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是媒介文化得以孕育和发展的现实基础，正如媒介地理学认为的，“媒介文化因地理环境的挑战与变化而生，尊重和顺应地理的特点和习性也是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今天的电子传播时代，地理环境因素对媒介的影响和制约已经微不足道，然而在印刷时代的晚清时期，地理环境对媒介传播的制约是非常明显的。地理环境中的地貌特征、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以及由所在地域的民族文化构成的人文地理环境，对媒介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构成了不同的传播特点。图书作为晚清时期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它的传播同样受到地理环境各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里，它的传播方式、传播规模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分析晚清时期贵州图书传播环境时，地理环境成为其中一个因素。
贵州处于我国西南一隅，东邻湖南，西毗云南，南邻广西，北连四川和重庆，远离历朝历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贵筑县黄华驿起程，至京师卢沟桥驿，凡四千八百七十三里，都八十驿，经湖南湖北河南直隶四省”
。据凌惕安记述，郑珍与莫友芝在道光十七年（1837）结伴进京参加次年的春试，十二月初一从贵阳出发，次年二月十八日至京城，近80天，贵州之偏由此可见。贵州不仅偏远，而且还是典型的山地高原，百分之九十以上都属于山脉、丘陵，诚如谚语所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贵州四处环山且山高路陡，沟壑纵横，穷地之险，极山之峻，张澍《续黔书》描述甚详：
黔之地，跬步皆山，上则层霄，下则九渊。驿站之苦，有万倍于他省，如贵阳之东至湖广，玉屏以至清溪五十余里中，有桥头坡，三家桥坡。……或石如狼牙，或峰如剑锷，或陡如立壁，或行如穿云。又或盘旋屈曲，鸟道羊肠，又或嵚崎嶻嶪，鱼凫蚕丛，见者骇魄，闻之怵心。
贵州独特的地貌特征，舟车难至，使贵州通往外省的驿站建设无比艰难。这样的地理环境，一方面阻碍了贵州印刷技术的引进，减缓了贵州图书机械化生产的步伐，直到清末时期，贵州才开始使用铅印石印印刷技术。即便在清末时期，贵阳文通书局所购买的印刷设备需从日本运至上海，再从上海转运至重庆，到达重庆之后就换为人抬或马驮搬运至贵阳。“小件起码十六七天，大件六抬、八抬，需二十余天，十二台以上，需时更多。还要看风雨阴晴，季节冷暖而定，无法预计。搬运费用大多超过买价。”
后来因纸张省内供应不够，且尺寸不一，宣统三年（1911），田庆霖再次到日本购买造纸机，由于机器庞大，运至湖南洪江起岸，再雇人力抬，由于山高路窄，不得不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耗时数年才运至贵阳。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贵州在晚清时期的印刷技术远远落后于其他省份，主要以传统的雕版印刷为主，大规模的机械复制生产直到民国时期的文通书局创办后才实现，从而造成贵州的图书生产数量较少。
另一方面，贵州这种“开门见山”的地理环境也极大地阻碍了贵州的图书流通。从省际的图书流通来看，省外图书进入贵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能运至贵州，也是人挑马驮，运输成本巨大，从而导致书籍难至。光绪二十年（1894），严修前往贵州视学，十一月初二日宿武陵县，武陵知县谭芝云对其云（《蟫香馆使黔日记》）：
安顺府有学田，又言黔省宜设书局，运各省局本，如天津例，由海入江道常德，常德至镇远一水可达。到镇远再易驮杠，每驮可载两箱，但使当道肯为，固无难其至也。
谭芝云详细讲述了如何将中原图书运至贵州的路线及方式。贵州东出口镇远虽一水可达，但由于河水浅滩，大船不能至，从常德至镇远往往只有两头上翘之三人、七人小船可以通行。即便通过水道运至镇远，也需要经过偏桥、兴隆、重安江、清平、羊考、平越、黄丝、新添、龙里才至贵阳黄华驿，其间有400余里。不仅路途遥远，而且山高路陡，只能通过人挑马驮才能运至贵阳。
从省内各府州县之间的书籍流通而论，山高箐深、沟壑纵横的地貌特征，也阻碍了图书在贵州境内的流通。贵州各府州县之间，路道崎岖，多以羊肠小道为主，车马难以通行，运输方式主要通过人力背负，或用高挑，或用背箩。又各府州县之间距离甚远，路途之中十里，甚至几十里无人家之事常见。偏远贵州的士子本来藏书就较少，加之如此的地理环境，使各藏书之家更难互通有无，基本上大多只局限于在家族之中进行传阅，即便偶有用心求书之人，也是千里相求。然而在古代，借阅图书并非易事，有不少学者毕其一生精力，辛苦成书，或秘不示人，或“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因为“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童仆狼藉，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
，这一思想也适用于分析晚清时期贵州的文人心态。贵州山高箐深、路途遥远，更是意外难料，在书少价昂的社会里，藏书之人更是视书如命，不借也在情理之中。
恶劣的地理环境也为图书的销售带来很大的困难，即便有商家从省外购买了图书，也很难销售至各州县。如严修所创办的贵州官书局，不仅刊刻书籍，还从省外购买了各种经史子集和实学之书置于资善堂销售，然而“全省之中，地方辽远，未能一律流通”，为了使所购之书销售至各州县，“特拟定一法，将现刻各局书目，每州县各寄一本，与之函商”“派人来取，其脚价各由公款内开销”
，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法，才使贵州官书局的图书销售至全省各地。贵州官书局由官方举办，销售至各府州县书院、学校的图书既不以盈利为目的，又是以公款购买才得以行销至全省各地，而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书铺就很难实现在贵州全境范围内的广泛销售。
地理环境主要由两大系统构成，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前者主要关注的地理的自然特征，如山川、地貌、地理位置等，而后者则主要关注人类活动与自然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如特定地域所构成的民族风俗、习惯、信仰以及思维方式，其实质为特定地域所表现出来的独特的文化环境，又称软环境。人文地理环境作为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时所构成的一种独特性、地域性特点的精神文化，其实质为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关系，但这种精神文化不是以一种固态化的事物展现给受众，而是通过媒介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这里所说的媒介是一种泛媒介，它是人体的一种延伸。今天媒介地理学中的地理概念，也主要是从人文地理层面展开的，“所有的地理观念，更多的是媒介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一个‘虚拟的实体’和‘想象的共同体’”。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文地理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明显，抑或推动社会发展，抑或阻碍社会发展。
然而，贵州的人文环境较为复杂，主要体现为多民族文化的并存。文化的多元性虽然构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但各民族之间在文化和语言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而阻碍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古代贵州为牂牁郡，为南方古代四大族系（氐羌、苗瑶、南越和百濮）的结合部，分属于这四大族系的民族皆有，又自明代建立行省之后，属于不同文化区域的不少汉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也不断迁移至贵州，多种民族文化聚集于贵州，形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大观园”。各民族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惯、节日风俗、穿戴服饰以及语言文化，如“峒人多忌喜杀，出入夫妇必偶，挟镖驽自随，饮食必鉴医，冬以芦花为絮御寒”，而仲家则“好楼居，有姓字，衣尚青。妇人多线好而勤于织，以青布蒙髻，若帽絮之状。长裙折积，多者二十余幅。拖腰以彩布一幅，若绶仍以青布袭之，短仅及腰”（《黔书》）。在语言方面，虽然共属于汉藏语系，却包含了汉语、苗瑶、壮侗、藏缅和仡基等多种语族，在各语族之下又有十多种语种、几十种方言、次方言和土语，因而各民族之间的语言存在较大差异，如汉语中的“天”，在苗语中曰“董”，在仲语中曰“论闷”；汉语中的“下雪”，在苗语中曰“饶邦”，在仲语中曰“下平”（《安顺府志》）。在这个多民族杂居的社会里，文化虽然具有丰富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由于有不少民族不通汉语，如安顺归化厅（今紫云）的洞苗“男女俱衣青蓝布，好披蓑，留发成髻，不通汉语”（《安顺府志》），严重阻碍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康熙四年（1665）贵州总督杨茂勋奏：“贵州一省在万山之中，苗蛮穴处，语言不通，不知礼仪，以为喜怒，以仇杀为寻常，治之之道，不得不与中土异。”
尽管清朝政府大力提倡崇文治而正人心，对苗疆人民加以教化，在苗疆地区建立学校，设教谕，但仍有不少苗疆之地学校建设较晚，“礼让未兴，剽悍成习”，有识之士更是寥寥无几。咸丰年间，胡林翼出任黎平（今黎平县）知府，在与翁同书的书信中写道：
黎平文武绅士乡居之人，苟于学册有名者无人，林翼保甲团练册内，此中才分各有短长，贤否亦默为分别，大抵有读书人之村寨易治，而无读书者难治，乡正团长得人者一办即妥，不得其人者，屡整饬而仍不妥。永从、下江、古州无士可用，其地苗多汉少，汉人不过千百之一二。
在清代黎平府是贵州经济比较发达的府厅之一，盛产木材（杉木、楠木等），以卖木材为主，靠清水江流域外销，以木筏顺流而下，获利甚厚。在经济较为发达的黎平府也“无士可用”，贵州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可想而知。
贵州疆域的构成极其复杂，在建立行省之前，主要分属于湖广、四川、云南诸行省，播州（今遵义）、瓮安、黄平一带属于四川行省，威宁、赫章、安顺、盘州市一带属于云南行省，贵阳、铜仁、黔南、黔东南属于湖广行省。明永乐十一年（1413）建立行省，所管辖之地主要以东西驿道为主，即从今天的湖南经镇远、贵阳、安顺，进入云南这条驿道，形成一个狭长地带，不足今日贵州疆域的一半。后来由于政治需要，清王朝将周围各行省的州县与贵州接近的区域划为贵州管辖，如雍正五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
广西、贵州交界地方犬牙相错，惟红水一江，天之所以限黔、粤也。议以红水江为界：江以南属之广西，江以北属之贵州。凡广西西隆州所属罗烦、册亨等四甲，及泗城府所属上江、长坝、桑郞、罗斛等十六甲俱在江北，应请割隶贵州。
又雍正六年（1728），改四川的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四县及正安一州为贵州管辖。贵州这种因从附近各行省“析地”而置的疆域状况不仅使贵州各府州县的管辖范围犬牙交错，“插花”地界颇多，而且使贵州的民族情况更为复杂，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的民族汇聚于贵州。“插花”之地尤以安顺为甚，即府州县所管辖的地方相互交错，“有所属乡邦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即为邻属者，有此州之地并入他县，他县之地并入此州者，又有管辖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县”（《续黔书》），此种“插花”之地的弊端则是“民之输将以不于其近而于其远，期会不时，资斧既竭，远来负米，劳费可矜，士之应试，其弊亦然”
。然而这种“插花”之地现象主要是根据各民族的族系及其居住区域划分而成，并没有促进贵州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反而在管理方面带来不便，更是劳苦了求学之人，若要参加乡试，远者要走三四百里，不仅耗费体力，开销也大，真可谓劳民伤财，其结果就是，不少偏僻之地的人们不得不放弃读书之机会。贵州省处于万山之中，众多少数民族依山而居，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民族自然村落。由于各自然村落之间或阻于高山，或碍于沟壑，且各民族之间在文化、语言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统一的沟通语言，从而使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往来较少，形成众多“孤岛文化”。
如此复杂的人文环境，无疑对晚清时期贵州的图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众多少数民族不通汉语，阻碍了大量汉学图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尽管清政府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广设学校，尤其是咸同“苗乱”之后众多义学的设置，加强了少数民族地区对汉语的学习，然而，由于少数民族众多，人们汉语能力的普及和提高有限，大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图书传播主要是启蒙教育教材、普通读物，而众多传统的汉学经史子集未能在此区域内广泛传播。另一方面，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掌握汉语能力的人才有限，很少有人能将少数民族古籍翻译成汉文，从而使众多少数民族古籍只能局限于在本民族内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