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在我指导的博士生中，李明勇可能算是家境最贫寒、学历背景最弱的一位。

明勇1977年出生于贵州湄潭县的一个穷乡僻壤的村寨，在他少年时代，该村不通公路，没有电话，赶乡场要走15千米的崎岖山路，读书也要走10余千米山路。一方面，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另一方面，更为痛苦的是，病魔一直纠缠打压着家人。爷爷多年的重病使他家里负债累累。爷爷病故后不久，母亲又中风，逐渐恶化，无法起床，并导致脑膜炎，其间尽管辗转于各地医院，债台高筑，但还是未能挽救母亲的生命。1993年，明勇初中毕业，渴望读书的他很想上高中以便将来考个重点大学，却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辍学，并于次年外出打工挣钱。那年，他才刚满16岁。在那些打工的日子里，他做过搬运工、建筑工，饿过肚子、睡过大街，挨过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受过常人难以体会的委屈。他还回家帮父亲种过烤烟、养过鸭子。

命运的转变发生在1999年，经人引荐，明勇到贵州教育学院当上了护校队员，也就是保安，一干就是8年。在贵州教育学院当护校队员的岁月里，尽管工资很低，每月满足生活所需后所剩无几，但他爱岗敬业、勤勤恳恳、助人为乐、乐于奉献，工作成绩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人格品行受到了全院师生的肯定。在学校领导和教师们的鼓励和支持下，初中毕业的明勇毅然走上了用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2001年，他参加了成人高考，并考取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专科班。他一边继续在学校工作，一边努力学习。2003年专科毕业后又参加专升本考试，顺利考取了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本科班。鉴于他工作认真负责，工资又较低，学校就免去了学费，让他顺利完成了四年的成人教育。在明勇的个人成长史上，我要为贵州教育学院（后改制为贵州师范学院）领导和中文系教师大大地点赞！

因一位考上博士的本校教师的鼓励，明勇下定决心考研。他历尽艰难，克服英语这个巨大的“拦路虎”，在连续两年经历研究生入学考试失败的打击后，也仍旧毫不气馁，屡败屡战。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2007年，他以笔试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了贵州大学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为此，贵州省总工会授予他贵州“十大杰出农民工”荣誉称号和“五一劳动奖章”。

明勇在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师从我的好友龚妮丽教授。龚教授是一位在艺术史、艺术美学方面造诣深厚的儒雅的好老师，在龚老师的谆谆教诲和关心之下，明勇不仅学到了读书、做科研的方法，也学到了做人做事的准则。虽然明勇的专业基础较差，但在读研期间，他学习无比刻苦，几乎每天都在图书馆里看书，其硕士论文《玄言山水诗审美研究》在毕业答辩中，获得了全“优”的好成绩。2010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明勇考入贵州师范学院工作，在外国语学院承担辅导员工作，再次实现了“身份”的“蜕变”。

2015年，在龚妮丽教授的热情推荐下，明勇通过华中师范大学对贵州师范学院的对口帮扶渠道报考我的博士生并过了录取分数线。我在了解了明勇的身世和经历后，虽然对其能否完成文化传播学专业的博士学业有一点担心，但还是决定录取他，因为我本人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一直秉承的是“有教无类”的古训。我相信，绝大多数学生都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这是教育的永恒魅力所在。事实证明，明勇读博期间表现极为优异，他不仅按照学校的要求完成了所有课程的学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学术质量较高的论文，而且按时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并顺利通过盲审及答辩。我之所以要比较详细地叙述明勇的贫寒身世和苦难经历，是想说明，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而成的专著，“含金量”不同寻常。

我和明勇一起讨论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研究（1840—1911年）》。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个是切合我们的专业，另外一个考虑是明勇在贵州高校工作，将来可以继续从事地方图书出版传播史的研究。我指导的另一位博士金雷磊，比明勇高一个年级，他在福建三明学院任教，我们就商定以“宋代闽本图书出版传播研究”为博士论文题目，这个选题同样是基于将来科研工作的地域性、便利性和连续性。巧合的是，今年，金雷磊的博士论文经过认真修改也即将在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也给他的书写了序。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两部学术专著对照起来看。

大家知道，贵州图书出版始于宋，发展于明，但多以刊刻地方志书为主，其他经史、文集刻书数量较少。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于社会稳定，文化教育逐渐兴盛，刻书事业获得快速发展，官刻、家刻、坊刻这三大古代刻书系统初步形成。到了晚清时期，随着贵州“改土归流”的进一步深入，贵州与中原文化之间的交流不断加深，加之西学东渐的影响，贵州刻书已初具规模，图书流通速度进一步加快，从而造就了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唐炯、陈田、陈矩等全国知名的文人学士或出版家，而且各种官刻、家刻、坊刻的刻书机构得到迅速发展，收藏有上万卷图书的私人藏书家也不断涌现，这些都对当时贵州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目前学界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研究相对薄弱，中国出版史、藏书史、印刷史提及晚清贵州的图书传播情况时，大多数著作的论述均较简略，寥寥数语带过而已。而贵州地方文献的研究主要也是按照传统目录学、版本学、编纂学等知识模式进行的，缺乏文化传播学的视野和维度。为此，李明勇博士的《晚清贵州图书传播（1840—1911年）》一书在原有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增补，以文化传播学的视角，综合运用古典文献学、文化传播学、社会史等学科知识和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对晚清贵州图书的传播环境、刻书机构、刻书内容、流通方式、传播受众、传播效果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在我看来，本书值得肯定的探索之处有如下三点。

其一，对贵州地域图书传播史的系统性研究。本书从晚清时期贵州图书的传播环境入手，对该时期贵州图书的出版机构及其刻书、流通形式、受众分析以及传播效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从而突破了过去那种地域图书传播史的碎片化、断裂式研究。

其二，注重对出版生活史的考察。本书中列举了不少当事人具体的生活事例来说明当时的图书出版和传播情况，让地域出版传播史显得更加真实、生动，更加增添历史的丰富性和细节性。

其三，本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作者通过对晚清贵州图书传播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认为晚清时期的贵州图书传播不仅加深了近代贵州知识的社会化程度，还促进了贵州文化产业的初步形成，推动了贵州社会的变革。这方面的深入研究为当下贵州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历史经验参照。

我还想说明的是，明勇原来还计划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增加一章“数字出版：晚清贵州图书未来传播的趋势”，此章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古籍数字化出版的价值与意义，二是晚清贵州图书数字化出版现状，三是晚清贵州图书数字化出版的策略分析。这一章的内容涉及新的资料和新的技术背景，因时间关系还没有写完。明勇征求我的意见，我建议他暂时“割爱”，把它作为另外一部书中的一章。另一部书的书名可为《现代贵州图书出版传播研究（1912—2012年）》，主要研究近100年贵州图书出版传播的情况，我期待他花3至5年的时间完成这部专著。

2018年年底和2019年年初，李明勇的贫困身世和励志故事被媒体“捕捉”到并进行了大力报道。先是《人民日报》在2018年12月23日发表文章《“勇哥”，好样的》，鼓励青年人向“勇哥”学习。《人民日报》的报道使明勇很快成为“网红”。该报在2019年1月3日又发表了李晨铭的署名文章《奋斗出人生的高光时刻》，赞扬李明勇的刻苦奋斗精神。湖北本地媒体《楚天都市报》2018年12月28日发表文章《屡败屡战，他从保安逆袭成博士这位励志网红讲师原来是“华师造”》，写这篇文章的记者之前采访过我。之后，湖北卫视等媒体还邀请明勇去录制了节目。

面对突如其来的官媒宣传，我想还是应该保持头脑清醒。我当即提醒明勇，你突然一下“火”了，要注意行事低调，切忌沾沾自喜，人贵有自知之明。要集中精力在科研与教学上，兢兢业业地教书育人。明勇表示，“我会牢记老师的教诲”。事实证明，明勇并没有被媒体的宣传及赞扬冲昏头脑。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专著就是他在冷静面对舆论“热炒”的情况下认真修订而成的。我们师生共同期待学界同人和读者对本书的批评、指正。

贫困是造成许多家庭和个人悲剧的根源，贫困也是激励许多家庭和个人努力奋斗的动力。关键在于如何面对贫困，如何做出自主选择，如何抓住难得的机遇，如何脚踏实地地战胜苦难，赢得自己渴望的生活。在这方面，明勇是幸运的，幸运来自他个人努力奋斗以及一些学校（如贵州教育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和老师（如硕导龚妮丽教授、现任华师文化传播学学科带头人及出版史研究大家范军教授等）的支持与培养。我相信，明勇会珍惜过去来之不易的情谊、荣誉，珍惜此刻来之不易的大学教职，珍惜自己幸福的小家庭，继续谦逊而坚定地在荆棘丛生的学术道路上走下去，用优秀的学术成果来回报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从而也不断证明自己。

是为序。

张三夕
2021年9月24日于武昌大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