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具有复杂性，从项目的发起、设计、建造到运营和移交，每一个阶段都会涉及众多的群体和个人
，这使得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研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在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管理领域，人们普遍认为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应当处理好项目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以促进项目的成功。
因此，需要采用合适的方法对项目利益主体进行界定。
利益相关者理论被纳入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冲突治理现代化中。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利益相关者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许多学者试图定义和提出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实用方法。以弗里曼（Freeman）为代表的广义上的利益相关者定义是指能够对公司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或是在公司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被影响的个人或集体，包括股东、雇员、消费者、社区、供应商以及政府等主体。
以克拉克森（Clarkson）为代表的狭义上的利益相关者指的是将自身资本投入公司并因公司活动而承担一定风险的组织或个人。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学者们对不同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进行识别。林雄雁（2018）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的利益主体进行了识别与界定，认为重大水利工程利益主体应该包括政府部门、私营部门、项目公司在内的核心利益主体，金融机构、移民、承包商、供应商在内的一般利益相关者以及最终用户、环保人士、社会大众在内的边缘利益相关者。李宁宁（2018）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解读了大型工程项目五个利益相关者的困境状态。布玛尔（Boumaour）等（2018）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对阿尔及利亚古拉亚国家公园大型整合项目的利益主体进行研究，认为项目包括森林保护机构、国家公园董事会等 19 个利益主体。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多元利益诉求分析的有效性依赖于利益主体的识别。通过文献梳理，常见的利益主体识别方法包括Mitchell评分法
、多维细分法
、社会网络分析法（SNA）
、半结构化访谈
、三维模型
、文献回顾总结
、案例研究调查
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近年来运用较多的方法之一，孙琳等（2019）
通过SNA分析测算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关键利益主体包括施工方、项目法人、地方政府及移民。此外，文献回顾总结和案例研究调查也是主要方法。任冬（2017）
基于对大量文献的阅读，研究总结出五个交通项目建设阶段的主要利益相关者，有政府机构、建设单位、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欧卓莹（2019）.
基于对大量新闻文本的阅读识别出中国海外高铁项目所涉及的利益主体包括政府、专家、企业、行业组织、非政府组织、群众；王书利（Wang S L）等（2019）
通过文献梳理得出水电项目涉及各种利益主体，包括业主、当局、债权人、设计师、监理、承包商和当地社区；刘博洋（2019）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以李坑垃圾焚烧厂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调查、观察、访谈等方式获得一手资料，通过查阅网络和期刊以及新闻报道获得二手资料，提炼出李坑垃圾焚烧厂在建设与运营中存在政府、公众、企业三个利益主体。
这些方法各自都有优缺点，为了更加全面和精确地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进行识别，部分学者采用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莫克（Mok，2017）
结合SNA方法与访谈方法对大型文化建筑项目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赵李萍（2019）
在对我国一系列典型的铁路工程项目案例和相关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利益相关者显著模型设计了调查问卷，采用统计工具识别核心利益相关者。易红雨（2019）
结合多维细分法和米切尔打分法对装配式住宅项目的利益主体进行识别，包括政府、项目咨询方、业主方、设计方、承包方、生产商等。任国琴（2019）
采用深度访谈、个案研究及米切尔打分法得出业主单位、承包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和农民是自始至终影响水库建设或被水库建设影响的利益主体。王冰洁（2019）
采用三维模型法对综合管廊项目利益主体进行初步识别，再通过深度访谈共识别出政府职能部门、项目公司、金融机构、周边群众等 14 个利益相关者。弗里茨（Fritz）等（2018）
采用案例分析与供应链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对金矿开采项目和可持续发展能源供应项目的利益相关者进行识别，将其界定为政府、企业、研究人员和非政府组织。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主体多元、涉及因素复杂，大部分利益主体都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也几乎很难直接参与诸如材料的选择，工序安排，土地、劳动资料的优化配置等与工程直接相关的活动中去，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存在差异。
多元利益主体间利益诉求不同导致利益冲突放大，因此明确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是什么，分析利益诉求的区别和联系是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冲突治理的基础。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具有一定投资规模，关系国计民生，对一定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有重要影响。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从经济利益诉求、社会利益诉求、环境利益诉求等方面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诉求进行研究。
从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经济利益诉求来看，刘博洋（2019）
认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是经济主体，利润追求是理性经济人最基本的行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投资，建设主体提供资金、设备、人才以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参与项目设计、施工、运营全过程，主要动机就是为了实现资本增值。赵晖（2019）
从利益补偿诉求角度分析，认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可能会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造成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动植物畸形生长等问题，导致周边群众的财产价值受损，周边群众对于财产价值受损的补偿或拆迁补偿额可能会存在不足、不公平的问题，因此产生经济补偿的利益诉求
。周佑勇和翟东（2017）
从项目成本诉求角度分析，认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主体希望建设、运营成本越低越好，因此施工方有得到政府优惠政策以降低项目成本的利益诉求。王晓彦等（2019）
从经济发展诉求角度分析，认为政府通过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建设、运营来吸引社会资本的参与，同时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基础设施服务，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公众的社会利益受到侵害时，会产生社会利益诉求。戴二玲等（2019）
从社会利益诉求中的居民生活治理诉求来看，认为政府开展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可以满足周边企事业单位及居民正常运营及生活，间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谭惠民（Tan H M）等（2020）
认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具有一定的负外部性，项目所在地居民害怕在项目开发、建立和运营的过程中产生排放物，对健康产生危害，从而形成居民健康诉求，各地爆发的抵制PX项目事件、反对污水处理项目建设等，都是公众对于自身健康情况诉求的一种表现
。陈焕焕（2017）
、虞鑫（2019）
、王瑜（2019）
等还分别对劳动就业诉求、公共安全诉求等其他类型社会利益诉求展开了深入研究。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在建设和运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破坏，因此相关利益主体有环境利益诉求。环境利益诉求包括自然环境诉求和社会环境诉求。从自然环境诉求角度分析，特大型工程项目所引发的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破坏自然环境，项目所在地居民对自然环境诉求情绪高涨，认为项目高毒高害，污染环境，容易引发事故、危害健康。
刘志林（Liu Z L）等（2018）
认为如果自然环境诉求得不到重视，出于对保护环境的紧迫感，当地居民将会过度担心噪声、臭气、固废等污染物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停建、缓建或迁址。
由于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具有建设周期长、利益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复杂等特点，因此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冲突与其他类型项目的利益冲突相比，其冲突更加直接且频繁。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冲突做了大量的研究。分析总结国内外不同学者对工程投资项目利益冲突的研究，不难发现，工程投资项目产生利益冲突的根源均在于人们的利益关系，利益冲突的起点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毕天云，2000
；杨晓敏，2010
），由此可见，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是引发工程投资项目利益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的利益主体往往只是根据自己的目标和价值体系独立地做出决定，而很少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的需求，因缺乏共同的价值观而导致大量的利益冲突（琚倩茜等，2017
；于中华，2017
；曾泫淋，2019
）。除此之外，学者发现利益主体间的沟通与项目利益冲突存在紧密的关系，有效的沟通可以减少利益主体间的冲突（张连英等，2015
；吴光东等，2017
；奥里维拉等，2019
；韦晨，2019
）。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冲突的研究重点转移至主体（郑明珠等，2019.
）。学者们针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利益主体冲突问题，主要从利益主体冲突的类型与研究方法两方面进行研究。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冲突的类型有很多，既有两方利益主体冲突，如政府—社会公众、业主—项目法人、政府—媒体之间的冲突等；也有多方利益主体冲突，如政府—社会公众—项目法人之间的冲突。众多学者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冲突的类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两方主体冲突中，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间的冲突主要体现为政府和项目法人之间的双向矛盾（孙元明，2011
；何蕾，2018
；德·谢珀等，2014
）。在多方主体冲突中，唐耀祥（2014）
、任高飞（2019）
针对项目中业主、投资建设方、施工方三个主要利益相关者，从行为经济学视角采用博弈方法研究了利益冲突问题。卢文刚和黎舒菡（2016）
以广州市垃圾焚烧项目为例，认为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媒体、公众与专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推动邻避事件发展的重要因素，应通过各利益相关方协调合作来解决。
近年来学者采用多种研究方法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冲突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莱斯·克莱逝（Layth Kraidi）等（2020）
基于计算机风险分析模型（CBRAM）对石油产品运输项目中利益主体冲突进行了研究。斯利尼瓦桑（N.P.Srinivasan）和达维亚（S.Dhivya，2020）
利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影响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冲突的主要因素。胡长改等（2019）
基于利益相关者价值网络（SVN）模型，构建项目利益相关者的价值—信息—协调关系综合网络，系统分析工程项目的不确定风险。袁竞峰等（2019）
、埃斯克罗德（Eskerod）等（2015）
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于涛等（2019）
建立了利益相关者冲突分析模型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减少我国工程投资项目中的利益相关者冲突。
在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建设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征地拆迁（Li C和Xi Z，2019
；杨芳雨和沈克慧，2012
；赵时雨，2019
）、移民安置（李庆和黄诗颖，2016
；汪洋等，2018
）、生态环境污染（Zhang G W，2017
；Zhang R等，2017
）等问题，这些问题极易引起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从而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爆发（荣婷和谢耘耕，2015
；武朝阳和刘莹莹，2016
）。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使社会充满了不同类型的风险，这些风险经过一系列演化，形成不同类型的社会冲突，对正常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冲击（王弘扬，2017
）。群体性事件作为我国社会冲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爆发意味着产生社会冲突，进而产生社会风险，造成社会失稳（黄杰等，2015
；徐佳佳，2016
）。
由于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的多元化极易产生利益冲突，引发社会稳定风险，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研究利益冲突与社会稳定风险之间的关系。Liu Z等（2016）.
以中国吉县工业园区为例，建立了一个社会风险管理框架，以防止和减少大型工程项目的群体对抗和冲突。He Z等（2018）
、Guo X和卡普库（2019）
、Yu T等（2017）
认为大型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的多元化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复杂相互关系是影响社会稳定风险的重要因素，调查了利益相关者的相关风险及其相互关系，并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确定了主要的社会稳定风险因素并提出了各自的应对措施。Qiu Y等（2019）
、Peng S等（2019）
分别通过专家权威系数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拆迁安置诱发社会稳定风险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并提出了社会稳定风险控制策略。张岩（2016）
、王勇（2016）
、曾小玲和何寿奎（2019）
利用行为演化博弈模型，深入探讨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及其机理，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对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以期减少社会稳定风险。黄德春等（2019）
建立了系统动力学模型，选取大型工程项目X建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S为案例进行仿真研究，以政府响应时间与政府权威信息透明度为例，探讨其对风险化解的影响。
关于项目治理的概念，国内外学术界没有统一说法，但中心思想一致，其最早来自公司治理理论，主张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对项目治理进行研究（杨飞雪等，2004
；拉尔夫，2009
；韦弗，2013
），其目的在于对相关利益者进行管理和整合，最终实现行为和结果的有效控制（丁荣贵，2013
；乔斯林，2016
）。具体来看，严玲等（2004）
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公共项目的治理，认为项目治理是以治理结构为核心，合理分配项目的权、责、利以及风险的制度框架体系；丁荣贵（2017）
从提高项目治理的成熟度出发，借鉴流程管理的思想，认为项目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通过项目实施过程中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来保证利益相关者履行职责，从而实现项目目标，降低项目风险。做好项目治理与项目管理的定义辨析是项目治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克劳弗德（2005）
认为项目治理可以被定义为，为完成项目管理，适用于单一项目、大项目或项目组合的一整套正式的原则、结构和过程；沙凯逊（2018）
采取项目本位的立场，从组织间关系的视角审视建设项目中存在的各种关系。
国内外对项目治理的研究主要包括项目治理机制和项目治理结构两个方面，二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项目治理机制体现组织机构运营的“动态性”，张喆等（2007）
和陈帆等（2010）
认为提高项目效率的关键是优化控制权的分配，利用关系契约进行治理能够显著提升项目治理效率。项目治理结构方面，众多学者认为清晰的组织架构、有效的决策结构和控制流程会保证项目成功（帕特尔，2010
；德里等，2012
；Zhai Z等，2017
）。尹贻林等（2011）
、严玲等（2016）
、宋晓芳（2017）
和谢坚勋等（2018）
将项目治理应用于实际案例中，基于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对项目治理结构模型展开了深入研究，研究了在不同情境下，政府激励项目公司的最优均衡稳定策略。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是指投资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其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桑德隆（2012）
认为技术复杂性、利益相关者复杂性、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间利益冲突复杂性以及决策不确定性等挑战都会影响工程项目的治理。从大型项目的绩效不足问题出发，现有研究成果提供了许多解释。除工程项目一些固有特征，如有限理性、多元文化、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共同作用（肯西迪，2015
；马力韦基克，2016
），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机会主义（戴维斯，2018
）导致工程项目绩效问题不可避免之外，洛赫（2006）
，阿荷拉（2012）
和曼利（2017）
认为绩效问题主要原因是治理机制的不恰当与不完整。针对此观点，桑德森（2012）
特别指出，治理机制的错位与不完善是导致重大工程项目绩效不佳的主要根源。此外，合同重新谈判或合同条款不完整导致的合同风险也将给工程项目的契约治理造成阻碍
。
化解社会矛盾是社会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在保障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机制进行创新，在正确处理发展与稳定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中国正经历着转型社会、风险社会与网络社会三大结构性变迁，这三大结构性变迁，不仅规定了中国社会矛盾的内涵，也决定了它的数量结构（童星，2010
）。刘晓亮（2013）
研究发现，我国工程项目群体性事件有一个共同特征：污染尚未发生，公众即以行动抵制项目实施或者继续运行。然而，虽然政府重视群众工作，但现实中依然存在很多环境风险冲突和社会矛盾。当下，媒体化风险社会对传统风险治理体制提出了挑战（赵延东，2007
），在互联网影响如此广泛的今天，很多旁观者也会涉及其中，导致原本简单的社会冲突复杂化，牵扯进更多的利益主体（胡象明，2019
）。
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的各利益相关方产生的利益冲突是导致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当前，国内学者对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引起的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研究基于实际问题的出现，以立足于具体案例分析研究为主。唐冰松（2018）
认为冲突治理可以采取合同治理、关系治理以及两种治理手段并用的综合治理方式。国外学者则从多角度提出了工程项目引起的冲突治理的模式，苏·科万（2003）
认为冲突的产生与社交网络有着极大的关联，随着网络的发展，各抗议者之间可形成行为网状，极大地扩大了冲突的参与规模。帕特里克·德文·赖特（2011）
认为公民需要参与公共决策，建立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和补偿制度是治理冲突的关键。丹尼尔（2005）
大量研究冲突治理工具，发掘出五种有效处理邻避效应问题的手段：强硬式方式、回馈式方式、说服类方式、诱导型方式、逼迫式方式，并从实际出发，立足于各国家地区特性，结合社会发展各种综合因素，选择适宜个体案例的处理手段和方式。
目前，国内多数学者以公众参与和多元中心治理模式作为特大型工程投资项目社会风险治理研究的重点（李新民，1998
；薛澜，2010
；王耀东，2018
；张紧跟，2018
）。唐钧（2010）
认为社会维稳的风险治理本质是通过全方位的风险识别，采取科学的管理手段，实现政府系统联动、社会系统全面协同治理。针对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手段研究，众多学者关注以人为本和价值层面，胡象明（2019）
认为事实风险只是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客观基础，利益相关者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所导致的对上述事实风险的认知差异而可能产生的行为冲突，即“价值风险”才是其直接诱因；谭爽（2015）
认为应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邓集文（2019）
提出改变政府单一主体治理风险的局面，形成政府、民众、企业、社会组织多元主体平等协商、共同参与的善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