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古典目录书的体制，四十年前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一书中曾在论述目录学界说时有所涉及。他提出了四种说法：
（1）“纲纪群籍，簿属甲乙”，就是按类记录书名使各种图书有所归属9而对书中旨趣则不详加论列。
（2）“辨章学术，剖析源流”，就是在部次类居以前要讲古今学术的隆替和作者的得失。
（3）“鉴别旧椠，雠校异同”，就是要标举不同版本并加以鉴定，为校勘提供方便。
（4）“提要钩元，治学涉径”，就是要有提要并能指出学习方法。
这四点虽是为了说明目录学的作用，实际上却提出了对目录书体制的要求，如第一点就指登记目录——只记书名、作者、卷数，没有提要之类。第二点似乎指目录书应有小序来讲明学术源流。第三点则要求目录的体制应该著录版本。第四点说明目录书应该有解题或有附注来帮助读者读书和治学。
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一书中则明确地提出了古典目录书体制的三种不同类型，并举出例证来说明。他说：
一曰部类之后有小序，书名之下有解题者：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有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清《四库全书总目》等。这种体制的目录书主要是为了“论其指归，辨其纰缪”，对图书进行较全面的论述和正误。
二曰有小序而无解题者：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有《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等。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是充分利用小序这一构成要素来“穷源至委，竟其流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使读者对每类图书能先从学术上得到一个概貌，进而便于了解和掌握每一种图书。
三曰小序、解题并无，只著书名者：这种体制的目录书有《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和《书目答问》等。这类体制的目录书虽然只记书名，但如果“类例分明”，就能“使百家九流，各有条理，并究其本末，以见学术之源流沿袭”
。又可以便于学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去按类求书。
这三种不同的体制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无需论其短长，分其高下，因为问题在于编制者的水平，而不在编纂体制如何，如过去有认为以第一类为最上，如撰解题者识见不深，那么体制虽美而收效甚微。又如第三类，有人“薄其浑漫，视为无足重轻”的，但如果出于通人之手，那就能“分门别类，秩然不紊，亦足以考镜源流，示初学以读书之门径”
，得到宋代学者郑樵所说的“类例既分，学术自明
”的成效。
从古典目录书的三种不同体制来看，它的基本结构主要包含三种因素，即书名、小序和解题（书录）。书名是任何目录都需具备的一项，它反映图书外貌的基本特征——书的名称（有不少书名直接反映出图书的主旨），撰述者、篇卷数、不同的版本和藏者，有的著录全部项目，有的有缺项，但变化不大。而小序和解题则比书名处在更为重要的地位。体例也各有不同，需要做进一步的说明。
小序是伴随目录书开始编纂就出现的一种体制。它主要是为了“辨章学术”，对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流派、演变和特点加以论述。这对于掌握和了解这类图书起了提纲挈领，鸟瞰全局的作用。刘歆所撰《七略》中的《辑略》就是对各家学术源流利弊分别加以论述，然后汇辑一编来代替全书的凡例。这是小序体制的开端。《汉书·艺文志》散《辑略》各篇入各家，更便参读。这是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但是魏晋时的目录书没有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如西晋荀勖是被认为“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
的目录学家；但他所撰的《中经新簿》，“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
，则似于部类之下无小序之体。南北朝时，小序体例又被利用，如刘宋王俭的《七志》，在首卷之中有《条例》九篇，虽然《隋书经籍志》评论此《条例》是“文义浅近，未为典则”，但它可能就是《七志》中九个部类的小序。隋许善心撰《七林》除在篇首有总序外，部类之下尚有《类例》以“明作者之意，区分其类例”，看来也是小序。
《隋书经籍志》和唐代目录学家毋煚的《古今书录》都有小序，而且正式标举出小序之名，可惜除《隋志》外，他书已佚，对当时小序体制仅能从其他记载得其只言片语而不能有更多的了解。《旧唐书·经籍志》虽然在总序中保存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如毋煚的书序，但没有采用小序体制，破坏了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开后世史志目录不立小序的恶例。宋代修《国史艺文志》时，又恢复了汉、隋二志的传统，在部类之下都有小序。宋朝的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也有小序。元初修《宋史》时，虽然主要依据了宋代的《国史艺文志》，但却沿袭了《旧唐志》的体例，摒去了小序。后来各史志目录都沿此体制，“由是自唐以下，学术源流多不可考”
。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才又恢复了这一体制，为后人研究古历史学术源流提供了基本资料。这也是《四库书总目》之所以享有学术价值的原因之一。
解题也称叙录、书录或提耍。它是用来揭示图书主旨和用途，向读者指示门径和提供方便的。它在目录学史上是我国最早创制的一种体制，对后世的目录学及其他学术领域都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肇始于《书序》。刘向《别录》就以书录为主要构成部分。宋陈振孙采用解题之名，撰《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曾解释了解题的内容和作用说：
各详其卷帙多少、撰人名氏而品题其得失，故曰解题。……然古书之不传于今者，得藉是以求其崖略；其传于今者，得藉是以辨其真伪。核其异同，亦考证之所必资。
所以凡具备这类体制内容的目录书就被称为解题目录。
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采用这一体制为每种图书写一提要进行评介，从而使全书成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目录学著作。所以有的著作中也称有这一体制的目录书为提要目录。
这类解题目录或提要目录，由于取材内容和撰写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三种类型：
（1）叙录体：这是解题目录中最早的体例，刘向《别录》的各篇叙录就是这一体例的创作。叙录介绍作者的时代和生平、叙述该书的学术源流、记录校雠异本的情况、分析评论图书内容，尤其是指出图书的“资治”意义，如《晏子书录》中就说：“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可常置旁御观”。这显示了目录工作与现实政治的紧密关系。到了宋代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叙录体例更称完备，主要包括卷帙、撰者状况、学术渊源、版本异同等项目，而至《四库全书总目》则为集这一体例的大成之作。这一体例是解题目录中的大宗。
（2）传录体：这是比叙录体内容简略的一种体例。由于采用这一体例的目录书多已亡佚，只能从其他记载中略知情况。采用此体最早的，可能是晋荀勖所撰《中经新簿》，因为《隋志》称此书说：“但录题及言，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辨。”“题”指书名，“言”指对书名的说明，即简略的题解，只介绍图书大致内容，而不论列作者意旨。刘宋王俭的《七志》，《隋志》也说它“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此“传”字不是传记，而是传注即解释说明。那么它与《中经新簿》似为一体。由于《七志》的“每立一传”，所以一般说这种体例是传录体，即注录体。后世一般藏书的典藏登录仅写一简要内容提要，当属此体
。
（3）辑录体：这是广泛辑录与一书相关的资料来揭示图书内容和进行评论的一种体例。它以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为代表。《通考·经籍考》除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为主要依据成书外
，还辑录了《汉志》《隋志》《新唐志》、宋三朝、两朝、四朝各《国史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正史列传、各书序跋和文集、语录中的有关文字。后来对目录书作辑佚、考证、拾补工作的，多采用此体。而朱彝尊的《经义考》和谢启昆的《小学考》更是径仿其例，撰成专科目录的。这一体例颇似会注体，使有关一书的资料汇集一编，对参证考索图书及有关问题极为有用方便。
从这三种类型看，解题无疑是目录书体制最主要结构成分。
书名、小序和解题是目录书体制基本结构的三要素。大量的古典目录书充分地体现了古代目录学家如何适当地运用这三项要素的宝贵经验，为后人提供了足资借鉴和吸取的有利条件，但后人又应该伴随图书事业的发展，图书门类和数量的增长而创制和改造目录书体制的基本结构，不能泥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