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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与社会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构建的特殊关系，即传播活动建构了社会，同时社会又使传播活动成为一种可能，正如施拉姆所言，“没有传播，就没有社区；没有社区，也不会有传播”
。正因人类有了这种传播活动，社会才成为其自身，传播活动确认着社会的存在。一旦社会存在成为自身，它又对传播活动具有一种反作用，影响和制约着传播活动。影响和制约传播活动的社会环境因素众多，但从具体的传播活动来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以及文化的转型，都会影响传播环境，进而影响整个传播活动。钱存训就曾指出，“要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制作、保存、传播和散失的流绪，更需要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研讨”
。笔者沿着钱存训的这一思路，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作为图书传播的社会环境，并从这几个维度探讨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当时贵州的图书传播，以期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社会环境进行整体观照。
梁启超认为，时代思潮之形成主要是“环境之变迁与心理之感召”使然，而环境一项，包含甚广，其中“政治现象，关系最大”
。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环境也不例外，它与政治关系甚密。在清代贵州的众多政治措施之中，除了晚清时期具有比清代前期更为宽松的出版制度外，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政策对图书传播的影响最大。贵州“改土归流”政策的施行虽然在明代时期已经开始，如永乐十一年（1413）废除思南、思州两宣慰司，并在其邻境设立思州、思南、镇远、铜仁、石阡、黎平、乌罗、新化八个流官府，但直到清代初期，土司制度仍然是统治贵州民族地区的主要制度。清军进入贵州后，清政府一方面对叛乱的土司进行武力“围剿”，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将原有土司首领改为流官，便于实行统一控制。如顺治十七年（1660），平西王吴三桂奏：
贵州水西土司安坤久蓄异谋，近闻刑牲祭鬼，将为不轨。又马乃土目龙吉兆兄弟，私受李定国伪敕，缮器称兵，逆形已彰。臣念水西、马乃为用兵要路，未可容其窥伺梗阻，臣欲为先发制人之策，乘其未动，早为剿平，以清肘腋之患。
但另一方面，为了尽快统治贵州，清政府还采用了“招抚”策略，继续实行原有的土司制度，推行“以土司治土人”的政策，承认当地土司的世袭制度。《清世祖实录》载：
所有土司等官及所统军民人等，皆朕远徼臣庶，自寇乱已来，久罹汤火，殊可悯念。今大兵所至，有归顺者俱加意安抚，今其得所，秋毫无有所犯，仍严饬兵丁勿令掠夺；其中有能效力建功者，不靳高爵厚禄以示鼓劝。
清初，清政府对贵州土司所采取的恩威并举措施，虽然使其自身在贵州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巩固，然而土司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不仅阻碍地区的发展，对其的统治地位也是一大威胁，因此在康熙、雍正时期，清政府加大了对贵州地区土司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削弱土司势力，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尤其是在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以大兵征讨各大土司，先向广顺、长寨（今合为长顺县）布依族地区进军，后又向定番（今惠水县）、镇宁、安顺等地区推进。雍正六年（1728），鄂尔泰又命张广泗“开辟苗疆”，从八寨（今丹寨县）向丹江（今雷山县一带）、清水江（今台江县、剑河县一带）推进，并先后设立古州（今榕江县）、台拱（今台江县）、清江（今剑河县）、都江（今三都水族自治县）、丹江、八寨六厅。至此，贵州的“改土归流”达到了高潮。然而，“改土归流”政策并非一朝一代之事，而是清政府历朝历代始终坚持的一项举措，所以即便在晚清时期，“改土归流”仍然一如既往地施行着。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刘长佑奏：
田州土知府岑乃青病故，无子，族众支分争袭，分党仇杀，土民流离转徒，民不聊生，来营泣诉苦状，均愿归流官管辖，不愿复为岑氏土民。应请将土田州革去世职，其地改设苗疆知县一员。
清前期，贵州的“改土归流”主要是将具有强大势力的土司要职改为流官，然而那些实力较小的土司以及土司要职下面的土把总、土千总仍然存在。如光绪年间，古州厅（今榕江县）设“总兵一员，中、左营游击各一员，右营都司一员，三营守备三员，千总六员，把总十二员，外委十八员，额外十二员”（《古州厅志·武备志·卷七》）。因此，直到清末，贵州的土司制度也未全部废除。宣统三年（1911），民政部奏各省土司拟请改设流官的情况如下：
今年各省，如云南之富州、镇康，四川之巴安等处，均经各该疆臣，先后奏请改土归流。……惟各省情形不同，办法亦难一致，除湖南湖北土司已全改流官外，广西土州县，贵州长官司等，名虽土官，实已渐同郡县，经画改置，当不甚难。四川则未改流者十之六七，云南土司多接外服，甘肃土司从未变革，似虽审慎办理，乃可徐就范围。
由此可知，贵州“改土归流”政策贯穿清王朝始终，只不过晚清时期的“改土归流”使流官走向了更为基层的苗疆山区。
晚清时期，“改土归流”的不断深入也对贵州的图书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首先，“改土归流”废除了土司限制各族人民往来的惯例，过去那种“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被取消，各民族间的交往更加紧密，各种有关生产经验、知识文化的书籍在少数民族地区广泛传播，从而扩大了图书传播的领域。其次，清政府派遣了更多的文人学士前往贵州做官，不仅有贺长龄、胡林翼、程恩泽等政治名流，而且有严修、俞汝本、赵尔巽等文化名人，这一措施不仅加强和巩固了清王朝对贵州苗疆的统治，而且促进了贵州与中原文化以及贵州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少客籍文人或带书籍至贵州，如光绪二十年（1894）严修出任贵州学政，带书十四箱至贵州，“凡书六十五种”
；或在贵州刊刻书籍，如道光年间，贺长龄抚黔九载（1836—1845），其间刊刻了不少书籍，所刊刻的《左传义法举要》保留至今，贵州师范大学和贵州省博物馆皆有馆藏。又道光二十七年（1847）新昌俞汝本在黔西当州牧时刊刻了《烬余存稿》，自序云：“今年来水西，因旧稿被焚。张生子佩，独能藏余辛丑旧刻本。时及门郑子尹珍，自播州至，余嘱为删订，子尹深于诗者也。复去十之二三，以付梓……道光丁未十月自序。”
这些信息还表明客籍文人与贵州士子之间的文化交流也逐渐增多，他们不仅给贵州带来了中原文明，而且也将贵州文化带至全国，从而促进了贵州的文化发展。图书作为当时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是贵州文人士子与客籍文人、贵州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联系的重要媒介，因此，“改土归流”政策所带来的大量客籍文人前往贵州做官这一现象，加速了当时贵州图书的传播。
清政府在贵州“改土归流”政策的施行，还有助于让贵州各族人民接受其文化教育。清政府在提倡“稽古佑文”、崇儒兴学思想的引领下，大力宣扬儒家思想，沿用明代科举制度，给予了各地士人跻身上流社会的机会。然而，贵州“旁徼遐，民苗杂居，向者礼让未兴，剽悍成习”（《黔书》），于是，清政府广设学校，建书院、立考棚，增加取士名额，以广文教。晚清时期，经过咸同时期长达20年之久的民族起义，清政府成功在贵州各府州县修复或重建书院、官学、义学，使贵州子弟广泛得到教化，即便是偏远的古州也不例外。古州原有榕城书院，道光二十七年（1847）郑珍在此任过教谕，新建龙岗书院（光绪三年即1877年兵道易佩绅、同知余泽春所建），并有城内义学一所（光绪三年易佩绅设），城外义学一所（同知余泽春设），其余寨头、口寨、月寨、章鲁、平永、寨蒿、鸣凤堡、忠诚堡、兴隆堡义学各一所，“背诵所业经传，书声琅琅”（《古州厅志·学校志·卷五》）。科举制度的施行和书院、学校的增设，使更多的贵州百姓获得了读书的机会，当地对图书的需求数量也明显增加，尤其是蒙童读物和与科举考试相关的图书。图书的市场需求是图书得以传播的条件，也是刻书机构存在之基础。晚清时期贵州图书市场需求数量的不断加大，为林林总总的刻书机构的成立和图书的广泛传播建立了现实基础。
图书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产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诞生的，然而在商品经济时代下，它又是一种商品，能通过买卖的方式进行传播，只不过是一种能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特殊商品而已。因此，图书的生产和传播都要受到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一方面，经济条件制约着消费者的购买力，缺乏购买能力的人难以成为图书销售的对象。达恩顿认为《百科全书》的价格给它的传播领域划了一个界限，它主要针对的是那些具有知识文化、处于中产阶级的人群，其原因在于这一图书“一直超出了工人和工匠的购买能力”
。但随着四开本《百科全书》价格的降低，这一图书已经走向了普通读者。另一方面，经济条件也制约着图书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从生产方面来看，图书生产所采取的技术条件与经济密切相关；从消费市场来看，市场需求决定了图书的生产规模。从而可知，图书传播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贵州由于地处偏隅，地瘠民贫，相对于中原而言，不仅文化落后，而且经济凋敝，贵州财政历来主要靠中央王朝的饬拨，军饷银由各省协拨。至晚清时期，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衰亡，吏治腐败日益严重，国家财政空虚，中央王朝不但无法再扶持贵州财政，反而因巨大军费开支以及鸦片战争战败后的巨额赔款而在贵州设立厘金局，征收各种税费。而且，在征税的过程中，一些官吏私自增加税额。如桐梓县加收踩戥费、红票等名目，遵义知县以筹集防务费为借口，将民间交税者增平斗为尖斗，绥阳县知县陈鏊自行规定田赋税只收银两而不交谷物，“自九月开征，每谷一石折银一两六钱，至十月，每谷一石折银一两七钱，至十二月，加银至一两九钱”（《民国读遵义府志·卷九》），而市场价新谷从未卖到一两二钱。地主剥削同时也加剧，“良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得一粟入口，耕种所入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然”“为良畏盗而又畏官畏差，为盗则一无所谓”
。为此，咸丰四年（1854），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独山杨元保、遵义杨隆喜揭竿而起，拉开了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才得以平息。持续20年之久的咸同贵州各族人民大起义，是贵州自明永乐年间建省以来之最大浩劫，贵州各府、州、厅、县皆相继处于战火之中，杀戮之惨、死亡之众、流离之苦、损失之大在贵州历史上前所未有。民国凌惕安据当时当局者的奏议、函牍及诗文稿件所载加以推测，“兵燹之余所剩人口似仅三成”，“有四百九十万人在咸同时期死于战争”
。虽然估计之数有出入，但咸同战争之惨烈可见一斑。咸同贵州各民族的大起义，不但使贵州经济萧条，而且使贵州文化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状态。这一时期，起义军每到一处，毁学校、焚经堂，私家藏书、学宫藏书多毁于战火。在这20年之久的咸同军事战争中，人们长年颠沛流离，居无固所，学无校舍，朝廷忙于战事，文人士子忙于避乱，使贵州的图书出版事业陷入低谷状态。
随着咸同时期贵州各民族大起义的平息，至光绪年间，贵州经济缓慢复苏，农业、手工业有所发展，商业贸易有所扩大，即便在遵义湄潭的永兴场也是“万商凑辐，百货云集”（《湄潭县志·地理志·卷二》）。出版业也有所发展，私家刻书增多，坊刻开始繁荣，官府刻书再度兴起。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迫使清政府完全开放其门户，资本主义势力深入偏远的贵州。外国资本主义一方面将洋货如洋纱、洋布、洋油及金属类产品输入贵州境内，另一方面又从贵州购买矿产、山货、木材及其他特产。商品经济领域的扩大导致贵州经济转型，从原有的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模式逐渐走向一种以商品贸易为主的商品经济模式。随着商品市场的不断扩大，文化市场也不断兴起。一方面，现代形式的书店开始出现。在此之前，虽然偶有零星书贩通过走街串巷的方式进行图书销售，但并无专门的买卖图书的场所，图书销售主要还是以刻坊为主，刻书与售书为一体。然而在光绪年间，贵州已经出现专以售书为业的商铺和专门刻书的刻字铺，刻书与销售之间出现了专门化分工。售书商铺从出版商处购买图书进行零星销售，赚取差价以获利。如贵阳的资善堂在贵州官书局成立之前就是贵阳知府文仲赢借给城中商人700金以售卖湖北官书局图书的一家书铺。严修在贵州视学期间，经过文仲赢的介绍，将贵州官书局设于资善堂，并以资善堂原有之书作为筹备的基础。即便是在贵州官书局成立之后，它也主要以售书为主。在刻字铺方面，贵阳大道观张荣兴刻字铺，在光绪五年（1879）刻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尊经书院记》的扉页上，就有“黔省大道观张荣兴刻字铺”的印章。另一方面，商品经济规模的扩大，还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晚清时期，贵州当局在贵阳、遵义、安顺等地创办官商合办的百艺工厂，主要生产日用百货及陶瓷品。光绪三十四年（1908），盐商华联辉之子华之鸿秉承刊印乡贤遗著之志，自己出资创办了贵阳文通书局，成为贵州较早的民营出版企业。
尽管在光绪年间贵州经济有所复苏，但经济实力不仅不能与沿海地区同日而语，就连与周边的四川、云南等省份也无法相比，这一情况，严重制约着贵州的图书生产和销售。晚清时期贵州落后的经济状况不仅制约着图书市场的发展，使大型的图书出版机构和图书销售市场无法发展，形成了一种书少价昂的局面，而且使众多文人缺乏相应的购买能力，从而阻碍了图书的广泛传播。
清朝前期，清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文化控制措施，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文字狱”事件近200起，致使大多数文人学士很少涉及世事而沉浸于考据之学。随着清政府的日益腐败，社会矛盾越发尖锐，至嘉庆道光时期内乱四起，所谓“康乾盛世”已不复存在。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不少知识分子如龚自珍、魏源走出了以“《六经》定于至圣，舍经则无以为学”（《经籍墓诂·序》）的考据之学，开始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走向经世致用之路，加之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屡次失败，“天朝大国”的梦被彻底击碎，更多有学之士开始反思社会，关注现实，从故纸堆的考据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正如冯天瑜在《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方位》中所言，“一般而言，社会生活平稳，封建文化专制强有力，经世致用观念往往作为一种‘潜质’埋藏在士人古色古香的学术外壳内，隐而不彰；到了危机四伏的关口，国家民族面对纷至沓来的内部的或外部的挑战，文化专制有所松动，士人的忧患意识便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
。
进入晚清时期后，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变本加厉的侵略，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中国逐渐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在面对民族危难之时，一些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积极探求救世之方略，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薛福成、王韬等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的“洋务运动”，兴办军工企业，制“洋器”，以期达到平内乱、御外敌的效果。但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人们发现西方文明不只是坚船利炮，还有测算格致、声光电之学，“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
，于是一些人开始成立译书局，翻译西书，并对中国八股文的教育有所反思，提倡在学校开设格致、算学等科目。这些译书机构的成立以及对古代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主张，对当时图书的内容产生了较大影响，西学书籍大量增加。虽然这一变化并未迅速对地处偏远的贵州产生影响，但也有不少贵州士子因机缘走出陬隅，学习西学。如贵州荔波人郭竹居，贵筑光绪元年（1875）举人，座师毕东屏深爱其才，带其前往苏州郡斋，颇习“泰西之学”，精通数学。后来张之洞督两粤，调郭竹居为水陆师学堂稽察，兼教国文。郭竹居著有《勾股细算》《代数术》等书。严修在贵州视学期间，将学古书院改为经世学堂，并聘请郭竹居教数学。“黔中有此一人，庶几一开风气乎？”
经过严修在贵州对西学的提倡，贵州官书局购买了不少西书，刊刻了一些数学书籍，从而使贵州士子学习西学逐成风气。
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在加剧。关于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化，晚清社会中的学者持不同观点。顽固派将西学看作洪水猛兽，反对洋务派所提倡的“采西学”“制洋器”，认为这是“以夷变夏”。而洋务派为了反驳顽固派所谓“以夷变夏”，提出了“西学中源”之说，认为西学本源于中国，学习西学不是“以夷变夏”，而是学习自己老祖宗的东西。他们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早期洋务派知识分子主要用中国哲学中的本末、道器来论述中学与西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学为本也，西学为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完整表达源于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救时策》，其中提出，“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其实，中体西用观的实质是对中西文化碰撞的保守反应。学习西学的前提是中学的本位思想，其目的就在于更好地维护中学的主导地位。然而，中国典籍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损失惨重，“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蕃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贴悉成灰烬”
。因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政治名流纷纷设立官书局，刊印各种经史子集，使官书局广布成为晚清时期的一大文化现象。地处偏隅的贵州也有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德宗实录》载：
光绪二十二年二月，贵州巡抚嵩昆奏，拟在省城设局刊书，请饬江南等省书局，刷寄所刊经、史、子、集每种十本，以作式样。允之。
虽然贵州各官书局刊刻书籍不多，但贵州官书局从外省官书局购买了大量的书籍进入贵州进行销售，对贵州的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剧，许多国家在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日本更是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并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马关条约》，不仅要求清政府割让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还让其支付巨额赔款。清政府的腐败和懦弱暴露无遗。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延续了洋务派“变”的时局观，提出维新变法思想。“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论不变法之害》）只有主动变法，才能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民族。但维新派的变法与洋务派统治者“变”的时局观是不一样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要“变”的是火器、教育，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以及孔孟之道是不变的，而在维新派这里，不仅要变教育，还要变封建政治制度。“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无论是否改变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国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都已经成为阻碍中国发展的一大障碍，对其进行改革已经是人们的共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山东巡抚袁世凯向朝廷奏《遵旨敬抒管见备甄择折》，他认为五洲富强之国，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并因此提出了“崇实学”“增实科”“重游历”等教育改革措施。
后经张之洞、刘坤一、赵尔巽、袁世凯等人的多次上奏，科举制度终于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止。科举制度废除后，不仅以往的书院、学宫等学校得以改建，而且课程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而导致新的教科书进入市场流通。如民国《续安顺府志》载：
自停废科举、开办学堂以来，原有旧书已不适用，中小学课本如国文、修身、历史、地理等，皆需从沪运来，以此书籍亦成为进口货之一。
维新派还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提出了建立图书馆的建议。康有为、梁启超皆对设立图书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主要还是从建立学会的角度来论述的，他们认为“泰西国势之强，皆籍民会之故”
，因此，中国要广立学会，并“尽购已译西书，收庋会中，以便借读”
。光绪二十二年（1896），刑部侍郎李端棻（贵筑人）在《推广学校》一折中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口，为士者才不过十数万，要解决人才不济的方法之一，即“设藏书楼”：
好学之士，半属寒畯，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其人坐此孤陋寡闻无所成就者不知凡几。高宗纯皇帝知其然也，特于江南设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备庋秘笈，资人借观。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推广此意，在焦山、灵隐起立书藏，津逮后学。……泰西诸国颇得此法，都会之地皆有藏书，其尤富者至千万卷，许人入观，成学之众，自于由此。
在此所提出的“藏书楼”与平常所说的藏书楼不同，是“资人借观”和“许人入观”的藏书楼，其目的是解决寒士无书可读的问题，从而具有现代图书馆的意义。他的这一主张对图书传播的意义非凡，是图书走向民主化的重要举措，对后来京师大学堂、南洋公学设立藏书楼，贵阳学务公所设立图书共览室以及后来各省相继成立国立图书馆都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