盆草于梢，女未受聘，则置盆花于梢，以致媒妁。婚时以蛮歌相迎。其女大者曰鱼姊，小曰蚬妹。以鱼大而蚬小也。妇女皆嗜生鱼，能泅汓。昔时称为龙户者，以其入水辄绣面文身，如蛟龙状，行水中三四十里不遭物害。”
疍家人保持传统的祭蛇习俗。明代邝露的《赤雅》第一卷：“疍人神宫，画蛇以祭，自云龙种。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栏，捕鱼而食。不事耕种。不与土人通婚。能辨水色，知龙所在，自称龙人。籍称龙户，莫登庸，其产也。”“温台漳泉滨海之民，居无陶穴环堵之庇俯仰，资无穣亩桑土之办衣食，势必赖樵渔于海以自活，故其人无不习于海。”
泉州的晋江县：“晋江居民环海口，捕鱼但识罶与笥。有时打网入波涛。”
潮州的潮阳县：“所恃者，或采山钓水为业，稍资鱼盐以自给耳。”
饶平县，“山居者治耕织，近海者业鱼盐”。
澄海县，“故澄民半不务农，而以鱼盐为生”。
在这种背景下，澄海沿海区域民众多靠海洋为生就不奇怪了：“夏岭近海，俗剽悍。村民以捕鱼为业，出入风涛，素不受有司约束。”
万历九年七月，“南桥飘覆渔船百余艘”。
当地的渔船之多，可以想见。同安县的金门岛，“或有煎晒而业于庸者，或有渔网而业于海者”。
泉州“沿海之民，鱼虾蠃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
这是说，泉州沿海人民的食物来源，海产多于粮食，这是相当惊人的！同时也说明当地渔业之发达。至于孤悬海外的岛屿，无不是以渔业为主要产业。例如闽粤交界处海外的南澳岛：
南澳以海为田，渔人谓之耕海。鱼汛旺，谓之海熟。不旺，谓之海荒。陈适诗：父子分头上海船，今年海熟胜长年。
又如金门岛：
至若以渔为业者，三都之民，虽皆有之，然其地利不同，生计亦异。论至艰苦者，惟十八都为甚。盖此都遍地飞沙积压，下户之民，无尺寸田地者，十有八九也。其生计所赖，专在于渔，故常穷日夜之力，而直抵于汪洋之区，幸遇风恬浪静，潮生而往，潮退而归，得鱼易粟，家人妻子衣食有望，嘻嘻然乐，此则处常无怪也。若遇隆冷凛寒，冻指裂夫之候，夜闻潮生，即亦没胫荷舟以往，夫岜不怕寒而乐为哉？势使然也。当渺茫无际之中，万一飓风骤发，怒涛汹涌，则群舟飞扬，竟同飘叶，性命覆没在指顾间，而莫知所之矣。其妻子之待哺而泣血者，可胜怜哉！
明代惠安县的捕鱼方法有多种：“凡鱼得四时之气不同，各乘气候而至，渔人随时设技以待之。曰竹编网船、曰旋网船、曰竹编枪船、曰牵丝縺网、曰拖钓船网、曰沿岸撒网、曰撒网渔船、曰拖纱縺网、曰方网、曰沿岸攀罾、曰拆插竹木系网、曰扦插扈、曰网斗、曰石扈、曰竹箔、曰扦揪小网、曰手罾、曰手摇钓船、曰步取。”
“崇武滨海军民人等，以渔为生。冬春则纶带鱼，至夏初则浮大縺取马鲛、鲨、鲳、竹鱼之类……凡鱼依四时之气而生，其至亦乘四时之气而至。渔者随时设网以待之。”
何乔远的诗：“潮去潮来抱远洲，风南风北候渔舟。海味难穷胶鬲市，鱼王不上任公钩。”
除了出海捕鱼之外，闽浙近海捕捞和养殖业也很发达。澄海县许多贫民在沿海滩涂从事采集业，刘子兴在文章中提到，当地有“豪民某等占据
浦之沙汕坪海壳蚶蛎场租”，当地士人施展官府的压力，迫使其将场租退出，收归官府，拨作学校的专用经费。
王士性说：“明（州）、台（州）滨海郡邑，乃大海，汪洋无限，界中人各有张蒲系网之处，只插一标，能自认之，丈尺不差。盖鱼虾在水游走，各有路径，阑截津要而捕捉之，亦有相去丈尺而饶瘠天渊者。”
陈汝咸的康熙《漳浦县志》引旧志
云：“鱼课米，业溪海者之所输。邑海利为大，溪次之。自鹿溪以南至旧镇，向无专主，听民采取蚬蚝微物。其后，有请升斗课米者，民供其税，而后敢入。云霄有公溪，始公而继私。今民讼于官而复为公，立石以纪者，此也。”
这说明有些渔课米是来自海洋采集业的。海洋采集多在沿海，不会影响明朝的海禁，所以，明朝不禁止沿海采集业。海洋采集业分布于福建沿海各地，如崇武“海边有屿，南曰龟屿，西曰洋屿，东曰磨石屿，北曰青屿，石罅泉出，洌甚。潮进则水没，潮退则水出，而淡如故。此四屿，大小男妇于潮退时用铁钩取砺房、仙掌、螺、
、石乳、紫菜、赤菜、青苔之属。又沙中步取车螯、蛤蚌、西施舌、王螺、白蟑鱼、石巨之属”。
释如一记载：“紫菜，海鱼之粮也，其色紫，因名，生海边大石上。九十月候大风起浪，使鱼不得食，人以绳系腰取之。洗净晒半干，女工扮抽，又晒干，藏之。要用先以香油熬熟，退火，然后焙之。……福清近海处多有之，唯万安为最。”
有时渔民为了采取高质量的海菜，会到边远海岛。“若其采取淡菜、龟脚、鹿角菜之类，非至日本相近山岛则不可得，或有启患之理。此固职巡徼者所当知也。”
可见，当时闽浙渔民为了获得质量上好的海货，有时会到琉球及日本边岛的海礁上挖取海菜。
除了海洋采集业之外，海洋种植业也在沿海发展，渔民种紫菜、蛏、淡菜、海带，出售于各处。澄海县沿海有鱼盐之利，“蚶田鱼埠，富饶最擅”。
周亮工说：他任按察使之职时，有人控告邻人盗蛏苗，初以为怪，询问后方知“闽人培水田种蛏”。
据写于万历年间的《闽中海错疏》的记载，闽海已知水族有鳞部 167 种，介部 90 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闽粤渔业的兴盛。
早期因海禁的影响，渔民大都挤在近海捕鱼。《龙溪县志》有“人多于鱼”之叹：“海乡之民多业渔，往往浮家泛宅，其目有罾艚、网艚、畟艚之类，皆为机网以取鱼。海潮上，渔舟西归如乱叶，人多于鱼，利之厚薄，可知矣。”
同安县，“澳头、刘五店皆竖网柱以网鱼者也。而海道往来之冲也，松柱之大，以径尺计，其长以数仞计，旧惟张于旷远之地，故船不受害；今则密布急流如列戟。然潮涨则隐隐簇簇，夜冥则不及见，风急则不及避。客舶之挂且裂于柱者比比”。
由于“人多于鱼”，渔民之间，竞争激烈。陆容说：“但今日之利，皆势力之家专之，贫民不过得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鱼而还则已，否则，遇有鱼之船，势可夺，则尽杀其人而夺之，此又不可不禁者也。”
可见，当时的捕鱼业竞争十分激烈，由于人多鱼少，运气不好的船只出海十年也捕不到鱼。这类船只空载回港，渔民仍要偿付渔资，面临破产的危险。因此，有些船只会成为海上杀手，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抢劫其他渔船。可见，近海渔业并非安详的牧歌，有时很血腥的。久而久之，为了防止他人抢劫，海中的捕黄鱼船都配备了武装，随时准备与他人作战。“海中常防劫夺，每渔船必自募惯出海之人，格斗则勇敢也，器械则锋利也，风涛则便习也。”
潮州府“澄海……渔海之民多悍戾，昔为边海患。”
林道乾于隆庆二年受广东官府的招抚，其后，他在潮阳沿海称霸：“遇白艚捕鱼，则每船纳银七八两，名为扣税。”
可见，当年东海的渔业竞争十分激烈。
为了避开近海渔业的激烈的竞争，有些渔民会向远海发展。事实上，闽浙一带，渔民很早就到远海捕鱼。永乐四年“濒海民千余户，造船入海捕鱼，私出外境，经月不回者”。
以此来看，永乐时虽有不许下海捕鱼之禁，但并未认真执行。有些渔民出海捕鱼，竟然一月不归。这说明当时已经有渔民到远海捕鱼。又如广东：“广船自以鱼盐取西南诸番之利。”
明朝实行海禁，主要是防止渔船、商船远到异国贸易，所以，明朝严控双桅以上的大船。关于造船，明朝法律是这样规定的：
又一款：官民人等，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往番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远充军。其明刑敕法，禁谕森严，亦无非所以虑后患防未然也。
这段话用词虽然严厉，但对渔民来说，只有到深海才能捕到大鱼，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突破规定。例如，官府规定不能造二桅以上的大船。他们便设计活动的桅杆。除了正桅不动外，还会造两三支可以放倒的桅杆。出海时，为了防止水师干涉，他们只树一支桅杆，一直到离开水师的视界后，才将其他桅杆竖起。他们返港之时也采取同样的策略，在远海时几只桅杆全部竖起来，挂帆快驶。当海水变绿变黄，接近港口时，他们便会收帆放倒多数桅杆，只剩一根固定桅杆和帆，缓慢地进入渔港，以示没有犯规。这类花招其实瞒不过明朝水师。但是，水师成员大都来自渔民，十分同情渔民的利益，多数情况下视而不见。所以，明朝远洋渔业逐渐发展起来。嘉靖年间，“都督万表云，向来海上渔船出近洋打鱼樵柴，无敢过海通番。近因海禁渐弛，勾引番船，纷然往来海上”。
朱纨在闽浙沿海查违大船，而其主要对象为福建，从漳州南部的玄钟港到福清诸港，共查出一百余只大船，但他也知道：“各澳之船，岂止一百余只而已乎？估买者，二十三船也，而其当买者岂止于二十三只而已乎？夫官府之价三四十两，民间之造必费八九十两，见在者买，不在者置。……买一而置十，或又为不均……兴泉福清，亦皆如此。各令轮班在官听用。人得雇募工食，船得雇募船价，彼亦乐听无词。故今春调往浙江者，福清大船也。都指挥卢镗调往温州者，陆鳌大船也。张文昊调往福宁州成功者，即今续到估买玄钟洪君相等船也。”
《漳州府志》记载，漳州沿海的龙溪、漳浦二县出产海鱼，其种类有：胡鲨、鲛鲨、石首、鳉鱼、马鲛、乌鱼、黄鱼、鳜鱼、鲈鱼、鲥鱼、子鱼等等，这些鱼多为深海鱼，例如，所谓的“鳉鱼”，“首锐腹广，尾细，有似标枪，故名”。从其形态来看，应当就是金枪鱼。
金枪鱼是一种著名的深海鱼。可见，当时的漳州渔民已经出远海捕鱼。
捕捉黄鱼和乌鱼大都是用渔网，这是一种传统的捕鱼方法，适宜捕捞浅海鱼。因明代制作渔网的材质多为有机物，因此，它的坚牢度有限，不能用之捕捞深海鱼。明代的渔民为捕捉深海鱼发明了大型钓船。这类钓船现在还在使用。它的基本原理是用轻木制成浮标，用浮标吊住鱼钩，另用大绳将浮标串在一起。钓鱼时，将大绳串联的浮标一起丢入海中，浮标下的渔线很长，深入海洋 10 丈到 15 丈，可钓深海带鱼。“带鱼，身薄而长，其形如带。锐口尖尾，只一脊骨，而无鲠无鳞。入夜烂然有光，大者长五六尺。”屠本畯说：“按带，冬月最盛。一钓则群带衔尾而升，故市者独多。”
舟山群岛历来是福建渔民主要的渔场，明代浙江官员发现：“台（浙江台州）之大陈山、昌之韭山、宁之普陀山等处出产带鱼，独闽之莆田、福清县人善钓。每至八、九月，联船入钓，动经数百，蚁结蜂聚，正月方归。官军不敢问。”崇祯元年（1628 年）十二月，舟山的洋面“有船一
，约八十余只……系闽中钓带鱼船只。”
以上这些史料都说明福州渔民在浙江沿海的人数很多。可见，明代的深海钓船技术主要是福建渔民掌有的。其时福建的渔民总是按季节北上舟山渔场，然后尾随鱼群的洄游南下，逐步回到福建沿海。
明清以来，浙江沿海岛屿拥有众多的闽语人口，他们大都是明清之际从福建北上的渔民后裔。这是明代远海渔业造成的。这些渔民向东航行，就来到了澎湖和台湾。漳州的渔民则经常去澎湖打鱼，“满载而归”。
明末的台湾也是闽粤渔民的主要渔场，周婴的《东番记》记载：“泉漳间民渔其海者什七。”
天启五年福建巡抚南居益说：“捕鱼舴蜢，不可以数计。虽曰禁其双桅巨舰，编甲连坐，不许出洋远涉，而东番诸岛乃其从来采捕之所。”
荷兰人占据台湾后，在台湾的打狗港等地向闽粤渔民征税，从其税收史料中可以看到当时闽粤渔民在台湾沿海的数量。曹永和统计：自大员往台湾各地的渔船，1636 年 11—12 月为94 艘，1637 年为128 艘，1638 年为189 艘，从台湾附近渔场返回大员的渔船1636 年12 月有3 艘，1637 年不少于167 艘，1638 年不少于186 艘。
远海渔业导致闽粤民众向外海发展。
在中国人的食品中，腌制的鱼和晒干的贝类是普受欢迎的商品。以咸鱼来说，它的含盐量很高，山区农民阳光下劳动一日，流失的盐分很多，需要补充盐分，咸鱼是他们最好的食品。此外，如虾、小鱼以及蛏、淡菜、干贝等贝壳类食品，都可晒干为保质期较长的干肉。这些商品在内地极受欢迎。实际上，沿海输出山区的商品，海货要占很大的比例。
明代福建盐业沿袭宋元制度，仍以官营盐业为主，在盐场的盐工分为盐户与灶户两种，盐户专门制盐，灶户的责任是为盐户提供煮盐所需的柴草，生产的盐由官府收购。为了保证盐的生产，官府对盐生产的管制十分严格，盐民不得改营他业，也不准将食盐私下买卖。明初福建共有七大盐场：上三场为福清海口场、福清县牛田场、莆田县上里场，这三大盐场的盐质较好，“办纳本色，召商开中，运盐出水口，征延建邵三府及所属县转鬻焉。有引、有课、有禁例，是为西路盐”。下四场为泉州府辖内的惠安县惠安场、晋江县浔美场、晋江县丙洲场、同安县浯洲场，由于这三场的“盐低黑，商人不愿中纳，岁折银赡军”。
七大盐场共有盐户 13 910 户，官方定额年产 105 340 引，每引 400 斤，共计 4213 万多斤。
平均每户生产 3029 斤。除此之外，福宁州和漳州区域都有百姓私下设置盐场，制盐贩卖。可能是由于数量微小的缘故，官方并不认真对待。不过，随着漳州人口的增长，漳州民营盐场也增多，逐渐引起了官府的注意，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漳州所属的漳浦、诏安二县也设场征税，“每方一丈征银三分，名曰丘税”。
袁业泗解释说：“泉漳俱非行盐地，无商引正课，及诸禁例，听民间从便贸易。或有司薄征其税以佐军食，是为南路盐。”
明初福建盐场兼用晒法、煎法，煎盐法是宋元时期流行最广的制盐法，“其煎法月以二信候潮卤，潮退，卤沁土中，遇烈日结生白花，聚之以实于卤丘，复取咸水淋之。卤丘者，穴土为窟，其下为溜池，有窍以相通，用芦管引之，水渍卤丘，循管注池中，投鸡子桃仁，以浮为节，则卤可用。乃泻卤于灶旁之土斛，以管引注盘上煎之……大盘日夜煎二百斤，小盘半之”。
明代初年，福建各盐场还广泛使用煎法，所以，明初福建盐工分为盐户与灶户两种人。明代中期，只有福宁州盐户还在使用煎盐法，当地人说：“盐，福清、兴化盐场俱日晒成，独福宁、宁德必用火熬，计卤十锅，才煎一锅，且海滨无树木，热茅以煎，妇人食息不离灶下，最为劳苦。”
晒盐法发明于宋代，在明代前期渐渐得以普及，“其晒法亦聚卤地之尤咸者，晒曝令极干，实于漏丘，渗入溜池，复取池中水浇之，如是者再，则卤可用矣。晒卤之盘，石砌极坚密，为风约水，故广狭无过数尺。一夫之力，一日亦可得二百斤。宋时盐价斤为钱十，贵倍之。今日价极高不过钱二文，以晒法无柴薪费故也”。
可见，晒盐法的优点在于不要燃料，成本低，价格只是过去的十分之一。所以，明代中期福建的官营盐场渐渐都改用晒盐法，煎盐法被完全放弃，明初专为盐户提供燃料的灶户后来也被罢免了。但是，明初晒盐法还不很成熟，它的刮卤法与煎盐法的第一道工序完全相同，劳动强度很大。此后，又出现了埕坎晒盐法。
郭柏苍说：“闽盐凡三变，宋元以前皆用煎法，至明初始用晒法。万历间有以瓦片砌埕坎晒者。”
埕坎晒盐法是在传统晒盐技术上的一个进步，埕坎实为一种大型的盐池，传统的盐池较小，容量不大。而埕坎可视为盐田，面积较大。埕坎的边用海蛎灰砌成，池底铺小石子或瓦片。盐农在涨潮时引海水入埕，经曝晒浓缩后，即提入又一埕坎，再次曝晒。盐水达到一定的浓度，盐场即从海水中析出，结晶成块。这类埕坎很大，每个埕坎约有一二亩，几十个埕坎至几百个埕坎相连，十分辽阔。
埕坎晒盐法所需劳力较少，所以，它的成本更低，“计一石所售直不过二三分”，漳州的“晒盐民原非灶户，以赀转佃盐埕，终日胼胝炎烈中，所成盐不过二石”。
若以一石为 150 斤而计，比之明初煎盐法的日产 200 斤多二分之一。
明代食盐产量和元代相近，明初福建产盐 10 万引，一直到明中叶仍保持这个产量。随着福建人口增加，万历六年（1578 年），福建额定盐产量上升到204 343大引，以每大引 400 斤为计，折合 8000 万多斤，比明初产量翻一番。
关于食盐的销售。明代的盐业是官府管制最严的产业，盐户生产食盐，首先要向朝廷或官方指定的商人领取本钱，产品销售给官府盐运司，或是官府指定的盐商，若然盐农私自售盐，便是犯法。但福建沿海各府百姓，多是买私盐吃，而官府为了保证食盐的销售，便强迫沿海民众购买官府配给的食盐，其消费量不少。明人说，“本朝天下郡县所在有盐粮，又有盐课……凡盐皆食于官，若男子以丁计，妇人以口计，岁各纳米入官，支与盐，每丁口纳米八升，支与食盐三斤。后盐不支，民纳米如故”。
实际上，在福建的沿海，泉州、漳州、福宁州都是吃私盐，“且诏安有海泊鱼盐之利，溪山园地无征”。
又如福宁州，“私盐禁例明甚，黄崎镇邻宁德莒州，山无可耕之地，世业贩私盐，释此不为则盗矣。上司加意宽恤，佯为不知，稍羁縻之。……私盐价廉，人皆趋之”。
真正由官府经营的仅是福州府、兴化府所生产的盐。其销售范围，是上游的延平、建宁、邵武三府。“闽中有上下四郡，下郡负海，而上郡负山，稍稍行盐。负山郡以资国课，惟汀延支邑界在境上，民窃窃鬻贩往关岭之间，负任相属。”
食盐贸易是大生意。谢肇淛说：“盖吾郡缙绅，多以盐筴起家，虽致政家居，犹亲估客之事。”
据《建阳县志》记载，明代当地有“盐牙四名，纳银四两”。
月港“鱼盐粟米，泉涌而川流”。
沿海许多镇市以盐货贸易而富裕。“涵头市，在府城东北。市濒海港，鱼盐之所聚，商贾之所集，亦莆名区也。”
漳州输往山区的商品以盐最为著名，“惟是漳所属县若龙岩漳平、宁洋皆山邑，穷僻，民间不能致食盐，而浯丙民鬻盐者，辄用海舟载至海澄，歇泊埠头，转剥小舟，逆西北二溪出华封，往龙岩诸邑散卖。又自宁洋而上达马家山，越永安，蔓延建、邵所属行盐地。其徼利什倍。以故，漳民射利者，往往垂涎于此。”
漳浦的商业颇难发展，“漳浦东南滨海，西北负山，附海者鱼盐，居山者耕牧。川陵险窄，舟车不通。其民或负薪米至海，以易鱼盐，或持鱼盐入山，以求薪米。皆彼此自为相通，山间之民，数日食无盐则病，必商人领粟肩盐入山行卖，势不能家给人足。匪惟深山之民，终岁无盐，而商自病矣。海滨之民，一日不卖盐则饥”。
明代有人说：“愚闻漳泉人运货至省城，海行者每百斤脚价银不过三分，陆行者价增二十倍。觅利甚难。其地所产鱼盐比浙（江）又贱，盖肩挑度岭，无从发卖故也。”
如叶春及说：“今沿海诸卫所，固奥区也。地饶鱼盐，五谷辐辏，巨艘重载，倏忽往来，患无价耳，其取诸贩犹取诸仓。志称官军有银自伺海舟之便，信矣。”
“自青山以往出盐，又出细白布，通商贾，辇货之境外，几遍天下。”
何乔远评辋川镇，“阻山负海，鱼盐米粟之利通焉”。
浅山地区的安溪县，“鱼盐橘果之利，转贩自外而至，利射一倍”。
内陆山区的德化县：“鸡鹅鱼盐，皆为外人转贩自晋江而至，价视晋江三倍。商贾百工艺业，亦咸仰赖于外人。”
盐价从一倍到三倍，反映了该行业的高利润。
闽东区域共同的特点是和西部山区之间有食盐贸易。福安县原来只有石矶津市（又名富溪津市），“鱼盐之货丛集，贩运本县，上通建宁（府）”。后来，随着商品贸易的兴盛，它的上游又兴起了穆洋市，“在十八都，盐货从富溪津过者居积于此，盖廉溪之上游，亦泰顺、寿宁、政和、松溪、浦城之喉舌也”。
《罗源县志》记载：“罗源帮，属东路商人，每年于上里、海口、牛田三场贩买大盐。船起黄岐司挂号、开载给引，白石司给票，始至罗上仓，谓之‘大盐’。明天启二年，商人陈煋呈奉盐道批示：古田帮在水口，居民远涉艰难，准于罗源就近运食，年额并销部引三十道；其东西落、吉壁、鉴江、濂沃滨海一带，著于鉴江淋卤煎煮‘细盐’分配；福宁蓁屿一村，海运咸浸鱼虾，年附罗源帮纳课四十四两。”
据这条史料记载，罗源的食盐来自闽江以南的长乐、福清二县所辖盐场，不过，当地人也有熬盐出卖，看来是质量较差，因此，人们用于腌鱼。古田县的盐虽可从闽江口岸运输，但由于运输费用较贵，人们情愿食用从罗源翻山越岭运去的食盐。
潮州沿海是食盐产区。“山居者治耕织，近海者业鱼盐。”
潮州的东里：“东里环居海滨，地皆斥卤，人专晒曝，每挑载盐斤于乡村埠头，贩卖银两，以赡家完课。”
澄海县受制于地理条件，“故澄民半不务农，而以鱼盐为生”。
饶平县“近海者业鱼盐”。
潮阳县“盐，佣夫日负数千斤行于市，所直不过一金”。
惠来县的本地物产有盐。
潮州的盐业管理方法较为特殊。郭春震说：“盐为军饷榷也，粤东之地，民苦于供亿。始兴盐荚以佐之，天顺以前岁不过三百余两；历成化、弘治、正德，已增至四千两；嘉靖十五年以前，又增至八千两；又数年盈万，今一万六千两矣。始商赴惧不先，而后则耗而转徙，必籍姓名，必追呼，必械系，乃始投单。甚者依附势豪以幸免。此岂人情哉？”
盐税从 300 两银增加到 16 000 两银，其增加幅度是惊人的。潮州还有过路税，“吴颖曰：潮为米盐货殖之乡，而税因焉。盐因乎海，管桥之下”。
可见，潮州盐税增加太快，导致民众不安。
总的来说，渔业和制盐业是闽粤东部沿海区域的两大海洋产业，它所生产的食盐、咸鱼、鱼干等商品，是沿海与内地交换的主要商品，在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海洋的角度而言，渔业和盐业是传统中国海洋文化的基础，不论是海商还是海盗，他们大都诞生于渔民和盐民之中，有了这一阶层的依托，才有了晚明商盗阶层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