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860年前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情况概述

在考察 1861—1894年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情况前，需要对清朝初期至 1860年间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情况进行梳理。

一、1860年前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基本特征

文化娱乐消费模式是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文化教育制度、文化传统等相适应的，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的水平。课题组为方便表述，把中国人自己创造出的文化娱乐产品或服务称之为传统或本土文化娱乐产品或服务，相关消费称之为传统或本土文化娱乐消费。1860年前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模式的基本特征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娱乐活动形式丰富多彩

中华民族文化具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史，在漫长的发展和演变中形成了庞大的文化体系，其中文化娱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娱乐活动种类丰富，形式多样，既有高雅的、需要具备一定文化素养、专业技能的休闲娱乐活动，如把玩乐器、欣赏绘画和书法作品等，也有各种各样满足一般市民需要的通俗型或消遣型娱乐活动，如观看戏剧表演、茶馆品茶、书场听书、花园赏花、名胜游览等。

据刘师培考证，我国的戏曲歌舞等娱乐活动发源于先民们的崇祀活动。汉代时我国娱乐活动种类已非常丰富，可用“百戏”来概称民间各类艺术表演活动。汉武帝时还设立专门管理音乐的机构——乐府，负责采集民间歌谣、训练乐员等。宋代时，在汴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综合性、固定的、营业性娱乐市场——瓦肆，场内提供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如傀儡戏、杂剧、杂耍等，以满足市民、来往商旅等的日常休闲娱乐需要。

鸦片战争前，北京不仅是中国的行政中心、政治中心而且是文化娱乐中心，文化娱乐场所众多，文化娱乐产品种类齐全，同时娱乐设施先进，其他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皆以北京马首是瞻，当时北京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变化代表着全国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基本走向，如嘉庆年间北京城内“最尚昆剧” ，之后昆曲在全国各地广为流行。昆曲，又称昆剧、昆腔，是中国古老的剧种之一，被梨园界称为“雅部”。昆曲因“非特有音节、台步不能以己意损益，服饰亦纤屑不能苟”，且“含有文学、美术两种性质，自非庸夫俗子所能理解” ，也因此，对于昆剧，一般市民不仅欣赏不了也不爱观看。为满足大众对通俗易懂戏剧消费需要，一些简单易懂、适合大众口味的剧种，如被称为“乱弹戏”的皮黄腔、秦腔、罗罗腔等纷纷到北京开拓市场，这些剧种“聚八人或十人，鸣金伐鼓，演唱乱弹戏文，其调则和昆腔、京腔、弋阳腔、皮黄腔、秦腔、罗罗腔而兼有之” 。有人甚至提出之前昆剧之所以能流行，是因为“无他种戏剧起而代之耳。自徽调入而稍稍衰微，至京剧盛而遂无立足之地矣。此非昆剧之罪也，大抵人之常情，喜动而恶静，昆剧以笛为主，而皮黄则大锣大鼓，五音杂奏” 。道光年间北京戏剧演出已形成“昆剧、乱弹相互奏演”的格局，在演出时很多观众趁表演昆剧时，“辄出外小遗，故当时以车前子讥昆剧者” 。嘉庆时北京著名的戏园分为四部：“曰春台，曰三庆，曰四喜，曰和春”。受照明条件、治安等因素的影响，清朝大部分时间内，北京戏园是禁止夜晚提供戏剧演出服务的。当时戏剧演出的场地，“度中建台，台前平地曰池。对台为厅，三面皆环以楼。堂会以尊客坐池前近台，茶园则池中以人计算，楼上以席计算。故平时坐池中者，多市井俗侩，楼上人谑之曰下井。若衣冠之士，无不登楼”，光绪庚子年（1900）以前“戏园定价，每座售钱百三十文” 。嘉庆、道光之际，国内太平，北京城内戏剧消费需求旺盛，“士绅会，非音不樽。而郡邑城乡，岁时祭赛，亦无不有剧” 。北京除有昆剧、京剧等戏剧演出场所外，还有高调戏、皮黄戏、秦腔戏、汴梁腔戏、土梆戏、猫儿戏、傀儡戏等戏剧演出场所，以及托偶、八角歌、什不闲、杂耍把式、相声、大鼓、评书之类娱乐演出活动 。

高雅型文化娱乐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主体是有钱有闲且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群体（包括附庸风雅群体），是为了满足他们休闲娱乐需要或发展需要的。北京是明清时期我国知识分子聚集的高地，对高雅型、发展型文化娱乐产品的消费能力较强，如读书看报是知识分子的重要消遣方式之一。因图书消费需求较旺，北京图书市场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有竹枝词生动描述北京图书市场的繁华情形，“书楼林立望重重，金碧辉煌瑞气浓” 。在文人墨客、来往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等的带动下，还形成以看《京报》为时尚现象，以至于有不识字的商人等唯恐别人知其目不识丁，纷纷订阅《京报》，“惟恐人疑不识丁，日来送报壮门庭。月间只费钱三百，时倩亲朋念我听” 。“京报”这一名称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当时是“邸报”的别称，而“邸报”是指中国古代抄发皇帝谕旨、臣僚奏议等的抄本，清朝前期京报与邸报仍为同一概念。乾隆年间鉴于由各省向地方抄发“邸报”存在易掺入伪稿的隐患，决定统一抄发。因抄发量较大就委托民间书坊等代为抄写，这些机构为增加收入，大量抄印，除满足各级官府对邸报的需要外，还卖给其他关心国家大事的知识分子，天长日久在北京就逐渐形成了以阅读《京报》为时髦现象。再如天津，开埠前已是中国北方的商业重镇，城内居住了一批以盐商为代表的富商群体以及以书画家为代表的文人雅士，他们中有不少人或为满足休闲娱乐需要，或为社交需要，或为附庸风雅，经常进行棋琴书画等高雅文化娱乐活动，有竹枝词描述，“吴老弹棋品第一，柳朱绘事技殊工。黄图他日编方技，掌录人才半寓公” 。北京、天津等城市文人集聚，偏爱古玩字画的知识分子众多，逛古董摊、古籍店是他们的重要休闲娱乐方式之一，有竹枝词描述天津古董摊贩非常多，“城门内外满街泥，古董摊多不整齐。宋砚汉章名字画，家家也卖玉东西” 。

清朝中期天津、汉口等商业比较发达、商旅来往较多的城市，基本上都建有固定的营业性茶馆、戏园等休闲娱乐场馆，以满足市民和商旅的经常性娱乐消费需要。道光年间天津已有戏园多处，崔旭在竹枝词中描述“戏园七处赛京城，纨绔逢场各有情”，“琵琶清脆响流珠，宛转歌喉学凤雏。小曲近来兴北调，当筵赢得一狂呼” 。

茶馆品茗、听说书是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居民常见的娱乐方式，如天津“清凉茶肆沦汤初，座上盲翁讲法如” 。汉口来往商旅众多，茶园、酒楼在开埠前已经是市民、商旅的主要休闲娱乐场所，不少竹枝词都有描述酒楼、茶馆生意兴隆，如“酒如泉涌客如蝇，彩帐锦屏布几层。演彻梨园归去好，官街写满纸糊灯” ，“后湖时有妇女结伴闲步，倦即愒坐茶寮，唤烟呼茗，不以为嫌也” 。

山东济南、河南开封，财丰物阜，文化娱乐消费水平也较高。以戏剧为例，著名演员演出的首选城市是北京，如果在北京被排挤了，要么选择山东济南，要么选择河南开封，“盖当时名优以京师为中心点，初被挤，则至山东之济南，再被挤，则至河南之开封，故就当时统计，开封戏剧之盛，位置实为第三。花旦天凰名满天下，凡过开封者，无论士商，咸以不见天凰为恨。时戏剧古风未泯，昆黄并重，凡籍隶梨园者，亦必兼通昆曲” 。

休闲娱乐消费支出是有钱有闲群体日常重要支出项目，城市手工业者等劳工群体在劳作之余也偶尔有少量支出，他们的娱乐活动以观看戏曲表演、茶馆喝茶、书场听书、逛庙会等为基本形式。此外，还有在春节、端午节等重要节庆日，各地城市一般都举办具有本区域文化特色的娱乐活动，如舞龙狮、赛龙舟等活动。如汉口每年正月十五均要举办舞龙狮活动，“纸作皮儿蔑作胎，龙灯到处户齐开。穿街入巷人多少，岂为看灯到此来” 。赛龙舟也是中国端午节最重要的民俗活动，南方城市对该活动非常重视，普遍组织举办如广州“竞渡端阳兴未央，家家儿女荡轻航。屈原枉抱千秋恨，付与珠江作闹场” 。在北方靠近河湖的城市也有此习俗。湖北、安徽、江西等地还有“旱龙船”民俗表演，如汉口“每逢五月赛金容，设立行宫大路中。木刻龙头安座右，划船锣鼓演村童” 。

受宗教信仰等因素的影响，不少城市都定期举办集娱乐、祭祀、商业贸易等于一体的庙会、皇会等活动。如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海神——天后娘娘的生日，每年这一天，很多城市的天后娘娘信徒都要大肆举办庆祝活动，以祈求天后娘娘的庇护。如天津开埠前后基本上每年都要组织举办皇会活动，“办会者穷奢极侈，看会者举国若狂” 。

逛庙会也是深受中国大众欢迎的一种传统休闲娱乐形式。有竹枝词描述汉口庙会游客拥挤不堪，“岳神诞日进香来，人海人山挤不开。名是敬神终为戏，逢人啧啧徽台” 。岳神是指古代神话故事中的泰山神，徽调是戏剧的一种，供徽班演唱的戏台称为徽台，即岳神诞辰日时有徽班演出，市民纷纷前来观看，美其名曰为敬神，实际上是为了看戏。再如上海每年三月二十八日，为庆贺城隍夫人诞辰，“几于倾邑若狂，士女往观者，骈肩累踵” 。

因不同城市所处的区域文化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不同，娱乐活动形式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如我国有多种反映不同地域文化的地方剧种。两湖地区居民喜爱花鼓戏、楚调等地方戏，对此不少竹枝词中有描述，如“俗人偏自爱风情，浪语油腔最喜听。土荡约看花鼓戏，开场总在两三更” 。“花鼓戏”曾流行于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时常演出男女爱情戏，即“风情”戏，演员为迎合观众低俗趣味，常“浪语油腔”，有放荡轻浮唱词，常被地方官府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演。花鼓戏班常在半夜演出，以逃避地方官府的检查。“吴讴楚调管弦催，翠鬓红裙结伴来。除却寒风和暑雨，后湖日日有花开”，“吴讴楚调”泛指各地的曲艺和戏曲，“花”代指妇女 ，说明汉口开埠前已有多种地方戏在汉口演出，女性已常到戏园等娱乐场游玩。天津流行皮簧戏，连儿童也乐于学唱，“只有儿童偏快乐，满街学唱二簧腔” 。

此外，娱乐消费需求还随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上海，开埠前很长时期崇尚昆腔，19 世纪五六十年代受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江浙一带富家大户纷纷移居上海租界避难，不仅带动了上海戏剧消费需求的增长，而且促使戏剧消费多元化发展。1851年一家名为三雅园的茶园开张，上午卖茶，下午搭台演戏，这应是上海开埠后开设第一家营业性戏园，上演昆曲，一度曾吸引“城外人向城内跑”。不过好景不长，园中虽不乏著名演员但难以激起大众持久的观赏热情。需要说明的，19 世纪 50年代上海租界内没有戏园，租界内华人观看戏剧表演需要到城内，这从王韬和朋友们的戏剧消费情况能得到印证，他在日记中多处记录入城观剧，如 1859年 2 月 7 日“清晨，同春甫入城观剧”，2 月 8 日“午后，梁阆斋来，留以饭。壬叔（李善兰）为沽酒。饭罢，同入城观剧” ，也就是竹枝词中描述的“城外人往城内跑”。王韬（1823—1897），江苏吴县（1995年撤销）人，18 岁时考取秀才，1849年到上海在英国教会创办的墨海书馆工作，他和墨海书局的同事以及租界内其他华人朋友经常入城观剧，他 1859年 2 月 8 日在日记中对当时戏剧消费的评论，“沪人不喜听昆腔，而弋阳等调粗率无味，不如昆腔远甚。今昆腔之在沪者，不过大章班而已。班中有一小生，容颇可人，旦则荣桂为领袖，态度风骚，绝似妖荡女子” ，这句话应包含有两个基本信息，一是昆腔等高雅艺术是得到王韬等知识分子群体认同的，二是一般市民不喜爱昆腔，而喜爱通俗的弋阳腔。

（二）文化娱乐消费水平低

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制约，鸦片战争前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水平整体水平很低。一般市民仅为酬神祈福、庆贺祭祀支付些微费用，如汉口竹枝词描述“沈家庙里戏酬神，一节入官二百文。求福人多还愿众，戏台押得一包银” 。沈家庙供奉关帝，旧时迷信的人常求神、佛庇佑，赐福免灾，祈福者往往许神明、佛祖日后修庙、演戏等种种承诺，若所许愿望实现了就要向神明、佛祖兑现承诺。上面竹枝词也说明当时沈家庙香火旺盛，还愿戏非常多。以戏剧表演场所的设施为例，戏园集中在北京、天津、汉口等少数城市，且消费主体为纨绔子弟、官僚士绅、来往商旅等有钱有闲群体。鸦片战争前一般城市很少有固定的戏剧表演场馆，戏剧演出多为流动性、临时性演出。

明清时期戏台或戏棚多是用芦苇、席子等材料搭建的简易场所，即使大中城市的戏台或戏棚等设施也多因陋就简，如有竹枝词描述道光年间汉口木偶戏、戏剧的表演场地，“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 ，“河岸宽平好戏场，子台齐搭草台旁” 。鸦片战争前在广州居住过的英国人亨利曾说：“中国的戏台没有布景，表演就在白天露天进行。” 用芦苇、席子等易燃材料搭建的简陋戏台、戏棚存在着极大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死伤惨重。《清稗类钞》中记录道光年间广州戏园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死伤 1400 多人，“广州酬神演剧，妇女杂沓。列棚以观，曰看台，又曰子台。市廛无赖，混迹其间，斜睨窃探，恣意品评，以为笑乐。甚有攫取钗钏者。道光乙巳（二十五年，1845年）四月二十日，城中九曜坊演剧，设台于学政署前，席棚鳞次。一子台中人以吸水烟遗火，遂尔燎原，致焚毙男女一千四百余人。……越墙逃避者，尚有千余人” 。由上所述能推断出：当时在广州戏园内看戏者应在 3000 人左右，戏园是采用席子等易燃材料搭建的简易棚子，因有人吸水烟不慎掉下火种，引发了一场大火，死伤惨重。

（三）文化娱乐消费观念比较保守

消费观念是指消费者在准备或进行消费活动时，对消费对象、行为方式以及变化趋势等的整体认识以及价值评判，对消费者行为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文化娱乐消费观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文化娱乐消费的重要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娱乐消费观念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抑制娱乐消费。文化娱乐消费模式是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1860年前自然经济是中国的基本经济形式，虽然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在经济发展中作用微弱。男耕女织的家庭协作生产方式决定着经济的增长速度取决于劳动者的时间投入，娱乐活动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不被鼓励，休闲娱乐被视为“玩物丧志”。“玩物丧志”语出《尚书·旅獒》：“玩人丧德，玩物丧志。”“玩”的对象多指文物古玩、琴棋书画、花鸟虫鱼等，以现代人眼光看，这些爱好不仅不会使人“丧志”反而可充实人的生活、提升人的修养、陶冶人的情操。中国历代统治者倡导和宣教的是勤劳文化，如“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天道酬勤”等。人们自幼就被告诫“看戏”等休闲娱乐活动对人的成长是无益的，凡是勤奋进取者都将获得丰厚的收获，如传统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劝诫人们：“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二是抑制女性文化娱乐消费。女性是人类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占“半边天”，但在中国古代受“男女大防”“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观念的长期影响，女性不仅社会地位较低且独立人格也受到一定限制，在行为规范上倡导男主外女主内，即男人在外面从政、从军、种地、打猎、经商等，女人在家内“主中馈”（主持饭食等家务）、务蚕织、生儿育女、孝敬公婆等。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妇女一般是不允许参与政事、军事等外事活动的，否则就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母鸡打鸣为家国的不祥之兆）。在下层小农家庭，形成“男耕女织”劳动分工协作模式。在这种对男女位置和社会分工划分的影响下，又逐渐形成了男女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内外区分，以及“男女授受不亲”“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等观念，封建统治者还以“有伤风化”、有悖礼教之名，限制女性进入戏园等社会公共娱乐场所。受“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的影响，多数女性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女孩子自 6 岁起就被关在家中，“几乎每天都要做那些似乎永无尽头的家务活” 。如果有妇女到戏园等娱乐场所消遣将被社会所不耻，有时还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如道光年间北京有戏园为增加收入，默许妇女进园看戏，但需要在楼上看，即“妇女皆可往观，惟须在楼上耳”，即使如此，被某御史巡视中发现后也马上就被勒令禁止，“谓有伤风化，疏请严禁，旋奉旨禁止” 。

二、通商口岸城市的文化娱乐消费概况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一些西方文化娱乐品已出现在广东、北京、福建等地区居民的娱乐生活中，如西洋的乐器受到部分纨绔子弟的喜爱。因进口乐器价格高昂，是与当时政府倡导的节俭消费观念相悖的，有“玩物丧志”“奇技淫巧”之嫌。1829年福建道监察御史章沅在《请禁外商以违例货物私易官银出洋折》中提到禁止进口的货物中有多种为娱乐品，“近日所通货物，违例特多，作为奇淫，导民奢丽，日甚一日，罔所底止。臣闻夷商每岁必务为新奇可喜之物，借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乐琴，不可枚举。在彼专恃人工，不甚费值，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 。可见多宝筒、乐琴等文化娱乐品被列入奇技淫巧、违禁货物之列，但是能看出纨绔子弟对来自异域的娱乐品特别喜爱，已经进入他们的生活消费中。

鸦片战争后，以通商口岸城市尤其是以上海为中心，中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需求模式开启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进程。文化娱乐活动形式是社会经济、文化、民俗的综合表现，体现着特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在华从事商业、传教等活动的外国人，他们把本国的文化娱乐品、消费观念等带入中国，在上海等地租界内，建造了一些供他们消遣娱乐的场所，如赛马场、弹子房（有大小之分，大的即今天的保龄球，小的即台球）、剧场、运动场、现代图书馆等，不仅打破了中国相沿上千年的文化娱乐产品供给体系，且影响和改变着这些城市居民的文化娱乐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这在以王韬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消费生活中有一定体现。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王韬的休闲娱乐活动基本上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常与他一起活动的朋友有官小异、梁阆斋、蒋剑人、李壬叔等。官小异因得到传教士艾约瑟的赏识曾在合信书局翻译医书，著有《西医略论》《妇婴新说》等书。梁阆斋，工篆刻，家道中落，当时在上海谋生。李壬叔即李善兰，1852—1866年为墨海书馆编译，翻译了《几何原本》等著作。课题组将王韬日记中 1858年、1859年、1860年的休闲娱乐消费活动进行梳理，并绘制成表 1-1、表 1-2、表 1-3。

由表 1-1 能看出 1858年王韬和朋友梁阆斋、官小异等娱乐活动主要有酒楼小酌、茶楼品茗、书店购书、妓院访艳等。也就是，王韬及朋友们的娱乐消费构成，既有高雅的品诗论道等娱乐活动，也有低俗堕落娱乐活动，如烟馆吸食鸦片（即王韬文中的“片芥”）、青楼狎妓。

表 1-2、表 1-3 是课题组对王韬日记中 1859年 2 月和 5 月、1860年 2 月和 5 月的休闲娱乐活动进行梳理和归类编制的。

由表 1-1、表 1-2、表 1-3 能看出 19 世纪 50年代末上海租界内以王韬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娱乐消费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茶楼品茗、酒楼小酌是休闲娱乐的基本方式。三五好友在酒楼或饭店小酌、茶寮品茗，既能排遣郁闷又能增进朋友间的情谊，还能交流信息。如1859年 2 月 13 日，进城内，与潘恂如等闲话，然后一起到酒馆小饮，“最妙者蚶子巨如大钱，味极鲜美。鳊鱼肥嫩，颇堪下箸。拇战争先，酒饮无算爵” 。酒楼、茶楼不仅是王韬的休闲娱乐场所，是当时中国城市居民休闲娱乐的基本场所，一日本人观察到中国上海等城市，“酒店旁必有茶店。人过酒店，或出酒店，必至茶店一立，吃茶” 。由上面三个表也能看出，王韬和朋友们往往是酒罢啜茗，或啜茗后到酒楼小酌，酒楼、茶楼集聚在一起是为了方便消费者。

二是观剧、听平话等为传统娱乐的重要方式。王韬和朋友们偶尔会到戏园观剧、茶楼听平话。这一时期上海传统娱乐消费需求的扩展不仅在王韬等群体身上有所体现，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当时上海居民娱乐消费的基本情况。王韬描述庙会以及节日期间，茶园游人如织，如上元之夕（即正月十五日晚）“火树银花，异常璀璨。园中茗寮重敞，游人毕集” 。

三是不正当娱乐消费需求旺盛。王韬群体多嗜酒、嗜鸦片、嗜色，他们时常出入酒馆、烟馆、妓馆。课题组对王韬 1859年 1 月至 5 月、1860年 1 月至 5月（他并非天天记日记）日记中记录的文化娱乐活动进行梳理，得出王韬和朋友们消遣娱乐最主要场所是酒楼，80 次。色情消费也是王韬和朋友们的重要娱乐支出项目，1858年王韬曾在日记中说因流连于“花场酒国”好多天没有写日记，“余近来笔墨疏懒，日记一役，屡作屡止……诗、古文、词久束高阁，花场酒国，意兴迥非” 。王韬和朋友们还视吸食鸦片为正当娱乐，如 1859年 5 月17 日“薄暮，同壬叔往访公寿，与之纵谈书画，约往酒楼小饮，所煮鲥鱼极肥美。酒罢饭饱，同公寿供养烟云（应指吸食鸦片），亦是一乐” 。王韬的朋友中有些人沉迷烟室、妓院难以自拔，1860年王韬与李壬叔等人时常逛妓院，不足半年王韬日记中记录去妓院二十余次，他在日记多次提到担忧好友李壬叔沉迷其中，“闻壬叔在褚桂生家，及即乘兴闯入。桂生为吴门名妓，艳噪一时。……薛银涛亦在，壬叔左拥右抱，意颇得。甚恐一入迷香洞中，不能复出，待至金尽裘敝，浩然思归，则晚矣” 。一次王韬与几位朋友聊天时，朋友们也对“壬叔一入迷香洞，溺而不出，深为可忧” 。龚孝拱为清代思想家、诗人、文学家龚自珍的儿子，与王韬为好友，“经术文章，皆臻绝顶”，也经常逛妓院、叫局，“谓得孝珙所书一出局条子，皆可付装潢，后世争宝” 。

四是出现了西式娱乐。从王韬群体的文化娱乐活动，能看出上海文人群体的文化娱乐消费仍以传统活动为主，但出现了新的娱乐活动，如观看赛马。1851年英国侨民在上海成立跑马会，建造跑马场。赛马活动往往连续举行 3 天，西人将赛马视为重大活动，赛马活动举办期间所有洋行都歇业。因赛马活动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刺激性，吸引着男女老少纷纷前往观看，如王韬 1859年 4 月19 日描述赛马活动时的盛况，“是日，西人赛马，士女观者如堵。赛马之法：各选骏马，骑者各以五色衣为别，约远二三里许，立一旗，并马疾驱，先至旗下者为胜，例得重赏。勾栏中乘舆来观者纷如也” 。除赛马进入租界华人娱乐活动中，台球、桌球即打弹子，也进入城市居民的视野中。王韬等人有时还观看西人打弹子，1859年日记中提道：“马场侧有打球房，西人每于闲时，击球斗捷。又有若秋千之戏者，以一足踏板上，一手执绳，令其四面旋转，久之乃下。盖此皆西北角力之风恐筋骨久逸则脆弱，故以此习劳。”

此外，西书也开始进入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消费中。19 世纪 50年代墨海书局等外国人开办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了一批反映西方文化的图书，已得到部分知识分子的认可，并开始购买这些译著，如 1858年 10 月 20 日海防署的胡雅堂购泰西医书数种 。1860年 5 月 9 日湖州王蓉士来访，“购天文书数种去。蓉士将赴河南候补，道于此” 。由王韬日记还能看出当时翻译的西书非常珍贵，朋友们收到他所赠的图书时往往如获珍宝，他常以墨海书局翻译出版的图书送朋友，如云间韩菉卿来访“以所刊《几何原本》相赠，得之如获拱璧” 。

五是节俭消费观念约束力很弱。中国封建社会崇尚节俭，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节俭视为美德极力提倡。道光帝就多次向臣民、皇室成员强调要“黜奢崇俭”，如道光二年（1822）上谕总管内务府大臣等：“嗣后皇子皇孙一经指婚，其福晋父家置备妆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 。王韬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他的月收入情况，但他提到在合信书馆译书的管小异，“修脯月止十五金” ，即一年 180 金，这一收入水平在当时应该算比较高的，大致与清朝宰相的收入水平相仿。孙宝瑄日记中曾记录：“本朝则虽贵为宰相，而岁仅 180 两俸银。” 王韬也在外国人办的书局工作，可推断出他的收入应与管小异相差不远。王韬的住房是墨海书局免费提供的，但他还时常感叹经济窘迫：“郁氏遣人馈吕宋银饼六枚，以为卒岁之需，却之不获，三让后受。予得此金，稍售鸡鱼肉脯，以为甘旨之奉，可以度残腊矣”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节俭消费观念对王韬群体的约束力较弱。王韬曾评价当时上海的奢靡、享乐风气非常浓厚，“酒地花天，别一世界。女闾成市，脂夜为妖。风俗淫靡，可谓极矣” 。在上海奢靡、享乐社会风气的影响下，王韬和朋友们的吃喝玩乐消费支出巨大。

上海的娱乐消费需求变化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在当时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中具有代表性，同时期的福州、广州、厦门、宁波等城市也出现相似情况，只是上海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集中。正如李长莉所说，上海是中国最早开始近代化的城市，上海社会生活的种种变迁，“也代表了中国社会生活近代化变迁的一些普遍趋向” 。 c8LsILlXnTs8Yk3ULggfIg4GmXZQF2bTFoQKwvR8ON2v3DVIXy+nJSK/VZfpA7b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