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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新青年》杂志在老渔阳里创办，外国语学社在新渔阳里创立，但还有一个对于后世影响更为重大的事件发生在这里——毛泽东在此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是由很多契机造成的，在这里，陈独秀给了他言传身教；在这里，他最早读到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在这里，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毛泽东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早年在北京大学做图书管理员时，对于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甚至可以遇到许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尤其是李大钊，给他灌输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特里尔认为，毛泽东彼时更认可的是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而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
亚历山大·潘佐夫也认同这一看法，说：“他（毛泽东）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依旧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在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共产主义思潮中，毛泽东最感兴趣的，是特别强调个人自由的无政府主义。”
肖特则直接说，即使李大钊也不是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尽管他相当热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肖特认为：“毛泽东一定已经读过这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但看来此文并没有给他留下更多的印象，他后来从没有提过它。他没有被布尔什维克主义吸引，却被无政府主义吸引，那时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正被在巴黎和东京的中国人小组接受并发展。”
然而，中国学者更倾向于认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就已经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了。赵大义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讲，这篇演讲同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刊登在同一期《新青年》上，毛泽东又细致地研读过。这样，他逐步放弃了原来欣赏的那些无政府主义理论，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蒋建农引用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的谈话认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期间大量阅读了李大钊对歌颂十月革命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后，逐步清除了无政府主义思想，那个时候，是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时期。毛泽东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金冲及指出，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先驱的直接影响，“具体地了解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其实，“具体”二字也未必准确。
可以说明问题的是，1916年至1920年间，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极为流行，北京大学是无政府主义思想流行的重镇；而李大钊虽然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也同情无政府主义，并且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也有无政府主义的痕迹；陈独秀在当时则不是一个确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曾在对《新青年》的一个读者的回应中指出，鉴于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极端低下，现在谈论社会主义没什么意义。
李大钊、陈独秀的言行对毛泽东的选择其实具有很大的暗示作用，甚至毛泽东也亲口说过：“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过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在行动中，毛泽东似乎也是在摸索“出路”。1919年4月11日，他离开北京，在前往上海的途中，专程去了一次山东，拜谒了儒家圣地——孔庙与孔林，这恰恰是五四运动所极力批评的。随后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次运动把《新青年》倡导的思想推向了高峰。
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民众的大联合》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平民主义和爱国主义。显然，他对五四运动进行了呼应，但不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呼应。这篇文章的开头首先表达了对平民的同情，他说道：“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文章认为，要把中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根本的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而要实现“民众的大联合”，又必须以各行各业“民众的小联合”为基础。因为没有提到领导权的问题，所以根本上，较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段距离。这篇文章也提到了马克思，但主要是为了说明马克思的理论不如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理论。他说：“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同他们拼命地倒担（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作马克思。”而克鲁泡特金则“较温和”，其最大的优点是，“先从平民的了解入手”，“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此时，他的观念中，似乎“革命就是联合”，他没有意识到阶级的划分，只要工人、妇女、黄包车夫、农民、学生、教师等“群”能联合起来，就能“与立在我们对面的强权者、害人者相抗”。这些事实可以说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并不深入，如果就此认为他的思想已经转变，确实比较牵强。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期间，主要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但并未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思想的彻底转变，应该说，还是与南昌路紧密相关。这一转折的诱因主要在两个方面：其一，与陈独秀的促膝长谈，使毛泽东彻底厘清了理想信念与价值诉求；其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首次接触了《共产党宣言》。
1920年5月，毛泽东到达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就是这次上海之行，成为毛泽东彻底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转折点。5月初到7月初的2个月里，毛泽东频繁拜访了陈独秀及其《新青年》杂志社，与陈独秀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
毛泽东后来说，“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毛泽东又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特里尔认为：“从1920年夏天开始，毛泽东就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此后他对自己的这种认同从未动摇过。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作为他的政治思想框架，都已从他的思想中剔除了。”
另一个关键要素是，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毛泽东进入了陈独秀的朋友圈，可以说是第一时间读到了《共产党宣言》。
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有这样一段回忆：“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但是，据叶永烈考证，对毛泽东思想转变影响巨大的三本书中，《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或许并不是在北京读到的，毛泽东的回忆有所偏差，可能性最大的，应该是他在上海读到的。毛泽东在上海度过的时间是5月5日至7月7日，《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初版上印的是1920年8月出版。但是，《鲁迅日记》记载，他于1920年6月26日便已得到陈望道寄赠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本。
由此判断，“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结识了陈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可能性极大”
。
结合与陈独秀促膝长谈与作为《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读者两段重要史料，毛泽东后来的自我判断才显得更有说服力，他说道：“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并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并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所以说，1920年那个夏天的渔阳里，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有根本性的意义。
当然，思想的转变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促成的，必须从实践经验中慢慢验证、内化。其实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除了学习，毛泽东也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进行半工半读。蒋建农说，那个时候“他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经营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细致地调查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
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帮人洗衣赚钱的经历，也更加深了他对马克思“无产者”一词含义的理解。而南昌路的意义则在于，使毛泽东真正从理论的高度，对他全部的实践经验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消化，由此促使他对马克思主义完全服膺。
古人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靠一个老师、一本书，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与渔阳里2号关系极为密切的，与毛泽东一样志同道合的人，还有很多，他们都是促使毛泽东的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推动力。终于，时机成熟了，毛泽东在渔阳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1919年5月，彭璜在湖南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他聘请毛泽东担任《湘江评论》的主编，而《湘江评论》正是该学会的刊物。该刊物前后只出版了4期及1期临时增刊，却是五四时期全国很有影响的进步报刊之一。当然，毛泽东也借该刊物获得了很高的声望。在毛泽东的引荐下，彭璜也加入了新民学会，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1919年底，彭璜到上海开展“驱张”宣传。次年2月1日，彭璜在上海参与创办了《天问》周刊，成为湖南各阶层在“驱张”运动中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该刊共出了24号，于当年7月11日终刊，其中第23号刊登了毛泽东撰写的《湖南人民的自决》一文。该刊物的撰稿者笔名都非常有趣，其中几个主要撰稿人的笔名分别是“除暴”“问天”“舌存”“惜诵”
，皆意味深长。《天问》周刊的编辑部就设在淮海中路523号（霞飞路277E号），距离渔阳里仅一步之遥。因此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彭璜成了老渔阳里2号的常客，经常参加陈独秀的工读互助团，并担任临时会计。毛泽东在5月第一次到上海拜访陈独秀时，就是由彭璜领的路。然而，据易礼容先生说，1921年秋，年仅25岁的彭璜投湘江自尽
，他亲眼看到了江边打捞上来的彭璜尸体，不是因病去世的。
毛泽东另一名志同道合的挚友是蔡和森，他们是湖南老乡，也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同学。蔡和森受到曾国藩、秋瑾、谭嗣同的影响非常之深。1918年4月，蔡和森与毛泽东一起组织了新民学会。1920年初，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旅法期间，他曾给毛泽东写信，提到要改造新民学会，甚至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复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事实上，蔡和森正是最早完整提出“中国共产党”全称，并比较系统提出建党理论的人。回国后，他便找到老渔阳里2号，在陈独秀身边工作，后来由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入党。他在中共二大、三大、四大上都被选为中央委员。蔡和森也是较早认同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之一，他在中共四大上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军。后来他又在《向导》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澎湃在广东各地发动的农民运动，并抨击国民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阻挠。他在评价广东农民运动时说道：“革命政府若真获得农民群众的拥护，这些反革命势力是不能制胜的。苏俄便使用这种方法制胜了反革命的好榜样。”
蔡和森的农民运动思想受苏联影响而来，作为挚友，也必然会影响到毛泽东。然而可惜的是，1931年，他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年仅36岁。
在渔阳里结识毛泽东的另一个老乡是黄爱，对毛泽东的影响也非常大。黄爱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1919年2月考入天津直隶工业高等学校，肄业后在天津、北京从事学生运动，成为周恩来发起的觉悟社的第一批“社友”。1920年3月，黄爱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来到上海，在老渔阳里2号担任《新青年》的缮写校对工作。他在此受到陈独秀的耳濡目染，并参加了上海的工人运动。11月，离开上海赴湖南，与庞人铨共同发起湖南劳工会。1921年4月，黄爱和庞人铨加入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被赵恒惕逮捕下狱，绝食三日，出狱后，朋友慰问他。他回答说：“我的生命，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
黄爱、庞人铨两人在湖南发动的工人运动声势浩大、影响广，资本家们对他们早已是恨之入骨。1923年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湖南劳工界去年今日失去了两个明星，一个黄爱，一个庞人铨。一时资本界，好像说把他们的灾星去掉了，从此湖南劳工风潮可以一落千丈地灭迹销声，不致再扰他们安富奢华的痴梦。”
虽支持工人运动，而且也做得非常出色，但黄爱与庞人铨一开始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只知经济上的斗争。于是毛泽东邀请他们到工厂做调查，这对他们思想认识的改变有很深的影响。据易礼容先生回忆：“1921年底有一天，毛泽东跟我说，我们找黄爱、庞人铨谈一下好吗？我说好吧！……个把礼拜后，我问毛泽东谈得怎样？毛泽东说，他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愿意同我们一起干’这句话我还记得，是这个话。”
可是1922年1月，赵恒惕借口制造罢工，再次逮捕了两人，并旋即在浏阳门外将之杀害，时年皆25岁。噩耗传来，毛泽东悲痛至极，他参加了两次在湖南召开的纪念黄爱和庞人铨的追悼会，以及在上海召开的追悼会，并在会上介绍他们的事迹，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陈独秀还将黄爱、庞人铨被杀事件报告了共产国际。可以说，他们的牺牲精神给了同样年轻的毛泽东极大的触动。
事实上，在老渔阳里2号与毛泽东建立重要关系的人物还非常多，比如李达、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向警予、罗章龙、李立山、何叔衡、邓中夏等，仅湖南籍人士就有30多人。他们亦师亦友，互相促进，来来往往，在渔阳里这个小地方酝酿着开天辟地的大爆发。可以说，没有这么多同志的共同促进，就不会有一个人彻底的转变，谁都概莫能外，这是人的成长规律。
终于，1920年7月，毛泽东在老渔阳里2号成了党员。毛泽东后来自称，他没有入党介绍人。金恒源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时没有通过正式的书面表格填写入党介绍人，而并非真的没有人介绍入党。
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曾自称是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而共产党其实是1921年成立的。毛泽东1920年加入的，实际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并非一个建制意义上的党组织。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就是建党，所以说，毛泽东乃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从这个角度上理解“没有入党介绍人”，才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其实共产党刚刚发起的时候，党员仅有十几人，这么小的党凭什么是靠得住的？事实上，毛泽东心里非常清楚，真正的大事业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正确的理念与坚强的意志，这就是基础，是毛泽东的远见。类似的事情后来一直有发生，1927年的秋收起义，共产党中央是不以为然的，毛泽东回忆说：“我被免去政治局和党的前委的职务，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运动’。尽管这样，我们仍然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深信我们执行的是正确的路线。”
1932年4月，当毛泽东和朱德对日宣战的时候，又是孤独的，其实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见到一个日本人了，他们所控制的中国人口也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农民运动、抗日，其理念是正确的，其意志是坚定的，所以他义无反顾。特里尔因此评价说：“他的目标不是抽象的社会主义蓝图，也不是重复苏联的革命——像是江西的山沟里发生了‘又一次十月革命’。他从未对世界革命浮想联翩。中国是基础，如果中国出现危难，再也没有比拯救它更重要的事情了。假如没有中国，任何革命的说教都只能是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空谈。”
所以，这么小的党凭什么是靠得住的？因为理念是靠得住的，意志是靠得住的，他的真心是靠得住的，这都是他的依据。所以说，那时的毛泽东做出了非常清醒、现实，又富有远见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