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塞缪尔·贝克特被公认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戏剧创作极大影响了 20 世纪下半叶西方文学的进程。他一方面继承了古典戏剧的基本元素，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能动性与积极性，追求形式与内容的浑然一体，抛弃传统的、狭义的“戏剧美”观念，形成了独特的诗剧风格。在西方戏剧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型过程中，贝克特是一个关键节点，体现了西方戏剧发展的全新理念与未来走势，对现当代戏剧产生了深远影响。
贝克特戏剧获得世界影响的起点在欧洲，并很快延伸到美洲大陆，逐渐成为西方戏剧的经典。1953 年，《等待戈多》法语版在巴黎首演，两年后，伦敦首演了英语版《等待戈多》。此后，巴黎和伦敦成为贝克特戏剧的福地，这一出“双城记”将贝克特逐渐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心。在德国，《等待戈多》同样获得巨大成功，某种意义上说，该剧契合了战后德国民众的心理，因为多数德国人还沉浸在失败、分裂、对峙、沮丧的战败情绪中，此时的戈多对他们来说无异于心灵的救赎。《等待戈多》在伦敦首演后，很快就传到贝克特的祖国爱尔兰，都柏林日渐成为全球重要的贝克特研究中心。1960 年，西方戏剧发源地希腊上演了《终局》，标志着贝克特开始被欧洲正统戏剧界接受，并逐步进入经典行列。贝克特戏剧走出欧洲，很快被美国主流社会接纳：1956 年，美国版《等待戈多》在迈阿密上演，1957 年在旧金山上演，1961 年，纽约上演《快乐时光》。至此，贝克特戏剧的触角延伸到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西方人群中，进入西方主流世界。
贝克特在西方戏剧界的影响早已超出国界，成为重要的文化事件。在戏剧创作方面，英国剧作家、诺贝尔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自称是贝克特的传人，剧作家爱德华·阿尔比是贝克特戏剧精神的美国践行者，英国剧作家汤姆·斯托帕更被誉为贝克特的当代继承者。这些剧作家活跃在现当代世界戏剧舞台上，用自己的作品演绎贝克特戏剧精神，也一再证明贝克特戏剧的不朽价值。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戏剧家，贝克特在其作品中大量借鉴小说、诗歌、绘画、音乐等现代艺术手段，这种跨界特征使贝克特的影响远远超出戏剧范畴，诸多现代作家、艺术家都或多或少膜拜过贝克特。
在戏剧批评方面，西方世界关于贝克特戏剧的研究迄今已经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已经达到体系化、理论化的高度。马丁·艾斯林等第一代研究者为贝克特戏剧研究起了奠基性作用，他们对其作品的荒诞派解读可谓影响深远；以约翰·皮林为代表的第二代研究者主要对贝克特戏剧进行了解构主义研究。21 世纪以来，韦勒·谢恩、史密斯·罗素、亨宁·S. D. 、冈塔斯基·S. E. 、费奇·B. T. 、卡萨诺瓦·P.多纳德·麦克米伦等新生代学者将贝克特戏剧研究者推向多元化阶段，他们的研究视野更加开阔，内容更加广泛，涉及文体学、伦理学、民族性、接受美学等诸多新领域，继续引领世界范围内的贝克特戏剧研究。
概括地说，根据研究重心的不同，西方学术界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存在主义研究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起，西方学者开始对贝克特的戏剧创作进行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其作品的人文主义倾向，即从广义的存在主义视角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这个阶段出现的一位重要批评家是如比·科恩（Ruby Cohn），她终其一生从事贝克特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是其中只有一部是纯粹关于戏剧的论著《只是戏剧：贝克特的戏剧》（ Just Play ： Samuel Beckett’s Theater ）。1960 年，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斯林（Martin Esslin）发表论文《荒诞派戏剧》，1961 年出版了同名专著，从此为这一崭新的戏剧流派确立了合法身份。马丁·艾斯林强调贝克特戏剧对形式和铺陈的倚重，反对将贝克特的戏剧作品进行简单地抽象化、哲学化诠释，肯定了贝克特面对荒诞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理性和坚忍。马丁·艾斯林等早期戏剧批评家对贝克特的奠基性研究至今仍然是贝克特戏剧研究不可或缺的引导。
1969 年贝克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贝克特戏剧研究日益活跃起来，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基本上沿袭了 60 年代的风格，侧重对贝克特戏剧作品的哲学阐释，鲜有逸出。此一时期较有影响的研究著作有尤金·韦伯（Eugene Webb）的《贝克特戏剧》（ The Plays of Samuel Beckett ， 1972），詹姆斯·诺尔森（James Knowlson）的《贝克特戏剧中的光与影》（ Light and Darkness in the Theatre of Samuel Beckett ， 1972）等。这些著述为贝克特戏剧研究提供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哲学与文学阐述，呈现出将贝克特戏剧放置到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中进行观照的倾向，但是总体来说，仍未摆脱早期贝克特戏剧研究的范式而少有创新。
（二）本质主义研究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文学理论进入英语专业的主流研究，贝克特戏剧作品也进入了被解构的阶段。此一时期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贝克特的归属问题，即贝克特究竟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还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在这一阶段，对贝克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贝克特艺术创作的本质问题，虽然著述较多，但是贝克特戏剧研究领域的专项成果并不丰富，只有少数女性主义研究者较为关注贝克特的戏剧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玛丽·布莱顿（Mary Bryden）撰写的《贝克特散文与戏剧中的女性》（ Women in Beckett’s Prose and Drama ， 1994），琳达·本茨威（ Linda Ben － Zvi）编辑的《塞缪尔·贝克特笔下的女性：表演与批评》（ Women in Samuel Beckett ： Performance and Critical Perspectives ， 1990）等。
总体来说，这一阶段学术界更加关注贝克特现代主义者或者后现代主义者的身份定位，导致关于贝克特戏剧的专题研究略有滞缓。客观地讲，贝克特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双重身份彼此并不排斥，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连续性，割裂贝克特作为作家的双重属性难免会造成认知的偏离。尽管这一阶段对贝克特戏剧的文本研究有所减弱，但是为贝克特戏剧研究系统化、理论化提供了必要条件。
（三）多元化研究阶段。世纪之交以来，随着贝克特戏剧作品的经典化，西方学者对贝克特的研究热情不减，研究视野也更加开阔。目前西方学界从更为广阔的层面，如贝克特的个人经历、历史文化背景、现代艺术对其影响等，出版了一批贝克特传记或文献考证类的著作。较有影响性的著作有《解密塞缪尔·贝克特的戏剧文本》（ The Intent of Undoing in Samuel Beckett’s Dra matic Texts ， 1985），这是S· E·康塔斯基（S. E. Gontarski）依据贝克特的手稿，考辨出贝克特看似无所依从、没有逻辑的剧情实则是作家本人有意而为之，旨在摆脱传统现实主义的束缚，形成自己独特的戏剧风格。还有一些学者将目光投向贝克特在六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导演札记上，其中多纳德·麦克米伦（Dougnald McMillan）与玛莎·费森费德（ Martha Fehsenfeld）合著的《剧场中的贝克特》（ Beckett in the Theatre ， 1988）提及贝克特的导演经历；但是这些导演札记大多记录了贝克特为了适应舞台演出而对剧本所做的改动、调整，因此容易将原始剧本与舞台表演混淆，给戏剧本体研究带来诸多不便。
21 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界在贝克特研究方面出现了“伦理学转向”。首次明确提出贝克特研究“伦理转向”的是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他指出，“从 1960 年开始，贝克特作品的重心转向同一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1] ，它没有告诉我们真理是什么，却给我们“真理的希望” [2] ，向真理敞开的情怀。在巴迪欧看来，贝克特的伦理性主要体现在他百折不屈、一往无前的坚忍精神。巴迪欧的观点对近年来的贝克特批评产生强烈冲击，并掀起了贝克特伦理学研究的热潮。实际上，伦理主题一直镶嵌在贝克特庞杂而丰富的作品中，从伦理角度阐发贝克特的戏剧精神并不鲜见，比如早期对贝克特的人文主义研究阶段关注人类的存在状态，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后结构主义研究阶段侧重解构贝克特作品的伦理性，等等。因此可以说，贝克特的伦理学研究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从隐性到显性的学术演进过程，当然这也再次证明了贝克特作品强大的艺术生成能力。在提倡学术研究多元化的今天，它能否真正构成一次研究重心的转向，还需要时间来证明。
贝克特对中国的先锋剧创作和舞台表演起了重要的引领与导向作用，丰富了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理念，拓展了中国当代戏剧的表现空间。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对贝克特戏剧的介入较晚。西方对贝克特戏剧的热情方兴未艾之时，正是中国的“文革”期间，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国内对贝克特及荒诞派戏剧持有怀疑和排斥的心理，在文学史教科书中鲜有提及，即便偶尔为之，也充满意识形态批判的意味。这种状况在“文革”后开始改变。1980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集》首次收录了施咸荣翻译的《等待戈多》，使 80 年代的中国青年戏剧爱好者窥见西方新戏剧理念的光芒，由此开启了中国先锋戏剧的鼎盛时期。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一些剧作家就开始了模仿荒诞剧的创作和演出，如高行健的独幕剧《车站》，费春放和孙惠柱的《中国梦》，魏明伦的《潘金莲》等，都或多或少具有荒诞剧的某些特征。以 21 世纪的视角观之，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文化语境还无法完全理解《等待戈多》的深刻内涵。1991 年，当时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学生的孟京辉执导的《等待戈多》在中央戏剧学院小礼堂上演，这是迄今公认的国内第一个《等待戈多》舞台版本。在该剧中，孟京辉将两个流浪汉原型转变为中国语境下的两个待业青年，讲述的是理想与幻灭主题，延续了贝克特压抑与反抗压抑的内涵。严格意义上讲，孟京辉的《等待戈多》只是一出校园剧，但却在当时的中国戏剧界引起轰动，对中国实验戏剧发展产生重要影响。2003 年，孟京辉计划排演百人版《等待戈多》，在保持原作风貌的前提下，动用了上百名演员，并在音乐、舞台形象等方面大量使用实验元素，演绎另类版《等待戈多》，后来因为“非典”疫情暴发，演出告吹。2007 年，孟京辉执导的喜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首演获得成功，至今上演不衰，该剧通过狗的视角表达人的情感，讽刺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孟京辉直言，《两只狗》就是《等待戈多》。
此外，1998 年，人艺导演任鸣导演话剧版《等待戈多》，从现代人的视角表现现代人的孤独、失落及无助感，诠释了中国现代版本的“等待”。也是在 1998 年，导演林兆华将契诃夫的《三姐妹》与《等待戈多》巧妙地拼接成一部女性主义的《等待戈多》，阐释“不同的时代，相似的命运”的主题。由此可见，贝克特及《等待戈多》对中国当代先锋戏剧导演的影响之深。2004 年，来自爱尔兰的盖特剧院（Gate）在北京首都剧场上演了原汁原味的《等待戈多》，令中国观众领略了权威的贝克特戏剧。2005 年，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上演了德国导演沃尔特·阿斯姆斯执导的《终局》，这是继《等待戈多》后，国内引进的第二部贝克特戏剧。
出于同样原因，国内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贝克特戏剧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繁盛于 90 年代，全面展开于世纪之交。国内早期的贝克特戏剧研究基本围绕荒诞派和存在主义展开，研究视角略显单一；20 世纪末以来，国内学界对贝克特戏剧的研究由点到面逐渐丰富起来，在方法论和戏剧理念等方面的研究取得重要突破；2006 年贝克特百年诞辰将贝克特戏剧研究再次推向高潮，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的贝克特戏剧批评体系基本形成。
国内学界对贝克特戏剧的接受首先体现在贝克特戏剧的译介方面。20 世纪 80—90 年代，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荒诞派戏剧集》第一次收录了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施咸荣译），此后相继出现一些关于贝克特戏剧的翻译和评论性文章。1999 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普鲁斯特论》（沈瑞、黄伟等译），收录了贝克特的论文《普鲁斯特论》，为研究者提供了了解贝克特文艺思想的一个契机；2000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原版引进约翰·彼林（John Pilling）主编的《剑桥文学指南——贝克特》，其中收录了几篇当代西方学者研究贝克特戏剧的论文，使国内学界对贝克特戏剧研究的现状有所了解；2003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马丁·艾斯林的经典著作《荒诞派戏剧》（华明译），对贝克特戏剧研究大有裨益；2006 年，由郭昌京、余中先等翻译的五卷本《贝克特选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里面收录了《等待戈多》《终局》《自由》三个完整的剧本及几个短剧，是迄今为止收录贝克特戏剧最多的一部译丛；2008 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原版引进罗南·麦克唐纳（Ronan McDonald）的专著《塞缪尔·贝克特》，王岚为其写了导读；2017 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贝克特全集》，这是世界上第一套贝克特作品全集，也是国内贝克特译介的最新标志性成果。这些书目的出版面世为我国贝克特戏剧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对深入、系统地开展贝克特戏剧研究功不可没。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涌现出一批专事贝克特戏剧研究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探讨贝克特戏剧的美学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试论贝克特戏剧作品中的时空结构》（舒笑梅，《外国文学研究》1997. 02）、《头盖骨里的咆哮：贝克特〈终局〉之空间分析》（张士民、何树，《外语研究》2009. 04）等从时空关系解读贝克特戏剧，从《诗化·对称·荒诞——贝克特〈等待戈多〉戏剧语言的主要特征》（舒笑梅，《外国文学研究》1998. 01）、《贝克特戏剧的男女声二重唱——论〈克拉普的最后一盘录音带〉和〈快乐的日子〉》（沈雁，《外国文学评论》2007. 03）等从语言艺术角度研究贝克特戏剧；《贝克特的“元戏剧”研究》（何成洲，《当代外国文学》2004. 03）等从戏剧结构角度探讨了贝克特戏剧的情节特征、结构原则、隐喻等艺术特色与创新；《贝克特：戏剧对小说的改写》（何成洲，《当代外国文学》2003. 4）等从较新的互文性角度考察贝克特戏剧的跨文体特征。
近年来，贝克特戏剧专题研究方面也有突破，如施清婧的专著《中国舞台上的塞缪尔·贝克特跨文化戏剧演出研究（1964-2011）》（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通过对贝克特戏剧演出典型案例的阐释，从戏剧实践维度提出了具有鲜明时代和本土特征的思考，李静的《塞缪尔·贝克特的创造思想与戏剧革新》（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则着重阐述贝克特多元化的戏剧创作艺术，刘爱英、曹波等人对国内贝克特戏剧研究的成果及主要特征进行了阶段性整理和总结。
当然，客观地说，无论在戏剧创作与表演方面，还是理论研究方面，当下国内对贝克特戏剧的接受与研究与西方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国内的先锋剧创作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达到高潮之后，似乎没有更大的突破，对贝克特戏剧依然停留在机械模仿与改编的状态，真正富于原创精神的贝克特式戏剧并不多见，这与西方的情景大相径庭。在理论研究方面，尽管我们的贝克特戏剧批评已经取得长足进展，但是相当一部分成果仍然停留在对贝克特有限的几个戏剧文本的分析上，综合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贝克特戏剧总体性、体系性研究仍属稀缺。实际上，贝克特戏剧研究还有许多亟待开掘的空间，比如贝克特戏剧的国别接受研究，贝克特戏剧的跨界影响研究，贝克特戏剧双语研究，贝克特戏剧的伦理学研究，等等，都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在西方，无论是贝克特还是品特、阿尔比等大剧作家，他们都拒绝给自己贴上“荒诞派”的标签，如前所述，西方研究者也早已跳出荒诞派的狭隘视角，转而对剧作家进行多维度、多层面的深入发掘；反观国内，许多学者依然每每言贝克特必称其为荒诞派，一些剧作家、导演依然单向度地解读贝克特及其作品，使中国的贝克特研究与演绎呈现出单一、僵化的态势，这对新世纪贝克特研究显得不甚可取。国内对贝克特戏剧的理解大多建立在对“荒诞派”戏剧的整体认知基础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认知贝克特及其作品带来了一定的障碍。其实，荒诞派不过是戏剧作为一个艺术门类在贝克特出现的时期呈现给人们的整体感觉，一种外在征象，无法涵盖贝克特戏剧艺术博大精深的内蕴。作者认为，造成这种中西方认知差异的原因，一则是“荒诞”在中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呈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和表现形式，因此在对其理解和阐释上形成一定偏差；二则是“文化大革命”客观上阻隔了国内学界与西方文化即时对接和交流的通道，导致我们对包括贝克特在内的西方文学大师以及评论家的接受的延迟。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研究还在步西方的后尘，很长时间以来，消化、吸收仍然是我们对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认知途径。
总体来说，从深受荒诞派批评理念制约，到多元批评体系建构的初步形成，国内贝克特戏剧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经过一定时期的学术探索和积淀之后，在借鉴西方贝克特戏剧研究精髓的前提下，国内贝克特戏剧研究基本上实现了与西方主流学术界的对接，并将迎来质的飞跃。贝克特戏剧在中国遭遇的被解构和重构的命运，是由东西方文化诉求的差异性造成的，也是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还原贝克特戏剧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就显得十分必要，而只有通过创作理念和艺术手法的本土化转换与生成，才能实现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
正如研究文艺复兴戏剧无法绕开莎士比亚一样，贝克特为研究现代戏剧提供了一个绝佳标本。1969 年，“由于他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的境地得到了振奋”，
贝克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贝克特以自己对生活的敏锐感受力、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超群出众的艺术想象力、不同凡响的艺术创新精神，将个体对生存的体验和对人性的深刻洞察通过戏剧艺术形式传达给读者和观众，引发对人类存在与人生意义的追问和思考。2005 年，深受贝克特影响的英国当代剧作家哈罗德·品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再一次印证了贝克特戏剧的永恒魅力。
贝克特一生经历丰富，几经离乱。爱尔兰文明与智慧是贝克特从事创作的原初动力，爱尔兰的殖民历史与战争体验则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潜意识，沉积在他的心灵深处，隐现于他的作品中。贝克特在自身的生存体验中对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获得了整体性认识，并将其付诸作品，完成了个人、时代与作品的互动。贝克特戏剧的人文关怀指向体现出剧作家敢于直面存在的勇气，反思人类生存的恶劣境遇使他能够超越现实生活，与周遭世界和人类的终极归宿建立起更深层的关联，而戏剧成为他追问人类存在之价值的有效手段。
戏剧文本实践是贝克特摆脱生存困境、实现自我超越的诗学努力。贝克特深刻地体认到 20 世纪中期世界文学（戏剧）所面临的困境，他将绘画与音乐等艺术形式大胆引入现代戏剧，塑造“没有语言”的文学，在解构传统戏剧模式的过程中为戏剧注入新的生命力，开辟了戏剧的新天地。贝克特戏剧消解了经典的悲剧英雄，推翻了拖沓的叙事模式，运用多重语言手段形成诗性的广阔视野，在生存与死亡的罅隙中开掘出旺盛的艺术生命。
贝克特戏剧美学思想的形成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一来因为戏剧艺术在 20 世纪中期遭遇了发展的瓶颈，二来由于剧作家的高寿及其对艺术的热爱，使他的创作活动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其间他不断尝试各种风格与体裁，艺术足迹涉及多个领域。尽管如此，洋溢于贝克特戏剧的精神品格却始终如一，超越了传统、狭隘的“戏剧美”，使戏剧这门古老的艺术在 20 世纪中叶的西方世界再次焕发青春。贝克特戏剧的精髓在于，他真实把握了时代气息，积极体验生命与存在，致力于超越环境与成规，以独特的体认方式表现了时代的生存体验，反映出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与价值追求。
贝克特戏剧的美学特征首先是悲喜剧性。贝克特戏剧兼具悲剧和喜剧的特点，但又绝不是将二者进行简单叠加，相反，他将二者巧妙融合，使戏剧具有了明显的悲喜剧色彩。对贝克特而言，人生既非悲剧，也非喜剧，而是一场悲喜剧。他从戏剧形式出发转向了内容，并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将悲剧与喜剧的概念嫁接到对人类存在的认识上，即人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存在的悲剧性和喜剧性。贝克特戏剧作品的悲喜剧张力产生于失调、错位、矛盾的对抗之中，他所标示的悲剧的生存宿命与面对生存的喜剧态度之间的张力将二者统一起来，并在接受中产生贝克特式的悲喜剧效果，也即他采用喜剧的形式与手法表现悲剧性的世界。但是，这样的概括难免有些冒险，实际上，悖论与矛盾是他唯一能够把握的世界特征，他的敏感使他能在笑声中品味到一丝悲苦，因为他生活的世界是混乱的、颠倒的，具有反讽意义的悲喜剧成为他传达心声的最有效方式。尽管悲喜剧形式并非贝克特独创，但是在 20世纪，是他将这一戏剧体裁的内蕴发挥到极致，表达了艺术的时代要求。在悲喜剧的外衣下，我们体会到贝克特戏剧的崇高之美。
贝克特戏剧美学的第二个特征是否定性蕴涵。贝克特戏剧挑战了理性考量艺术与现实关系的极限，颠覆了传统戏剧所认同的积极的崇高美，在否定传统戏剧美学的基础上，他建立了一种消极的崇高美，他笔下的人物走到理性的对立面，生活在意识极度不确定的状态中。贝克特的否定性美学在很大程度上倚重简省的风格和对理性的排斥，但是这样的价值取向却产生了积极的审美体验。他将否定美学升华为一种艺术的批评精神，深刻剖析了现代人类生存中具有普遍性的悲剧性主题：人类生存能力的有限性与欲望的无限性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是，希望与失望相伴相生，如果在等待的希望中认识到现实的荒诞不经，人就超越了等待而进入意识的反抗层面，抗争就是否定与批评的外化，也是超越现实的基础。贝克特戏剧的力量在于艺术与现实、肯定与否定、坚守与放弃之间形成的美学张力中，而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这样一种二元对立关系，正是这种艺术张力强化了贝克特戏剧对现实的批判力度，将社会人生的窘境如实呈现出来。
贝克特戏剧第三个美学特征是超民族性。贝克特既是民族的，又是超越民族的，因而也是世界的，其艺术思想已经成为西方反思现代性的重要资源，是对时代深刻思考、探索的记录。在文学艺术领域，全球化的到来必然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引入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新境界。贝克特不畏人生旅途的艰难与孤独，艺术上锐意创新，勇于超越现实、超越疆界、超越自我，以当下的全球化美学视角观之，这种超越精神依然具有超时代的意义。贝克特的创作影响了“二战”以后整整一代剧作家及当代的许多作家，范围早已超出爱尔兰、英国、法国等物理时空的界限，遍及世界各地。一定意义上，超越性是文学艺术价值存在的基础，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贝克特的作品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超越了人类特有的经验领域，借助于形象抵达更深远、更内在的超验层次，从而获得了超越时空的艺术生命力。
追求戏剧精神是贝克特戏剧美学的核心所在，主要表现为强烈的人文指归，深沉的伦理标示，艺术上的超越意识以及人的独立自由追求等几方面。进入21 世纪，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戏剧都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戏剧精神正在萎缩。戏剧连同文学日益游离出文化中心，受到现代影视媒体的挑战，戏剧在各艺术门类中渐趋式微，甚至有人提出“戏剧已死”的担忧。本书认为，戏剧的困境归根结底是艺术精神的困境。贝克特的人生经历、艺术实践及其在当代的强大生命力为我们突破困境提供了极具说服力的范本。戏剧发展史业已证明，每当戏剧发展的节奏缓慢或停滞下来时，就会有新的审美范式诞生。贝克特顺应艺术的时代召唤，把历史、文化与戏剧从深层次打通，更本质、更核心地呈现戏剧的本源精神。他将个体人格精神与戏剧艺术完美结合，其作品具有历史的厚重感和强烈的人文旨归，所以才能在当代依然焕发出创新的文化潜力与生命魅力，这正是戏剧的精髓所在。
在当今时代，贝克特的生命智慧与艺术光芒依然熠熠生辉。作为一位成功的人类文化探险家，在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中，贝克特始终保持创造的激情，独立的思考和坚韧的人生态度，致力于建构一套全新的戏剧话语体系。贝克特戏剧所要揭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人的宿命有相悖又相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义，是价值，是发掘，一方面是贝克特式的虚无与荒诞。贝克特在那种特殊的时代，特殊地体验了后者，并真诚而深刻地揭示了它。在体验与揭示的过程中，贝克特以戏剧的方式超越了生存宿命，将人类存在的残酷现实进行艺术升华，使人在观赏中反思自身与生存宿命，由此展开对生命意义与生存生命的深度追问与思考。这也正是贝克特及其作品带给人类的永恒价值。
研究贝克特面临很多难题。贝克特的创作活动持续了 55 年，创作体裁涉及短篇小说、长篇小说、诗歌、戏剧、评论等多个领域，共有 27 个小说、33 个剧本、诗集、文论面世——所有这些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西方关于贝克特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主要由英语、法语和德语 3 种语言完成。目前，西方学术界已出版数百本有关贝克特研究的专著，发表了数千篇相关学术论文，并有 2 份专门的研究期刊，即“贝克特研究期刊”（ Journal of Beckett Studies ）和“今日塞缪尔·贝克特”（ Samuel Beckett Today ）。最能体现贝克特艺术成就的戏剧素以晦涩难懂著称，由于作家本人拒绝对自己的戏剧作品进行充分阐释，这样一种开放性使西方学者们对其戏剧研究的热情持续不衰。
毋庸讳言，进入新世纪，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戏剧都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戏剧精神正在萎缩。戏剧连同文学日益游离出文化中心，受到现代影视媒体的挑战，戏剧在各艺术门类中渐趋式微，甚至有人提出“戏剧已死”的担忧。但是贝克特戏剧在全球化时代依然占据西方世界的核心地位，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作者认为，在现阶段，西方的贝克特戏剧研究如果能将历史的、文化的、伦理的、美学的考察与戏剧文本阐释有效结合起来，进行戏剧与文化美学意义上的整合，将使贝克特研究有所突破和提升，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将更具建设性，这也正是本书的学理基点。
本书从生存体验的视角对贝克特戏剧进行文本细读与阐释，分析贝克特及其时代的生存体验与其戏剧创作的深厚渊源，以期展示其戏剧所特有的人文关怀色彩和独特审美特质，探讨贝克特戏剧文学在传统与现代审美视域中所具有的先锋性与经典性，进而考察贝克特在西方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戏剧思潮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以及在 21 世纪语境下戏剧文学的发展路径。同时，本书立足中国当代戏剧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探讨，从文化的、历史的、比较的视角观审艺术与生活、作家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揭示贝克特戏剧中所蕴含的强烈的人文精神与现世情怀，由此考察贝克特戏剧对中国现当代戏剧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其可借鉴之处——贝克特对现实与生活深沉的反映与思考，对存在与人生勇敢的面对与发问，对道德与伦理独特的理解与表现，以期对当下国内戏剧创作与理论提升有所借鉴。
在研究视角上，本书从生存论切入，通过解读贝克特的生命历程，揭示其独特的生存体验，梳理、解析贝克特的独特生存体验在其戏剧中的体现与投射，继而审视贝克特戏剧艺术蕴涵的美学精神。作者从生存论视角出发，以存在问题为核心，考察贝克特本人的生存与创作体验，以及其戏剧作品所呈现出的生存宿命意识，从历史和社会生存论视阈理解剧作家人生经历及其作品所揭示的生存意义，反思人自身生命本性与生存境遇，探寻对生存宿命的超越性维度，进而揭示存在的人文旨趣，从容面对生存宿命，获得存在的勇气和内在的超越。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尽量避免对贝克特及其戏剧作品进行概念式的、先验的解读，一方面从微观上细读文本，一方面从宏观上结合时代文艺思潮进行大视野的观照，不仅阐释其戏剧中的独特艺术特征，而且挖掘其戏剧中深厚的人文意蕴。西方关于贝克特戏剧的研究尽管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是显得庞杂纷乱，加之国内研究相对滞后及汉文资料的匮乏，因此必须借助历史的、比较的、逻辑的、诗学的方法去面对庞杂的原始资料，在深入解读的基础上，进行总体性的梳理和辨析，融会贯通出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成果，这是相当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对贝克特戏剧进行扎实、致密的文本细读基础上，结合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及生平活动，从文化学角度揭示“贝克特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的伪命题性，着力阐释贝克特及其戏剧创作中始终蕴含的积极进取、直面人生的人文情怀。这一方面的研究在以往贝克特戏剧研究中有所欠缺，甚至存有一些误解，本书尝试在此方面给出客观、理性、公允的解读和诠释，以还原剧作家贝克特及其戏剧创作在文学史中及当代文化中的真实地位。
在研究资料与内容方面，作者充分掌握了成书前国内外贝克特戏剧研究的最新中英文资料，使本书研究能够站在学术前沿，总览历史的以及当代的贝克特戏剧研究成果，从而使本书具有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也使其结论坚实而可靠。在写作过程中，文本及资料来源依循这样一个原则：有汉语译本的，直接使用汉语译本；无汉语译本的，以英语版本为主。文中提到的贝克特作品以第一次出版时间为准，不分英语或法语。
贝克特戏剧创作与荒诞派戏剧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本论文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以往论题过于强调二者的关系，而忽视了贝克特戏剧创作的独特之处，难免有削足适履之嫌。本书作者经过大量论证，发现二者之间的范畴划分还有待进一步廓清。实际上，荒诞派戏剧作为一个流派并没有明确统一的艺术主张或组织，之所以被如此称呼，不过是这些剧作家个人自发的创作不约而同地显示出某些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恰好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简单将贝克特的戏剧创作划分到某一个流派并不足取，这会影响到对贝克特戏剧艺术之博大精深的领悟与把握。因此，本书将侧重对贝克特其人与其剧作进行具体解读，从而考证贝克特戏剧美学的独特性、深刻性，以弥补目前这一方面研究的不足。
此外，本书还立足于当下中国学术界，审视国内学界对贝克特戏剧研究的现状，将历史考察与横向比较有机结合，考察中西方学术界贝克特戏剧研究发展的异同，这样既能反映历史沿革，又能揭示横向的关联和互动，从而厘清本研究选题可能达到的理论高度与现实深度，从一个侧面探讨当下国内学界对西方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解与体认，以期对国内当下的戏剧理论与戏剧创作有所启示。
新世纪贝克特研究呈现出愈加繁荣兴旺的景象，除了传统的文本研究，各种新兴研究视角不断涌现。本书认为，在文本细读的坚实基础上，当下贝克特戏剧还可以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拓展性研究。
首先，随着贝克特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的不断深入，贝克特的接受与影响研究已经提上日程。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当代重要作家都将承认，他们继承了贝克特的文学遗产，可以说，贝克特是现代主义的终结者，同时也为当代文学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鉴于贝克特在世界各地的接受史不尽相同，且有不同的时代烙印，开展贝克特的地域接受史研究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从较为宏观的方面讲，可以进行贝克特在欧洲、美洲、亚洲的影响与接受研究，从较为微观方面，可以进行国别研究，如爱尔兰、英国、法国、美国、日本、中国等，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原因，贝克特的接受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迥然相异的走势，这方面的研究将是一个极富挑战的新领域。
其次，由于贝克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剧作家，其戏剧作品大量借鉴绘画、音乐、新兴媒介等现代艺术手段，因此开展贝克特与现代艺术形式之间的跨界研究将非常具有建设性意义。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成体系，亟须有志之士拓荒开路。当然，在这方面开展深入探索的挑战性也是巨大的，需要研究者有深厚而广博的理论与艺术功底，以及恢宏的学术气度，其难度也是显而易见。
此外，贝克特双语创作模式也为我们进行翻译学与文化性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范本。双语写作承载着剧作家创作转型的阵痛与欢欣，铭刻着他文化认同上的焦虑与妥协，也充盈着他艺术成熟期的洒脱与自如。同一部作品的不同文本一定透露出关于剧作家的诸多信息，这一方面的研究可以从单体文本进行，也可以综合考察，都将具有启示意义。
总而言之，在贝克特研究中，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是避免一元化、扁平化。贝克特漫长而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艺术上创新不止的执着精神，要求我们必须以发展和变化的思想考察其艺术生涯，想要抽象出既真实又有意义的一句话式结论要冒很大的风险，事实上也几乎是不可能的。贝克特力图在写作中发现理想、永恒、真理，其作品的精神实质是解放与自由。把握贝克特的艺术精神，才能在客观、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具有开拓性的贝克特研究，这也是贝克特给当代学界的精神馈赠。
[1] Alain Badiou， On Beckett ， eds. Nina Power ＆ Alberto Toscano， Manchester： Clinamen，2003， p. 4.
[2] Alain Badiou， On Beckett ， eds. Nina Power ＆ Alberto Toscano， Manchester： Clinamen，2003， p. 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