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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工作是为了要在图书的汪洋大海中，迅速而准确地满足读者获得有用文献的需要，也就是解决读者寻求文献这个矛盾的学问，就是目录学。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是书目工作。它的内容，首先是认识文献、熟悉文献，对文献加以分类、编目、提要，向读者揭示文献、报道文献、推荐文献。
目录是“目”和“录”的合称。
“目”是指篇名或书名。篇名也称细名或小名；书名也称总名或大名。
“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也称序录或书录。它可以作为包括目在内的简称。
把一批篇名（或书名）与说明编次在一起就是目录。目录一词最早见于《七略》所说：“《尚书》有青丝编目录。”
这是指《尚书》一书的目录而言；西汉刘向校书时的“条其篇目”“录而奏之”
和“别集众录，谓之《别录》”
。这是指从编次一书目录到群书目录的全过程。它所谓的录就是包括目在内的简称。而在《汉书·叙传》中所说“爰著目录，略述洪烈，述艺文志第十”一语中的“目录”则是专指群书目录而言。
目录有一书的目录和群书的目录。
一书目录是指把一本书的篇名和说明加以编排、汇集。它比群书目录出现得早。所以，首先应该了解各篇篇名和说明是如何出现的。
古人著书写文章，并不是先立篇目，后写内容，而只是把个人的思想见解发挥成篇就算了。同时，由于简策的书写制度，图书多是单篇流传，所以有无篇目关系不大。但是，渐渐由于要称呼某一篇文章，或者准备把许多篇合为一书而需要有各篇名称时，于是就有了篇名。篇名的出现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对记事和表达思想的篇什所加的篇名，如《尚书》的《洪范》《禹贡》等，可能是整理者根据整篇内容而加的。战国时的诸子书往往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而对自己的著作内容加上能概括全篇要旨的篇名，如荀子的《劝学》、墨子的《兼爱》等等。这种篇名就是目，它本身已反映了篇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录的意义。所以，它可以被认作是一篇的目录。
另一种是后人为了便于称呼，从篇首截取二、三字作篇名的，如《诗·魏风》的《伐檀》篇就是从该诗首句“坎坎伐檀兮”中截取来的；有的甚至还截取了破句，如《论语》的《学而》篇就是从第一章首句“学而时习之”中破取出来的。这种“目”很难使人了解篇意。于是，后人有必要在篇名下做一简要的说明，如“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士尔。”前二字类似“目”，后四句类似“录”，合起来就起到了这一篇诗的目录作用。这种诗序也可以说就是目录的雏形，或者说是萌芽时期的目录。
把有关的各篇目录汇集在一起就是一书的目录。最早的一书目录是《周易·十翼》中的《序卦传》。它编次汇总了六十四卦的卦名。清代学者卢文弨曾说：“吾以为《易》之《序卦传》，非即六十四卦之目录欤？史汉诸序，殆昉于此。”
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也赞成此说，认为“目录之作，莫古于斯矣”
，其他如把《诗》三百余篇的小序合起来就是《诗》的一书目录。《吕氏春秋·序意》和《淮南子·要略》等也都具有一书目录的性质，而体制完整便用的当推史汉的一书目录。
《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小序就是一篇完整的《史记》目录。《太史公自序》是由大序和小序两大部分组成的。大序是自述——说明家世、学历、仕历、学术观点、编纂旨趣和体例等等；小序则是依次写了每一篇的篇名和要旨，也就是目录。它是读《史记》全书的锁钥。这里举出一条来加以说明，如：
“秦失其道，豪杰并扰；项梁业之，子羽接之；杀庆（庆通卿，指卿子将军宋义）救赵（指秦汉之际赵歇称王的赵，当时秦章邯围赵于巨鹿，诸侯救援，宋义采取旁观态度，项羽杀宋义夺取兵权而救赵），诸侯立之；诛婴（秦孺子婴）背怀（楚怀王），天下非之。作《项羽本纪》第七。”
这是一条很出色的一篇目录。前八句是“录”。它概括了全篇文章的要旨：既叙述了项羽的主要业绩，又评论了项羽的功过是非。同时，作者撰传的意旨也表达出来了。最后一句是“目”，确定了篇名和编次。把这样的一百三十条篇目集合排次在一起，就成为《史记》的一书目录。
班固《汉书》的《叙传》下篇也是仿此体例而写，成为《汉书》的一书目录。
史汉的这个一书目录编列在全书之末，而现在传本中书前面的书目，只有篇名而无叙录，即只有目而无录，乃是唐初以来由后人所加以备翻检的。清代学者卢文弨在《钟山札记》卷四中做了详尽的说明：
“《史记》，《汉书》书前之有目录，自有版本以来即有之，为便于检阅耳。然于二书之本旨，所失多矣。夫《太史公自序》即《史记》之目录也；班固之叙传，即《汉书》之目录也。乃后人以其艰于寻求，而复为之条例以系其首，后人又误认书前之目录即以为作者所自定，致有据之妄訾警本书者。”
《史记》书前的目录，据《隋书经籍志》史部正史类著录“《史记》目录一卷”的情况看，可能在唐初已经增入了。正史中自写目录置于卷首是从范晔的《后汉书》开始。后来的各史，除梁、陈二书是后来所加外，都是自列的。
一书的目录，对于检读一本书很方便有用，但要了解某类典籍有哪些书，某些书的大致情况如何以及怎样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书等等问题，就必须求助于群书的目录。
群书的目录是指诸书书名和叙录的总聚而言。群书目录正是目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最早的群书目录是汉武帝时杨仆奉命整理兵书而编制的《兵录》
。
群书目录的产生，是在我国图书事业的兴起、发展和图书数量增加的前提下，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促成的。
我国最早的专科性图书目录《兵录》在汉武帝时的出现，绝非偶然。当时，经过汉初几十年的恢复、转定，政权比较稳固，有余力、有必要从事一些文化建设来加强思想统治，于是便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总口号下，以“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为理由在政府主持下开展求书运动，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图书大量增加，达到了“积如丘山”
的程度。这就为群书目录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而汉武帝为使全国更加统一和扩大，以实现封建帝国的大一统，便连年对四方用兵，从而很需要军事参考资料；但丘山般的简书实在无法检索，所以就命“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
。《兵录》虽是一部不完备的专科目录，而且已久佚，但它终究是最早出现的一部群书目录。
群书目录的产生和发展，还和我国的书写制度有关。
我国最早的图书——简策是以竹木作书写材料的。后来，缣帛和纸又相继被使用。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大约从殷商
至公元三四世纪是使用竹木简牍期。从春秋战国以来至五六世纪先是缣帛后是简牍后和纸并用时期
，从东汉以后纸就逐渐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简的材料是经过一定程序炮制的竹子，即先将竹截成一定长度，再剖成一定宽度，成为一根根的简，再经过火烤脱水（这种技术处理称为“杀青”或“汗青”）来防朽蠹，然后就成为可以写字的书写材料。每条简长的有二尺四寸左右，用来写重要书籍如儒家经书和政府法令等，以示尊敬；短的有八九寸，用来写次要书籍如诸子书等，以便翻阅。王充在《论衡》中所说“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就指此事。每简的字数不一，少者二字，多者达百余字
，一般在几十字。汉简上的字比较多，从现存实物看，汉简有一面写，还有二面写的，每简写一至二行，也有上半大字一行，下半小字四行的，字体在楷隶之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到的汉简，一号墓的竹简大多是兵书（其中有久已失传的《孙膑兵法》即《齐孙子》），整简每枚长27.6厘米（八九寸），宽0.5～0.9厘米，厚0.1～0.2厘米，可见诸子书是用短简。二号墓出土竹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共32枚，基本完整，每枚长69厘米（二尺一二寸），宽1厘米，厚0.2厘米，可能因为这是由国家颁布的正式历书，所以用长简。简上的字是墨写隶书。一个文件或一篇文章往往需要有许多简，把若干简用麻绳、丝绳或者牛皮绳（韦）编在一起，连二三道，多者有五道，就成为册，甲骨文中的“册”便是册的象形字。这连简以末简为中轴，从左向右卷成一卷来保存，这就是一卷书。
用木片做书写材料的称“牍”，它主要用来写信，长度是汉尺一尺，所以后世称信札为“尺赎”。在外面加上一块空白的“牍”称为“检”，当作信封，用绳捆好，在检上签上名字叫“署”。在检的中间有一块微凹的方块叫“函”，所以后世也称信件为“函”。捆绳在“函”处打结，用泥封上，加盖印章，以免别人拆阅，这叫作“封”也称“泥封”，这块盖了印章的泥封叫作“封泥”（清人吴式芬有《封泥考略》一书）所以后世就以“封”作为信件的计量单位。如果是方形木板就称为“方”，一般用来写不到百字的文章。用来画图的称为“版”，民间为标明土地所有权，用“版”来画土地的四至。国家用“版”来画疆域，所以后世称领土为“版图”。版也用来登记户口，称为“户版”，所以户口册也称“版籍”
。
简牍比较笨重，使用不便，而缣帛比较轻便易用，所以稍晚于简牍，缣帛就成为一种新起的书写材料与简牍相辅使用。
帛一般一丈二尺为一卷，舒卷较易；但终因丝织品比竹木价昂，所以一直未能取代简牍而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直到东晋之末，桓玄在一道命令中才正式宣布以纸来代替竹木简牍
。后来纸就成为主要书写材料，相沿至今。从笨重的竹、木简到轻便的帛、纸的这种发展变化，的确是书写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在检索使用方面，仍有很大困难。有些卷书虽然在外端有标上书名、篇名的小笺
，可以减去舒卷的麻烦，但要检索大量藏书卷，从中寻求所需的书，还是不便，于是需要用书本形式把藏书名笺的内容登录下来，这就使得群书目录不断产生和发展。
杨仆的《兵录》是最早一部专科性的群书目录。但是除了《汉书艺文志》和《太平御览》中几乎相似的几句话以外，没有更多的文献资料可使我们对《兵录》有更多的具体了解，从而也难以进行论述。根据现有资料，对图书进行一次有领导的、大规模的、较全面的整理和编制群书目录工作的仍应以汉成帝时刘向等所领导的校书运动为最早。刘向等经过二十年左右的辛勤工作，创立了一整套编制群书目录的程序，即“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录而奏之”
，并集合各篇书录撰成了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性著作《别录》。刘向的儿子刘歆又继承父业，在《别录》的基础上，以较快的速度撰成了一部比较正规的综合性目录《七略》。这两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原书久佚，仅有清人的辑本。所幸班固把《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改写成《艺文志》列入了《汉书》成为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使后人可以略窥《七略》之遗，而《艺文志》的体裁又开创了史志目录的新体裁，树立了群书目录的一个新类别。
这种群书目录比一书目录仅便检阅一书的功效要大得多。它对求书、读书、治学和研究都起着一定的辅助作用。
自刘向、班固以后，群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历代相延不断，成为我国图书事业中一项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工作。
《别录》是综合性群书目录的开创著作，《七略》是比较正规的综合性群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则是现存最早一部完整的群书目录。但是，它们的撰者——刘向父子和班固并不只局限于登录图书，编制书目，而是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现从残存的几篇书录和《汉书》的内容来考察，他们以广搜异本，校雠异同来确立定本，以勘定篇次，分类立目来分析和辨明学术流派、评论图书，以撰写书录来表达学术观点，指导后学以门径。他们把单纯的编目工作提高到了学术研究的高度，使编制群书目录的过程成为建立学科的过程，为后学创建了规制。因此，我国古典目录学是伴随着这几部著名的群书目录的撰著而兴起的。这些著作为我国古典目录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础石。
魏晋以来，目录学依然在刘向的规制之下向前发展，如吴国孙休即位后即任命韦曜（昭）“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
。西晋的目录学家荀勖主持了一次与刘向校书规模相似的校书运动，也仍是“依刘向别录，整理记籍”
。群书目录也随之日益增多与完备。《七录》之立《簿录部》，《隋书经籍志》史部之立《簿录》类，《旧唐志》史部的立《目录》类，都反映了群书目录发展增多的情况。
虽然，从刘向以来已在事实上进行着目录学的工作，但是，目录学作为一门专门学提出来却是较晚的事情。
宋人苏象先为述其祖父苏颂遗训遗事的《苏魏公谭训》卷四中有“目录之学”的说法，《谭训》中说，“祖父谒王原叔，因论政事。仲至侍侧，原叔令检书史，指之曰：此儿有目录之学”
。
这段话中的“祖父”指苏颂，王原叔是宋初王洙的字（太宗至道三年生，仁宗嘉祐二年卒，公元997—1057），仲至是王洙子王钦臣的字。可见目录学作为一个学科的专词当始于北宋初年。
宋代目录学工作是有显著成绩的，它不仅表现在出现一些著名的官私目录，而且还开展了目录学理论的研究工作。郑樵虽然不承认目录学的名称，但他所撰《通志·校雠略》应说是目录学理论研究的名著。元、明二代，继续有所发展，而到清代，目录学几乎成为一时的“显学”，许多著名学者无不涉其藩篱，有关著作和群书目录大量问世，甚至有些学者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若干与目录学有关的学科如版本、校勘、考证等学也都蔚为专学，使目录学呈现出空前的昌盛景象。
虽然如此，但从宋以来，有些学者却仍认为目录只是记撰人、分篇帙、识书名、别版本而已，不能单独成学，并认为应称校雠学，而将目录学包括在内。宋代学者郑樵撰《通志》，立《校雠略》论图书搜求、整理、编目等事，但不取目录之名以明个人旨趣；清初学者全袓望在所撰《丛书楼书目序》中力贬目录学的地位说：
今世有所谓书目之学者矣，记其撰人之时代，分帙之簿翻，以资口给。即其有得于此者，亦不过以为挦搐獭祭之用。
乾嘉时学者章学诚则标举校雠学以否定目录学的存在。他说：
校雠之学，自刘氏父子，渊源流别，最为推见古人大体，而校订字句则其小焉者也。绝学不传，千载而后，郑樵始有窥见，特著校雠之略而未尽其奥，人亦无由知之。世之论校雠者，惟争辩于行墨字句之间，不复知有渊源流别矣。近人不得其说，而于古书有篇卷参差，叙例同异当考辨者，乃谓古人别有目录之学，真属诧闻。
清季学者朱一新也认为目录无需作为专门之学，他说：
目录校讎之学所以可贵，非专以审订文字异同为校雠也。……世徒以审订文字为校雠，而校雠之途隘；以甲乙簿为目录而目录之学转为无用。多识书名，辨别版本，一书估优为之，何待学者乎？
近人张舜徽氏承郑、章诸说又加以发挥。他主张用校雠大名可统目录小名，而不采取目录学的专名。他说：
夫目录既由校雠而来，则称举大名，自足统其小号。自向、歆父子而后，惟郑樵、章学诚深通斯旨，故郑氏为书以明群籍类例，章氏为书以辨学术流别，但以校雠标目，而不取目录立名，最为能见其大。
他更进而申言目录不能自立为学，而应并立目录、版本、校勘之学以共统于校雠学之下。他说：
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约分三途奉正史艺文、经籍志及私家簿录数部，号为目录之学；强记宋元行格，断断于刻印早晚，号为版本之学；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号为校勘之学。然揆之古初，实不然也。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无贵乎斯役矣。
他又说：
“目录、版本、校勘皆校雠家事也。……后世为流略之学者，多不识校雠而好言目录，此大谬也。稽之古初，因校书而叙目录，自刘略、荀簿、王志，阮录，靡不皆然。盖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二者相因犹训诂之与传注。训话者，其学也；传注者，其书也。目录而可自立为学，将传注笺解义疏之流亦可别自为学乎？
郑、章以来各说，虽各有所见，但是，这些说法都是先由自己对目录学赋予一不完整的概念，然后再由自己加以驳论。这一点似乎不足以服人。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先生就从正名的角度表示了异议，指出了郑、章、朱等人概念上的不确切。他说：
据《风俗通》引刘向《别录》，释校雠之义，言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则校雠正是审订文字。渔仲（郑樵）、实斋（章学诚）著书论目录之学，而目为校雠，命名已误。朱氏之说非也。特目录不专是校雠、版本耳！
余先生之说颇得刘向原意。因此目录学自可独立成学，固无需代以校雠学之名。其理由是：
（1）所谓“校雠”，刘向《别录》早有明确解释说：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讎。
这段解释说明校雠就是指校勘文字篇卷的错误。它是刘向整理图书工作的一道工序，不能表明全过程。郑、章诸人弃刘向解释的原意，强引校讎之名，然后自赋新义，复借以废目录学之名。
（2）郑、章、朱等人不从目录学实际考察，强以己意赋予目录学以特定界说。他们认为目录学是“书目之学”，只不过是“记其撰人之年代，分帙之簿翻”，“多识书名，辨别版本”而已，不细察目录包括哪些具体内容和经过哪些程序撰成。如果目录学诚如诸人所赋界说，那实在可以不称为目录学。实际上，刘向早已经把目录学的含义作了槪括说明，那就是“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然后“别集众录”而成书。那就是说，全部工作要经过整理篇次，校正文字，辨明学术，介绍梗概，撰写书录，最后把全过程的成果集中反映为目录。其全部工作过程既用目录之名来概括，那么，对所以达成最后成果的各个研究环节总称之为目录学又有何不可呢？
（3）张舜徽氏认为“举其学斯为校雠，论其书则曰目录”，所以主张称校雠学而不称目录学。这也是难以同意的，因为“书”，毫无疑义地是全部治学活动的文字总结，既然承认集中反映全过程的书能称“目录”，那么为完成目录书而展开的全部治学活动为什么又不能称为目录学呢？
因此，目录学不特其名足以成立，即其学也实有可资研究而应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
古典目录学是目录学的一部分，它的时间断限是从目录事业兴起的西汉开始，直至近代图书目录学的兴起。它的历程大体上和中国封建社会相终始。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事业、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状况便成为古典目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至于近现代以来目录事业新的发展变化，目录工作的革新和目录学基本知识在现实编目工作中的应用诸问题在本书中就不多加涉及了。
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大部分与历代的校书运动和官修制度相联系，因此，古典目录学有必要探讨和论述历朝有关校书的措施和所兴办的某些事业。
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创造和积累了一些经验，纂著了大量的目录书和目录学著作，不断出现一些在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方面做出贡献的目录学家。因此，简述它的历史发展，介绍著名目录学家和目录学名著，概括和总结其经验也是古典目录学应加探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国封建社会的目录工作，从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技术性的图书登录工作，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即以编制群书目录而言，它有着一整套的工作程序——从广捜异本、比勘同异、考定是非、类次归属、撰写书录到编制目录。这套程序必然牵涉若干相关学科，如版本，校勘，分类，考证等等。这些相关学科虽然随着时代和本身的发展而将逐渐成为独立的专门之学，但在古典目录学中，它们却是不可缺少的相关部分，因此也有必要对这些相关学科的源流、发展、基本方法和经验加以概括论述。
总之，古典目录学既要对我国古代文化史上这一重要领域的历史传统和成就加以概括综述，也要提供足资现代目录工作和目录学研究等方面参考的经验，把我国的目录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