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说起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我们脑海中一般会很自然地冒出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与南湖的红船。但是所有重大历史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亦然。1921年7月1日是它的生日，而诞生之前，它还有一段孕育的过程；诞生之后，也还有一段成长的初期，这一切都发生在南昌路上。因此，我们在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重提南昌路，同样意义非凡。

南昌路原名环龙路，是法租界时期开辟的一条东西向的路，全长1690米，宽仅14米到15米。1942年，汪伪国民政府时期改名为南昌路，并沿用至今。“环龙”是一位法国“冒险王”的名字，他是第一次在中国上空开飞机的人，但不幸坠机，于飞行表演当天去世，由此也制造了中国上海最早的一起空难。这起空难发生在1911年，恰好是中国革故鼎新的一年。空难发生后，上海的大小报纸争相报道，几乎一边倒地赞颂环龙的冒险精神，“人生在世当如是”这类不分国界的感慨俯拾皆是。次年，法租界公董局便将这条新开的路命名为“环龙路”，并在路尽头的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中建立了环龙墓，以示纪念。

南昌路起源的这段历史，显然蕴含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海派文化具有高度开放的品格，即它面向世界，它敢于冒险，它不惧变革。以“环龙”命名的南昌路，自然而然地成了海派文化的提纯。要知道，徐志摩、巴金、沈尹默、林风眠、梅兰芳等一大批文化名人的旧居都集中在这条路上，这恐怕不是偶然的。笔者认为，这一品格，正是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在这里得以孕育的根本原因。

《南昌路：孕育之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推广》一书，以一条马路、两个大党、三位伟人为线索，从历史梳理与评价的角度，剖析了南昌路作为中国共产党孕育之地的根本原因。以往，对南昌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渔阳里，但南昌路上的革命旧址远非这一处，重要的还有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大同幼稚园、中华革命党执行部等。此外，一般的文化旧址达五十多处。然而，诸多涉及南昌路的文字，则主要还是对众多旧址做科普性的简介。因此，把南昌路上的众多革命旧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进行整体性的历史研究，是这本书的特色所在。

本书作者认为，南昌路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毛泽东、陈独秀、孙中山为根本代表的早期革命先贤在此地发生的交往活动与思想活动。交往活动属于史实，而思想活动则属于思想史。本书作者认为，毛泽东、陈独秀、孙中山三人恰好都是在这条马路上完成各自思想转变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被孕育，又有思想史角度的必然。自它诞生以后，国共两党又接着在这里完成了最早的交锋，中国共产党在此度过了它的成长初期，也开始走向成熟。正是这前后两段历史，促使这条一千多米的马路成为一个引擎，对推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非同凡响的意义。

当然，本书作者并不满足于对这条路仅仅做书面的研究，更希望为推广这条马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为了推广南昌路红色文化，本书作者专门研究了多伦路红色文化的推广经验，又反复实地考察了环南昌路的现实情况，结合红色旧址间的内在联系，设计了两条现场教学路线，并专门邀请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的学生绘制了三种手绘地图。此外，还为南昌路红色文化的现场教学开发了几种周边产品，以及开发了面向社会各界的南昌路红色文化“行走的课堂”。

总而言之，南昌路是一段历史，但我们不能让它仅仅是一段历史，我们要研究它，更要推广它。《南昌路：孕育之地的红色文化资源研究与推广》一书正是希望在学术与实践两个方面都能有所作为，笔者认为，这就是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整合。

郭庆松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
于奉贤校区
2021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