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渔阳里这个地名和陈独秀这个人名是牢牢地捆绑在一起，难以分割的。他在这里避难过，他在这里生活过，他在这里转型过，他在这里革命过，他还在这里被捕过。一切存在都是被给予的，渔阳里的存在便主要是被陈独秀的价值所赋予的。然而，陈独秀在这里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在渔阳里居住的短短两年内，竟然两次被捕；当然，陈独秀到哪里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因为他是一名真正的革命家，一个不懂得妥协的“永远的反对派”。
渔阳里有新老之分，新老两处建筑均由比利时、法国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投资兴建。义品放款银行于1907年成立，本部设在天津；1910年迁至布鲁塞尔；1912年，在上海设立远东总公司，原来的天津本部改为上海总公司的分公司；同年，它在上海投资兴建了首批里弄住宅，为了纪念该公司曾经在天津的创业史，故命之以天津古地名“渔阳”。1921年，渔阳里的产权归入陈铭德名下，故改名“铭德里”，于是称为南铭德里和北铭德里。1957年，复原整修之后，又恢复了渔阳里的名称。新老渔阳里原来是相通的弄堂，相隔数十米，两个弄堂口分别开在南昌路和霞飞路上。不知何时起，中间建了一堵隔断的墙，后来又拆又建好几次，最终还是被隔断了。
陈独秀祖籍安徽，但是在1903年，他就已经在上海公共租界黄河路125弄（今新马路梅福里）居住过，当时他在上海编辑《国民日日报》，鼓吹排满。同年12月，该刊被迫停刊，他便往返日本与安徽之间，并短暂地在上海活动过一段时间。直到1913年8月，由于遭袁世凯通缉，便再次藏身于上海租界内，不久再赴日本。1915年6月，再次回到上海后，租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益里21号，同年9月15日，他创办了著名的《青年杂志》，即《新青年》的前身。1917年，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把编辑部也带去了北京。
1920年1月29日，已被北京当局监视的陈独秀擅自来到上海，当时住进了老渔阳里2号；随后他受胡适委托，悄悄去了武汉发表演讲
；2月中旬又悄悄回到北京，2月19日再次回到上海，便在老渔阳里正式住了下来，随后《新青年》的新编辑部也就一道入驻了。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因为后来《新青年》从一份“开眼看世界”的期刊转变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期刊，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和这个地方的。陈独秀从一个对“社会主义”囫囵接受的理论家，转变为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确切地说，是列宁主义者，也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和这个地方的。1920年8月15日，陈独秀又在这里创办了《劳动界》周刊；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从此，陈独秀便成熟稳健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陈独秀在老渔阳里的住所很朴素，包惠僧曾描述那里说，渔阳里2号的楼下堂屋里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桌，有几把椅子，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上都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二方。靠南的窗下有张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一方靠壁有张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张。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是很漂亮的，有铜床、沙发、梳妆台、写字台。墙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1922年9月下旬，陈独秀从老渔阳里2号出发去北京，再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5日至12月5日召开），此后便再也没有回来居住过了。然而之后一个月的时间内，此处仍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议事处，直到同年10月中旬，党中央迁往北京，老渔阳里2号的红色使命才算正式完成。
1920年春，经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夫妇及其翻译杨明斋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为了租住房子，找陈独秀商量，恰巧戴季陶从新渔阳里6号搬出，遂租赁了此处。
据许之桢回忆，他们搬入新渔阳里6号时，玻璃窗上还留有戴季陶题写的诗，楼下厨房里有个大灶头，厢房里有一个大菜台子和四条长板凳，厢房亭子间里住了一位烧饭的同志，客堂里放着假红木的大圆台，铺着红色油漆地板。外国语学社成立后，刘少奇、柯庆施就住在楼上厢房里，俞秀松、李启汉住在楼上厢房亭子间里，亭子间里还放着一台油印机。
和老渔阳里不同，新渔阳里主要用作了党的事业单位。比如外国语学社，就是把楼下厢房与客堂改作了教室，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而学校有没有挂牌，有几种说法是冲突的
；华俄通讯社的办公室，就是楼上杨明斋住的灶披亭子间。当时临时中央还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由李汉俊发起，包惠僧与杨明斋分别任正副职，主要任务是挑选青年团员与外国语学社中的优秀分子到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在1921年4月成功赴莫斯科留学的学生，有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许之桢、傅大庆、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韩平的、蒋热血等，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担任书记，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袁振英、金家凤、沈玄庐、叶天底为成员，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是24.5岁；1920年10月3日，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在这里召开，参会的有来自上海造船厂、电灯厂、各纱厂等工人代表70余人，陈独秀等6人以参观者身份列席。可以说，近代史上许多重要的无产阶级组织和机构都是在这里孕育而生的。
然而，随着革命的起起落落，渔阳里的革命旧址很快淹没在了历史的洪流里。1949年，包括中共一大会址在内的上海不少重要革命旧址都模糊不清了，需要重新认定，当然也包括老渔阳里。“上海刚解放不久，为了寻找党的诞生地，陈毅等市领导就来到老渔阳里踏访。”据时任区财贸部部长王乾德回忆，当年有个筹办“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计划，准备把中共一大会址列为一馆，老渔阳里2号列为二馆，博文女校列为三馆。今天淮海中路上的华亭伊势丹（现在为“淮海年轻力中心”）就是为筹建博物馆腾出的一块空地。
如今，这一设想也成了一段鲜有人知的历史。
总而言之，中国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无产阶级团组织、第一个干部学校、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工会等，都肇始于此。所以说，新老渔阳里在中共党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陈独秀一生有五次被捕，其中第三次和第四次被捕，都发生在老渔阳里2号。
1921年10月4日，法租界巡捕房突然光临，将老渔阳里中的五人，即陈独秀、高君曼、包惠僧、柯庆施、杨明斋，一同抓走。据包惠僧回忆：“有一天我和周佛海、杨明斋到陈独秀家里，柯庆施也去了。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高君曼让我们陪她打牌。我们刚打了两圈。可能是下午两三点的样子。有人拍前门。当时上海一般习惯是出入后门，我去开门，进来两三个‘白相人’，说要见陈独秀。我说他不在家，高君曼也说陈先生不在家。那几个人又说要买《新青年》，我说这里不卖，大自鸣钟下有卖的。这时，陈独秀穿着拖鞋下楼来了，见这情形想从后门出去，到门口一看有人把守，就又回到前庭。我们和那几个人谈话中显得有点紧张，但谁都没有说出陈独秀来。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我们五个人被捕了。”
周佛海原来也在老渔阳里，但是被抓的人之中并无他。这是因为，那天包惠僧来的时候说，他在路上遇见了周佛海的女友杨淑慧，而杨淑慧正准备去南成都路辅德里找周佛海。得此消息，周佛海便前去找杨淑慧，并一同去了法国公园散步，所以才躲过了一劫。晚些时候，等周佛海再回到老渔阳里时，为他开门的竟是一彪形大汉，当周佛海说找陈先生时，大汉说“不在家”，却也没有抓他。
张国焘那天也碰到了和周佛海一样的事。那天傍晚，张国焘悠闲地去老渔阳里，“以往每到他家，我都从后门出入，不须经过什么通报，就直接走进去。那晚我敲开后门，一个陌生的大汉问我找谁，我立即感到有些异样，就立在门外说：‘找陈太太。’那大汉问：‘你找她有什么事？’我说：‘我来收裁缝工钱。’他打量我一番之后，继续问：‘你为什么不会说上海话？’我借用了一个我所知道的裁缝铺，告诉他我的铺子开在什么地方，老板的姓名和招牌名称。因为老板是湖南人，我也是湖南人，还未学好上海话。那大汉认为我真是裁缝，说陈太太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我判断陈先生家里一定出了事，走出弄堂，观察身后没有暗探跟踪，就忙去通知同志们，嘱咐他们不可到陈先生家里去。”
其实，当陈独秀五人被巡捕房抓去时，捕人并不识陈独秀的长相，而五人也用了假名。巡捕无奈，派人在老渔阳里驻守，凡是来陈宅的人一律逮捕。然而在周佛海与张国焘傍晚去陈宅之前，褚辅成和邵力子已经被捕，而褚辅成一进巡捕房便大声询问陈独秀发生了什么事，故而暴露了陈独秀的身份，于是陈独秀只得承认。周佛海、张国焘二人就是在陈独秀的身份被确认后造访陈宅的，故而未被逮捕。不过更万幸的是，周佛海与张国焘身上都带着和苏联有关的文件，若是在巡捕房内被搜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1921年10月6日，在交了500元保释金后，陈独秀得以保释候审。26日法庭结案，因查无确切罪行，最终以“编辑《新青年》宣传过激主义”为由定谳，勒令《新青年》禁售并罚洋1000元，销毁查抄书籍。虽然实际关押时间仅两天，但参与营救的工作，也惊动了不少人，除了马林作为苏联驻派远东的代表，有营救的义务外，张太雷专程从北京赶来上海，孙中山也与法租界领事积极斡旋，胡适、蔡元培、画家刘海粟、国民党左派人物李征五，上海中华银行则帮忙提供了保释金等。
这次被捕最大的意义在于，使陈独秀想明白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搞革命不能单干，风险太大。据张国焘转述包惠僧当日在狱中所听到陈独秀的话说：“现在统治者们既这样无情地压迫我们，我们只有和共产国际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不必再有疑虑。”
虽然是张国焘的转述，但大体意思是准确的。在被捕之前，陈独秀与马林，从政见到个人交往，都严重不和；而被捕之后，陈独秀不仅接受与马林的交往，还接受了共产国际提供的大量经费。因为经费充裕，1922年这一年，全国罢工达100多次，参与者达21万人，该年由此被称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且该年党员人数也扩展到了195人，没有共产国际的援助，这样的大规模发展是难以想象的。
1922年8月9日，中共二大闭幕不久，距离上一次被捕303天，陈独秀在渔阳里2号的家中再次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这是他在渔阳里的第二次被捕，也是他人生中第四次被捕。
第二天，各大报纸争相报道了陈独秀的被捕事件。《时事新报》详细说明了逮捕陈独秀过程中的参与者，其中有法租界总巡捕房特别机关西探目长西戴纳（又作萨克君）、督察员黄金荣、华探目程子卿、李友生，包探曹义卿等。上海《时事新报》则对陈独秀被捕原因进行了猜测，其一为巡捕在抄家时发现南方政府的陈炯明汇给陈独秀四万元巨款的收据；其二为缴获多种鼓吹主义的书籍与宣传品。这些报纸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度，深知陈独秀在文化领域和思想领域的地位，所以第一时间抢占了新闻发布的头条。尤其是对抓捕原因的推测，基本是八九不离十的。
关于陈独秀被捕的原因，根据他自己的猜测，是因为一则造谣引发的牢狱之灾。这是很久以后，他在一篇题为《我们对于造谣中伤者之答辩》的文章中说道，旅沪湖南劳工会分子王光辉、谌小岑辈和几个所谓无政府派，“说我们得了俄罗斯的巨款”，听信谣言的“华探杨某曾于年前向我的朋友董、白二君示意要敲竹杠，就是因为听了他们的谣言，穷人无钱被敲，我当时只能挺身就捕”
。
然而，法租界给陈独秀的最终定谳是，“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违犯1919年6月20日领事法规第五条”。最后，仅罚洋400元，交保释放，前后共被羁押了9天，8月18日下午5时许被正式释放。丁晓平认为，判陈独秀宣传过激主义或许只是台面上的说辞，而陈独秀推测所谓“敲竹杠”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这种现象在当时早已司空见惯了。
罚洋不多，羁押时间也不长，但事发之时，营救的规模可不小，可以说是各界联合起来，共同发动了营救行动。8月14日，为陈独秀辩护的巴和律师首先声明陈独秀是无罪的。“某国大法律家云，陈氏著作中对于共产主义虽曾极力发表其意见，然彼谓观察中国目下情形，尚未到实行共产时期，实与鼓吹共产者不同。况陈氏前曾被拘一次，因罪证不充，旋即释放，此次被捕，如法庭根据其著作审判，则不能成立罪名云。”
8月16日，胡适又致信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请其通过外交斡旋的方式营救陈独秀。此外，这段时间内，孙中山、蔡和森、李石曾等都曾致电上海法国领事馆，而蔡元培则去了北京的法国大使馆予以交涉。据李达回忆，陈独秀出狱那一天，他们雇了汽车到法国会审公廨外去迎接，并用俄语唱了《国际歌》。
除了法、政两届积极参与救援外，学界也联合起来，积极发动劳工阶级，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救援风潮。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非宗教大同盟、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多个团体，在8月14日这天联名发布了《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的宣言，第二天，该宣言以《革命团体营救陈独秀》为题被发表在《晨报》第三版，矛头直指法国，严厉谴责租界当局的蛮横暴行，并上升到对法国帝国主义行径的批判。该文写道：“法国要算是世界上一个最顽固的国家，他在欧洲榨取德国人民的血汗，和压迫劳农的俄罗斯，真是横暴无比。他在中国也久已暴露他的强盗行为，在上海干涉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救国日报》等爱国运动，封闭我们的好友《新青年》，禁止自由集会，屡次搜查租界的住户，任意蹂躏中国人和高丽人的居位自由，诸如此类的强暴行为，不胜其数。”“现在判决我们亲爱的陈独秀的日子是本月十八日，我们要即刻前进，在我们示威的那一天，我们要高声喊叫打倒法国帝国主义！为自由而战！劳苦群众的联合万岁！”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宣言首次把陈独秀这个人进行了符号化，将他视为全民族的反帝反压迫运动的化身。该文表示：“最近又发生一件即可注意的事实就是陈独秀被捕。……现在自由发展的机会受了危害了，我们一定要起来救护呀！这不仅是救护陈独秀个人，这是救护垂危的改造运动，这是解放我们自己必要的奋斗。”“救护他的运动，是任何人都要注意，任何人都是重要的。因为他所代表的打倒军阀，消灭外国帝国主义加给中国的压迫的革命运动，是我们最需要的。……因为我们救护我们自己，来救护新兴的陈独秀所代表的运动是我们必要的工作呀！”宣言集中表达了一个意思，即救护陈独秀就是革命的一部分，就是救护劳动阶级自身。
总而言之，在渔阳里的第二次被捕，对于陈独秀个人的意义在于，促使中共中央意识到要对他实施更为周密的保护；然而，陈独秀的被捕对于社会思潮的推进的意义更为重大，使得全民族上下，尤其是被压迫的劳工阶层，对于反帝反压迫运动的认识更为具象化，一时间他成了反帝反压迫运动的一面旗帜与化身。
陈独秀是渔阳里的灵魂，这么说并不为过，不仅因为他是中共的缔造者与中国革命的先驱，更因为他具备了伟大的独立人格，他从不妥协，不论什么时候。
他曾为一位清朝的“殉道者”梁巨川先生哀悼过。梁巨川反对新思想，坚守儒家纲常，最终因不满新思想的盛行愤而自杀。然陈独秀因其之死，撰文说：“新时代的人物虽不必学他的自杀方法，也必须有他这样真诚、纯洁的精神，才能够救济社会上种种黑暗、堕落。”“梁先生主张一致。不像那般圆通派，心里相信纲常礼教，口里却赞成共和；身任民主国的职务，却开口一个纲常，闭口一个礼教。”
陈独秀对梁巨川的独立人格赞赏有加，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一个不怕死的独立的灵魂。
陈独秀一生被捕五次，没有一次动摇过他的意志。35岁时第一次被捕，发生在1913年8月27日的芜湖。当时，龚振鹏故意拿陈独秀出气，甚至扬言要枪决陈独秀。陈独秀便留下一句名言，“要枪决，就快点罢！”
当然，这本不是一次迫害，陈独秀后来也从不提起，但他当时的表现的确极有骨气。第二次被捕发生在1919年6月11日的北京，这天下午陈独秀在新世界商场散发传单时，被便衣警察当场逮捕，被保释后，才来了上海。在上海又发生了两次被捕，但这非但没有磨去陈独秀的斗志，反而使其越挫越勇，以至国民政府也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即使最终退出中共，也照样被国民政府通缉，这就是他的第五次被捕，发生在1932年10月15日。由于托派中央常委秘书谢少珊变节，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兴里11号的住处被抓。10月19日晚被押往南京受审时，他在火车上鼾然大睡，处变不惊
，一时被传为佳话。1937年8月中旬，日军炸毁了南京陈独秀所在监狱，他的学生陈钟凡打算与胡适、张柏龄联名保释他，国民政府示意“只要本人具悔过书，立即释放”。结果，陈独秀闻之大骂：“我宁愿炸死在狱中，实无过可悔”，并强调“不要人保”。
陈独秀之所以不怕死，关键在于心里装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人，是劳苦大众，这在《新青年》和群益书社的一次矛盾中可以得知。
《新青年》原来的合作伙伴是群益书社，在群益书社的支持下，《新青年》成为最早采用横排形式与新式标点的刊物，故自创办之初，即“颇蒙国人称许”，销量最多时，一个月可印一万五六千册。但是，从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开始，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发生了矛盾，导致陈独秀决定另起炉灶，创办新青年社，独立发行《新青年》。原因是《劳动节纪念号》篇幅过长，从之前的每期130～200页不等，猛增至400多页，为营利计，群益书社决定提价。陈独秀则坚决反对，因为他将《新青年》的读者定位为下层无产者，为穷人计，他竟决定与群益书社绝交。他在1920年5月7日给胡适和李大钊的一封信中说道：“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书社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5月19日又致信胡适说：“我对于群益书社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书社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章士钊曾说陈独秀是最不好相处的人之一
，这是很有道理的。比如群益书社，作为一个出版公司，它的运作有成本，还需要养活工人，所以它必须要计算盈亏；而陈独秀则完全不考虑这个问题，他只考虑穷人是否能买得起，虽取向是正确的，却罔顾了现实。因为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起点，导致了两者必然结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陈独秀的独立人格贯穿了一生，晚年的陈独秀脱离中共，自立中国托派，在政治上扮演特立独行的反对者，一直到底。1937年，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自立中国托派中央的陈独秀，当然也是要团结的力量。然而，当时中共中央对陈独秀却提出了合作的“条件”，即陈独秀必须对加入托派进行悔过，具体条件是“公开放弃并坚持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在得知这三个合作条件后，他说道：“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
当然，他也不可能公开声明脱离托派。其实，陈独秀之所以坚决不答应这三个合作条件，一则反对的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即国共合作；一则反对的是苏共中央，而中共彼时的身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苏共的附属党。加之他早年反对清政府、反对北洋政府，似乎他始终在反对一切。
然而，独立人格一定是某种原则下的独立，绝不是为反对而反对，为牺牲而牺牲，陈独秀的原则，就是为“科学”与“民主”奋斗终身，只对人民与民族忠心耿耿。比如在和群益书社的矛盾中，他毫不计利，完全出于公心，这就是他为何不会跟着任何人走的原因，这也是他保持一生之独立性的根本支柱。
陈独秀一生都在为人民与民族奋斗，他要做的就是“启蒙”，帮助民众走出愚迷。他曾一针见血地说出中国民众的问题：“充满吾人之神经，填塞吾人之骨髓，虽尸解销魂，焚其骨，扬其灰，用显微镜点点验之，皆各有‘做官发财’四大字。”
这句话，与鲁迅横看竖看看出“吃人”两个字，有异曲同工之妙。针对这样的国民，陈独秀早先认为，必须通过办刊、办学来搞文学革命；后来转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但其先决条件还是要无产阶级能够对自身处境有所认识。前后的理路虽有不同，但启蒙则是唯一的入口，陈独秀为此，奋斗了一生。
他最早与章士钊一同创办了《民国日日报》抨击清政府，三个月后停刊，后又创办《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1905年9月）、《新青年》（1915年9月15日）、《每周评论》（1918年11月）；1920年五一节后，又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同年11月7日，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将启蒙贯彻革命，是他始终坚持到底的。
1914年11月10日，陈独秀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强调了爱国首先要有开化的民智，说：“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
民智的开化又取决于文化的重整，所以他抓住了偶像崇拜这一关键要素，主张要“以科学代宗教”，“开拓吾人真实之信仰”
。而所谓偶像，除了寺庙中的神佛外，还包括宫里的皇帝、“男子所受的一切勋位荣典”、“女子的贞节牌坊”，以及更重要的“孔教”。当然，他主张打倒的是孔教，而不是孔子，认为“以理杀人”所造的孽，不应算在孔子头上。
伴随思想文化的重整，还要做的就是文学革命，陈独秀也是较早的倡导者。他尤其提倡自然主义文学，1917年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指出：“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有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人，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腐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因此，《新青年》成了文学革命的重要平台。“鲁迅”这个笔名的首次使用就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也是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
除了文学革命，还要变革错误观念，比如“科学无用论”以及“西洋人倾向东方文化论”。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科学无用，这句话不知从何说起？我们的物质生活上需要科学，自不待言，就是精神生活离开科学也很危险。”“西洋文化我们固然不能满意，但是东方文化我们更是领教了，他的效果人人都是知道的，我们但有一毫一忽羞恶心，也不至以此自夸。西洋人也许有几位别致的古董先生怀着好奇心要倾向他，也许有些圆通的人拿这话来应酬东方的土政客，以为他们只听得懂这些话，也许有些人故意这样说来迎合一般朽人的心理，但是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青年，万万不可为此呓语所误。”
任何有价值的批判，都在于批判到了根子上，使批判具备了跨时空性。事实上，偶像崇拜的、阿谀的、迂腐的文学，以及科学无用或东方文化至高无上论，至今都还有市场。启蒙的难度也正在于此，实在无法毕其功于一役，而应做好超级持久的准备。
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逃到上海，2月23日在《国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讲话，表达了对北京普通市民未能觉悟的遗憾之情。“北方文化运动，以学界为前驱，普通社会似有足为后盾者，然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实至不鲜。其最可痛心，为北京市民之不能觉醒。以20世纪政治眼光观之，北京市不能谓为有一市民。仅有学界运动，其力实嫌薄弱。此足太息者也。”
彼时《新青年》早已发行了五个年头，但很明显，启蒙的工作仍旧任重道远。
1923年时，他又撰文反思了1905年9月24日曾参与策划的北京“谋炸五大臣”事件，再次检讨了群众觉悟的重要性。他说：“只看见个人，不看见社会与阶级；暗杀所得之结果，但不能建设社会的善阶级的善，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而且引导群众心理，以为个人的力量可以造成社会的阶级的善，可以去掉社会的恶阶级的恶，此种个人的倾向，足以使群众之社会观念、阶级觉悟日就湮灭。”他最后得出结论：“我敢说暗杀只是一种个人浪漫的奇迹，不是科学的革命运动。科学的革命运动，必须是民众的、阶级的、社会的。”
该文的重点是，群众不仅要觉悟，还要对自身所处的阶级处境的觉悟，这是因为彼时他已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办刊、办报的同时，陈独秀也想过要办教育，1920年底，陈炯明占领广州时，便邀请他去担任广东省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李大钊和张国焘便很支持他，张国焘认为，“一是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的新思潮广泛地带到广东去；二是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的组织。”所以张国焘认为：“不应受共产党人暂不做官这个约定的约束，何况办教育也不能说是做官，而对于共产思想的传播则特别有利。”
陈独秀因此欣然答应了陈炯明的邀请，后来他错过了中共的一大，也是因为忙于广州的教育工作。
总的来说，陈独秀作为思想领袖，一生致力于启蒙大众的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其启蒙的高峰，发生于1920年之际，这一年，他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同一时期，《新青年》也发生了彻底的转变，把服务大众的觉悟，锁定在服务劳动阶级的阶级觉悟的目标上，从而为中国近代革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渔阳里，此为渔阳里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