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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不仅注重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内容及其产生的效果，也注重媒介技术本身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变迁和文明发展史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伊尼斯提出传播的时空偏向论，强调媒介技术在社会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在此之后，媒介技术的研究便成为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中的重要范畴，无论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理论，还是梅罗维茨的场景交往理论，以及爱森斯坦将印刷机看作变革的一大动因的观点，都倾注于媒介技术的研究。虽然媒介环境学派对媒介技术的过分强调曾被人们诟病——将其视为一种“技术决定论”，但不能否认的是，媒介技术的变革必然导致传播革命的这一事实，媒介技术的每次更新都会引起传播方式的相应变化，进而影响传播活动的整体流程。
媒介技术对图书传播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印刷技术的发展、造纸工艺的提高，以及交通运输方式的改进都会影响到图书的传播活动，它们不仅促进了图书出版的数量、速度、质量，同时也加速了图书流通的进程，使整个图书传播活动朝着高质量、高速度方向发展。
今天的传播学，将人类传播媒介的发展历史主要分为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和电子时代，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这种划分也只是相对而言的，一种新媒介的大量使用虽会减弱旧媒介的影响力，但旧媒介在一定时间内还会与新媒介共同存在。也就是说，新媒介的产生和旧媒介的消亡都需要一个过程，会出现新旧媒介共存的现象。例如，印刷媒介出现后，手抄书仍存在。在媒介发展史的每一种媒介形态内部，也有不同的阶段，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就印刷时代而言，出现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机械印刷等阶段，而活字印刷又要分为木活字、金属活字等。印刷媒介在不同的阶段，其印刷速度、数量、质量等方面都会存在较大差异，所营造出的文化生态也不尽相同。
清代是典型的印刷时代，从清初雕版印刷的普及到《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的木活字印刷、《古今图书集成》的铜活字印刷，将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推向了高潮。但晚清时期，随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增多，他们为了宣传其教义，不少传教士在中国开设了印书机构，如柯理夫妇开设的宁波华花圣经书房、麦都思开设的墨海书馆，采用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将中国出版推向了机械复制时代。华花圣经书房在1846—1859年共印刷了51 755 428页、1 323 686册书
，而墨海书馆则“两面皆印，甚简而速，一日可印四万余纸”
，这些西方传教士开设的印书机构所印书籍的数量之多、速度之快，是中国传统印刷技术无法比拟的。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直接影响了中国图书的生产，在沿海一带，不少书店、书局皆采用了铅印、石印技术。据学者张秀民统计，仅上海一处，在光绪年间采用石印技术的有56家、采用铅印技术的有21家出版机构。
地处偏远的贵州并没有立即受到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影响，仍然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技术。从现存的书目来看，晚清时期在贵州境内印刷的书籍大部分都采用的雕版印刷，同时还有不少抄本的存在，甚至有些书籍因未能刻印而被埋没。即便是作为中国传统印刷技术的活字印刷，在贵州也较少使用，直到严修在贵州成立官书局时，才开始使用。他在《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中云：
黔省地居偏远，运书甚难，虽出重价，且不可得也。幸中丞培植文教，先刊活字版一分，备排印书籍之用。
严修在此不仅讲述了贵州书籍难运的现实，而且也道出了官书局所采用的是活字印书技术，因此，《贵州通志·出版志》认为贵州官书局“开始使用活字板代替雕版印刷，处于省内领先地位”
。至此之后，天柱县志局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使用木活字刊刻了由林佩纶、谢锡铭修，杨树琪、吴见举等纂的《天柱县志》。但贵州刻书使用木活字印刷远不如雕版印刷普及。
至于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采用，偏远贵州是直到清末时期才大量使用石印、铅印印刷技术。至于引进时间，则难以查考。根据法文本《贵州天主教史》记载：“咸丰六年（1856），法国传教士在贵阳六冲关修院建立了一间小印刷所，在前曾以木刻翻印了一些文学作品，自从法国运来几箱活字钉后，就设立一个小型工场，培训学生搞活字版印，以减少学生抄书的大量劳动。”
虽然开创了贵州的铅印历史，但由于该印刷技术只限于教会使用，对贵州社会的影响甚微。从目前现存的贵州古籍来看，较早使用铅印技术刊印书籍的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当时贵州巡抚署已经开始采用铅印刊刻了（清）刚子良所抄的《刺字条例》，该书现存于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贵阳武庙（大兴寺内）用铅印技术刊印了李端棻所撰的《普通学说》，现存于贵州省图书馆。在此阶段，铅印技术在贵州的刻书中较少使用。其后，光绪三十一年（1905），遵义知府袁玉锡派遣田庆霖到日本东京购买了对开铅印机和全套铸字的铜模等设备，遵义官书局大量采用铅印技术，承印教学课本，也刊刻了一些古籍文献。光绪三十四年（1908），富商华联辉之子华之鸿创办贵阳文通书局，聘请遵义官书局的田庆霖去日本购买铅印机。购置的铅印设备有：对开机4部、四开机2部，六开机2部，圆盘机4部。铸字设备有：制纸型机1部，踩炉2部，手摇炉5部，书边铅条刨床2部。铸字铜模有：宋体字、楷体字头号至六号，日文、英文楷体、印刷体各号以及标点符号、大小花边。装订设备有：切纸切书刀、洋装圆脊、打排眼、挂线等机器。
而较早使用石印刊刻书籍的是贵阳崇学书局，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印雷廷珍的《经义正衡叙录》1册，现存于贵州师范大学图书馆。文通书局成立后，由于其所购铅印不能满足业务需求，继而派田庆霖带着杨国勋、郑子楠、邬静泉3位学生前往日本采购石印、彩印、影印等设备，有：全张石印大机1部，手摇石印机5部，石油动力引擎2部，扎墨机2部。
由此可见，在印刷技术方面，晚清时期贵州主要以雕版印刷为主。之所以当时的印刷技术以雕版为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主要原因在于雕版印刷的成本优势。雕版印刷主要有选材、雕刻、用墨等程序，所需要的前期投入和场所相比活字印刷要小得多。米玲对此有详细的描述：
制作一整套优质书版的费用，我想至少是50磅。它包括86000个字。如果再加上标点和标题，就要达到90000个字。用我们所拥有的劣质活字来印刷，我想费用会达到4倍以上。
雕版印刷低成本的投入，是晚清时期贵州私家刻书的首选。首先，私家刻书每次印刷数量不大，有很多还是一版一印，并且所刻之版在今后也可以直接使用。其次，雕版材料（主要是梨木或枣木）可以就地取材，并且有些作者也可以进行雕刻，从而减少了成本。最后，刻字所需的工具简单，所需空间也较小，从而便于操作和存放。即便是贵州官书局，在刊刻书籍时，也因为铅活字印刷成本较高而放弃。据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载：
光绪丁酉年（1897）三月初八，写信致绍光，尚三事：一、时务报以书局作为代派处；一、铅版价昂，拟请方公将署存谭字木板发为。一、书院宜设斋长。
由于“铅版价昂”而选择了木活字版，可知印刷成本成了当时贵州人们选择印刷技术的主要原因。
书籍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的物化形态，它必然有其自身的物质材料，物质材料的改进能促进书籍的生产。纸由于具有轻便柔软之特质，其发明得到了很多文人的高度赞赏，如晋代傅咸在《纸赋》中便说到纸的优点，“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
，从而使纸成为古代刻书的首选。纸的发明是传播科技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使书籍能够在更为广袤的空间进行传播。随着造纸工艺的不断发展，纸的类型也逐渐增多，名目浩繁。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各朝内府刻书多使用开化纸，因主要产于浙江开化县而得其名，又称“桃花纸”。该纸质地细腻柔软，洁白无纹，虽薄而韧性强，用之印书，其书美观又耐用。但开化纸产量少且价昂，除清代内府刻书使用外，只有少数特别讲究的刻本选用，一般多用竹纸印书。竹纸主要用竹料加工而成，分为毛边纸、毛太纸、连史纸、赛连纸、官堆纸等，其中连史纸质量较好一些，色呈淡黄（连史纸较优，白一些），纸面平滑，但韧性较差。晚清时期大多官书局刻本中采用连史纸的较好，用毛边纸、赛连纸和官堆纸的就差一点。
贵州建立行省后，文化教育获得了较快发展，人们对纸有了较大的需求，从而推进了贵州造纸工艺的进步。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贵州巡抚刘大直就在贵阳建立了一个纸场，招募江浙纸匠制造各种纸张，
这说明在明代时期，贵州就已经有了造纸工艺。到清代时期，贵州的造纸工艺有了进一步的提高，所造纸张之质量也较好，田雯在《黔书》中就专门对黔纸进行了评价：“石阡纸极光厚，可临帖。”（《黔南丛书》）贵州所生产的纸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的原料主要采用竹子，皮纸的原材料为构皮（楮树皮），两者皆可以用于刻书。然而，采用构皮制造出来的皮纸质量更好，纸质韧性较强。贵州山中多楮树，于是人们更乐意生产皮纸。“皮纸出遵义者，以上溪场为上；出绥阳者，以黄泥江为上，白腻坚棉，更盛上溪，极佳者贩入蜀中，次者卖之本郡。”
又据《滇海虞衡志》载：“纸，出大理，而禄勤亦出，然不及黔来之多且佳，故省城用黔纸。”
由此不难看出，贵州的造纸工艺较为精湛，所生产的纸，尤其是皮纸质量较好，并销售至四川、云南等地。至晚清时期，贵州造纸之地增多，多达10多个州县产纸，绥阳的皮纸、正安的竹纸、印江的白纸在当时都较为有名。少数民族地区的丹寨、贞丰、紫云也大量生产皮纸。贵阳乌当区新堡布依族乡陇脚村几乎家家都造纸，主要生产竹纸，他们从明代开始，至晚清时期达到鼎盛，直到现在过去造纸用的水碾、纸槽、纸床依旧存在，故今以“香纸沟”为名，成为贵阳的一个旅游景点并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中。兴义皮纸有单纸和夹皮纸之分，“单纸，细白，以之摹帖佳；夹纸，则纫厚，不亚于高丽纸”，而都匀所生产的皮纸尤佳。《贵州省志·轻纺工业志》载：
都匀白皮纸在清同治二年（1863），有长顺县翁贵乡人章有银、简成贵、陶义等到都匀，在关厢街胖土地巷内小河边租了几间房子架了纸槽抄纸，生产出都匀白皮纸，因纸质洁白均匀、坚韧而有了声誉，成为贵州远近闻名的地方手工纸特产，销售独山、平舟、八寨、荔波、榕江诸县，省内外争相购买，供不应求。清光绪十年（1884）前后，都匀白纸曾作为贡品供北京清庭宫中使用……
从此则材料来看，都匀所生产的皮纸工艺水平已经很高，质量也很好。然而，贵州造纸并非按照同样的工艺水平和生产原料进行生产的，遍布全省的众多农户作坊造纸造成了纸张质量的参差不齐，有些甚至较为低劣。据《续遵义府志·物产志》（卷十二）载：
纸，近遵义以构皮、竹麻二者造成，色洁白不及贡川，而坚韧胜于绥阳之半料，且廉之。尺寸增大两倍，其便于用，板桥出者佳。芦江水专以构皮制成，曰皮纸，再舀而成者曰夹皮纸，多行本属及四川川北一带。正安肤烟坪以金竹水竹制成，可抵川纸之红批毛边。仁怀制者与板桥同，今惟绥阳造者劣，将必谋制法可畅行。
贵州造纸业虽然生产地日益增多，但主要是小作坊生产，并没有形成规模，尺码规格上又长短不一，尤其是在农忙季节，大多小作坊便停业，很难适应大规模的图书生产。所以，清末时期成立的文通书局用纸多从省外购运，但因路途遥远时常缓不济急，民国初年，便成立了永丰造纸产。
纸作为印刷时代刻书必不可少的物质材料，它的生产工艺和生产规模都会严重影响到图书的生产。从晚清时期贵州造纸工业来看，一方面，造纸技术的提高和纸张的广泛生产，促进了当时的图书生产；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不成规模，且纸张质量参差不齐，规格不一，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图书生产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使当时的贵州图书生产处于一种发展但不成规模的阶段。
驿传系统是古代统治阶级管理地方的重要手段之一，也是统治阶级政权的重要表现，正如陈钢所言：“驿传系统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王权政治的四处延伸互为表里，王权所及，驿传必定跟随而至；驿传所到之处，也意味着王权统治的建立。”
因此，驿传系统成为中央与地方信息得以交流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中央将相关的官方文书下传至各省；另一方面，各省将一些重大事件，尤其是军务情报上奏于朝廷，从而构成上传下达的信息交通网络。但这种驿传系统除了信息的传递，同时还有迎送过往官员和转运官方物资的功能，因此，古代的驿传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亦是交通系统。中国古代的驿传系统从先秦时期就开始萌芽，成型于秦汉，至唐宋基本完善，到清代趋于完备。贵州虽然偏远，但地理位置重要，被认为是“滇楚钥匙，蜀粤藩屏”，因此历朝历代都较为重视贵州驿传系统的建设。
清代贵州的驿传系统是在明代的基础上进行改驿、拓宽而成，主要分为“官马大路”即省际干道和“官马支路”即省道。清代前期，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以往的通滇、通湘驿道进行改道拓宽，他在《请开驿站疏》（《［道光］安顺府志·艺文志》）中云：
为请开路改站，以速驿递以便商民事。通滇大路陡窄纡盘，旧称羊肠一线。如关岭、盘江等处，尤属险峻，以故车马难行，商贾裹足。臣拟由安顺府之安庄开新路，直出普安州之亦资孔，宽平俾可行车马，以便来往。
在《请改驿站疏》（《［道光］安顺府志·艺文志》）中，他又对黔湘驿道提出改建：
臣看得黔省驿站大路，素称崎岖难行，而下游之黄丝驿，至平越府四十里，平越至杨老驿四十里，此八十里内，有武胜关陡箐营、葛镜桥等处，尤属险峻。查由黄丝以下之虎场营分路，不经平越，直达杨老，仅五十里，并无高坡，实为捷径。
经鄂尔泰上奏之后，清政府对从湖南至云南的这条驿道进行改驿或拓宽，见山开路，逢水搭桥，使原来“车马难行，商贾裹足”之驿道有所改善。尽管清政府是为了能更好地统治云贵而加强驿道建设，但驿道的改进无疑能更好地“便商民事”。至此，贵州主要的“官马大路”东西干线即黔湘、黔滇更为通畅，商贾出入也更加频繁。黔湘驿道由贵阳南门铺起至玉屏站，全程576里，共设37铺8站；黔滇驿道由贵阳北门铺起至盘州厅（今水城）铺，全程704里，共设48铺5站。清雍正年间，清政府调整了贵州疆域，将遵义、桐梓、绥阳等地划入贵州管辖，贵阳至四川、贵阳至广西两条省际驿道形成贵州的南北干线。贵阳至广西干道与黔湘共享龙里、新添（今贵定）、平越（今福泉），由平越分道向南，经酉阳、都匀，此段未设递铺，从都匀落户铺向南，全程297里，设19铺；从贵阳至四川由贵阳北门铺起至遵义白石口铺，全程350里，设26铺。
清代贵州驿传系统以贵阳为中心，建立起了东西、南北两条省际干线，将贵州与云南、四川、广西、湖南等省联系起来，构成了横跨东西、连接南北的交通网络。
除了“官马大路”，还有“官马支路”，主要是连接省内府州厅县的大道。清代贵州的“官马支路”在明代基础之上有较大拓展，尤其是雍正、乾隆年间开辟苗疆之后，将“官马支路”延伸至少数民族地区。例如，贵阳至罗槲（今罗甸）大道，全程187里，设有21铺，是明代贵阳至定番（今惠水）大道的延伸。至晚清时期，贵州省各府州县之间的“官马支路”建设基本完成，即便在偏远的“苗疆”之地也打破了长期的封闭状态，形成了贵州境内“官马支路”四通八达的局面。
国道“官马大路”和省道“官马支路”的开通，不仅有利于官文的上传下达和物资运输，也为贵州的图书传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一方面，加强了省际的图书传播。商贾、士子可以通过“官马大道”将省外刊刻的图书带至省内，或进行销售，或自己收藏，从而增加了贵州境内的图书流通数量。无论是道光年间遵义黎恂从浙江桐乡购买的十几箧书，还是光绪年间贵州官书局、资善堂、抱经堂销售之书，及清末科举制度废除后从上海购买的教科书，都得益于省际驿道的开通。同时，贵州境内刊刻的图书也能通过省际驿道销售至云南、四川等地。另一方面，加速了贵州境内图书传播的速度。贵州省各府州县之间“官马支路”的设置，使贵州境内各地之间的图书流通更加方便，使贵州士子之间的图书借阅、书铺图书的大宗销售成为可能。据严修《蟫香馆使黔日记》记载，贵州官书局所购之书销售至威宁、金沙、黎平、开阳等地，几乎遍及全省主要的府州县，如光绪丙申年正月二十八日，“复威宁学官周少轩赵仲权信，言收到买书费百一十金，与商买书事宜并附《书目》一本”。贵州官书局之所以能将所购之书销售至贵州各府州县，驿传系统的作用不可忽视。
古代的驿传系统，除了作为接送官员、传递官文和交通运输以外，还有一种功能就是邮递，是驿道交通功能的进一步发展。古代的邮递系统主要由兵部控制，各站、铺递主要邮递官方书信及物资，而民众不得触及，即便是官员的私信也得另外托人捎带。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活动日趋频繁，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后，人们对信息的需求更加迫切，从而出现了具有商业性的私邮商号，它以低廉的价格、较好的服务传递信息。贵州的民营邮递较为著名的有“麻乡约”。“麻乡约”是由四川陈洪义于咸丰二年（1852）创办，同治五年（1866）设总部于重庆，不久便在贵州贵阳设立分号，地址在北门桥花家巷口（今中华中路），在贵州境内沿驿道设站，主要业务是运送货物，兼递送书信、口信、小包裹等，往返于川、黔、滇三省。“贵阳至四川重庆的信件，慢班11天，信资72文（清制方孔铜钱），包裹每斤150文”
，在当时官、商、民中的信誉很好，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取缔私邮商号时才退出历史舞台。近代邮递系统的建立，为图书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如道光二十二年（1942）九月，前遵义府知府，新昌俞汝本请求遵义郑珍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先生因为撰拟邮去，并赠《府志》一部”
，由此可知，郑珍所撰的墓志铭以及赠予的《遵义府志》，便是通过邮递方式寄给俞汝本的。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后，贵州邮局业务开始兴起，但初期并不独立设局，基本上是由邻省附设，“岳州邮局设分局于镇远府及贵阳府，重庆邮局设分局于遵义府，蒙自邮局设分局于郎岱厅及普安厅”（《续修安顺府志·交通志》），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政府才正式在贵阳设立贵州邮务管理局。虽然晚清时期贵州的邮递系统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运送货物也较少，但这无疑打开了一种图书传播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