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之一，使社会获得了自身的基础，同时也助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传播的活动必然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传播活动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技术的发展程度。晚清时期，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发展，石印、铅印等先进技术的引进，图书开始大规模地生产，在社会上广泛流通，成为社会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图书传播活动的加速和效率的提高，对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将印刷机比喻成社会变革的动因。

地处边陲的古代贵州，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图书出版到了宋代才开始出现。据《宋史·艺文志》载，宋代贵州刻有《思州图经》《珍周图经》《南平军图经》等，但这些书早已散佚。到了元代，贵州经济文化有所发展，图书出版主要以官修志书为主，其内容主要为贵州山川地貌和各族人民活动情况。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承宣布政使司成立，随后其成为明朝全国十三布政使司之一。贵州行省建立，汉族人大规模移民至贵州，学校教育也逐渐兴起，为图书出版创造了条件。明代，贵州除了刊刻地方志书外，也刊刻了一些经学、史学、文学类书籍，但数量不多。清代前期，由于贵州长期遭受战争的影响，文化发展较为缓慢，刻书也较少。到了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于社会稳定，文化教育逐渐兴盛，刻书获得快速发展，官刻、家刻、坊刻的古代三大刻书系统初步形成。到了晚清时期，贵州刻书已初具规模，官刻机构除了府州署外，还有贵州官书局、遵义官书局等专门刻书机构；家刻本剧增，郑珍望山堂、独山莫友芝、遵义唐氏、遵义黎氏、贵阳陈氏、贵阳高氏、贵阳周氏等相继刊刻了众多书籍；坊刻异军突起，省城贵阳的家阴堂、大盛堂、大文堂，遵义的天生堂、文兴堂，安顺的中和堂、至宝堂都是比较著名的刻坊。同时，在晚清时期，由遵义华之鸿创办的文通书局从日本引进先进的铅印、石印设备，于1911年开工投产，使贵州的图书出版业开始向工业化发展。

目前，学界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图书的目录学、文献学、编纂学研究，主要记载了图书作者、卷（册）数、刊刻时间、馆藏地点以及部分图书的序、跋。其主要代表著作有民国时期由刘显世、吴鼎昌修，任可澄、杨恩元纂的《贵州通志·艺文志》、周鼎主编的《贵州古旧提要文献目录》、陈琳著的《贵州省古籍联合目录》等。张新民教授的《贵州地方志考稿》也是专门研究贵州方志的力作，对贵州历代著名的省志、通志、府志、厅志、州志、县志的编修情况、主要内容和世人评价做了详细介绍。二是图书的出版研究，主要涉及对出版机构、出版活动以及出版技术等方面情况的介绍。其主要代表作有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贵州省志·出版志》，代表论文有刘泳唐的《严修创立贵州官书局》、刘汉忠的《贵州古代刻书》、肖先治的《贵州的板刻书业》等。三是藏书研究，主要研究当时黎恂、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著名文人的私家藏书，主要代表著作有刘汉忠的《贵州私家藏书汇考》，该书对贵州清代藏书家黎恂、莫友芝、郑珍、陈田、黄彭年、黄国瑾、莫棠、陈矩等人的藏书做了一个粗略的介绍。龙先绪著有《郑子尹郊游考》一书，其后附录三为《郑子尹巢经巢藏书考》。此类研究的代表论文有杨祖恺的《莫友芝影山草堂管窥》《莫友芝影山草堂管窥续纪》，刘汉忠的《莫友芝影山草堂藏书考证——兼与杨祖恺同志商榷》，雷成耀的《清代贵州私人藏书家黎恂藏书考略》等。四是贵州图书的流通传播，主要是对晚清时期的贵州图书走出西南乃至走向世界的情况做简略的介绍，其代表作有黄万机的《客籍文人与贵州文化》一书，涉及黎庶昌、陈矩在日本时期的文化交流。除此之外，一些中国出版史、藏书史、印刷史也对晚清贵州的图书传播情况有所提及，如张秀民的《中国印刷史》、范风书的《中国私家藏书史》、李致忠的《历代刻书考》等，但大多数著作对其论述极其简单，寥寥数语带过而已。

纵观目前与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相关的研究成果，可发现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缺乏系统的研究。在目前关于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图书传播的碎片化研究较为突出，基本上是针对传播活动中的某一个环节进行单独的研究，没有将图书传播的各个环节联系起来进行整体的系统研究。二是研究方法略显单一。前人主要还是按照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等旧有的研究模式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进行研究，从而导致缺乏该研究应有的广度。三是相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不足。目前人们对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研究所掌握的材料严重不足，因此这一时期的刻书机构、刻书内容、公私藏书都有待进一步考补，这不仅导致某些观点相互矛盾，而且也导致该研究缺乏应有的深度。四是未能将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是就出版而论出版。这种脱离时代背景的研究既不能很好地说明晚清时期贵州图书得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更难以窥视到晚清时期的贵州图书传播对近代贵州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

鉴于目前学界有关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的现状，本书以文化传播学的视角，综合运用文献学、目录学、社会学等学科知识，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时代背景之下，对晚清贵州图书的传播环境、刻书机构、刻书内容、流通方式、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行系统的研究。本书不仅要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刻书机构、刻书内容、藏书等进行考补，而且还要用“长时段”的历史学方法从传播环境、受众以及传播效果等方面去分析此时期贵州图书传播兴盛的原因，以及此时期的图书传播在贵州近代社会发展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的从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来研究图书的旧有模式，而且突破了以往图书传播的碎片化研究，实现了对从传者到受众再到传播效果的整个传播链的分析和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