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李明勇博士的新著《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1840—1911）》即将付梓，嘱我撰序，我多少了解一些他的人生经历，自然乐于答应。

明勇出生于遵义湄潭一个边远的村寨，初中毕业即因家境贫寒而辍学，为了生计曾到城市当过农民工，谋上了贵州教育学院的“保安”一职，在乡民看来似乎就极不寻常了。但正是生活贫穷与人生的各种不幸，以及城乡的巨大反差，激起了他继续读书和求学的强烈愿望，而苦难与不幸淬砺出来的顽强意志，也使他能在劳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广泛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书籍，通过成高考试获得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的本科文凭，以后又一步一个脚印地考上了贵州大学美学硕士专业研究生，复又成功获得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学博士学位。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他的博士论文经修改完善后的最终成果，文字的后面凝聚着毅力与心血，如果回顾他早年人生经历的艰辛，则未尝不是顽强求学意志推动下，必然产生的一项学术回报结果。

明勇是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考上贵州大学美学硕士的，指导教师正是内子龚妮丽教授。内子知道他的家庭经济困难后，无论生活细节或人生困难，均特别有意加以照顾，但内子做事一贯认真，在学业上要求极严，不断敦促其奋进努力，从来不稍宽假。明勇心智敏感而聪慧，自然也加倍地用功，总是在图书馆埋头读书，学业进步之快，每每令人出乎意料。他的硕士论文选题为《玄言山水诗审美研究》，毕业答辩时竟以全优通过。答辩结束后内子返家，告诉我明勇取得的成绩，有如为自己的孩子报喜一样，显得格外兴奋。我们都为他的苦读终于有了回报而感到高兴，而他也因此彻底改变了自己早年的命运。

因为成绩优秀而改变了命运的明勇，毕业后即谋到了贵州师范学院的教职，不仅少年时读书求学的愿望得以如期实现，甚至拥有了执教大学讲堂的知识本领。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又通过持续不断的苦读，考上了华中师大张三夕教授的博士研究生。

我与三夕教授相识几近40年，知道他不仅学识渊博，研究范围广涉文史哲诸多领域，成就每令人叹羡，而且待人宽厚诚挚，所交名流鸿儒几遍天下，盛誉学界尽皆知之。故内子与我均为明勇的选择感到欣喜，以为假以时日必能见其学问再入新境。

果然明勇每次负笈武昌返黔，讲述其在三夕教授门下所学心得，无论专业知识或人生境界，都令内子与我感到大出意料之外。尤其是三夕教授主持的读书会，有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学术讨论班，一方面必须大量阅读各种经典文献，否则便难免会丧失应有的发言权，陷入会场交流的尴尬窘境；另一方面相互论辩也能激活思想，引发各种创造性的灵思妙想，深化继续阅读和认知的内在兴趣。更重要的是导师实时点评，总是能让人获得新的刺激和新的提示，成为自己继续上进求学的重要力量动因，并开始产生了专心学术的思想自觉。内子与我过去也有类似的尝试，只是远远不如三夕兄成功。

然而严格地讲，导师的濡染涵化固然重要，但明勇长期持续不懈地自我努力也不可忽视。曾国藩在其《家训》中有：“余深以无恒为憾。近年在军中阅书，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明勇自少至长始终不忘苦读，亦可谓难得罕见的“有恒”者。“有恒”二字颇有画龙点睛之妙，正好说明了意志品质坚强的重要。由于生命内部意志力量长期不断的牵引，再加上良师益友循循善诱的鼓励和开导，他才能在情韵、趣味等诸多方面不断获得提升，从而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求学之路。

明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内子为他开设了文艺美学等课程，亦时常个别性辅导，我则偶有插话，均与当时的对话场景有关，无一不涉及人生或学问。与此同时，我也为历史专业研究生开设了史部目录学、中国文化史专题研究两门必修课，前者希冀学生读书能知门径，后者要求其能了解中国文化精神大义。内子为扩大她的学生的传统古典学知识，遂要求其每一届进校新生都必须前来旁听，明勇自然也在其中并学得十分认真。或许有此一层缘故，尽管他的硕士论文选择东晋玄言山水诗为研究对象，特别需要以感悟的方式来进入诗学艺境，但其读博假期归来借阅我的《贵州地方志考稿》，告诉我他已转向了更有实证特征的传统图书传播研究，查阅资料需要花费大量功夫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他表面应酬交际迟钝缓慢，但其实领悟力和理解力都特别好，我并不担心他是否有能力完成毕业论文，只是鉴于详尽占有各种文献资料并非轻松容易之事，有些担心他是否能按时完成学业论文并顺利通过答辩而已。

但是，如同他早年求学不断闯关或破关一样，通过3年艰苦的候选博士学习阶段，他也不断克服各种必须面对的困难，不仅顺利按时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毕业后又反复修改其旧作，补充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不到完全满意即不轻易出手，现在终于可以见客问世了，内子和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到他的成功，回忆他早年的经历，内子和我都不禁想起了鲁迅人生的设计：“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但与一般常人不同的是，明勇即使在求生存与求温饱的同时，也执着地追求着生命自我的目的性发展。因此，我们都为他的进步和成长感到高兴，但并非仅仅看到他博士头衔的光环，而是从他一生苦学的经历出发，知道一切都来之不易，希望他能加倍珍惜。所谓有志者事竟成云云，难道他不就是一个典范吗？

明勇的书可述之处颇多，我想稍做补充发挥的是，传统雕版印刷固然可以溯源至唐代中期，当与佛经的刊刻传播有关，但仍要延及宋代印刷技术才显得精美绝伦，数量规模也愈加系统庞大。《明史》卷九六《艺文志》载：“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永乐四年，帝御便殿阅书史，问文渊阁藏书。解缙对以尚多阙略。帝曰：‘士庶家稍有余资，尚欲积书，况朝廷乎？’遂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可证自明开国以来，上至朝廷下到民间，极为重视典籍的刊刻与搜访。明清易代动荡，尽管对书籍的刊刻传播影响很大，然一旦恢复秩序，很快又出现了刻书售书的空前盛况，以致西方学者富善（L.C.Godwch）认为，至迟乾隆十五年（1750）以前，中国刊印书的书籍，可能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全世界的总和。而何柄棣先生在其《明清社会史论》一书引用该说，并特别指出其始终未受到任何回应性挑战。这一盛况以后当然仍在延续，不仅说明书籍流通数量的快速增长，读书士子人口规模的明显扩大，而且更反映传统中国的确是一个文明大国，礼仪之邦的美誉并非空穴来风。

历来刻书业的中心，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杭州、徽州及福建等地，学界研究的历来热情很高，积累的成果也不断增多。但在远离中心的贵州边远，就既有的论著看，明代以前仍显得相对冷清，却并非就不重要。例如，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贵州就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著述典籍，倘若将其置于全国范围内进行观察，亦显得极为突出和重要，反映黔省心学之风兴起甚早，较诸他省实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至于传播范围之广，受众人数之多，从书籍的一刻再刻乃至多刻，亦不难一窥其究竟。晚清郑珍以经学与诗学名于世，不能不得力于他的私家藏书，而他藏书之外又常私家刻书，今藏望山堂本即属于早期私刻本。莫友芝一生好学“嗜古，喜聚珍本书”。他的影山书屋藏书数量不少，刊刻的名本佳椠亦甚多，所撰目录专书今仍一印再印，乃有清一重要版本目录学家。黎庶昌在杨守敬的协助下，从东瀛访回20余种中土久已亡佚的善本珍箱，将其汇刻为《古逸丛书》，学林至今仍不断称道。黔中刊本《书目答问》，乃王秉恩入黔后所为，比对复勘初刻本，不仅补正卷帙版本颇多，纠正其讹误处亦不少，与后出的范希曾增补本相较，可谓《书目答问》补正史上的双璧。严修入黔视学期间，创办贵州官书局，力主无论中学或西学，在书籍刊刻上必须同时并重，具体操作上则治刻书、购运、销售三者为一炉，也是书籍传播史上值得称道的大事。至于唐炯、陈田、陈矩等人，或以著述知名天下，或因刻书影响一时，亦都活跃于这一时期。

或乃有鉴于此，明勇遂在三夕教授的悉心指导下，以晚清贵州图书传播为题，展开了详尽而扎实的多方面研究。他的研究工作固然离不开传统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等必具的学问知识体系，但也补充了前人较少注意的文化传播学的观察分析框架。传播学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不仅可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讨论，同时更有必要展开与本体论相关的深层性追问。因为任何媒介都必然涉及事物相互之间，尤其是其在时间、空间上或疏或近的联系，因而媒介、距离、传播本质即为一种本体论的关系。而明勇之所以引入传播学的观察视角，暗中也有西学的影响在发挥作用。这一点只要稍读他与导师三夕教授合撰的《海德格尔媒介本体论思想阐述》一文（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便不难知道。正是由于拥有了媒介或传播学的观察新视角，遂使他的论著的叙事内容显得十分开阔，而在方法论上也增加了一重多学科交叉的致思特点，可谓一部有系统的研究专书，值得有兴趣的读者认真研读。

明勇分析官刻、私刻、坊刻三大刻书系统，除详细分析了版本优劣、校勘精粗、纸质高下、墨色好坏、字体巧拙等一系列问题外，更重要的是还将其置于广阔复杂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观察，使得枯燥的版本目录学或传统文献学有了动态的历史性特征，而在文献本体传播或传承学之外，又多了一层社会学的客观化叙事内容。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知识的流通形式与传播的路径方法，同时也可进一步考察地方人文兴起的一般状况，了解文化生态的特殊结构，尽管后者不能说作者就已充分自觉，但透过读者的再诠释仍可随时发现。

任何书籍的刊刻、发行、传播或流通，都必须以一定的受众为预设对象。是书将后者（受众）归纳为文人雅士、科举士子、普通知识家庭三类，他们或出于个人的情趣爱好，或出于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动机，或出于纯粹的世俗实用性目的，均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化市场，推动了书籍的流通与传播，形塑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知识形态。作者捕捉到不少书籍传播流通或销售交易过程中的有趣细节，其中如文人之间相互赠书籍之佳话，省内外学者透过书籍结缘之美谈，不仅丰富了该书的叙事内容，增加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更重要的是在其社会学视角之外，又融入了厚厚一层生活史笔触，当值得充分肯定。

书籍的传播流通乃是一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缩影，反映了社会变迁过程中诸多方面的问题。无论社会结构的变革或知识形态的重塑，本质上都离不开书籍的刊刻发行及传播流通。我近年来颇为关注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尤其是必须重视的文字如何入边，儒学如何下乡两大核心问题。大量族群众多而又无文字的边疆或内地边疆地区的客观存在，文字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及儒学的渗透，其所发挥的建构作用仍值得重新评估。书籍的传播流通及受众普及，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理解方式及诠释态度，特别是与本地经验结合后所催生出来的复杂知识形态，无疑也是我们必须随时凭借的观察窗口或渠道。我之所以乐于推荐明勇的新著，或许亦有此一层更深刻、更根本的原因。

早在明勇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由于实现了从农民工到研究生大跨度的身份转换，各种媒体纷纷报道，名目众多的荣誉也接踵而来。内子与我都一再告诫他，学问的道路贵在自得，从来都与外部的一切赞誉无关，寂寞与孤独反而更能够凝练独立的思想，精神品性绝非跟随潮流所能造就，学人气象不是任何急功近利的行为所能涵养。学问的目的在于知识的无尽探求，生命的充分发展，社会责任的主动承担，价值意义的最大化实现。明勇过去在逆境与苦难中以“有恒”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我们希望他也能在今后的顺境或坦途中以“有恒”取得更多的成就。任何人如果终生都以“有恒”自律自处，相信都会有相应的成果贡献给世人的。

是为序。

张新民
辛丑年深秋谨识于筑垣花溪依庸麓晴山书屋，时年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