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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作为一种文化载体，它的出版是为了适应文化市场的需求，同时也成为推动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媒介。然而，图书是已经物态化的精神产品，它的这一物态化性质并非自身固有，而是由出版机构所赋予，从而能使其脱离作者而独行于世。因此，研究图书传播，固然绕不开对出版机构的研究。贵州古代的刻书较晚，始于宋代而发展于元代，而到了明永乐十三年（1415）建立行省后，贵州的刻书有了较大发展，现存明代官署所修的《贵州图经新志》、嘉靖年间的《思南府志》《普安州志》以及万历年间的《铜仁府志》都是珍贵遗产。在清代以前，贵州刻书主要是以官署刻书为主，主要刊刻地方志书，而私家刻书、仿肆刻书难得一见。而至清代，在清政府提倡稽古佑文、崇尚文治的语境之下，贵州刻书开始兴盛。清代贵州刻书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为清初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此阶段的贵州刻书事业仍以官署刻书为主，主要刊刻地方志书和朝廷钦定书籍，私家刻书也开始出现，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于准刊刻于成龙所撰《政书》八卷、道光六年（1826）许乃普刊刻了蔡世远所编的《古文雅正》14卷、道光八年（1828）清平陈法刊刻了自己所著的《河干问答》等，但此时期的私家刻书并未形成风气，仿肆刻书更是少见。二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晚清时期，该时期的贵州刻书事业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以官刻、私刻和坊刻并行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