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利益分化、贫富分化出现,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重组。过于强调“效率优先”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资源“不均等”,收入、分配和消费的不均等以及机会的不均等。改革开放40年来,一方面我国综合国力取得很大发展,另一方面存在社会利益失衡的情况。虽然党和政府已想方设法作出相应调整,力图实现社会公平,健全与完善各类社会保障机制,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仍有较大难度。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当然会创造出比传统社会更为平等的收入分配方式。但是在短期内,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往往是扩大收入的不平等。经济迅速增长的成果常常被少数集团所垄断,而由此产生的弊害却会由多数人去分担。”
网络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现实矛盾在网络上的折射。生活当中不断受挫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士,也有表达诉求的意愿。他们看到互联网展现的力量后,往往认为最快、最直接与最有效和比较安全的方法,就是在互联网空间发声。另外,中国社会出现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使得某些社会精英也不时感到沮丧,产生不公平感和挫折感。他们渴望实现社会阶层的纵向流动,希望扩大参与,增加话语权。他们希望在网络上公开发声,表达诉求,以推动事件的解决和社会的发展。
公职人员的“腐化”极易造成网络舆论极端情绪化,导致党和政府公信力下降。网民们用网络文字赋予官民对立的图景,一边是强势的官员,另一边是无权的底层百姓。“这种二元对立的图景植根于公众的潜意识中,形成刻板印象,且不断被现实和想象所证实。” 当今我国虽然反腐败力度很大,但网络曝光腐败依然会引来网络舆论的“高潮跌宕”及极端情绪化。而少数网络曝光将个案普遍化、一般化,则放大了负面影响,影响党政部门的公信力。
网民网络诉求的背后,源于某些官员不能代表与保护老百姓的切实权益。因此,凡涉及公权力部门、公职人员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无一例外成为网络热点,并滚动性发散。如“史上最牛干部出国旅游清单”“史上最牛公章”“天价烟房产局长”“天价表县委书记”“官太太团出国事件”等网络文章,瞬间突破百万点击量,传播迅速,影响深远。引起聚焦的原因在于民众“仇官”“仇富”“仇腐”“窥秘”的心理。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中,由公职人员引起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一方面相关“三公部门”的负面消息,引起多元化的网络表达;另一方面从“石首抢尸”到“巴东邓玉娇事件”,再到“宜黄拆迁”“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出现的是舆论一边倒的批判现象,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
综上所述,网络群体性事件聚焦在民与官、民与富等关系上,涉“官”、涉“富”、涉“腐”事件是网络中引发众声喧哗的敏感词,“官二代”“富二代”成为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的众矢之的,仇官、仇富、仇腐的情绪在网络中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