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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基本环节，也是最终环节。消费经济史研究是消费经济问题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文化娱乐消费经济史又是消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是中国文化娱乐消费模式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模式变革是以近代为基础的。满足居民多元化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构筑促进文化消费的科学体系和长效发展机制，提升文化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是当前我国文化消费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因此，在现阶段我国把扩大内需、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背景下，对该课题进行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消费经济史不仅是消费经济问题研究的薄弱环节，而且是经济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其中，对文化娱乐消费经济史的研究尤为薄弱。长期以来关于文化娱乐消费经济史研究，历史学界因对其进行研究需要具备经济学理论和方法鲜有人去碰，经济学界则因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如大海捞针般耙梳资料也多不愿进行深入研究，因此学术界运用马克思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围绕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进行研究的论著鲜少。近代是中国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模式发生巨变且对后世产生深远时期，但迄今为止，课题组尚未见到运用消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因此，该课题研究既是对消费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需要，也是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纵深发展的需要。
二是能为当前扩大文化消费需求和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扩大文化娱乐消费需求不仅是我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文化自信的需要，而且是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扩大国内有效消费需求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进一步提出：至“十三五”末文化产业要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说：“从长期看来，一个商人或制造商对一样东西所能付给的价格，毕竟要看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或用它所制成的东西肯付的价格而定。所以，一切需要的最终调节者是消费者的需要。”
为实现这一目标，《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明确提出：一方面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文化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另一方面要“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从供需两端发力，以创新供给带动需求扩展，努力实现更高层次的供需平衡。着力扩大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改善消费条件，营造消费环境，推动建立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的长效机制。鼓励文化文物单位和社会力量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满足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创造能力，引导文化企业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新的文化消费增长点。建设文化消费服务平台。支持各地采取各种措施促进文化消费。加强宣传推广，倡导文化消费理念，提升文化消费水平”
。因此，课题组对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进行深入研究，以期在理论上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消费政策进行反思，在实践上为当前扩大文化消费需求和加快文化事业、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历史镜鉴。
课题组在以近代中国文化娱乐消费需求为研究对象展开研究前，有必要先对“文化”“娱乐”“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娱乐消费”等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以便开展后面研究。
文化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不仅东方人和西方人对其界定有别，而且不同学科、不同视野、不同知识背景的专家学者对其理解、阐释也有别。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文化”内涵的阐释、界定有数百种。西方人对“文化”内涵的界定以著名人类学家泰勒的最具代表，即“文化或者文明就是由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法则、法律、风俗以及其他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就对其可以作一般原理的研究的意义上说，在不同社会中的文化条件是一个适于对人类思想和活动法则进行研究的主题”
。美国学者马文·哈里斯对文化的阐释，“文化是一特定民族群体的整个社会获得生活方式或生活类型”
。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是指“以文教化”“以文化成”的总称。中国古代的“文化”一词，较早出现于战国末年所编的《易·贲卦》，含有“以文教化”之义，“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一般来说，对“文化”内涵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上的“文化”是指人类的精神文化类产品、服务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总和。课题选择使用后者，即狭义上文化的界定。
娱乐活动是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而产生的。世界上各个民族立足本民族文化优势和特点，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形式。所谓娱乐，一般意义上是指欢愉、快乐。如陈月英指出：“娱乐，顾名思义，就是指欢娱行乐。人们冀图通过快乐的娱乐活动，以获得身心的喜悦和体魄的健康。”
傅才武认为理解“娱乐”的关键在于把握“职业生活”与“非职业生活”的差别，“娱乐”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提出应该以“非职业生活”为隐含前提
。总之，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娱乐”就是指欢娱、快乐，指能够使人们从中获得精神愉悦、快乐的活动。
马克思认为消费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消费与生产具有同一性关系。消费与生产同一性关系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二是“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种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三是“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也就是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每一方因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的
。马克思还提出消费需要是由低级逐渐向高级发展的，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存消费是最基本需要；“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
。1875年恩格斯在《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同意他提出的“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观点，他说：“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而斗争，而是为了发展资料，为社会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
国内学者较早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消费经济理论进行解读、阐释的是刘方槛、尹世杰等。刘方槛提出：“消费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人类整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就是运用一切手段生产产品用以消费并改善生产者素质的过程”，还指出“消费，从广义上说，它包括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两个方面。生产消费，是指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的使用和消耗，这种作为生产的客体和主体的使用和消耗是一种生产行为，而‘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因此，这种消费通常已被包括在生产这个范畴中。我们这里说的消费，是从狭义上说的个人消费，它指的是人们把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用于满足个人生活上的需要的行为和过程，是‘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
尹世杰的阐释：“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生产消费。人们从事任何物质生产活动，都要耗费一定的原材料，生产工具也会磨损，从而生产出一定的产品。这种消费活动就是生产消费。另一种是生活消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都必须消费粮食、衣服、住房、用品等等。”
尹世杰对“生活消费”的阐释比刘方槛提出的“个人消费”内涵更为宽泛，也因此国内学者多采纳他的观点。《辞海》中对“消费”解释为“人们消耗物质资料以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过程。”
无论哪一种对“消费”内涵的界定，基本上都认同消费包括生产消费、生活消费，其中生产消费是指人们在生产活动中消耗原料、消费燃料、利用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劳动力的过程；生活消费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消耗物质资料或劳务的过程。
文化消费与满足温饱的物质消费不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追求生活质量提升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消费行为。国外关于文化消费理论的早期研究，源于凡勃伦提出的休闲消费。凡勃伦认为休闲消费是权贵阶层为赢得社会尊重，证明自己的财富或权力的一种炫耀式消费，即“想赢得及维持人们的尊重，光靠拥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而“休闲生活是财力强度最顺手可得与最具决断性的证据”，他还提出“近代有闲阶级的庆祝活动及宴会可能还有少许是为了宗教奉献的情怀，而更多则是满足消遣和喜庆的要求，但举办这些活动同时还抱着一种比出高下的目的”
，即文化娱乐消遣在某种程度上是为满足有钱有闲阶级证明自己的财富或权力的需要。
国内学者对文化消费的研究相对较晚，学术界明确提出“文化消费”概念是在 20 世纪 80年代。国内学者对文化消费内涵的界定有多种观点，如尹世杰运用马克思主义消费理论来阐释文化消费的内涵，他提出的“精神消费力”实质上就是文化消费，即“精神消费力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消费精神文化消费品的能力”，而“精神文化需要主要是享受资料、发展资料的需要，一般是高层次的需要，精神消费力提高了，享受资料、发展资料在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了，就提高了消费层次和消费质量”
。尹世杰还提出精神文化消费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一方面“健康的精神文化消费能培养人们高尚的品德，高雅的情操，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开拓人的智力，提高人的整体素质，直接促进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人们的消费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特别是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得到较好的满足，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激励机制，大大有利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徐淳厚认为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精神文化性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等。其实质是对社会的及他人提供的精神财富（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的消耗。同时这种消费（消耗）过程又是精神财富的消化、继承、积蓄、再造和创新过程”
。不少人认同徐淳厚对文化消费的界定观点，如冀福俊指出“文化消费是指对精神文化类产品及劳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是当今社会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
对文化消费内涵研究时，许多学者都将其区分为狭义上的和广义上的文化消费。狭义上的文化消费是指“以文学艺术为主题，包括音像、出版和与此相适应的文化艺术服务，文化消费就是指上述范围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消费”；广义上的文化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消费精神文化产品和精神文化服务的行为”
。课题组选择广义上的文化消费，即文化消费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精神文化需要而消耗精神文化类产品、精神文化类服务的行为。在理论和方法指导上，课题组参考和借鉴尹世杰的观点。
文化消费有多种分类标准。按照消费的内容划分，文化消费可分为教育、娱乐、体育、旅游等消费。按照消费的形式划分，文化消费可分为服务形式的文化消费，如看电影、观看赛马；产品形式的文化消费，如购买小说、报纸。按照消费的功能划分，文化消费可分为消遣娱乐型文化消费、政治型文化消费、教育型文化消费等。按照消费的影响结果划分，文化消费可分为健康型文化消费、中性文化消费和俚俗文化消费。按照经费来源划分，文化消费可分为居民文化消费（包括个人或家庭）、集团（或团体）文化消费（包括企业、社会组织等）、公共文化消费等。其中，公共文化消费是指“在政府的主导下，以转移支付的财政手段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的总和”
。消遣型文化消费属于较低层次的文化消费，享受型、发展型和教育型文化消费属于较高层次的文化消费
。
关于文化消费的社会经济功能，主要观点为：增加消费主体的愉悦感和幸福感，能在文化消费过程中排遣、消解不愉快心情；文化消费还能促进人力资本提升和人的全面发展；有助于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品质塑造、文化水平及艺术修养的提升，在文化消费过程中能获取知识、增长才干
。
文化娱乐消费是文化消费的一个子系统。如国家统计部门在文化消费进行统计时将其分为“文化产品消费、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及教育消费”
三大类。所谓文化娱乐消费，是指人们为获得精神愉悦而享受、占有欣赏文化娱乐商品（包括服务）的一种消费行为，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跳舞以及阅读书籍、报纸、期刊等，使用娱乐器械等以获得感官享受或精神愉悦等。
课题组把文化娱乐消费分为两个大部分进行研究，即娱乐消费和文化教育消费，前者重点研究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方面的消费情况，后者重点研究休闲型图书消费、报纸消费、期刊消费以及公共文化产品方面的消费情况。
在西方经济学中，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下，愿意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或服务的数量。所谓文化需求，是“指消费者对文化商品和存在着服务形式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和欲望”
。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是指人们在一定时期为满足文化娱乐需要对文化娱乐商品（包括实物和非实物形式的文化娱乐商品）的需求和欲望。
消费结构反映人们消费的具体内容以及质量，同时体现着人们消费水平和消费需要的满足程度。所谓消费结构是指“人们要满足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满足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就要消费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和劳务。在不同的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消费资料和劳务的品种、数量、属性、来源和各自所占的比重是不同的，但在一定时期却又是一定的。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消费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资料（包括消费服务或劳务）的比例关系”
。文化娱乐消费结构是指人们（包括各种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在文化娱乐消费过程中购买、享受的各种文化娱乐商品（包括消费服务或劳务）的比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习俗、社会风气。
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结构变迁受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教育发展水平、文化消费观念和民风民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制度、消费观念等不同，往往形成不同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模式；即使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地区、同一城市，不同的社会群体也往往因收入水平差异、受教育程度不同、从事职业不同以及受家庭环境、年龄、性别等因素的影响，文化娱乐消费支出结构也往往不同，消费的文化娱乐品种类、数量以及消费观念也有很大差别。
消费模式“是指人们消费关系和行为规范的综合表现，是从总体上反映人们消费行为的主要内容、基本态势和质的规定性，是指导人们进行消费活动，并对人们的消费行为进行社会价值判断的理论概括和依据”
。文化娱乐消费模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在文化娱乐消费中所体现的、共同遵循的方法、理念、行为方式等的总和，其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尤为显著
。不同国家和地区因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等不同，形成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模式也不相同。
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行业，如演艺业、出版业等。文化相关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政府等对其进行经营、管理和引导，也因此，逐渐形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之别。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文化的两种基本存在形式，二者的主要区别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生产目的不同，前者生产的是公共产品，后者生产的是商品。二是资本来源不同，前者的生产资本来源于国家或社会，后者的生产资本为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三是机构性质不同，前者是政府部门的附属单位，后者是企业单位。四是运营机制不同，前者是由国家财政提供经费以维持其运营活动，以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后者是企业，以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原则。当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前者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后者往往考虑自己的利润以及承受能力。五是调控方式不同，前者为国家直接调控，后者为国家间接调控
。
文化娱乐消费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是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关系，尤其文化娱乐消费是与文化产业之间。消费是生产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目的，消费规模化是相关产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娱乐消费领域亦是如此。文化娱乐消费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文化娱乐消费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推动相关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同时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其发展水平、供给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影响甚至决定着文化娱乐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因为文化娱乐消费的产品和服务主要靠文化生产部门供给。历史发展的实践也一再证明上述观点，即文化娱乐消费的繁荣是文化产业兴盛的内在动力。
20 世纪 2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及其相关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20 世纪 20年代至 1949年。这一时期虽没有以“文化娱乐消费”为对象的研究论著，但在当时的城市指南、城市生活调查报告、社会教育发展研究、年鉴中已经把“文化娱乐”列入其中，为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和研究基础。
一是城市指南。自清末起主要城市为吸引游客和指导来往商旅的吃喝玩乐，在编辑出版的“城市指南”中一般都将“食宿游览”部分单列出来，把城市内的著名酒楼、饭店、茶楼、戏园等娱乐场所的地点、价格、特点等一一列出。出现最早、出版版次最多的“城市指南”是上海。目前能查到的出版时间最早的“上海指南”是 1909年编辑出版的《上海指南》，最后一年是 1947年东南文化服务社出版的《大上海指南》。在上海等主要城市的示范和带动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城市基本上都编写了各自的城市指南。目前能够查到的城市指南主要有：古学谦编的《天津指南》（新华书局 1922年版）、中华图书馆编辑部编纂的《北京指南》（中华图书馆 1919年版）、田蕴瑾编的《最新北京指南》（自强书局 1938年版）、周荣亚等编纂的《武汉指南》（新中华日报社 1933年版）、广州市政府编的《广州指南》（培英印务局 1934年版）、唐幼峰编的《重庆旅行指南》（重庆书店 1933年版）和杨世才编的《重庆指南》（重庆书店1937年版）、张光剑编的《杭州市指南》（杭州市指南编辑社 1935年版）、郑拔驾编纂的《福州旅行指南》（商务印书馆 1935年版）、山西民社编的《太原指南》（北平民社 1936年版）、朱揖文编纂的《苏州指南》（苏州文新印刷公司1929年版）、《厦门指南》（苏州文新印刷公司 1931年版）等。上述“城市指南”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本市当时的主要娱乐场及其消费人群，比较真实地记录了民国时期主要城市文化娱乐商品的供给情况，也能间接反映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
二是民国时期城市生活状况调查报告。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言心哲、陶孟和、李景汉等一批专家学者对上海、北平、天津、南京、重庆等主要城市劳工阶层的家庭生活状况情况进行调查研究，调研一般包括五大部分，即食物、衣着、房租、燃料、杂项（有的报告中亦称“其他”），前四项消费支出为生活必需品。杂项费用即消费者在衣、食、住、燃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以外支出的费用，是指人们用于追求生活舒适和满足物质及精神享受各种消费支出，一般包括用具、交通、医药、卫生、妆饰、嗜好、娱乐、捐助、教育、杂用
。如杨西孟对上海工人生活程度调查，其“杂项费用”包括交通、卫生、嗜好、医药、装饰、娱乐、教育、酬应、税捐、家具、利息、祭祀、寄家、特别费、其他
。根据恩格尔定律，收入水平越高则食物消费支出越低，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支出就越高，消费质量和生活水平就越高。发展和享受性消费支出越高的家庭，杂项费用支出也越高，杂项费用支出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嗜好消费支出就越高。民国时期关于主要城市的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无论哪一种“杂项费用”内，都包含有“教育”“嗜好”“娱乐”消费支出项目，这三项内容与课题研究的“文化娱乐消费”内容基本吻合。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生活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主要有：陶孟和著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上海市政府社会局编的《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言心哲的《南京市人力车夫生活的分析》，林颂河的《塘沽工人调查》，咏蓂的《成都市的人力车夫》，孙蕙君的《昆明市家庭生活情形调查》，杨蔚的《成都市生活费之研究》，余启中的《广州工人家庭之研究》等
。此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中包含有 20 世纪 30年代上海主要产业职工的文化娱乐消费方面内容
。上述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为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以及方法启示。
三是社会教育研究。茶园、戏园、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公共体育场、电影院、公园等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社会教育功能，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社会各界的空前重视。1912年教育部设立社会教育司，社会教育在国家行政上的地位得到正式确认，之后教育部等部门为推进社会教育的深入开展，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批社会教育专家对各地的民众教育馆等社会教育机关及其实施效果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代表成果主要有《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设施概览》，该报告对济南民众游戏院、民众茶园等公共娱乐场所及其票价、消费对象及其偏好等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编的《福建省立民众教育处电影教育实施概况》中记录了福建民众教育馆对电影教育的使命、施教范围、受教人数等进行调研
，从中能看出电影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电影放映队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大众的热烈欢迎，使不少没有消费能力或机会看电影群体接触了电影，在提高民众文化娱乐水平、传播现代文化娱乐理念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34年张履谦对河南开封市相国寺的戏院、书场等娱乐场所、受众群体等进行了深入调查
。湖北省立实验民众教育馆对馆中藏书及其阅读情况，康乐部设立的目的、设备、收费、受众对象及人数等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研究
。
第二阶段是指 20 世纪 90年代至今。20 世纪 90年代初以来国内外学者以近代中国文化娱乐消费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仍然较少，但相关成果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市文化娱乐研究。从社会经济史角度，对上海、汉口等近代主要城市文化娱乐的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进行了零星研究。上海是近代中国文化娱乐消费的中心，相关研究成果很多。相关论文主要有：陈鸣著的《近代上海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1991），对近代上海文化娱乐消费结构和指向进行了研究
；刘秋阳、孙明阳著的《略论近代城市苦力的娱乐状况》，对近代城市苦力的娱乐状况进行研究，提出城市苦力不仅缺乏娱乐生活的经济基础而且缺乏娱乐所需要的时间，即使有少量娱乐活动也存在种类单一、不正当娱乐居多特征
；李微的《娱乐场所与市民生活——以近代北京电影院为主要考察对象》（2005）一文，认为近代北京电影院的兴起不仅反映了当时北京市民娱乐生活的情形，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们的身份等级、经济条件的差别及文化差异的影响
；黄益军、魏向东的《从〈申报〉看晚清上海人的娱乐生活及其特征（1872—1911）》（2006），通过对 1872—1911年间《申报》中有关上海城市娱乐资料的梳理，对上海娱乐生活特征进行分析
。王迪的《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生活——以成都为例》
，深入分析了“茶馆”在都市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相关专著主要有：楼嘉军著《上海城市娱乐研究（1930—1939）》（2008），该成果运用经济学等理论对上海娱乐发展背景及演变轨迹，以及进入鼎盛时期娱乐的经营主体等进行深入研究
，虽然侧重于对娱乐消费品方面研究，但给课题研究不少启示；高福进著《洋娱乐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娱乐业》，介绍了上海从开埠到 20 世纪初主要休闲娱乐的发展状况及休闲观念的变迁，其中零星涉及有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娱乐消费内容
；陈刚著《上海南京路电影文化消费史（1896—1937）》（2011），也关涉有上海文化娱乐消费变化方面内容
；高铮著的《近代上海娱乐文化探微》（2007）一书，论述了近代上海娱乐文化的形成背景、特点、发展状况，包括娱乐业的经营巨头、娱乐种类的发展和娱乐文化的消费者等
。傅才武著的《近代化进程中的汉口文化娱乐业（1861—1949）》（2005）对娱乐行业组织形态变迁的过程进行考察，为认识中国近现代文化娱乐业的组织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对文化娱乐业发展的影响提供参照
。
二是城市文化史研究。一些学者在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史研究中涉及有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内容。学界对上海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如《上海百年文化史》《上海通史》（第 10 卷，民国文化）、《上海文化通史》等著作，对近代上海文化发展的历史和演进轨迹进行了研究，其中关涉有文化消费方面的内容
。国外主要有法国学者戴仁著《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2000）、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著《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 1930—1945》（2001）等著作中，涉及有上海文化消费需求变化内容，但非研究的重点仅一带而过
。洪煜著《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2007），对近代上海小报的兴起、发展与市民文化建构中的价值进行研究，小报文人立足市场需求进行创作，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消费品
。
三是近代城市史研究。张仲礼、何一民、张忠民、李长莉、罗澍伟、罗苏文、隗瀛涛、皮明庥、蒋建国等学者都对近代主要城市进行过研究。如蒋建国著《广州消费文化与社会变迁》（2006），罗苏文将城市休闲娱乐区作为研究对象对市民休闲娱乐理念和消费方式的培养进行了探讨；李长莉从清末民初休闲娱乐业日常化、大众化入手，探讨了夜生活兴旺、星期休息制度等公共时间与公共休闲的关系。此外，王亚南、范周等对中国当前城市文化消费的研究，程恩富主编的《文化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3年版）等成果，也为本课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参照。
总的来说，现有研究成果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对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进行研究的成果稀少，而相关研究成果也呈现出：单方面研究的多而综合性探究的少，具体描述的多而理论分析的少，短期研究的多而长时段考察的少，单个城市研究的多而把城市作为整体探讨的少等特点。
课题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利用日记、杂记、竹枝词、报纸、城市指南、社会调查报告、年鉴等现存的近代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突破城市史和娱乐史研究的局限，将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放在当时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将其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每个阶段精选典型案例进行研究；把全国划分为七大区域，每个区域选择代表性城市，由典型案例、区域代表性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变化推导出全国城市变迁的基本趋势、基本特征和动力机制以及对现代文化产业等发展产生的影响，总结出对当前我国扩大文化消费需求和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启示。
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在利用文字资料进行分析的同时，利用图表分析法对收集到的案例、数据等资料进行深入研究；运用典型案例分析法，每个时期都精选出典型案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文化娱乐消费结构、方式、观念进行深入剖析，揭示出他们所处的社会阶层、所处城市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特征和需求变化的基本趋向；采用历史分析法和阶层分析法，运用近代日记、杂记、竹枝词、报纸、调查报告、年鉴等文献资料，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一般规律及其产生的经济影响。
课题以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为主线，除导论外，分三个阶段、五大部分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研究 1861—1894年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情况。探究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主要城市在外力——西方列强在华的经济力、文化力和内力——主要是洋务运动双重力量的影响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兴起、现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出现、洋娱乐的流入等因素的推动下，主要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结构、方式和观念发生的变化以及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向。
第二部分研究 1895—1911年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增长。探究主要城市在外力——西方列强在华的经济力、文化力进一步扩张和内力——主要是维新运动、清末新政双重力量的驱动下，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变革的推动下，中国主要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结构、方式和观念发生的变化以及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增长情况。
第三部分研究 1912—1937年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分七大区域探讨在社会教育运动深入开展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因素的推动下，各个区域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结构、消费观念、消费方式发生的变化以及消费需求的增长情况，公共文化消费的发展及其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
第四部分探讨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化产生的经济影响。首先研究传统娱乐消费需求变化对传统娱乐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其次研究现代文化娱乐需求的出现和增长对现代文化产业兴起和发展产生的影响；然后研究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化对旅社、餐饮、广告等产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第五部分探究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动力机制与历史镜鉴。首先，对引发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探究，重点对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现代文化教育事业兴起以及城市人口规模、构成和收入水平变化、消费观念变革等对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驱动作用进行研究；其次，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基本趋势、基本特征以及变迁的局限性；最后，总结出对当前我国扩大文化消费需求、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历史启示。
一是研究内容的创新。宏观分析了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趋势、动力及其产生的经济影响。着力对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与文化产业、文化事业三者变革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一方面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和需求规模的扩大带动了现代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公共文化消费、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又是推动近代中国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革的重要力量。
二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以马克思主义消费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利用时人日记、杂记和竹枝词、报纸、杂志、社会调查报告、年鉴、城市指南等文献资料，借助大量图表反映学术观点；并运用案例分析法，每个时期精选典型案例，通过对典型案例的深入剖析，揭示出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的基本特征以及需求变化的基本趋向。
三是研究资料的突破。课题组基本上选用原生态史料进行论证分析，运用名人日记、杂记以及竹枝词，主要城市居民生活消费方面的调查报告、城市指南、《大公报》《申报》透视近代中国城市居民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变迁。课题组查阅和使用的原生态史料分为五大类：一是王韬、冯芳缉、王锡麒、孙宝瑄、英敛之、严复、鲁迅、胡适、刘成志、徐志摩等几十种近代名人的日记以及主要城市的竹枝词、杂记；二是《申报》《大公报》等近代报纸、杂志；三是民国时期上海、北京、天津、广州等几十个城市的“城市指南”；四是民国年鉴和调查报告，如《申报年鉴》《民国上海年鉴汇编》《中国电影年鉴》《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等年鉴、丛书；五是大成老旧期刊、文翰等数据库中相关资料。
近代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迁是一个牵涉面广、内容广博，尚未得到学术界充分重视的课题，没有现成的研究框架可资借鉴。同时受文献资料的约束，加之，课题组研究水平的限制，虽不遗余力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一些观点尚需进一步推敲，再如计划书中拟估算出 1927—1937年城市文化娱乐消费总量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因搜集到统计数据不足，无法采用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仍采用学界普遍运用的以点带面、典型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