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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它从纵横两个维度实现其传播功能：图书的纵向传播主要是从时间的角度来讨论的，指图书不仅能使人们了解和继承过去的历史文化，同时也可以通过文化创造未来，它是人们联系过去、展望未来的重要手段。图书的横向传播主要是从空间维度来说的，即通过空间的无限延伸，从此地到彼地，使不同区域和不同民族之间实现文化交融。图书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传播功能必然使人们对图书给予高度重视，使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大领域。中国早期的图书研究，主要是依附于传统的文献学、版本学和目录学的，较少有图书传播研究的专著出现。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才出现了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和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图书研究专著。1897年，叶昌炽所著的《藏书纪事诗》将“古今藏书家，上至天潢，下至方外、坊估、淮妓，搜其逸闻轶事，详注诗中”
。然叶德辉见其书未涉及刻书源流和校勘，就于1911年著《书林清话》，比较集中地展现了古代图书的历史知识，涉及图书的起源和发展以及历代刻书的规格和材料，开创了中国图书研究的先河。自此以后，学界对图书研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各种与藏书史、出版史、印刷史、图书发行史、图书流通史等相关的专著相继出现，为我们今天对图书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中国的大门被迫向世界打开，西学东渐的进程加剧，中西之间的文化碰撞与交流更加突出，文化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在这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不仅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而且西方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印刷术，也被带到了中国，从而促进了中国图书的工业化生产。中国文化在西学东渐的冲击下面临着转型，从注重考据的故纸堆中走向了经世致用之路。不少中国学者主动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或翻译西书，或建立出版发行机构，试图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借鉴和学习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效果。在这文化的转型期，中国的图书生产和流通独具特色，图书工业化的生产加速了西学书籍和中国传统古籍的传播，官书局、译书机构的成立更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文化现象，引起了不少文人学者的关注。然而，大多数书籍研究者主要将研究目光集中在当时图书出版业比较发达的江浙一带，而对贵州图书出版的关注较少。尽管地处偏隅的贵州交通不便，经济文化也相对落后，但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之下，贵州士人加大了图书的生产与流通力度，从而造就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唐炯、陈田、陈矩等全国知名的文人学士或出版家，而且各种官刻、坊刻、私刻的刻书机构也得以迅速发展，收藏有上万卷图书的私人藏书家也不断涌现，这些都对当时贵州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研究非常薄弱，成系统性的研究更是难得一见，这与图书传播在贵州文化史、社会发展史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极其不配。媒介环境学派的开创者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认为，“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
，他的这一观点常被后人诟病为一种“媒介决定论”。但从强调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一层面上来看，该观点是一种社会事实，媒介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一大动因。图书是社会的重要媒介，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无疑对近代贵州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无不与图书的传播息息相关。为此，本课题主要从文化传播学的视角对晚清贵州的图书这一大众媒介做系统研究，探索其在贵州文明进程和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一研究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晚清贵州图书的传播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先，表现在多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上，其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已经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大趋势，张三夕教授主张借鉴南京大学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南京大学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成功地使该校的古代文学研究成为全国的重点学科。本课题将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来研究贵州图书的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图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其次，有助于对近代贵州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图书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进行研究，能从另外一种视角来考察近代贵州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从而有助于人们对近代贵州社会进行进一步了解。最后，丰富了出版史研究的领域。当今学界对中国出版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进行的，或对整个中国历朝历代，或截取某一时段，对图书编纂、图书出版、图书流通等方面进行研究，而对地方出版的研究相对薄弱，即便有，也主要是对文化相对发达的中原、江南一带较为出名的藏书家、出版机构进行个案考察，而对文化次发达地区的图书出版的关注较少。本书以晚清时期地处偏隅的贵州图书传播作为研究对象，丰富了出版史较少关注地方出版，尤其是文化次发达地区的图书出版的研究。
2.现实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文化也步入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一个地区的文化发展不能故步自封，需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贵州随着“西部计划”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经济也步入快车道。然而，贵州的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极不协调，明显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如何加快贵州文化发展的步伐，本课题的研究可使相关学者从其中获得一些宝贵的历史经验，为今天贵州文化的加速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近年来，贵州提倡旅游兴黔战略，将旅游业作为贵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然而旅游业的发展，并非只靠自然风光，更需要注入文化的成分。贵州属于多民族杂居的省份，少数民族文化是一大亮点。如何将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传播出去，已经成为贵州旅游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通过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中发掘一些可利用的旅游文化资源，同时也可以从中寻找到一些民族文化的传播策略。
1.晚清贵州图书的界定
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研究要先明确研究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从而确定其研究范围。首先要明确的是“图书”这一概念。尽管我们天天与图书打交道，但当问及什么是图书的时候，我们难以给出一个明确的界定。之所以难以界定，就在于图书自身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人们对图书内涵的认识在不同的时期也有所区别。在唐代以前，文字大多记录在“简”“帛”之上，将这些记录有文字的“简”或“帛”按照一定顺序编排起来就是图书，因此，《说文解字》认为，“著于竹帛谓之书”。而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纸被广泛运用到图书生产之中，按照一定数量的页码依次排列，并将其装订成册，就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图书。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64年将图书定义为“某种不定期的、经过印刷的出版物，它至少得包括49页（封面不算在其内），并且在一个国家中出版和奉献给公众的”，而“一本小册子是至少应有5页，但不超过48页的不定期的印刷出版物（封面不算在其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49页或49页以上不定期的出版物称为图书，而在5至48页之间不定期的印刷出版物则被称为“小册子”。本书中所指的图书除了49页或49页以上的图书之外，也将5页至48页的小册子包含在内，也就是在5页或5页以上装订成册的，带有封面的不定期出版的印刷出版物，包括单行本、汇编本和丛书本都在本书的研究范围内，而定期出版的报纸、杂志以及契约等不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其次是贵州图书。在本课题中的贵州图书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面：一是由贵州文人学士编纂的图书，包括贵州文人在外籍做官时编纂的图书。这类图书是贵州图书的重要部分，代表着贵州文人的学术水平和知识视野。二是在贵州刊刻的书籍。贵州刊刻的书籍既有本地文人创作的作品，也有客籍文人撰写的图书，同时还包括刊刻的前人的经史子集以及蒙童读物、历书等日用书籍。三是由朝廷颁发、客籍文人赠予或者贵州集体和个人购买的图书。这些图书既不是由贵州文人所生产的，也不是由贵州的刻书机构刊刻的，但是它们在贵州境内进行流通，对当时贵州的文化传播产生过重大影响。例如，遵义黎恂在浙江做知县时购买的书籍、贵州官书局所购运的各官书局的书籍等就属于此类。
最后是晚清的时间界定。有关晚清的起止时间，目前学界大多以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为起点。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也使中国文化开始转型，从原来的考据之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因此，大多史学家将1840年作为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在此之前被称为中国古代，而在此之后，中国便进入近代社会。当然，也有人认为，晚清的逻辑起点应提前至嘉道年间，因为嘉道年间的社会危机，以及在社会危机刺激下产生的经世致用思想使中国的近代转型成为可能，并在鸦片战争爆发后变成了现实。这更多的是从中国近代思想的逻辑起点进行溯源，而并非真正的时间起点。因此，本书仍然按照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观点，将1840年作为晚清的时间起点。而晚清的时间终点为清王朝最后一个皇帝宣统（爱新觉罗·溥仪）退位的时间，即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这一日，溥仪颁发了退位诏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文成为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尽管如此，本书仍然将晚清结束时间确定为1911年，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法来说，溥仪退位之时还是宣统三年，时间在本年的春节之前，如果按照阳历的时间确定为1912年，就易造成1912年仍然属于清王朝的假象。
2.图书传播
图书作为一种大众媒介，它的传播亦如其他媒介的传播一样，具有一个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到传播效果的完整传播链。武汉大学王兆鹏教授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六个层面》一文中提出需要从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对象以及传播效果六个层面对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进行研究。
这“六个层面”对今天的图书传播研究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但图书传播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就传播主体而论，图书的传播主体更多体现为出版机构而不是作者本身，因为作者只是图书的编纂者，没有出版机构的制作、出版，图书就难以进入读者的视野，从而也无法进行有效的传播。
根据“六个层面”的传播研究方法，本书将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的主要范围限定在传播环境、出版机构、出版内容、流通方式、受众以及传播效果六个方面，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书传播链。
晚清时期，贵州加大了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在中原文化和西学东渐的双重影响下，文化获得了快速的发展，图书的生产日益丰富，传播渠道更加多样化。尽管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较大，但图书传播在贵州文化发展史上仍占据着重要地位。为此，该时期的贵州图书研究成为不少学者关注的对象。尽管研究该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成果较为少见，但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为这一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和经验。现将国内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进行研究的相关成果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1.贵州图书的目录学、文献学研究
清代学者王鸣盛认为：“目录之学，学中第一要紧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
这句话之所以被后世学者熟稔和频繁引用，就在于它已经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经验概括。目录学作为研究书目运动规律的科学，是有效连接文献系统和用户系统的桥梁，能使人们方便快捷地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献资料，是进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必备之学。目录学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分类整理，其实也就是在对图书进行研究。因此，从目录学、文献学角度研究古代图书，成为中国书史研究的一大传统。从目录学、文献学来研究贵州古代图书的代表作首推民国时期由刘显世、吴鼎昌修，任可澄、杨恩元纂的《贵州通志·艺文志》，该书将贵州古籍的书目、卷数、作者名及其序、跋全部列出。如在“小学类”中注：《古音类表》九卷，清傅寿彤撰，后附有傅寿彤《自序》、何绍基《序》、黄国瑾《跋》、聂树楷《跋》。
由周鼎主编的《贵州古旧提要文献目录》
，收录贵州线装图书及稿本1154种。在所收录的图书中，有贵州人的著作，也有外籍人撰写的关于贵州人、地、史、事的著作，还有在贵州刊刻的出版物。此书囊括了贵州省图书馆、贵州省博物馆、贵州大学图书馆、贵州民族大学图书馆、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遵义市图书馆六馆的贵州古旧文献。从目录信息方面来看，该书比《贵州通志·艺文志》更为详细，将图书的名称、卷数、作者、刻本、册数以及馆藏地等信息录入其中，并后附作者简介和图书的介绍。该书为内部发行资料，未公开出版，仅于1996年由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刊印500册，对读者了解贵州古籍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贵州学者陈琳著有《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一书，将贵州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的贵州古籍按照经、史、子、集进行了分类整理，是贵州古代图书研究方面的宝贵资料。该书对贵州古代图书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图书数量大。《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共收录了贵州古籍40余万册，这虽然不是贵州古籍的全部，但大多数贵州古籍已囊括其中。该书所收之书，并非都是孤本珍籍，凡丛书本、单刻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或习见之书、复印之簿，一概收录其中。（2）图书信息全面。《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对收录的每一本书都进行了详细介绍，该书的书目、卷数、作者、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册数、馆藏地点以及大小尺寸等信息也详注其中。对馆藏地点信息也进行了标注，作者将各大馆藏地进行编码，例如，贵州省图书馆（代码1）、贵州大学图书馆（代码3）、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代码5）、贵州省博物馆（代码50）等，共有8个馆藏地，读者只需看到书目的馆藏代码就知道该书现藏于何处。（3）用特殊符号对古籍性质加以标注，书名前冠有“〇”符号的为全国善本，冠有“△”符号的为省内善本，冠有“√”的为地方文献。现举一例如下：00123√周易属辞通例 五卷/（清）萧光远撰.-清咸丰刻本.-2册；18.2×25.8cm1。
从这条信息我们就能知道，萧光远所著的《周易属辞通例》有清咸丰年间刻本，为地方文献，现馆藏于贵州省图书馆。
除了以上文献外，还有贵州省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所编的《贵州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包括苗族卷、侗族卷、彝族卷），该书按照甲、乙、丙、丁的顺序进行编排，将少数民族的史志、艺文、谱牒、石碑、摩崖石刻、契约、官书、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史诗歌谣、民间戏剧等收录其中，是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图书不可或缺的材料。由于少数民族的古籍较少，大多数以口头传播的方式代代相传，因此在记述时较为翔实。如《侗族卷》甲编地方志记载：“《古州厅志》10卷，235页470面，光绪三年（1877），贵东道道员易佩绅、袁开第、员凤林等主修，黎平府古州厅同知余泽春、吴厚恩等编纂，辗转延至光绪十四年（1888）始刊刻付印，……线装本，楷书、黑色，竖行，每页20行，满行24字。板框内印有‘古州厅志’字样……，榕江县档案馆、锦屏县史志办、彭维忠藏有依原版缩小的影印件。”
贵州图书的目录学、文献学研究作为一种基础性研究，其中所提供的图书信息，包括图书的书目、作者、出版、馆藏信息，以及其后所附录的序、跋对研究晚清贵州的图书传播研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2.晚清贵州藏书研究
藏书不是为了将图书束之高阁，而是为了更好地传播，或惠及士林，或使家族子嗣得利，因此，藏书可以说是图书传播的一种独特方式。书院藏书和私家藏书是清代贵州藏书的主要类别，前者主要由政府置办（也有文化士人的捐赠），而后者则是私人出资。对贵州清代书院藏书的研究以雷成耀《清代贵州书院藏书考略》为代表，该文主要从书院的藏书情况和作用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在针对贵州清代藏书情况的研究中，作者从藏书的来源（包括官府备置、社会捐赠和书院自置）和管理（包括藏书阁和管理制度）进行论述，介绍了贵阳贵山书院、兴义笔山书院馆藏的一些书籍，如贵山书院的《圣谕广训》《书经传说》、笔山书院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皇清经解》《朱子小学》《训蒙诗歌》等。
晚清时期，贵州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又地处偏隅，但私家藏书毫不逊色，拥有上万卷藏书的藏书家也不少。贵州清代藏书家首推遵义的黎恂，他建有锄经堂藏书楼，雷成耀《清代贵州私人藏书家黎恂藏书考略》一文考察了黎恂的藏书，测定其藏书多达三万册，七八万卷，可为黔中藏书之冠。
孙嫄媛、李晋瑞著有《锄经堂盛衰考叙》一文，对黎恂锄经堂藏书楼的兴衰进行了考察，并对锄经堂的文化传播作用进行了分析，认为锄经堂除了培育家族子弟读书成才外，还为刊刻图书保存了珍本，同时也创制了典籍。
在黎恂藏书活动的影响下，其外甥郑珍、年家子莫友芝、侄子黎庶昌皆为晚清时期贵州著名的藏书家。
另一位藏书大家就是莫友芝，他的影山草堂藏书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杨祖恺的《莫友芝影山草堂管窥》及《莫友芝影山草堂管窥续纪》从藏书家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邵懿辰、邵章父子《增订四库种简明目录标注》及邵章《续书录》的记载中考察了莫友芝的藏书。
后来刘汉忠的《莫友芝影山草堂藏书考证——兼与杨祖恺同志商榷》一文，认为杨氏所考察的莫友芝所藏的150种书中，有6种为莫棠所藏，《资治通鉴音注》《诗林广记》是由莫友芝经眼而非实藏的，《乖岩集》是莫祥之在上海刊印的，故杨氏考察的150种中只有141种为莫友芝实藏。刘氏认为，杨氏考察莫友芝的藏书时忽略了《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和《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刘氏经进一步考察，得出莫友芝共藏书302种。
刘汉忠著有《贵州私家藏书汇考》，对贵州清代藏书家黎恂、莫友芝、郑珍、陈田、黄彭年、黄国瑾、莫棠、陈矩等人的藏书做了一个粗略的介绍。
龙先绪著有《郑子尹郊游考》
一书，其后附录三为《郑子尹巢经巢藏书考》，以郑珍《巢经巢文集》和郑知同手抄的《巢经巢藏书目录》为材料，对郑珍的藏书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
3.清代贵州图书的出版研究
出版使作家的精神产品得以以物化形态的存在，并以一种独立自主的品格行走于众人之中。法国的罗贝尔·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把出版商的作用比喻成婴儿分娩时的助产师，“不是他（出版商，笔者注）赋予了作品生命，也不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血肉给作品并养育它。但是，如果没有他，被构想出来并且已临近创造的临界点的作品就不会脱颖而出”。
由此不难看出，出版是作家作品成为图书的重要环节，更是图书消费的前提条件，所以它是图书传播的重要内容。
关于清代贵州图书出版的研究包括对出版机构和出版活动两个方面的研究，但这两个方面又时常交织在一起，研究出版机构就必然会涉及其出版活动，研究出版活动也会不可避免地提及它的行为主体，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为此，笔者就不分开论述了，采取合而论之的形式。清代贵州图书的出版研究的代表著作有贵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所编的《贵州省志·出版志》，涉及清代图书的编纂、出版机构、出版技术、出版活动几个方面：（1）对清代及清代以前的贵州图书按照经史子集进行分类并制作了相应的表格，包括书名、编撰者、书目出处等信息。（2）涉及清代贵州图书的出版机构，对晚清时期成立的贵州官书局做了一定的介绍。（3）列举了清代贵州官刻、家刻、坊刻的刊刻书目。如谈到晚清时期严修创办的贵州官书局的刻书时，认为“刻印的书籍较少，仅知有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刻本《黔书》上下卷和《续黔书》八卷等”
。（4）出版技术。贵州主要以雕版印刷为主，在清末引进了石印、铅印技术，1905年成立的遵义官书局是首先使用铅印技术的印刷厂。何长凤撰有《贵阳文通书局》
，由贵州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一些晚清时期文通书局的出版情况。
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即便是在偏远的贵州，编修志书也蔚然成风，《贵州省志》经过数次编修，各地州、府、厅、县也相继编修州志、府志、厅志、县志，尽管有些志书被人们嗤之以鼻，但也有不少地方志书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评价，如郑珍、莫友芝编修的《遵义府志》，邹汉勋编修的《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就被梁启超称为“斐然可列为著作之林”，且郑珍、莫友芝的《遵义府志》可为“府志中第一”。
在修志成风的清代，志书成为贵州图书的重要部分，在社会上的传播和影响力都比较大。张新民教授著有《贵州地方志考稿》，对贵州历代著名的省志、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的编修情况、主要内容和世人评价做了详细介绍，因此该书是研究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重要参考资料。
另有期刊对清代贵州的图书出版机构和出版活动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刘泳唐的《严修创立贵州官书局》一文基于《蟫香馆使黔日记》《严范孙年谱》等材料，对贵州官书局的缘起、筹备、刻书及其经营几个方面进行了材料性的梳理。
又有刘汉忠的《贵州古代刻书》一文，对宋、元、明、清时期贵州的板刻书籍进行了考察，尤其是对晚清贵州的私家刻书做了分析，他认为清代贵州私家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丛书汇刻出版，从而列举了道光年间周氏的家荫堂刊《家荫堂汇刻》11种、道光年间的杨氏刊《训纂堂丛书》6种、熊湛英刊《黔志四种》、陈矩辑刊《灵峰草堂丛书》8种。
再有肖先治的《贵州的板刻书业》（载《贵州文史丛刊》1994年第5期）一文，主要集中探讨了贵州清代官刻、家刻和坊刻所刊刻的书目。他作为《贵州省志·出版志》的主要编撰者之一，在该文中补充了《出版志》中比较粗略的信息，对清代的官刻、家刻和坊刻的刻书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例如，在贵州官书局的刻书方面做了补充，认为该书局刻印出版有《光（应该为‘先’，笔者按）正读书诀》《书目答问》《算法须知》《书算》等。
4.清代贵州的文化传播研究
贵州是一个地处偏隅、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方，与外界的文化交流较少。清代前期实行“改土归流”之后，外籍文人中到贵州做官的逐渐增多，他们不仅带来了异域文明和中原文化，同时也将一些书籍带到贵州，使贵州与外界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促进了贵州的文化发展。
黄万机著有《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一书，采用由外入内、因客及主、师友联叙的写作方式，论述了历代客籍文人对贵州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这部著作有几点对研究晚清贵州图书传播有重大启示：（1）客籍文人不仅从域外带了大量图书到贵州，而且也将贵州的古籍推荐给外界，是图书传播的重要纽带。（2）贵州文人对贵州图书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在外来客籍文人的影响下，贵州的文人学士崛起，不少文人外出做官，将贵州图书推向全国，甚至国外。晚清时期的莫友芝作为督抚大员曾国藩的幕僚，与当时的吴楚文人多有交往，交往密切者有汪士铎、方宗城、刘毓崧、薛福成、丁日昌、张裕钊等，在郊游之中，莫友芝向他们介绍了郑子尹的诗和学术著作，使郑氏的《巢经巢诗钞》《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等著作在国内文人圈子里广为流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黎庶昌外出做官，后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与当时的著名散文名家薛福成交往密切，薛曾为他的《拙尊园丛稿》写序，使他的这部著作流传甚广。黎庶昌出使日本，与藤野正启交往密切，藤野正启之女藤野真子得黎氏随员陈矩（字衡山，贵筑人）的《悟兰吟馆诗集》，并把其中的《秋柳四首》写在屏风上朝夕吟诵。黎庶昌还将在日本刻印的《黎氏家集》分赠给日本友人，并获得了高度评价。
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的贵州图书不但在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走出了国门，传播至日本等地。
5.中国书籍史、出版史、藏书史、印刷史等相关著作
在中国书籍史、出版史、藏书史、印刷史中，也偶有对贵州晚清时期的图书有所论及的。如在藏书史方面，任继愈在《中国藏书楼》（卷三）中，对莫友芝的影山草堂藏书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据莫友芝之子莫绳孙于光绪间编的《影山草堂书目》及《郘亭竹箧书目》的著录，莫氏影山草堂藏书有3000余种之多”
。范风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中列举了上万卷藏书家的名单，其中就有贵州的黎恂、郑珍、莫友芝、莫棠、陈田等人，并对黎恂、郑珍、莫友芝藏书毁散的原因和时间做了简单的介绍。
在书籍史方面，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提及郑珍、黎庶昌等人，其中还讲述了欲购郑珍书三次未果的经历。在出版史方面，由于贵州出版业不发达，相关著作很少提及贵州的出版，即便有也是寥寥数语带过而已。例如，李致忠的《历代刻书考》提及了贵州官书局，然而以“刻书较少，影响不大”
之语一笔带过。邓文锋的《晚清官书局述论稿》对贵州官书局有所论述，提及贵州官书局创办的时间、地点以及创办人，并就叶再生（在《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中称贵州官书局1896年由贵州学政严修创办）和梅宪华［在《晚清的官书局》一文中称贵州光绪二十二年（1896）由贵州巡抚嵩昆创立］两人在创办人观点上的不同做了相关阐述，并认为贵州官书局“主要业务为外省购运图书、组织翻印销售”
。
放眼国外，对贵州图书的研究很难一见，但国外对书籍研究的方法和相关写作体例对该课题的研究大有裨益。在西方书籍史中，自法国年鉴学派起，史学家们就把书籍看作交易和赚钱的对象，认为它是社会经济的重要部分，借用经济史的词汇、概念和统计方法，研究书籍的出版量、发行量和阅读情况，主要代表作有伊思·诺丽（Ian Norrie）的《出版与销售》、约翰·费瑟（John Feather）的《英国出版史》、玛乔丽·普兰特（Marjorie Plant）的《英国图书贸易》等著作。书籍的阅读研究是西方书籍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西方书籍史研究的重要转向，大多数书籍史都涉及阅读研究，如弗雷德里克·巴比耶（Frederick Barbier）在《书籍的历史》一书中涉及了大量的阅读研究，卷轴时代的阅读、中世纪到加罗林王朝时期的阅读、印刷术之后的阅读等，并涉及西方书籍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阅读革命”问题；玛丽娜·费拉斯卡-斯帕达（Marina Frasca-Spada）和尼克·贾丁（Nick Jardine）主编的《历史上的书籍与科学》一书讨论了阅读生理学，涉及读者的嬗变、阅读与养生法。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撰写了一部《阅读史》，探讨了阅读的黑影、沉默的读者、学习阅读、图像阅读、私人阅读等关于阅读的问题。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m）的《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是一部与心态史相关的阅读史，其中《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三篇文章被看作结合心态史的阅读史研究典范。西方书籍史还将禁书作为研究内容，如达恩顿著有《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该书研究了法国旧制度对文化、写作、图书出版的控制以及禁书如何在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进行出售等问题。
国外学者以西方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对中国书籍史、传播史进行研究，打开了中国图书传播研究的新视野。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著有《书籍的社会史——中国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一书，他在书中以宏观的视角对中国雕版印刷兴盛时期的书籍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进行了考察，其中花了很多笔墨探讨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藏书家将知识传播出去，从而实现“知识共同体”的方式，注重从社会史的视角观察书籍背后的创造和传播，以及消费它们的人群。日本学者井上进所著的《中国出版文化史》一书总体上以中国出版文化进行展开，描述了中国春秋时期到明代末年出版观念的演变，以及这些出版观念对出版实践活动的影响。韩琦、米盖拉（Michela Bussotti）所编的《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一书收录了几篇关于中国书籍史、阅读史、印刷技术的文章，如米盖拉的《中国书籍史及阅读史论略——以徽州为例》一文，该文以徽州为例，对工业化以前有关教育类图书、地方志书、文学作品以及医学类图书的阅读进行了粗略的分析。
另外，我们还不得不提及西方关于印刷史的研究，他们强调印刷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们探讨图书出版有很大的启示。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美国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的《作为变革运动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革命》，该书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勾勒了西欧社会从手抄文化向印刷文化过渡的传播革命，第二部分探讨了印刷文化、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第三部分进一步论述了印刷文化对近代科学的影响，以及传播革命与其他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总体来看，爱森斯坦认为印刷术所掀起的传播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欧洲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可以说，爱森斯坦的这部书，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的思想，推进了媒介环境学派的进一步发展。
西方书籍史、印刷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体例给予了我们重大启示：一是要将图书的传播研究与当时的经济、文化联系起来思考；二是受众研究成为一个重要领域；三是要结合当时的世人心态来寻找图书畅销的原因；四是要注重媒介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纵观目前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其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系统的研究。在目前关于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研究成果中，图书传播的碎片化研究较为突出，现有研究多对传播活动的某一个环节进行单独的研究，没有将图书传播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二是研究方法的单一性。前人主要还是按照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文献学、编纂学等旧有的研究模式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进行研究的，这样不仅导致图书传播研究缺乏系统性，同时也会使研究存在不少的重复现象。三是相关的第一手资料不足。对研究对象第一手材料的收集是保证该研究顺利展开的前提条件，同时也有助于保证研究达到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但目前人们所掌握的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严重不足，导致很多观点相互矛盾。例如，对于贵州官书局的成立时间、创办人以及所刊刻的书籍都存在着不同的说法，这无疑是缺乏第一手材料所致。四是未能将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是就出版而论出版。这种脱离时代背景的研究既不能很好地说明晚清时期贵州图书广泛传播的原因，更难以观察到晚清时期的贵州图书传播对近代贵州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鉴于目前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研究的相关成果中的不足，本书从传播学的研究视角，吸取西方书籍史、印刷史的研究方法和写作体例，将图书传播的各个环节（包括图书的传播环境、出版机构、出版内容、流通渠道、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整合起来考察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全貌，以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系统研究。这一研究超出了拉斯韦尔所提出的“5W”
传播过程的研究范围，将传播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进行考察，从而使本书的研究更具广度。
本书研究的主体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环境，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媒介技术，也涉及地理交通，将该时期的图书传播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地理交通对当时图书传播的影响。第二部分对晚清时期林林总总的图书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内容进行考察，主要包括官刻、坊刻和私刻这三大刻书系统。这一部分在本课题研究中占有很大分量，其实质就是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中的传播主体和传播内容的考察，既要对当时所出现的刻书机构成立的时间、地点、年代以及创办人等信息加以追溯和考证，也要对各刻书机构的出版内容进行考补，并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视角考察贵州刻本的特点。第三部分主要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渠道进行探索。在这一章节中，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时的贵州图书是通过何种形式进行传播的，也就是当时的图书通过哪些渠道得以流通。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独特，图书的流通渠道必然有其自身的特点，除了与其他地区相同的传播渠道（如书肆贸易、图书馆藏、传抄借阅）外，是否有自身独特的传播形式呢？即便是那些具有共性的传播形式在不同的地区又会通过不同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来，因此，这一部分不仅要探讨图书传播的流通形式，还要对这些图书流通形式做进一步的分析，总结出晚清时期图书传播自身的传播特点。第四部分为受众分析。图书传播的受众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读者不同，它所包含的内容要比读者大得多，既包括了读者，也包括了只购买而不阅读的人，因此，图书传播的受众更接近于当下的消费者。为此，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对当时贵州图书传播的受众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他们所属的群体、接受动机以及分布情况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第五部分主要涉及传播效果，考察图书传播对当时人们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上的改变及其受众的评价，同时也对当时的图书传播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这一部分是本书中工作量较大、难度较高的部分，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主体部分后为结语，笔者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进行了总结，介绍了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经验启示，并提出了晚清贵州图书传播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研究方法的正确选择和运用是课题研究顺利展开以及得出创新性成果的保障。前人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研究之所以缺乏系统性和创新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旧有的研究方法的限制，很难找到新的突破口和新的材料。为此，本书主要采用以下的研究方法，试图打破原有研究模式的藩篱，从而使本书的研究具有创新性和系统性。
1.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是本书研究的一大特点。从整个研究课题来看，它本身就是个案研究，主要以晚清时期这一特殊历史阶段贵州这一地域的图书传播为研究对象。就本课题的研究内容来看，个案研究成为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对贵州官书局的刻书考述，对郑珍巢经巢藏书的研究，对贵阳陈氏家刻本、熊大盛堂坊刻本的考察都属于个案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方法，能使本课题的研究呈现出应有的深度和广度，为我国的图书史、出版史研究做出贡献。
2.文献研究法
求实精神是每一位研究者都应该遵循的原则，对基础性研究课题来讲，更应该严格遵循。本课题主要是一种基础性研究，必须在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之后才可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观点的提出不是猜度，要拥有“立论必有据”的求实精神，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同时，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后，还有必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其进行相关的阐释，从而体现出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避免材料的堆积。因此，笔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包括家谱、族谱、日记以及当时的各种抄本、刻本书籍，以传播学的理论对图书的传播进行阐释和分析，既避免了立论无据的猜度论述，也避免了材料堆积式的罗列写作。
3.比较研究法
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研究不是将研究视野局限在这一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而是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比较研究。从纵向这一维度来看，贵州自建立行省以来，前期的文化积淀必然会对晚清时期的图书传播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样，晚清的图书传播对贵州现代文化的发展也必然有促进作用，为此，1840年以前的贵州、晚清贵州和1911年后贵州这三者在图书传播方面的区别和联系是该课题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横向维度来看，应该将该课题的研究视野放眼于全国，尤其是与贵州临近的几个省份，只有与其他区域同时期的图书传播进行比较，才能更好地呈现出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特点。
跨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本书从传播学的视角，结合文献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将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将图书的传播环境、出版刊刻、流通与接受、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效果等多个环节进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从而打破了以往从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对图书进行研究的传统研究模式。
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系统研究。前人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研究基本上是按照旧有模式进行的独立研究，或研究其出版刊刻情况，或考察其编纂情况，而本书则从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环境入手，对该时期贵州图书的出版机构及其刻书、流通形式、受众以及传播效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从而突破了图书传播的碎片化研究。
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出版机构、所刻书籍以及藏书情况进行了考补。第一，对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以及黔南官书局成立的时间、所刻书目进行了考补。第二，以当时贵州藏书家们所著的藏书目为基础材料，对贵州私家藏书做进一步考察，并从历史文献中对贵州的学宫藏书、书院藏书做了较为深入的考察。第三，对坊刻、家刻做了进一步的考补。晚清时期，贵州坊刻、家刻较为繁荣，规模较大的也不少，但目前学界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全面，有待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