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大同幼稚园：共克时艰的父子

1930年2月，陈赓和王弼来到上海的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圣彼得堂，找到在该堂担任牧师的董健吾。他们委托董牧师创办一所幼稚园，专门收养革命烈士和党的领导人留在上海的子女，这就是大同幼稚园。1931年初，毛岸英三兄弟住进了大同幼稚园，度过了一年左右安静的岁月。此后，由于形势危急，三兄弟不得不跟随董家颠沛流离，直到1936年6月，在董健吾的积极联络下，平安到了莫斯科。然而这艰苦的5年，也是身处前线的毛泽东最为艰难的5年，他经历了两次反“围剿”，加之党内政治地位急剧下降，又不得不忍受疾病的折磨。父子两地，在艰苦的岁月里，各自自顾不暇。不得不让人感叹，革命与家庭，从来难两全。

一、大同幼稚园的历史

1930年2月，为了完成陈赓、王弼交代的任务，董健吾牧师一面通过募捐，一面卖掉了青浦老家的全部田产，筹得大洋500多块，租了戈登路（今江宁路）与武定路拐角处两幢石库门房子（旧址已不复存在），作为幼稚园活动场所。一种说法是，董健吾通过关系，邀请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匾额“大同幼稚园”；另一种说法是，董健吾特意邀请宋庆龄为大同幼稚园题写的匾额 。大同幼稚园在公开的名义上，由基督教“互济会”赞助，以避人耳目。

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正式开办，工作人员除了部分教友外，多数都由转入地下的共产党有关的人员担任，其中有李立三的前妻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董健吾的妻子郑兰芳、朱剑凡的儿媳妇陶锡琪，皆担任保育员工作；行政事务由谭筱影、姚亚夫等共产党派来的人担任。

然而，江宁路的房子有两个缺点：一个是场地特别狭小，孩子们不得不终日待在屋子里，这对孩子们的身心健康不利；另一个缺点更为严重，就是园址距离戈登路巡捕房特别近，潜在的安全隐患特别强烈。 在毛泽民的提议下董健吾牧师于1931年3月—4月间，将大同幼稚园搬到了南昌路48号（陶尔斐斯路56号） 的一幢两层楼小洋房里。这里毗邻复兴公园（法国公园），占地面积367平方米，环境幽静，场地开阔，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推测，南昌路的这处选址，有可能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帮助。1927年11月27日，时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现代专业高等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当时就选址在这里。但是，在1928年8月，国立音乐院又迁址汾阳路（毕勋路83号），改组为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简称“上海国立音专”。虽然学校迁走了，但此处房产仍属于国民政府所有，而且能得到蔡元培的调用。凭借着这样一层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董健吾得以将大同幼稚园迁入，孩子们则因此获得了较为舒适、安全的环境。

1932年，经历了整整2年，大同幼稚园还是被迫解散了，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告急。1931年4月，中央负责政治保卫工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后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因此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同幼稚园因于右任题匾而艰难地维持了一段时间，但由于与地下党组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故难以长期坚持。其二，保育员无故失踪，暴露风险陡增。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桂荷英外出办事后失踪，多方查找未果，使得大同幼稚园的性质存在极高的被暴露的风险。其三，董健吾身份特殊，无法出面应付时局。桂荷英失踪后不久，董健吾收到一封恐吓信，警告他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共党”论处。接着，租界当局又屡次派巡捕房的人前来盘查大同幼稚园的资金来源、职员履历与父母情况，由于董健吾常年在顾顺章手下工作而无法公开露面应对，越发引起当局猜疑。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党组织决定，立刻解散大同幼稚园。

1938年，私立务本小学迁入该址；1945年抗战胜利，改为“第六区国民小学”，后又改名“第六区中心国民小学”；1949年后改为“雁荡路幼儿园”，1956年改为“卢湾区中心小学”，后又改为“卢湾区第二中心小学”，1957年迁出；20世纪80年代前期为“雁荡路第二小学”；1987年改为“卢湾区大同幼儿园”，新园名由原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题写。

大同幼稚园作为南昌路上的重要革命旧址，始终与董健吾这个名字紧密相连。董健吾是中共历史上的传奇性人物。基督教背景出身，在郑州向冯玉祥布道时结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1927年，中国的白色恐怖最为严峻的时期，经刘伯坚与浦化人共同介绍，他毅然加入了党组织。此后，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董健吾（1891—1970年），青浦董家第四代基督教徒，1914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与浦化人、宋子文、顾维钧等均是同学。董健吾是一个怎样的人，可以通过斯诺在1936年遇见他时的回忆得到一些印象，“我在旅馆里住下来后过了几天，有一个身材高大、胖得有点圆滚滚的，但是体格结实、仪表堂堂的中国人，身穿一件灰色绸大褂，穿过打开着的房门进来，用一口漂亮的英语向我打招呼。”“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化名‘王牧师’）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做比较严肃的解释。” 可以知道，董健吾这个人既有很高的学养，又健谈，而且具有独立人格，对时局有自己的看法。无怪乎当时的圣约翰大学校长美国人卜舫济非常赏识董健吾，并着重培养他，毕业后又推荐他去神学院进修，希望回来后接他的班。但在1925年“五卅惨案”期间，卜舫济反对学生罢课及参与政治，并且撤除了校内悼念惨案死难烈士的灵堂，并宣布提前放假。董健吾一怒之下，带头把圣约翰大学的美国国旗扯了下来，换成了中国国旗，这件事造成了卜舫济与董健吾的决裂。离开圣约翰大学后，董健吾便去了上海圣彼得教堂（在今北京西路）担任牧师。其间，他在同学浦化人的鼓动下，前去郑州向基督将军冯玉祥进行布道。因为才华出众，精通英语、拉丁语的董健吾得到了冯玉祥的赏识。正是此行，彻底重塑了董健吾的人生轨迹。在冯玉祥处，董健吾结识了为冯玉祥担任政治部主任的共产党员刘伯坚，他和浦化人一道，后来成为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1927年中，整个中国笼罩在“四·一二”政变后的白色恐怖之中，但尽管如此，董健吾毫不恐惧，毅然坚定地要求入党，终如愿以偿。

入党之后的董健吾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做出了一系列非凡的贡献，除了创办大同幼稚园之外，还他完成了两件特别重要的大事。其一，成为国共合作破裂后，沟通国共联系的第一人；其二，成功护送美国记者斯诺进入红区，是向世界传递中国共产党真实情况的护航者。

大同幼稚园的历史虽然很短暂，但意义却很重大，是中国共产党在前线的革命者的重要后勤部门。而大同幼稚园的意义又不仅仅在此，因为它保护了毛泽东的儿子们，为此，董健吾的一家人都付出了艰辛的代价。作为核心人物的革命家，毛泽东没有办法保全好自己的亲人，甚至他的孩子们也过着颠沛流离的令人心酸的生活，这是革命的代价，也是革命者之所以伟大的地方。大同幼稚园帮助毛泽东保全了他的孩子们，见证了毛泽东为革命而付出的血与泪。因此，大同幼稚园必然要成为南昌路上得以连接起毛泽东革命印记的重要历史线索。

二、大同幼稚园生活的前后

大同幼稚园庇佑了许多中共地下党员的子女，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就是毛泽东的三个儿子。他们跟随幼稚园迁徙，又跟随董健吾一家颠沛流离，日常生活异常艰难。

1930年末，杨开慧英勇就义后，毛岸英和保姆陈玉英被关入监狱。18天后，毛岸英两人在保释后出狱，为防再遭敌人的毒手，毛泽民打算秘密联系板仓的杨老夫人（向振熙），把毛泽东的三个儿子送到上海。几经周转，1931年1月，60多岁的杨老夫人收到了毛泽民的信，旋即决定，不顾艰难险阻也要把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孩子送去上海。当年春节前他们便启程了，随行护送的还有岸英三兄弟的舅妈李崇德。3月到达上海，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天生祥酒店碰头，三兄弟随即被安排在了大同幼稚园（戈登路）。此时的岸英兄弟三个，岸英九岁（1922年10月出生），岸青八岁（1923年11月出生），岸龙不到四岁（1927年4月出生），过起了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生活，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

岸英兄弟入园后不久，1931年4月的一天，大同幼稚园的保育员们带着19个孩子到复兴公园（法国公园）游玩，当时拍了一张合影。就是这张照片，成为迄今为止能见到毛岸龙的唯一一张照片。因为就在这之后不久，年幼的岸龙遭遇了重大变故。

根据一般的说法，1932年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后，为了保护三兄弟，董健吾在短短两年间，先后搬了三次家，而最小的岸龙在颠沛流离中失去了下落 ，岸英、岸青则被匆忙地安置在了董健吾前妻黄慧英的家里。岸龙失踪的说法，其实来源于当时同样年幼的岸青的模糊印象。1982年第4期《党史研究》李静峰的文章对毛岸龙失踪之谜进行了辨证，认为毛岸龙在1931年5月底或6月初已经病故 ，刘益涛认为应该是在6月末7月初 。那天晚上，毛岸龙突发高烧，并伴随着上吐下泻，一个小时泻了四五次，病情异常凶险。保育员主任陈凤仙（又名秦怡君，李求实的妻子）即刻将他送入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经诊断，为噤口痢（紧口痢），一种相当危险的传染病，由于年龄太小，抵抗力太差，当天晚上便在医院去世了。第二天，姚亚夫买了口棺材，将毛岸龙进行了收殓。以上说法，既来源于亲历者陈凤仙后来的回忆，又有广慈医院原始档案记录作为根据，应该是事实无疑的。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后，岸英兄弟颠沛流离的生活就开始了。他们最早搬到当时地下党在霞飞路的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今淮海中路139号）楼上，与董健吾、郑兰芳及郑兰芳的母亲住在一起。但这个地方与嵩山路的法国巡捕房很近，很不安全。1932年8月下旬，董健吾又将岸英兄弟送到凤阳路修德里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与其子女董载元、董寿琪、董惠芬、董惠芳一起生活。其中，董寿琪与岸英兄弟的关系最好。由于岸英兄弟两人湖南口音很重，为安全起见，不能外出上学，就由董健吾的儿女们当小老师负责教他们。就这样，岸英兄弟两人和董健吾一家生活了四年，培养了深厚的感情。当时，董家人并不知道岸英兄弟的身份，董健吾只说这是他朋友的孩子，叫杨永福与杨永寿。在修德里住了一年多后，为安全起见，又不得已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今成都北路532弄3号）。在三多里又住了不到一年，岸英兄弟又随黄慧光一家搬到牯岭路斯盛里（今牯岭路51弄10号）大约住了两年。

这两年间，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黄慧光有4个孩子，加上岸英兄弟，家里就有7口人，家庭开支非常紧张，全家仅靠黄慧光的长子董载元一个人打工所赚的微薄工资来养活。董健吾因为转入地下，也无力为他们提供经济支持，时间久了，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生活成了家常便饭。迫不得已，岸英兄弟两人也必须帮忙扎纸花、干家务活，甚至有时要到上海的街头去讨生活，日子过得异常艰苦。

1949年以后，毛岸英回忆这一段生活时说：“我们第一天的流浪生活是这样度过的，这一天，我们在大街小巷捡烟蒂卖钱，搞了一天结果吃不上一餐饭。于是我们住在破庙里。在外面‘找生活’。有时捡破烂，有时在白渡桥上帮人推人力车过桥。后来看到许多小朋友卖报纸、卖油条，我们觉得这是谋生的好办法，并去向一个小朋友打听。卖报、卖油条需要本钱，没有钱是不行的。那个小朋友非常同情我们，他要我们一同到他家里去，看他爸爸是否能作保，先买货，后付款。我们去了，他家里也很穷。老人对我们很同情，答应我们的要求，并带我们到卖报、卖油条的老板那里，写了保条，保证我们兄弟二人先取货后付款，如当晚不来付款，便由他负责偿还。我们在贩卖中遇到很多困难。一次，流氓阿飞横蛮地夺取我们的东西，岸青交不上款，挨了老板的打骂。他一边走，一边哭，一边骂：‘他们打我们。我们长大了也要打他们。’走到一根电线杆旁，他看到地上有点粉笔，就拾起来。在电线杆上写下：‘打倒帝国主义！’这时被一个巡捕发现了，那家伙便用警棍向岸青身上、脸上乱打，这还不算，又从小贩手中抢过铁夹钳，向岸青头上猛击。岸青被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上。后来，我只好和别人扶他到破庙里睡着。这时，有个好心人帮着找了些草药涂上，他才渐渐好转。” 就这样，他们在董健吾家整整度过了四年多的苦难时光，但至少在白色恐怖的严峻形势下活了下来。

1936年6月，在董健吾的积极筹措下，岸英兄弟终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借道巴黎，成功进入了苏联。14岁的毛岸英与13岁的毛岸青随即被安排进入莫斯科市郊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终于结束了艰苦的童年生活。

当时董健吾也希望将自己的与岸英兄弟同龄的儿子董寿琪一并送去苏联，张学良也答应了，并且也积极筹措了。但不幸的是，董寿琪还是被拦在了法国，苏联方面不同意接收岸英兄弟以外的人入境。于是，董寿琪不得不最终折返回国。可以说，董健吾在保护岸英兄弟的过程中付出的实在太多，却没有得到过任何回报，甚至晚年也是在贫病中死去。然而这就是纯正的共产党人的作风，没有任何怨言，只有革命理想，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三、遥相呼应的艰难处境

毛泽东是一个不称职的父亲，这是革命的代价。当时，岸英兄弟三人在大同幼稚园以及在董健吾家期间，毛泽东正在前线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彼时他正处在自己的生死存亡之间，甚至革命的生死存亡之间，根本无暇顾及家事。

1931年6月底，年幼的毛岸龙被病魔折磨致死的那几天，毛泽东在前线也处于生死的边缘。国民党军原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的部队和新调来的部队，总兵力达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人。《毛泽东年谱》记载：“蒋介石将这些部队编成左翼和右翼两个集团军，并决定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企图先击破红一方面军主力，然后再深入进行‘清剿’，捣毁苏区。7月1日，国民党军开始进攻。”8月中旬，“国民党军发现红军主力的行踪后，采取密集的大包围态势逼近红军集中地——君埠以东地区，企图消灭红军主力于此。这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又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 。

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岸英兄弟两人过起了颠沛流离、到处搬家的生活。而彼时在前线作战的红军也频频受挫，毛泽东的意见也数次遭临时中央否决，屡屡受挫。《毛泽东年谱》记载，“3月1日，中革军委因红军打赣州24天未克而移到前方，并发布《关于坚决夺取赣州乘胜消灭来援敌人的训令》指出，所有参战各军由军委直接指挥。4日，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组织爆破总攻，未能成功，反被援敌分割，陷于被动。” 毛泽东不得已，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3月中旬，毛泽东出席在赣县江口召开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讨论攻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但是，“中央局多数人受临时中央的影响，否定了毛泽东的意见，主张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趁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5月11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接到临时中央4月14日致各苏区党部的信和毛泽东对中央指示信的意见后，于该日在汀州开会进行讨论。“会议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作出《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该决议提出：“需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对于迅速夺取大城市迟疑，主张向着偏僻区域发展，这简直是苏维埃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路线。”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湘、鄂、豫、皖、赣五省“剿匪”会议，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苏区发动新一轮的“围剿”，计划首先“围剿”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然后“围剿”中央苏区。然而6月1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仍作出了《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该决议坚持“夺取赣河流域的南昌、九江、抚州、吉安、赣州、萍乡等中心城市，以实现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的首先胜利，乃至争取全国的革命胜利”。决议强调“目前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需集中火力来反对” 。

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攻占大城市”的主张，甚至主张没收财产要谨慎从事，不要与中农为敌；同时，倡导用“工农兵代表会”这样的词汇代替“苏维埃”这类农民难以理解的词汇。“对28个布尔什维克来说，毛泽东善于倾听村民愿意接受的意见，就证明他对马克思主义掌握得不好”，不但“不很通晓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内心世界的确部分地还是《水浒传》的世界” 。随着矛盾的愈发激烈，1932年10月3日—8日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终于被边缘化了，甚至被解除了军权，红一方面军的称号和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均被取消。

1934年，当岸英兄弟两人在上海的街头栉风沐雨，艰难生活，甚至遭人毒打之时，远在江西的毛泽东也在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下感到束手无策，他的反对者们坚信的阵地战逐渐暴露出重大的纰漏。8月，中共控制的70个县就只剩下6个了，而毛泽东为此则感到无能为力。这年夏天，毛泽东疟疾发作，高烧达41℃，从8月直到9月底，一直卧床不起。当疟疾加重时，又出现了急性肠痉挛，他甚至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还能恢复过来。长征结束以后，来自英国的记者冈瑟·斯坦因采访了毛泽东，问及了当时他作为少数派的看法。毛泽东答道：“是的，我曾是少数派。这种时候，我所做的唯一的事情是等待。”

1931年到1936年间，南昌路与瑞金、大同幼稚园与战场、生活的生死边缘与革命的生死边缘、岸英兄弟与父亲毛泽东，都处在人生的最低潮。最令人难受的是，在这段艰苦岁月里，毛泽东甚至都无暇去思考儿子们的安危。再次印证那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流血牺牲”，所有人都在这场革命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总的来说，毛泽东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把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看作自己的责任，在于他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于他为了中国的前途付出了整个家庭的代价，在于他作为一个伟人却如此生动鲜活。因此，南昌路这个地方特殊在哪里？可能不仅仅因为这里酝酿了开天辟地的大事，而事总是要以人为中心的，南昌路正是酝酿了开天辟地的人。 pSburqyqWcqCb6oK1y1Z8zzfUJgA35cm4kgM3qdG3IESipYuPNzr51UfVgD94SF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