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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昌路是上海市跨黄浦区和徐汇区的一条街道，东西走向，东起重庆南路，西至襄阳南路。全长1690米，宽14米到15米。今天的南昌路自东向西由过去的两条马路——陶尔斐斯路和环龙路组成。陶尔斐斯路为今南昌路东端重庆南路与雁荡路之间的一小段路，环龙路为今雁荡路以西的南昌路大部分路段。东西两段在1942年的汪伪国民政府时期合并，并命名为“南昌路”。1990年，南昌路224弄保留了“环龙新村”，南昌路244弄则保留了“环龙里”，两处地名深深烙下了百年前的印记。
南昌路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地方史研究中绕不开的重要地名，近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共两党的核心人物，都与这条一千多米长的马路发生过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1925年《政治周刊》的发刊词中表露了他的初心，“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南昌路，可以说，就是中国革命先驱、中国共产党人最早用行动表露初心的地方。
当前，研究中共党史，包括新中国史，有其明确的目标，即必须是为“统一全党的思想”“确立、巩固和提高执政党的领导地位”和“资政育人”的目标服务的，以及为今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现实服务的。研究南昌路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内外对南昌路一带历史文化的研究，目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南昌路总体历史文化叙事，南昌路地处文化中心的核心地带，古今中西的文化都在此处荟萃，因此，南昌路区域可挖掘的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其二为南昌路红色文化研究，陈独秀在此创办了《新青年》，也在此数次被捕；毛泽东在此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此参加了国共合作的许多工作；他的三个孩子在这里还受到过保护，孙中山在63号寓所内居住，对面180号就是中华革命党本部，后来180号又作为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落实第一次国共合作具体事务。因此，南昌路区域可挖掘的红色资源也极为丰富。然而，科普性的红色文化旧址简介有之，而系统性的学术梳理却付之阙如，这也是本书撰写的初衷。
南昌路红色资源丰富，意义极为重大，但学术研究不宜“面面俱到”，若什么都顾及，必定什么都讲不清楚。因此笔者认为，以“南昌路”（原环龙路和陶尔斐斯路）为中心的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挖掘，必须建构在以“老渔阳里2号”（南昌路100弄2号，即《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暨陈独秀寓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南昌路180号，原环龙路44号、46号），以及“大同幼稚园”（南昌路48号，原陶尔斐斯路56号）三处革命旧址为核心，在与邻近革命旧址（孙中山宝昌路行馆与香山路故居）联动研究的基础上，方能有效揭示南昌路的红色底蕴。
以往对南昌路的研究，一方面主要是单纯的历史叙事，以回顾的性质为主要特征。如《顺着南昌路一路向东》（《党史博览》2017年）一文，详细介绍了南昌路的历史形成和发生在南昌路100弄（老渔阳里2号，即《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南昌路180号（环龙路44号，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等几处重要革命旧址里的历史往事，以及南昌路上的这些革命旧址与中共“一大”之间的潜在联系。《南昌路：一条马路的风云际会》（《解放日报》2018年3月9日）一文则简单回顾了南昌路上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老渔阳里2号、大同幼稚园、孙中山临时寓所的历史，以及陈其美、杨杏佛、徐志摩、傅雷、丁玲等一些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在此居住的往事。
另一方面，对南昌路的学术性研究则主要集中在老渔阳里2号，如《对党在上海发源地渔阳里研究的述评与思考》《渔阳里2号在中共创建中的历史地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地——上海渔阳里》《从北京箭杆胡同到上海渔阳里——陈独秀由新文化运动主将转变为中共创始人的时空轨迹》《曙光从这里升起——记上海老渔阳里二号寓所》等文章。
其中，《对党在上海发源地渔阳里研究的述评与思考》（2017年）一文对“老渔阳里2号”的考察较为全面，该文考察的“渔阳里”，既包括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也包括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杨尧深的《曙光从这里升起——记上海老渔阳里二号寓所》（1994年）认为，老渔阳里2号不仅是陈独秀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同时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地、党中央的办公地，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老渔阳里2号的历史地位与政治地位做了进一步的肯定。钱厚贵《老渔阳里2号：一个被遗忘近百年的革命圣地》（2014年），认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发起组，以老渔阳里为基地，大力开拓革命事业。该文把渔阳里的历史贡献总结为：（1）改组《新青年》，创办新刊物，宣传社会主义；（2）筹建革命组织；（3）一大以后，老渔阳里2号成了中央局办公地。此外，李瑊主编的《渔阳里：红色征程的起点》（2018年），更多维度地把渔阳里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整理与研究，进一步提升了渔阳里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根本性地位。
相比较而言，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研究明显少于“老渔阳里2号”。这一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迄今为止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涉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研究更多表现为对其机构部门的引述或对其历史过程的追溯。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主题的专题性著作，仅有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环龙群英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研究》（2017年）一部。该书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基本史实、主要活动、共产党领袖人物以及执行部内部的国共之争等方面，较为深入和全面地对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做了历史梳理和研究考察。其余一些研究多为历史记录和资料介绍，可零星见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茅家琦等编写的《中国国民党史》、熊月之主编的《上海通史》以及中共上海党史办公室编著的《中共中央在上海》等著作。
在研究论文方面，内容多涉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机构沿革、旧址考证及其职能探究等。如任武雄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上海执行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古越玖子的《从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所到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卢湾史话》1991年）、陆米强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旧址史实考证》（《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八辑》2008年）等。同时，相关论文还涉及探讨参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的共产党领导人物的研究，如任武雄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杨天石的《毛泽东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以及叶累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恽代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等。
三者之中，对“大同幼稚园”的研究又最为缺乏。徐啸的《革命后代的红色摇篮》（1980年）、汪志星的《红色摇篮：大同幼稚园》（2014年）、宋伟的《红色摇篮——大同幼稚园》（2007年）以及新民网的一篇报道《大同幼稚园：“红色摇篮”悉心抚育红色种子》（2008年）等几篇文章都对大同幼稚园旧址及其历史做了较为完整的介绍，但有些说法前后有些出入，这与史料严重缺乏有关。除此之外，其他研究多是在对“南昌路”几处革命旧址进行研究过程中介绍性地提及大同幼稚园旧址，如沈轶伦的《南昌路：一条马路的风云际会》（2018年）等。同时，相关研究还散见于对一些主要人物的研究和述评中，如刘益涛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落难上海前后》（1995年）、肖舟的《不应忘记的董健吾》（2001年）等。
总的来说，南昌路上三个重要地点的研究并不缺乏，但都是孤立地对三个地点的研究，缺乏联动性与整体性。比如，毛泽东是在老渔阳里接受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洗礼而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以这个为前提，才能理解他为何积极地投身国共合作时期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也只有《新青年》的诞生地，才有可能引出国共合作的话题。这就是南昌路区域研究上的整体性。因此，本书将从这个整体性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南昌路区域的红色性质，从而更为深刻地认识南昌路区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意义。
在1848年时，法国继英美之后，也划定了自己的租界区域，南昌路即坐落在法租界之中。起初，法租界可分为四界：南至护城河（今人民路），北至洋泾浜，东至广东潮州会馆（今龙潭路附近），西至关帝庙褚家桥（今西藏南路附近），面积达0.66平方千米。随着殖民者野心的不断扩张，1914年，法租界向东延伸至黄浦江，向西扩展到徐家汇，向南扩展至肇嘉浜，向北至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福煦略（今延安中路）、大西路（今延安西路），与英租界毗邻，面积增至10多平方千米。
法租界的道路，一般以外国人的名字来命名，有驻沪领事、公董局董事或职员、旅沪法侨民，也有不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名人。以“一战”名人命名的，如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贝当路（今衡山路）；以法国公使命名的，如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康悌路（今建国东路）、葛罗路（今嵩山路）；以法国驻沪领事命名的，如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白莱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巨籁达路（今巨鹿路）；以法国公董局董事命名的，如萨坡赛路（今淡水路）、白尔路（顺昌路）；以法国公董局职员命名的，如望志路（今兴业路）、蓝维蔼路（肇周路）；以旅沪法侨民命名的，如陶尔斐斯路（今南昌路东段）、西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以宗教元素命名的，如劳神父路（今合肥路）、圣母院路（今瑞金一路）、姚主教路（今天平路）、赵主教路（今五原路）；以法国领事馆所在地（今上海市金陵中学原址）命名的，如法大马路或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
南昌路地处法租界内，旧称环龙路。环龙（Rene Vallon）是第一个驾驶飞机翱翔于上海天空的法国人。该路原分两段，西段即环龙路，东边一小段旧称陶尔斐斯路。南昌路以西为瑞金二路，原名金神父路；以北为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是以比利时国王亚尔培（Albert）的名字命名的。1914年8月4日，德军向中立国比利时入侵，比利时国王亚尔培率军顽强抵抗，给德军以有力打击。南昌路以北为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以法军总司令霞飞（ Soffre）的名字命名。1914年9月，法军总司令霞飞指挥了著名的马恩河战役，使德军包抄法军的计划成为泡影，宣告了德军速决战的破产。上海法租界当局之所以要用“一战”中的这些名人功臣的名字来命名马路，是因为战争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它在上海的殖民统治。“一战”是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其名人功臣只不过是掠夺者的“马前卒”，以他们的名字来命名旧上海“国中之国”的租界路名，只能更增添其殖民化的色彩。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政府收回租界，对法租界内几乎全部路名都予以更改，从此便以中国地名来命名。此外，与南昌路毗邻交错的重要马路还有思南路，原名马斯南路；香山路，原名莫利爱路；皋兰路，原名高乃依路；雁荡路，原名华龙路；重庆南路，原名吕班路。
这几条路的位置非常规整，由北到南平行的依次是淮海中路、南昌路、皋兰路、香山路、复兴中路，由西向东垂直于南昌路的依次是陕西南路、茂名南路、瑞金二路、雁荡路、重庆南路。这样的规划，称为“棋盘式”网络结构。
南昌路区域的开辟当始于1900年。当时，公董局在顾家宅购买了约101333平方米的土地，用作法国兵营。同年，公董局从太仓路以北开辟出一段长300米的小路直达顾家宅。1902年，又开辟了华龙路（今雁荡路），为法国兵营（后改建为法国公园）至淮海中路（霞飞路）之间的一段长200多米的小路。1902年，自华龙路向西开辟出一条直达金神父路（瑞金二路）的小路。1911年，为了纪念环龙，命名为环龙路（今南昌路）。1907年，随着广慈医院的建立，又推动开辟了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但垂直于环龙路与辣斐德路之间的一小段，是在1913年打通的。1914年，为了促进土地增值，经公董局批准，南昌路以南，又开辟了莫利爱路（今香山路）和高乃依路（今皋兰路）。
20世纪初，法国人开始按照欧洲通用的模式经营租界了。1914年，法租界第三次扩张后，公董局开始计划对西门地区进行大规模市政改造，包括环境卫生与道路改造。在计划改造的区域中，距离南昌路区域最近的是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附近，那里开始铺设碎石路，铺设下水道，还安装了煤气灯。1915年，辣斐德路开始填浜筑路，原来这是一段名为“南长浜”的淤塞的水浜，后来铺设了宽0.91米、长1200米的下水道。邻近的吕班路（重庆南路）和市场路之间的一小段路上还装了14盏100支光的煤气灯。贝勒路（今黄陂南路）附近的西门路（今自忠路）和康悌路（今建国东路）之间，一半路面铺筑碎石，而康悌路以南路段安装了2盏50支光的煤气灯，至1917年，又铺设了0.7米口径的下水管道。1916年，辣斐德路（复兴中路）以北，始辟筑望志路（今兴业路）和西门路（今自忠路），又延长了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同年，在望志路铺设了0.7米口径的下水道196米与0.5米口径的下水道133米。1917年之后，这一现代进程的规划开始向南昌路区域推进。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研究中，南昌路区域里的几个点是绕不开的，渔阳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孙中山故居、大同幼稚园。两党的重要人物、亲属、相关政治人物、文化人物都活跃在这一带。其中，渔阳里又是重中之重，它包揽了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孕育期，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目击证人”。
渔阳里有新老之分，老渔阳里的门开在南昌路上，新渔阳里的门开在淮海中路上，两头之间总长不过500米。在一段时间内，新老两里间修了一堵墙，后来又拆了，但不知什么时候又重修了回去，新老两里再次被隔开。陈独秀曾经寓居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新青年》编辑部、社会主义研究社也都在此地，中国共产党的筹划工作也发生在此地；此地还曾是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机关总部所在地，两党的重要人物都曾在这里活动过。1920年前后，陈望道住在老渔阳里2号楼下的统厢房内，李达住在楼上的亭子间里。统楼上则住着陈独秀夫妇，他们曾在此被捕，房间也被搜查得一塌糊涂。
新渔阳里的革命旧址主要在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于1916年建成，此后该弄产权几经易手。1919年李汉俊来沪时租住于此，他迁往三益里后，戴季陶就搬了进来。1920年，戴季陶离开后，杨明斋在此开设了中俄通讯社，自任社长；同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此成立；9月，外国语学社在此创办；11月，上海机器工会又在此成立。至1921年初，这里又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所在地，成了团中央机关总部。
渔阳里内的革命活动主要发生在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之间，时间跨度不长。同样地，其他几个重要革命旧址承担早期革命任务的时间跨度也不长，大同幼稚园、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也都是一年左右便被迫中止了活动。香山路上的孙中山故居，在宋庆龄居住期间，常有社会名流、左派人士往来其中。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宋庆龄去了北京，这里也便冷清了下来。
说到底，南昌路区域其实很小，上海有句俗话“螺蛳壳里做道场”，意思是虽然空间很小，但功能很强大。小小的南昌路亦然，它不仅承担了孕育中国近代革命的任务，目击了中国革命的整个酝酿时期，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将它理解为是推动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引擎。
南昌路区域是上海地方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意义相当重大的地方，它以最有限的空间，汇集了最为重要的政治史、近代史元素。因此，以南昌路为中心的区域红色文化研究主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以南昌路为中心的区域红色文化是党的诞生地。南昌路毗邻兴业路，即望志路，作为中共“一大”会址的所在地，它是党的诞生地的标志性地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它几乎被笼罩了一切的光环。然而一个政党、一项成功都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尤其像中国近代所发起的这样一场对封建传统、帝国主义进行史无前例之颠覆的革命，需要更长久的酝酿与铺垫。南昌路就是这漫长的酝酿与铺垫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因此，对南昌路历史文化的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对于认识与强化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文化，认识并强化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精神、中国人民的革命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以南昌路为中心的区域红色历史文化研究应加强整体性与联动性的思考。以南昌路为中心的区域内的重要革命旧址很多，如新老渔阳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大同幼稚园、孙中山故居等。在现有的研究中，对这些旧址的单个的研究都已经有了，但问题出在割裂性、孤立性，缺乏整体性、联动性。其实，这些旧址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在老渔阳里与陈独秀秉烛夜谈，在上海执行部热情工作，把三个儿子托付在大同幼稚园；陈独秀在老渔阳里创办《新青年》，在新渔阳里连线共产国际，又在老渔阳里被捕；孙中山在此倡导国共合作，在香山路（莫利爱路）故居中共商国是，创办上海执行部。可以说，先贤们的足迹是有重叠的，几乎散见在各个旧址中，因此他们的足迹是动态呈现的，如果孤立地对革命旧址进行研究，很容易在无形中割裂先贤们的历史连贯性，更要紧的是割裂了南昌路旧址间的整体性。
南昌路区域的革命旧址有很多，其中最为核心的有四处：新老渔阳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孙中山故居、大同幼稚园。这四处旧址都在相距200米的半径范围内，都涉及共产党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恽代英、施存统、邓中夏等；涉及的国民党重要人物，如孙中山、蒋介石、邵力子等。四处旧址本身的历史形成与沿革都具有相对独立性，因此它们的共处其实具有一定的偶然性。然而，这四处旧址在地理位置上，所涉人物与历史事件却如此紧密地集中在一起，又展现了其背后的历史必然性。事实上，若再稍微向外拓展一些到临近马路时，刘少奇、任弼时、陶成章、陈其美等近代史重要人物也将被融摄进来，这就绝对不是偶然性了，而是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整体历史的必然性所导致的，因此要认识这种必然性，就必须从整体性出发，把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的红色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深入了解这一区域的重大历史意义。
其三，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红色历史文化的研究还应为以南昌路为中心区域文化的推广服务。历史研究，尤其是党史研究，还有更实际的资政育人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贺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资政育人最有效的方式在于依托物质载体激发人的感性认识，从而产生并强化相应的价值观。南昌路区域就是天然的红色文化的物质载体。南昌路的革命旧址中包括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众多重要机构和人物寓所，加之“环龙路”这一路名特别讨巧，富有精英汇聚之意涵，因此南昌路常被称为“环龙群英会”。身处这条路及周边区域之中，可以极大地激发起参观者内心深处的历史感。
到目前为止，以一条路为中心的区域文化得到充分推广的，当属虹口区的多伦路地区。多伦路修建于1912年，略晚于南昌路，但是和南昌路相似的是，它也是由一段小河浜回填而来。多伦路原本隶属华界，但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无视华界主权，越界筑路，由此形成了多伦路后来的规模。多伦路全长550米，只有南昌路的一半长，呈 L形，东、北两端都与四川北路（旧称北四川路，呈直立的 Z形）交会。与南昌路作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不同的是，多伦路是20世纪初的文化重地，鲁迅、茅盾、瞿秋白、丁玲、郭沫若、叶圣陶、柔石等文化巨匠都曾在此居住；陈望道、赵世炎、王造时、内山完造等文化名人也都在此活动；此外，孔祥熙公馆、白崇禧公馆、汤恩伯公馆等遗址，也坐落于此。
学术研究必须结合文化推广，而党史研究尤其要带着资政育人的目标。南昌路区域文化的推广要怎么做，其实已经有了先导经验。比如以多伦路为中心的区域红色文化资源的推广，目前已经形成了规模。在虹口区委党校张家禾教授的开发、规划与数轮的建设下，当前已形成了一条成熟的“现场教学路线”。开发现场教学，是继名人旧居重塑、历史文化研究之后，又一重要的文化推广环节，直接引导人们身临其境地学习历史、感悟历史、掌握历史。当前，南昌路区域正是缺乏了这一环节。目前，老渔阳里中的《新青年》编辑部已经修整一新，孙中山的香山路寓所、周公馆等早已对外开放，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大同幼稚园的建筑物都保存完好；此外，南昌路上的林风眠寓所、思南路上的梅兰芳寓所、淮海路上的孙中山宝昌路行馆，也都保存得非常完善。然而，将这些知名文化旧址、红色旧址串联起来，规划出一条合理的“现场教学路线”，以供红色文化旅游或普通文化旅游之用，却尚未被重视起来。多伦路区域的红色文化推广经验，正可以作为他山之石，为南昌路区域文化的推广，提供重要的启示价值。
总的来说，在多伦路区域文化推广的启示下，为南昌路的红色区域文化设计相应的“现场教学路线”，是本次南昌路区域红色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且突出了历史研究为资政育人服务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