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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一个复杂系统，要素众多。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有：一是诱因事件、次生事件与深层诱因的耦合程度；二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意见领袖的影响程度；三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聚集的规模大小与构成；四是网络媒体的关注度；五是政府管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效力等。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化是以上各种影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多层次、多因素、多重反馈回路、非线性的复杂大系统。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已不再遵循传统群体性事件的直线型模式，网络的交互性、开放性使自上而下的信息流通方式演变为多元化、去中心、离散型、重反馈的多向互动型循环传播，具有典型的非线性特征，传统的群体性事件信息传播格局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信息的传播与网民心理的作用机制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演化的最重要的机制。
诱因事件必须具有较强的争议性、冲突性和刺激性，它既可以是大事件，也可以是小事情；涉事单位既可能是热门单位，也可能是冷门部门；涉事人员既可能在高层，也可能在基层。诱因事件通常是网络平台上热议的对象。
如果诱因事件、次生事件与深层诱因的耦合程度较高，这类事件披露或爆料后由于话题的敏感度，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可能性就非常大，从而对互联网凸显的社会系统形成冲击。网络群体性事件本身显现出可能的破坏性，这种破坏性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有形的破坏，即由于线下行动爆发所产生的直接损失；二是无形的破坏，即对社会共识和价值观造成冲击。
诱因事件、次生事件的敏感性主要表现为事件对公共利益、公共权力、公共价值体系形成的威胁程度的大小与直接影响的程度、关联度。
网络意见领袖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重要推手。他们在充分利用网民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的基础上，运用各种言论手段打动网民，从而推动或是改变网民的舆论态度与行为，以期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网络意见领袖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精英阶层，不仅有专家学者，而且包括所谓的公民记者与草根网民，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其特点是“有主张，少论据”，易于情绪化，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却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对于草根网民的意见形成有较大的牵引作用。
从已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来看，网络意见领袖经常影响了事件的走向，如巴东邓玉娇案中的网民屠夫、江西宜黄拆迁案中的记者邓飞，都是导致网络群体性事件放大的关键人物，他们发布信息，分析和评论事件，提供建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充当行动的倡议者。
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程度表现为发帖数、被转发数、粉丝数等。Web2.0时代，网络意见领袖的影响程度表现为话语权，话语权代表了影响力。微博上曾流行的一段话：“如果你的粉丝超过1000，你就是一个布告栏；粉丝超1万，就是一份杂志；粉丝超10万，就是一份都市报；粉丝超100万，你就是一份全国性大报；粉丝超1000万，你就是湖南卫视；粉丝超1亿，你就是CCTV。”
这个段子形象地描绘了意见领袖的影响力。
“关注就有力量，围观改变中国。”这句话深刻揭示了网民聚集的规模大小与影响推动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走向。网民是指网民个体或群体，他们以网络作为互动手段，通过点击新闻，发帖、转帖、顶帖等表达情绪、态度和意见，参与到网络群体性事件发展进程中来。网民将自己的情绪、意见和态度以文字的方式呈现，持有相同或不同观点的人们同样使用文字的方式回复，从而形成互动，推动舆情的发展。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民聚集的规模大小与影响表现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发帖数、跟帖数、转帖数（含微博转载量）、网民质疑度、帖子置顶数等。
网络是人们事件信息的主要来源，作为信源，经常成为传统媒体的新闻线索与信息来源。网络媒体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关注通常表现为新闻与评论增多，帖子置顶，极大地作用于事件的影响力。
网民根据报道进行关注、讨论、发帖数急剧增加，近年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莫能外。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注度体现为新闻报道数、点击量、新闻跟帖数等网站人气指标。
从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角度来看，传统媒体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形成的重要渠道。传统媒体因其报道具有深度、媒体公信力较强，借助互联网转载被公众广泛关注，媒介所关注的议题与重视程度深刻影响着人们感知和注意的内容。
管理效力是指广义的政府在不确定性条件下，控制网络群体性事件蔓延的行动的能力与效果的总称。影响政府管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效力的有：发布信息的不同层级政府的公信力、信息回应的及时性、议程设置能力、信息发布的策略、政府对非主流媒体的管控力等。议题管理、框架建构、议程设置、话语运用是政府管理网络群体性事件效力的体现。
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后，尽管网络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甚至设置政府的议程，但是政府也同样具备设置媒体议程的能力，
引导和化解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