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是美国学者J.H.斯图尔德（Julai H.Steward）于 20 世纪中期最早提出的，他主张从相互作用的各种变量（自然、社会和人）中把握文化演进的规律，借此探寻不同文化产生、发展的特殊形态和模式。文化生态系统是“文化与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形式、语言环境、社会组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构成的相互作用的完整体系，具有动态性、开放性、整体性的特点”
。一个区域内各种文化共存互生的良好生态体系正如自然界的生物链，在内部机制上是息息相通的。艺术生态是指影响艺术生存的动态的“外部环境”
。艺术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文化背景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彼此之间既互相影响，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一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文化传统可以视作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的文化生态基础，彼此之间的关系又是全面的、动态的、联系的、发展的。
石窟艺术也是隶属于宗教艺术中的一种，石窟寺、摩崖造像及其装饰也一定会受到艺术生态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比较适用于造像的山体崖面、当时流行的开窟造像的风气、宗教因素的强烈驱动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民生条件等，而巴蜀之地兼具各种条件。古代巴蜀石窟艺术的形成不只是适宜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其社会历史的底蕴、宗教自身发展规律、地方经济的繁荣、高度发达的造像技艺等综合因素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石窟的艺术文化生态基础。
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开始由古印度传入我国，其后佛教相关文化开始由北向南缓慢发展，一直等到东汉末年佛教才真正和我国文化进行融合，而这一融合的过程，巴蜀地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古以来巴蜀地区是北方丝绸之路即张骞通西域所开辟的高山峡谷丝路与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指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对外的交通要道，茶马古道也在此之列）的交会之所，同时也是佛教传法的重要区域。东汉以后，中原战乱，巴蜀大地成了中央朝廷前往西域的必经之地，与此同时西域僧人和汉地僧人频繁往来于乐山、彭山、蒲江、成都、绵阳、茂汶等地。佛教传入巴蜀的路线主要呈南北走向，在南北每个方向上又分出二途，成都成为四达南北的总绾。从高空俯瞰，它的图形就仿佛西王母头上的戴胜（有羽冠，嘴细长而稍弯，羽毛大部分为棕色的鸟），不经意地落在了巴山蜀水之间。
成都北上有两条路线，一条称作“秦蜀驿道”，从成都开始向东北方向前进，途中经过绵阳、剑阁，越过终南，直达两都（长安和洛阳），传说中是秦始皇之时开辟的官道。另一条称作“河南道”，得名于其经过的河南王吐谷浑的领地河南国，从成都西北方向北上，经过汶山、松潘古城，翻过岷山，进入青海和甘肃省内的湟水流域，直接与西域丝绸之路相连。一直到汉末桓灵二帝乃至南朝，这段路都是佛教入蜀的重要通道。《高僧传》卷三记载：昙摩蜜多（梵名Dharma－ mitra，译名法友，魏晋时期佛教僧侣，翻译家），罽宾（汉朝时之西域国名）人，世号连眉禅师。“少好游方，誓志宣化，周历诸国，遂适龟兹。”“常以江左王畿，志欲传法，以宋元嘉元年辗转至蜀，俄而出峡，止荆州，于长沙寺造立禅阁。……顷之，沿流东下，至于京师。”不光西域僧人，汉地僧人想要前往西域求经问法或者从西域归国，也多以蜀地作为通道，所谓蜀道。《高僧传》卷七记载：释慧叡，少出家。“常游方而主学，经行蜀之西界……游历诸国，至南天竺界，音义诰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后还，止建康乌衣寺，宋元嘉中卒。《高僧传》卷十三又载：释法献，“宋元徽三年，发踵金陵，西游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阗，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反”。《梁书》卷三十《裴子野传》中提到的“岷山道”（该《传》云：是时西北徼外有白题及滑国，遣使由岷山道入贡），就是当时位于西北地区的滑国（亦即历史上的西域）与南朝通好的川西北道路。晋时称这条道路为“汶山道”。“从今汶川、茂县经叠溪至今松潘的路径，大致就是晋时的汶山道。”
由成都南下与北上相同也有两条路线，一条从东南方向顺岷江而下直通武阳（彭山），经过宜宾，沿着湍急的长江水流，穿过三峡，直达当时的江陵即现在的湖北荆州。之后再从江陵继续向东，越过荆楚之地到达江南鱼米之乡，转道北上直抵襄阳城进入中原之地。这条道路顺着江水将岷江开源之所的都会城市成都和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陵连接起来，所以也被称为“成都—江陵道”。而且这条道路不光只是在陆上可以奔驰，也可以循江借舟踏浪而前，所以也有“江道”之名。另一条即从成都进入云南地界的“川滇道”，这条道出成都后也分为东西二道，其根据方向被称为川滇东道和川滇西道。川滇东道是从成都向南进入彭山，走犍为僰道，向南经由云南昭通抵达昆明。川滇西道则从成都西南方向出发，经过临邛（邛崃），取道西昌到达云南大理，向西最远止于永昌（保山）。
佛教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在慢慢扩大，受到影响最大的便是巴蜀地区。作为西域与中国佛教交流的交通要道，不只是汉地僧人，众多西域的高僧也来到巴蜀之地讲经布道。《高僧传》卷三《疆良耶舍传》说他“西游岷蜀，处处弘道，禅学成群”。《续高僧传》卷八《宝彖传》说，梁僧宝彖，安汉人，在涪江弘法，“开化道俗，外典佛经，相续训导，引邪归正，十室而九。……便有衔义怀德者，舍俗出家”。久而久之，本地的佛教信徒也开始逐渐增多，更有甚者因为研习佛法而出家为僧。至梁朝时，仅西川益州地区的僧尼即已增至万余人。
四川是容易使人产生神秘感的地方。四川广汉三星堆就曾经出土过以人首鸟身（图 1－5）的神灵为原型的三具凸目尖耳大铜面像。三星堆人也存在着相对完整的信仰体系，司掌天空的神祇为太阳神，地上有主管人间的神祇，此外，也许还有一位掌管云雨水气的神祇。三星堆三具人首鸟身的神祇，与道教早期的天、地、水“三官”有着相似的职能，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源流关系。老子认为宇宙最本源的东西就是“道”，并比喻为形象的“水”，他认为天与地由水而生，即天地由道而生。古蜀之地能够成为早期道教形成的重要地域也许可以归于这里有着这样神秘古老的宗教氛围，以及相对浓厚的教众基础。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序章，从两汉开始，当时印度佛教的影响被局限在帝王之家，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够接触到佛教的内容，他们把它视作和黄老之学类似的炼丹制药之类的方术，佛教的菩萨和佛祖也被看作类似道教的神仙团体。在《西游记》的前身《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里也可以看出类似的观点。作为神仙，自然有其功能，许多佛教形象出现在墓室内作为冥器装饰来祈福，求保佑。早期的佛像在巴蜀地区的许多遗址和墓葬里都有体现，比如彭山区东汉崖墓，汉墓出土的铜质摇钱树等。此类遗址却很少在中原或者北方地区被发现，巴蜀地区却有不少。古代巴蜀人和荆楚地区都有很强的宗教观念，当地的人们相信鬼神和巫术，有着异于其他文化地域的独特信仰观念。
建窟造像这一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是僧侣与民间的宗教信仰。兼具两者的巴蜀大地一度兴盛过早期的佛、道二教，各朝都有著名的僧人在巴蜀之地频繁活动，唐代的就有宝逻、道基、惠振、道一、知玄等一些外籍和川籍高僧。《续高僧传》记载，慧韶在川诸寺讲论，法席盛，听者众。唐玄奘受戒前就在成都听过宝逻讲《摄论》、道基讲《杂心》、惠振讲《犍度论》。这些高僧的活跃，无疑对佛教在巴蜀的传教与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此，石窟艺术也跟随佛教发展的脚步相应得到发展。安岳石窟创始人之一唐朝中原高僧玄应就曾在四川地区研讲佛法经义，在此期间，他动员当地民众出资，创造设计了千佛寺、卧佛院、圆觉洞等处摩崖石刻造像。唐末宋初大足宝顶石窟的辉煌，则和大足密宗传人智宗和尚赵智凤的敏锐直觉、科学布局设计分不开。
与此同时，地方民间的宗教信仰，得到了唐代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大力支持，也促进了石窟寺的发展。安岳卧佛院石刻佛经《一切经论目录》记载，唐高宗曾下令官员验校新旧经目。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宗教是一种能影响和控制人民的精神手段，利于其稳定反抗群体，稳固自身的统治。于是，大规模的捐资造像，大修寺庙，以谋求神灵保佑，祈求国泰民安的“邑会”自上而下产生了，甚至不少民众都自发参与捐资和祈祷。
可以说是在古代巴蜀大地肥沃的宗教土壤上滋生了蜀地独有的石窟艺术。
20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中期，在四川乐山麻濠崖、柿子湾东汉崖墓内先后发现了佛像。“1942 年，在四川彭山县江口镇东汉崖墓中出土了一件佛像插座（泥质灰陶，编号为M166：14），高 21 厘米，圆形底座有模印龙虎争璧，座上有一坐佛二站立胁侍，现藏南京博物院。”
此阶段出现的都是佛教图像，依附于墓室而存在的，还未有石窟造像的形式。但是，佛教图像的出现，证实了巴蜀地区在东汉时期已有佛教传播的踪迹。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
此记载证明巴蜀与中原早有联系。由于受到北方中原石窟雕塑的影响，北魏孝文帝时期，巴蜀地区也开始出现类似于中原石窟雕刻的石窟雕凿。现存的隋代佛、道造像，主要见于广元、巴中、浦江、绵阳和潼南等地。洎至初唐，巴蜀虽曾有一些军事行动，但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总体来说，蜀中经济繁荣、社会相对安定。“安史之乱”，唐玄宗避蜀，并且不少文人、艺士、高僧和巧匠等文化精英跟随皇帝迁往蜀地。巴蜀地区的文化艺术在这一情况下发展得极为顺利，巴蜀的石窟艺术也借此进入极盛时期。中晚唐，因武宗灭佛，僖宗逃蜀，中原石窟一蹶不振，造像之风再次转向长江流域的巴蜀。五代十国，名家咸集于川。两宋时期，川北和川西石窟已渐凋零，而以川中的安岳和大足为代表的石窟艺术殊荣于寰中。直到元、明、清至民国仍有石窟建筑出现，总计可以认为蜀地有长达一千四百年的石窟造像史。据不完全统计，巴蜀石窟和摩崖造像分布八十余县（区）市，数百余处，造像数十万躯。其演进历程体现了从民族化到地方化，从宗教的神性到民间人性的嬗变。
从巴蜀石窟群的形成与佛教自身的发展来看，除了广元石窟开凿于南北朝之外，巴中和川中石窟大多是盛唐及以后的产物。广元和巴中石窟曾受中原造像影响较多，川中石窟艺术兼具中原和川北风格，地方和时代特色愈加鲜明。密宗的传入和流布给川中石窟开凿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特别是以柳本尊为代表的“川密”的崛起，使巴蜀石窟日益自成体系。安岳、大足石刻在佛、道、儒三教造像并存的同时，也融入了当地的世俗文化。将三教文化、民间风俗和传统艺术汇集于一体，生动地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的新意。
以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石窟造像艺术由北方向川北，再向川中南发展的历程。
摩崖造像往往凿于悬崖峭壁上，技术难度高，资金花费大，时间耗费长。资阳半月山大佛从唐德宗贞元九年开始就投入修建（也有认为是贞观十七年开始修凿的），直到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川南居士梅修率石刻大师周义等人才为大佛凿眉目，经历了唐、五代、两宋，耗时超过三百年。乐山大佛也历时近一个世纪，花费“亿万金”。而地方经济财力对巴蜀摩崖石窟开凿的大小、规模和模式等有关键性的影响。
巴蜀之地具有富饶的自然资源，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加上没有大的水患和战乱破坏，自古以来就被称作天府之国。在秦朝灭亡之后的楚汉相争中，刘邦以及其后来建立的汉王朝以四川为依托构建了强大的汉帝国。至西汉中后期，四川俨然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农业和以丝织业、茶叶等为基础的手工业，以及煤、铁、盐等基础产业都比较发达，丝毫不逊色于中原地区。正如严耕望所说：“史公《货殖列传》述巴蜀物产之饶，但尚未称成都为‘一都之会’，《盐铁论》亦未列入‘天下名都’。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得与洛阳、邯郸、临淄、宛（今南阳市）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之第一等大都市。”到了唐代，巴蜀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在全国都相对靠前。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地区，其经济和文化都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时，成都仍旧是全国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有“扬（扬州）一益（成都）二”之称。晚唐、五代和两宋时期以农业为主的封建经济更为发展进步，商业性越加浓烈；再加上朝廷政权逐渐取消对商业政策上的限制。巴蜀的经济社会更加繁盛，秩序的相对安定，发达的场镇经济也增强了社会财力。
此外，巴蜀之地从两汉开始，就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集中的封建土地制度使得蜀地豪门巨富增多。广大民众也有相对宽裕的经济能力以便投入大规模的宗教石窟造像活动。可以说是稳定的社会和富庶的民众将宗教石窟艺术推向了兴盛。
巴蜀石窟造像全部以政府名义直接投资的相对较少，大多是社会各阶层共同投资营建的。如乐山大佛的雕凿也先由佛教人士、官员与政府合建。从川中石窟供养人的社会背景分析来看，有贵族、官员、商人和平民等个体。他们不能从事像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石窟那样规模宏大的组群工程，通常是在崖壁上开较浅的中小龛，选定一定题材，一户一龛，工期短，群体多，集中地毗邻而凿，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摩崖石窟。富户建较大窟、塑较大像，普通百姓凿小龛、刻小佛供奉。大规模的摩崖道场则是宗教人士汇聚各方财力物力，经多年规划营建而成，如大足宝顶大佛湾。
巴蜀地貌以丘陵为主，沟壑纵横，天然岩石丰富，石质细腻较硬。受此地貌影响，在古代巴蜀地区，尤其是长江嘉陵江、岷江、沱江及涪江等主要河流沿岸，先民们便形成了在沿江山崖上开凿洞穴作为逝者魂灵安息之地的习俗，即东汉时期的巴蜀地区的丧葬方式之一——崖墓，其分布广，规模大。根据学者研究统计，仅在乐山一地，便已发现崖墓上万座。在彭山地区，仅是岷江两岸，现存便有近三千座崖墓。在三台地区，崖墓也是数以万计。其传播分布路线几乎和巴蜀摩崖石窟一致。崖墓开凿较多的地方，人们对石料的使用比较熟悉。崖墓的营造多是有计划进行的，从选址布局、形态处理、技术手段等方面，表现出高超的空间布局艺术和成熟的雕刻技术特点。这无疑极大地助长了民间凿石之风，也为以后摩崖石窟的开凿积累了经验，奠定了丰富的艺术与技术基础。
据考证，佛教在东汉时期便已传入四川地区，且在发展过程中，逐步与四川本土原有信仰甚至是当时的南方巫术结合在一起。之后在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造佛像的风气，加上四川当地地形地貌的影响，信徒们也开始在岩壁上开凿佛龛、建立石窟。此时，巴蜀雕塑工匠得到重视，如在石窟中有一定数量的造像工匠的名字、职位或分工题记，这和北方石窟寺只记载出资人、工程营造监管高管、高僧不同。从安岳、大足一带的摩崖石窟的题记中可以看出，窟龛的营建有较严密的体系管理，是职官组织具有一定技术力量的工匠们，经过严格的选址规划，历经复杂严谨的工序，各工种分工协调完成的工程。此外，雕刻工匠常常异地经营，把摩崖石窟营造技术传播到他乡，从而使得摩崖石窟造像艺术形成一定的风格。如安岳与大足两地石窟艺术风格有颇多相似之处，其原因就是部分龛窟造像出自同一工匠家族之手。
巴蜀石窟出现不少唐末五代雕造的精品，绝非偶然。到唐朝晚期，尤其是黄巢起义后，一直到北宋早期，中原地区一直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而四川因为地形封闭，受外界影响较小，得以在乱世中仍然保持了较好的发展，社会始终较为平稳。受此影响，大量原居于长安、洛阳等地的大德高僧、艺士文人、能工巧匠翻越秦岭巴山来到了四川盆地，“衣冠之族多避难在蜀”（《资治通鉴》）。大量人才依托此地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使巴蜀大地成为文化领先的地区，将四川的文化、宗教和宗教艺术推至发展的高峰，也为宗教艺术领域注入了新空气。广元、巴中两地正好处于当时四川与外界来往的交通要道“金牛道”与“米仓道”上，受外界影响较早。因此，也较早地受到佛教造像风气的影响，开始在当地开凿石窟；成都地区建造寺庙、佛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到唐宋时基本达到巅峰，一度成为佛教在中国的文化传播中心，其影响向北甚至达到了甘肃的河西走廊最北端的敦煌，向南则传播到了南诏大理（今云南大理）。迄今为止，四川盆地的石窟寺观、摩崖造像的分布与数量在全国范围内都是最高的，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宗教类型与题材内容极其广泛，同时，即使在北方及全国其他地区石窟造像之风日渐衰落的背景下，四川石窟造像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并在后期达到高潮。其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广元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和大足石窟等在中国佛教及艺术上都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整体而言，巴蜀石窟艺术的辉煌建造，反映出古代巴蜀工匠高超的技术手艺，也充分地彰显了其和北方石窟可以分庭抗礼的艺术特色。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远至大夏（今印度地区）。在此地，张骞曾看到出自巴蜀地区的布匹、竹杖等物。说明早在西汉时期，中印之间在民间层面便有了往来。在同一时期，中国还从海上开辟了航道直达印度东海岸，与当地开始了较为频繁的联系与交流。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中国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永平年间，东汉明帝感梦求法，派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取回《四十二章经》和佛像图样。据记载，汉明帝的兄弟楚王刘英是中国第一个信奉佛教的人，中国也由此有了大量的佛教信徒；到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进入兴盛时期。当时，人们将佛教当作一种类似道家术法的方术。在这一普遍认知的情况下，佛教为了更好地传播教义，也假借老子出关化胡的典故扩大其在中国的影响。因此，汉桓帝将黄帝、老子、佛陀三人供奉在一起，史称“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佛教及其造像自东汉时期传入巴蜀之后便逐渐在各个领域传播开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南方佛寺由于君主崇信佛教从而发展兴盛。《续高僧传》中的十六国佛寺一共有二十八所，其中蜀郡有安乐寺、龙渊精舍、三贤寺、郫县中寺。蜀地受梁管辖达五十二年之久，而由于梁和北魏君主崇信佛教，寺院覆盖由北至蜀，由此，也带动了巴蜀地区造像的发展。在成都万佛寺遗址发掘出土的万佛寺石刻造像，其开凿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南朝宋文帝时期，是迄今为止四川地区年代最为久远的有确切纪年的佛像。从这些造像来看，题材已非常广泛，有净土变、释迦牟尼佛像、弥勒佛像、观音像等。此外，在巴蜀地区还出现了佛道造像，在成都龙泉驿大佛岩发现的北周孝闵帝文王佛道二尊像碑便是其中的代表。
自隋唐以来，中央统治者的一再倡导，以及巴蜀与江南、中原等地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得以让佛教广泛传播并使佛教造像兴盛。隋代，帝王笃信宗教，奉佛教为国教，这促进了建寺造像活动。从现存的广元巴中石窟造像之中可以找到隋代的造像，如位于广元皇泽寺大佛楼的第五十一号龛造像（图1－6）和巴中西龛的第十八号释迦说法龛（图 1－7）。
唐代，除了唐武宗外（武宗喜好道教），其余二十个皇帝（包括武周，不算哀帝），都对佛教有不同程度的提倡和推广
。道教在唐代更是因为依附统治者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唐代君王两次入蜀，客观上推动巴蜀石窟造像的进一步繁荣。唐代君王两次入蜀虽属避难，但是随行所带丝毫没有怠慢，随行画家颇多，以至出现“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
。“蜀虽僻远，而画手独多于四方。”
“唐二帝播越及诸侯作镇之秋，是时画艺之杰者，游从而来。”
这些画师在巴蜀地区的主要创作题材中就包含了宗教雕塑创作。该时期的石窟造像分布很广，包括广元、巴中、安岳、大足、阆中、剑阁、茂县等地。此时，巴蜀地区流行“天道将改，将有老君子孙治世”的说法，由此出现道教始祖太上老君的石刻造像。“在射洪县北金华山上。东晋陈勋学道山中，白日仙去。梁天监中建观。有唐明皇所铸老君像……”
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石窟造像日趋成熟，在中国石窟艺术之中变得逐渐绚烂夺目。
五代时期社会动乱，人们祈求脱离苦难，巴蜀地区石窟造像蔚然成风。当然，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民间造像会偏向于救苦救难或者希望通过营寺造像洗涤自身罪恶的心理。从造像题材中可以发现内容多为观音、地藏菩萨。
到了两宋时期，国家统一，赵宋王朝采取了“先平西川”的战略，灭掉后蜀，遂而把社会比较稳定和经济比较繁荣的巴蜀地区作为人力、财力、物力供应的大后方。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石窟造像达到鼎盛时期，丰富多样。不仅有三教的石窟造像，还有禅宗题材石窟造像，例如大足宝顶大佛湾第三十号龛牧牛十颂图（图 1－8）和合川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图 1－9）。
由此可见，佛教之兴起衰败，与历朝历代君王的个人喜好和统治阶层的政策扶持密切相关。巴蜀地区石窟造像及其装饰的兴盛因不同时期君王的喜好和需求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
宗教的演进与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密不可分。不同时代的统治者有着各自的社会治理行为，这对于佛教的有效传播和石窟寺的开凿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毫不例外，熠熠生辉的巴蜀地区石窟造像及其装饰艺术，代代相续，脉络清晰，与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在汉及魏晋时期，佛教造像未能像唐宋时期在巴蜀之地全面盛行，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巴蜀当时的社会政治未能为宗教的有效传播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唐朝建立之初以及盛唐前后，社会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在富足生活之余，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享受，再加上唐朝早中期历代帝王对佛教的崇敬，佛教在多方面影响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佛教艺术也伴随着佛教本身的发展进入了繁荣期，这一时期留下了诸多佛教艺术作品，如莫高窟九十六号窟“大佛殿”便兴建于唐武周证圣元年。
盛唐以后，人民创造的财富，多为封建地主阶级所霸占，这就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唐代末期安史之乱，又破坏了社会经济，大量的农民成为地主的佃户、客户、逃户和稳户，在户口总数中占了很大的比例。统治者为了减少逃亡，施行了“两税法”。这更巩固了地主买卖租佃制的土地关系。而农民、庄客经常变换主人，实际反而促进了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缓慢。
到了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王朝的统治彻底进入了衰败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统治日渐腐化，上下阶级对立，农民起义在唐朝中部、北部地区频繁爆发，加快了李唐王朝的灭亡，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彻底扫清了门阀士族的残余势力，为后来两宋新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安史之乱主要在大河南北，而东南、西南并未受到严重的蹂躏，西南的巴蜀、东南的吴越、西北的张掖地区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小，社会也相对较为稳定。所以，晚唐以来这三个地区与中原地带屡遭战火、生产破坏的局面是有所不同的。因而在这一段时间，中原地区佛龛大都停止开凿，而西南巴蜀地区中晚唐时期仍然开凿了大量的佛教窟龛。
巴蜀地区的文化包容性非常强。一方面是因为具备独特的地理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秦、楚文化对当地社会文明的巨大影响。
巴国与蜀国两个古老的王国早在商周时期便已经建立发展，在战国时期，秦惠文王灭巴、蜀。至此，巴蜀地区“不与秦塞通人烟”的状态被彻底打破，川渝地区正式被纳入中原版图。但据出土文物及史料考证，巴蜀文化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异的独特文化。据史学家研究，四川盆地内自夏代后，一直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古蜀国控制的区域，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古蜀文化系统——即使不计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宝墩文化，也先后经历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新一村文化和青羊宫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连续、稳定且持久。四川盆地文化传统的高度稳定，使得秦灭巴蜀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文化仍然以其确定的方向和惯性继续存在。从蜀地历史来看，蜀不仅是一个古代诸侯国的名字，也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族群的名字，尽管蜀地在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的文化时代，经历了不同的王朝统治，但蜀这一称号却始终得以延续，正因为地缘文化的稳定性，才有包括石窟艺术在内的四川独有的区域文化特色和艺术价值。
通过研究巴蜀文化的发展，发现巴蜀地区在发展过程中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人口的流动来实现的。人口流动的方式又有两种：一是中原地区人民避乱迁入巴蜀一带，同时将外界文化带入巴蜀一带，与当地文化交融；二是巴蜀本地人员离开巴蜀，进入中原等地学习生活等，返回巴蜀后将外界文化在巴蜀地区传播开来。而巴蜀文化中秦、楚文化元素的出现主要是受地理因素影响，巴蜀地区东与楚国接壤，北与秦国隔山相望，加上秦国发动战争统一巴蜀地区，更让巴蜀文化与秦楚文化有了巨大的交融。由此可见，巴蜀地区在较早时期便与外界发生了交流，并呈现出了较大程度的开放与包容。地缘文化的开放性，反射到石刻艺术之上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一是造像活动频繁，二是造像题材丰富，三是雕刻技术精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