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中共农民问题的推动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签订国共合作的协议；6月，毛泽东、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国民党员身份联名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执行委员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后，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到国民党内的工作中。毛泽东积极工作的原因很多，他信任孙中山，他认同大联合，但有一个重要因素也不应忽视，即较之于共产党，国民党较早地关注了农民运动，并且与早期共产党高层一度不认同农民问题形成鲜明对比，这也激发了毛泽东极大的热情。

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工人农民部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和苏联使者岳飞（Jeffe）签订了国共合作的协议。协议要求，中共党员将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此同时，中共仍将保持独立存在，但国民革命的组织领导权归国民党，这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

合作协议达成后，中共领导人提议孙中山，将执行部选址在上海。1923年6月25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底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用旧方法、旧军队去建立新中国不仅不合逻辑，而且在实践中也绝对行不通。旧军队有十倍于我们的兵力，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要能较好地实现这一新手段，他们认为，上海是最合适的基地，“我们要求先生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一支国民革命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在上海，革命力量不得不秘密活动，远没有在广东来得自由，但中共领导人审时度势，认为上海在全中国具有更强劲的辐射力，因此是理想的选址。

的确是这样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刚成立不久，就被北洋政府的密探监视起来了。1924年6月，北洋政府的女密探刘汉超调查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后，向北洋政府进行了汇报：“巡帅钧鉴：敬呈者，汉超复察民党自改组与共产派联合以来，随在上海法界环龙路设立秘密执行总部，推举胡汉民、谢持、戴季陶为南部执行主任，张继、陈独秀、王亚樵为北部执行主任。……总执行六部之外，而各省复密设分部……各委员专注重宣传主义，所有印刷发行均由明智书局办理，联络各处均军、学、农、工无知好乱之徒，尤注意勾结军官毕业之学员，已赴粤派事者百有余人，与学校青年，铁路工厂之工人，农会工会之领袖……兹先将其所察总分部之概略，呈请鉴核，以备采择焉。” 尽管如此，毕竟是在租界内，北洋政府尚不敢轻举妄动，所以选址上海的策略是正确的。

1924年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44号（南昌路180号）设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作为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全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2月2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召开，正式宣布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3月1日，正式办公。该执行部管辖的范围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上海。会议通过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为执行部常务委员；邵元冲任文书科主任，由于邵元冲未到任，暂由毛泽东代理，但邵元冲始终未到任，后改由毛泽东担任文书科主任，叶纴芳担任书记干事；胡汉民任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秘书，于1924年底辞职；汪精卫任宣传部长，恽代英任秘书；于右任任工人农民部部长，邵力子任秘书；叶楚伧任青年妇女部长，何世桢任秘书；茅祖权任调查部长，孙镜任秘书。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任职的共产党员，除毛泽东、恽代英外，还有罗章龙、施存统、沈泽民、邓中夏、向警予等。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有这样几项：开展组织建设，为纪律涣散的国民党组织进行重新改组；推进平民教育，创办学校，提高民众文化水平，宣传革命理想，提高革命觉悟；负责黄埔军校在沪招生，办自己的军官学校，这是有鉴于孙中山通过吸取依靠旧军阀进行革命而屡遭失败得出的惨痛教训做出的决定；借助上海有利形势，创办进步刊物，扩大宣传阵地；支持工人与农民运动、引导青年工作以及领导妇女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立的六个部门中，包含了为农民服务的部门，于右任任工人农民部部长，邵力子任秘书。工人农民部主要以工人和农民为工作对象，鼓励工人农民入党，贯彻“扶助工农”政策精神，创办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提高工人的革命觉悟。毕竟是在上海，这个部门组织的工人运动更多一些，比如“五卅”惨案发生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两次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全力支持工人运动，强烈谴责英国巡捕枪杀爱国学生和工人的暴行，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由于受地理环境影响，组织的农民运动相对少一些，但这毕竟是国民党在广州成立的“农民部”的分身。

国民党正式成立农民部是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时，1月31日，孙中山主持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央设立一处八部，农民部即为其一。农民部的工作是，详细调查农民状况以及各省田地面积及其分配方法并制定调查表；调查农民组织的目的及形式；确立各省通行的税法；制订农民运动计划；出版关于农民状况的小册子及传单；计划召集农民会议并设立国民党特有的土地政纲；与宣传部联合出版农民报；在农民报出版以前，至少每两星期将调查结果及农民现状报告于宣传部。

其实，孙中山本人也比较关注农民问题。1924年7月28日，在国民党农民党员联欢会上，他发表演说，指出农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鼓励农民要“先有觉悟，自己知道自己的地位是重要的”，并号召农民“从今日起结成团体，挑选各家的壮丁来练农团军”，他还提出要武装农民，“你们有了枪，练成了很好的农团军，便是中国第一等的主人翁，能讲很有力的话”。“农民同政府合作之后，便可以实行民生主义，为大众谋幸福。” 当时，他还激动地对宋庆龄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

可以说，国民党比共产党更早地意识到农民的问题，这正合毛泽东之意。尽管他当时并不在农民部任职。但很明显的是，国民党对农民的认识，对毛泽东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张国焘回忆说，1924年夏天的时候，“（毛泽东）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特里尔分析说：“中共还从没有这样做过。这是毛泽东热心于统一战线的又一个理由。” 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确表现了很高的积极性，当然积极性的来源有很多方面，但专门服务农民的农民部的存在，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具有鼓舞性的因素。

二、农民问题不被党内重视

在中共四大前，农民问题始终没有被引起重视，发现并热衷于农民问题的毛泽东因此深深地感到失落。而实际情况是，工人运动屡遭失败，简单复制苏联革命的经验，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1922年9月，毛泽东组织的岳州工人罢工，遭到了北洋军阀的残酷镇压。1923年2月，粤汉铁路工人运动被镇压，湖南省省长宣布工会为非法组织，工人损失惨重。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湖南的无产阶级革命陷入了低潮。

虽然形势非常严峻，但党内似乎并未对此引起重视，知识分子缺乏实践经验，而无产阶级又对马克思主义一无所知。当时的陈独秀坚持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即使再艰难，也要沿着城市道路往下走，完全不认同农村道路的可行性。与此同时，李立三和刘少奇等旅欧领导人也坚持欧洲的经验，对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实际情况多有所忽视。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远远不足中国人口的1％。中共还主要是个知识分子的圈子。许多工会积极分子，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1923年6月12—20日，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主要讨论的是国共合作的问题。但毛泽东却“不合时宜”地阔论当时所有人都不重视的问题——农民问题。其实，陈独秀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也提到了农民运动，报告说“宣传工作进行的不够紧张，我们很少注意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也没有在士兵中做工作。” 但仅仅是提到，并没有将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独立的、关键的要素来认识。事实上，1926年的中共四大也有提到农民问题，但中共四大的会议公报中，每次提到的“农民”都是和“工人”相连起来的，农民问题始终没有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根本的问题。

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仍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我那时（1923年期间）文章写得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我特别负责农民工作。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这本小册子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大力组织农民。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1927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湖南等地的农民运动已空前高涨，且遭到了当地军阀的残酷镇压。然而“他们把农会称作痞子会，认为农会的行动和要求都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了湖南，认为那里发生的一些情况是我造成的，激烈地反对我的意见”。尽管那个时候蒋介石早已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城市道路明显难以走通，但是中共的领导对农民运动的政策仍始终未予重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诸如把农民运动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陈独秀强烈反对。他不懂得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大大低估了当时农民可能发挥的作用”，“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大会给地主下了个定义，说‘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农民’为地主，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以这个定义为基础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完全不够和不切实际的，他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 。

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是独具慧眼的，他的坚持对于中国共产党后来成为革命的中流砥柱，是有绝对意义的。即使张国焘也并不否认这一点，他回忆说：“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在会议（中共三大）讨论的问题中，“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注重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毛泽东）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但其实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工人运动是促成社会变革的根本核心，因此共产党首先关注的自然是工人运动。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到了乡村建设的重要性，比如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都身体力行地提倡乡村教育。1923年恽代英写信给毛泽东，和他交流关于效仿陶行知乡村建设的做法，但那个时候毛泽东并没有放在心上。1938年3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的一次演讲中说道：“15年前，恽代英主张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没有去。” 毕竟，恽代英讲的是乡村建设，还不是农民革命，他们在关于农民问题上，关注的角度不甚相同。

共产党内较早注重农民问题的是彭湃，他1922年9月在广东陆丰成立了第一个农会，也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运动，并且收效颇丰。但陆丰当时属于陈炯明的地盘，所以消息传出的范围比较有限。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成立了农民部，4月，彭湃接替前任任农民部秘书；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设立工人农民部。国民党的农民部可以说是当时正式的服务农民运动的组织，这不能不激发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工作极大的积极性。中共4月在上海开会时，张国焘提到毛泽东，便会说，他“忙着在做国民党的工作” ；而李立三则极具攻击性地说毛泽东是“胡汉民的秘书”。可以说，中共党内没有人能理解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积极性。

三、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的希望与失望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带给毛泽东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认识：正的方面，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延续了国民党设立的农民部建制，为毛泽东一系列关于农民问题的想法提供了实践的平台；负的方面，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与科层体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难以担负起全国性的彻底的革命任务。

马克思主义革命是有多种实现方法的，俄国革命只是一种适合俄国的方法，不能简单照搬，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了。1921年12月，毛泽东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其实早期共产党人如陈独秀等也都意识到这点，他们也认为中国革命要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但只有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就是农民问题。

1923年广州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正式从政治上推出农民问题，他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一部分的可能性明确地提了出来。大会通过了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文中这样写道：“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 但中共三大只是对农民问题有所提及，并没有真正花精力去关注。

之后，中共开始出现零星的觉悟。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第一期发表《中国农民问题》一文；1924年1月5日，邓中夏发表《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一文，介绍了广东海丰和湖南衡山白果两处农民运动的情况，“由上述两桩事实看来，我们可以征测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到了要农会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压迫阶级的时候，这种壮烈的举动，比较香港海员和京汉路工人的罢工，并无逊色，真是中国革命前途可乐观的现象呵。”邓中夏也赞扬了陈独秀《中国农民问题》一文，称其“对于中国农民状况分析得很细致” 。

1924年，由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内斗严重，毛泽东被迫回到湖南“养病”。后来证实，这是一次他深入认识农民问题的重要契机。“养病”期间，他的小学同学钟志申给他讲了当地农民抗缴“烟灶捐”、赶走恶霸成胥生的斗争故事，他听后非常激动。他后来对斯诺说：“以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次到韶山才体会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于是他“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在几个月之内，我们就组织了20多个农会”，毛泽东自豪地说，“在湖南期间，我组织了该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核心” 。

1924年7月，广州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8月，毛泽东被安排在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里给第一期学生进行授课。这次经历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农民群体这个概念的认识。当然，毛泽东的这一认识仍然没有得到中共方面的深切认同。

直到1926年7月，虽然中共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其实仍然没有把农民问题作为重心。9月1日，毛泽东为此又专门发表了《国民革命和农民运动》一文，开篇强调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文中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至1927年，虽然中共党内对农民问题仍然采取的是冷淡态度，但农民运动的发展，在客观上的确形成了燎原之势。“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有了一种惊人的战斗精神。”

理解了毛泽东对农民问题的深刻认识，以及当时中共领导层与之形成的巨大反差，我们就能切身地体会到，为何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的工作热情极为高涨。

因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毛泽东的认识提供了可以实践的重要平台，成为毛泽东在当时情况下唯一能够施展拳脚的地方。“毛泽东的目标很单一，就是在他的共产党同事不能提供任何更好的帮助的情况下，利用国民党的便利条件，组织农民运动。”

尽管充满热情，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烦琐的、科层体制的行政制度，宏观上还是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更何况还有更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是令毛泽东在奋力工作之余，不得不感到失望的地方。

1924年，“回到上海以后，情况不大好。好像毛泽东在广州和彭湃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暴露出他在上海机关的那几个月工作中的问题” 。毛泽东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所谓“上海机关的那几个月工作中的问题”就是行政化、官僚化的问题。事实上，毛泽东经常擅离职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运作时间总共不到两年，但毛泽东在岗做具体行政工作的时间则更短暂。

更重要的是官僚化的问题，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官僚化作风非常严重的一个实例，是烈士张隐韬在日记中记载的关于报考黄埔军校的一个过程。1923年3月，张隐韬曾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报考军官学校，遇到办事人员孙铁人，他态度懈怠，工作百般拖延，引起张隐韬极大的愤慨。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党虽经一次改组，但内中之官僚式的无革命精神的人，尚是多得很。我们为考军官学校，不远千里而来此，经济上早就用尽，感无穷之贫困。惟望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早日考试，领川资去粤。负责人一味拖延，终不能有名了之表示。虽经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严重交涉，亦不能得其要领。今日我们复问其考试日期，彼均答以星期六（二十二日）。下午，则又闻改为星期日。晚间，复闻改为下礼拜二。一日三变，终无确实日期，我们已到沪十许天，生活几乎不能再往下维持，每餐仅用铜元十余枚。这种生活状况，他们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这些该死的东西哪能得知。凡抱革命精神的人，也有做事这样摆架子的？无怪中山先生之奔波困苦，垂三十年之久而不能成功，此诚其根本之一大原因也。故我以为民党之改组，须从根本淘汰。把这些旧习不改的东西——如孙铁人等，都革去才是。”

国民党的官僚主义作风，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也有过一个侧面的体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很快地成立了。办事处气象的堂皇远非中共的机构可比。” 这笔记载是无心的，因为后续也没有更多的描述，虽说的是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但作为与其同源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必然也难以完全避免这类官僚主义习气。因此，这可以说从侧面反映了国民党集团迅速地官僚化，最终脱离革命、脱离群众，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官僚主义盛行，最终导致脱离群众，这是阶级立场的分化，也就是毛泽东与国民党渐行渐远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关于这一点，特里尔分析得比较准确，他说：“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支军队而非政党，这支军队的核心是家里拥有土地的军官。国民党怎么可能领导毛泽东在湖南接触和领导的那种农民运动呢？”

总的来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毛泽东提供了难能可贵的实践平台与精神动力，但其不彻底的革命性又让它难以避免行政化、官僚化的习气，从而决定了这一建制难以持续。 LvL6zM28TcgVaMaxJbQqonuTo0Whtx/Sb4mrwyshUwt3B7DW29K7QdsXecytAh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