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自从有了人，就有了人的历史。历史说到底是人的历史。历史是人创造的，也是人书写的。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是人的文化，离开了人就无所谓文化。文化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亦即文化史。文化史是人类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产生发展离不开人类社会历史这一大背景，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为其条件。作为汕头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当然离不开汕头的社会历史发展，是汕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考古发现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证明距今约 8000 年前就有居民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

潮阳峡山（今属潮南区）出土的鱼骨、贝壳及采捞贝类的工具“蚝蛎啄”，是 4000—5000 年前潮阳先民从事海产采捞的历史见证。

考古发现的距今约 4000—3500 年前的东坑仔文化遗址，见证了南澳先民“耕海牧田”的历史。

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派兵守五岭，设置了桂林郡、象郡、南海郡。汕头这一地方当时属南海郡。

西汉前期，南海郡为南越王统治。

公元前 111 年，西汉政府置揭阳县，属南海郡。

澄海龟山文化遗址反映了西汉时期澄海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

三国时，汕头属东吴地界。

公元 331 年，西晋分南海郡立东官郡。汕头这时属东官郡所辖地。

413 年，东晋王朝分东官郡立义安郡。潮阳始设县，受义安郡管辖。

591 年，隋朝设置潮州。自此之后，一直到清朝，汕头为潮州管辖。潮阳与海阳（今潮安）、揭阳并称“三阳”。

1563 年，明朝设置澄海县。

1576 年，明朝设南澳副总兵，受“两省所制，又制两省之兵。” 划深澳、隆澳属广东潮州府，云澳、青澳属福建漳州府。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南澳设总兵，深澳、隆澳属广东潮州府，云澳、青澳属福建漳州府。1732 年，清政府设粤闽南澳海防同知。1912 年，国民政府设置南澳县。至 1914 年，南澳全岛归属广东省。

以小公园为中心的汕头，原是一个海边渔村，元朝时称为“厦岭”。明清时易名为沙汕、沙汕坪、沙汕头。清雍正到乾隆年间，迁移到这里沿海一带居住的人越来越多，除耕田、捕鱼之外，他们还用海水晒盐。各地盐贩乃纷纷前来，清政府便在这里设关卡征收盐税，并把这里简称为“汕头”。清嘉庆年间，汕头作为港口，经济日趋繁荣，所以被称为汕头港。1858 年，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潮州等被增辟为通商口岸。1860 年，汕头依约开埠，汕头迅速崛起，取代潮州成为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1 年，汕头设立市政厅，管辖澄海县。

汕头社会历史发展为包括“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在内的汕头文化产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是在长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产生发展的，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人”长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创造的。在长期而频繁的海上贸易与文化往来中，汕头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区人民，尤其是东南亚人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形成一个颇具规模、鲜明特色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圈，留下丰富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产。

形成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古代一条重要的海上贸易航线，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相对应，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我国南北方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历史上，汕头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由于文献资料的相对匮乏，明朝以前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记载较为零碎，我们只能依据一些零碎的文献资料以及考古来认识明朝以前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秦汉时期，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无甚历史文献可表露，能让我们认识此时期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是澄海龟山文化遗址。

龟山文化遗址位于汕头市澄海区上华镇北陇附近的龟山，面积约 2 万平方米，是一处汉代官署遗址，这是迄今为止潮汕平原发现的唯一大规模的西汉文化遗址。遗址位于海岸不远处，遗址中出土了铜铁器，并有铸造铜铁器而遗弃的废渣。其时潮汕地区并无产铜或产铁，这些铜铁器原材料应来自外地，更多的可能是从粤中广州地区海路输入，因广州有较发达的造船业和铜铁器铸造业。遗址还出土有玛瑙珠、玛瑙耳珰等饰物，这类饰物在广州、佛山、徐闻等地汉墓多有发现，一般认为是从海外输入。汕头地区虽然发现较少，但也反映海外物品在汉代已输入本地区，这是汕头地区参与南海海上丝绸之路活动的实物例证。澄海龟山文化遗址见证了汕头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

公元 230 年，东吴孙权派大将卫温率船队达到夷洲，即今之台湾。这既表明东南沿海造船业、航海技术的发展，也说明了对台湾航路的开辟。

到了隋朝，潮人不时有海商与台湾贸易，甚至达到台湾。《隋书·陈稜传》载：

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舡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

明万历年间陈天资著的《东里志》卷二《境事志》的记载：

隋炀帝大业四年，遣虎贲郞将陈稜等自义安浮海击琉球，破之……富商得以逡巡海道，与夷人交通，夷人也得扬帆万里，与中国关市，皆自兹役起之也。

《东里志》的这则材料是方志中最早涉及潮汕对外贸易的记录，在材料中，作者还论述道：“（续前引）其云，自义安淫海，则必维舟岛屿，隆、深、云、青四澳，皆所经历矣。” 大意是，从义安郡出海，南澳岛上的隆澳、深澳、云澳、青澳是必经的港口。也就是说，往来东西洋的海上交通线，南澳岛是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或补给点。

潮汕地区自隋时已启肇端的海上贸易，到了唐代，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海船、港口、外销货物事实存在。隋唐的潮州逐渐成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

据《广东省志·对外经济贸易志》所记载：“唐代，潮州也随广州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开始成为广东地区又一对外经济贸易的港口……南海和大食蕃商时常到潮州港进行贸易，《全唐书》载称：‘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亦云诸蕃君长，远慕望风，宝舶荐臻，倍于恒数。’‘除供进备物之外，并任蕃商列肆而市，交通夷夏，富庶于人。’足见潮州港外商已相当活跃。”

隋唐时期的广州是中国南海漫长海岸的一大港口，也是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之一，内外商旅、各国使节大都在此进出。潮州与广州相距不远，此时潮州作为岭南道一个下州，向岭南道的治所、海上丝绸之路上举足轻重的关键点广州靠拢，潮州港很自然地成为广州港的支线。如唐文宗《太和八年疾愈德音》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间，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这里的“岭南”，便是指涵括潮汕地区在内的整个岭南道。

中唐之后，潮汕地区开发态势良好，陶瓷、丝绸麻纺等行业迅速崛起。当时广东的出口商品主要是丝绸、茶叶、瓷器、纸张、金银器、铁器、铜钱和雕刻品等，这其中的丝绸、瓷器不少是由潮汕地区的港口输出，而不管是直接出洋抑或转运广州港再出口，潮汕地区的港口如潮州港、凤岭港等都是一个重要节点，或说起始点之一，在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后溪港是潮阳最古老的港口。后溪港在县邑东郊，这里的后溪小河连接南海，航运可达潮州、揭阳、兴宁、梅州、福建等地。据史料记载，潮州刺史洪大丁任满，于潮阳歧北（今属铜盂镇）定居。唐贞元五年（789 年），洪大丁置木舟 10 余艘，沿练江水道载运货物，在潮阳新兴乡（后为县城）后溪建码头，与府内各县通商，潮阳水上通商于是渐渐盛行。 后溪港又因唐大文学家韩愈二度至此而扬名。

唐代直接谈及潮阳、澄海、南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献不多，但是，谈及的潮州就包括了潮阳、澄海、南澳等地，这些地方当时属于潮州管辖。

宋元两朝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繁盛的主要时期。入宋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尤其是南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造船技术的提高，海运的日益发展，社会逐渐实现从大陆走向海洋的历史转变。妈祖信仰正是这一时期海运海贸发展的产物。地处南中国海的汕头，沐浴这一春风，得濒海之利，海上贸易较前大为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因此而更为拓展。

宋代汕头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前提是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此，大诗人杨万里有诗为证：

地平如掌树成行，野有邮亭浦有梁。旧日潮州底处所，如今风物冠南方。

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瓷业生产规模很大，而陶瓷产品主要对海外销售，这就推动了潮汕历史传统悠久的海上交通更趋兴旺。

宋代汕头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重要条件，是造船业的发展。宋朝对民间发展海外贸易和造船业采取鼓励政策，造船业因而得到充分发展。据《广东省志·船舶工业志》记载，宋时广南路的造船工场和造船作坊分布于广州、南恩州、琼州、端州、惠州和潮州等沿海、沿江地区。此时海船的建造趋于大型化，吴自牧《梦粱录》有载：

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

到了南宋，潮汕地区便成为官方战船生产基地之一，能够大量制造较具规模的海舶。刘克庄为潮阳知县林埏撰写的《林沅州墓志铭》称：

潮阳时，有旨造战舰。

据学者李宏新先生考证，潮阳受命造战舰，大约在南宋乾道年间（1165 －1173 年）。这是第一条涉及潮汕地区成为官方造船基地情况的文献，意味着潮汕地区造船能力已有一定水平。

宋代本地的主要外贸港口有南澳港、鮀浦港、辟望港等，而倚韩江的澄海凤岭港是较早、较为主要的汕头海上贸易港口。

凤岭港又名岐岭港、旗岭港，位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韩江三角洲平原中部南峙山、凤岭、冠山一带，主要港区在今澄海程洋岗。入宋之后，由于韩江东西两溪之间的江心洲江东都已基本定型，江东洲两旁的河段开始淤高，作为本区最大商贸港的潮州港，不得不在东溪航道下游寻求新的港区，这就促成了凤岭港的兴起。

宋代的凤岭港是汕头地区船舶停泊、航海的对外贸易港口。《潮州府志》载：“旗岭港，距城（潮州）十五里，南洋大洲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来往之客舟多泊于此。” 《澄海县志》则载：凤岭港“艨艟幅奏”，“负山阴海”，“为潮郡之襟喉”。

据地方史志载，凤岭港创立于宋太宗大平兴国二年（977 年）。港埠拥有永兴街、新兴街、下市、店铺头、源兴街、沙尾营盘市等建筑物和建成区，形成“之”字形的街头网络。市西有官司厝、营盘；港东侧有“建炎大道”，直通小江驿、来贤驿，沟通与闽西南的关系。港背还有程洋瓷窑群以及北宋时开挖的运河山尾溪。在凤背与南峙山坳处有强缆工场，以供应远洋船航海之用。作为汕头最古老的对外贸易口岸，凤岭港当时出口外销主要是陶瓷产品。

凤岭古港的发展，带动了其他事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凤山岗上建了凤岭宫、天后庙等供古代航海者祈拜的庙宇。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 年），盐运官李前在凤岭山同步凿通了韩江东溪与北溪之间的运河山尾溪（又称为南溪），并题诗刻石云：“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沿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 从石刻诗看，当时李前发启开拓运河是为了凤岭港盐运需要。凤岭山下的海澳，也是北宋时期的一个较小海港。到南宋末年，韩江东溪的出海口已延伸到现在的澄海南门外的辟望港。

凤岭港一直到南宋还保持着它在本区主要商贸港的地位。南宋以后，由于横陇洲的成陆，南北堤的逐渐向海滨修筑，东溪成为韩江排洪干道，凤岭港地理优势失去，其地位便为樟林港、柘林港、庵埠港所取代。

辟望港是宋代一个重要的对外商贸港口，位于澄海辟望村西南方（今澄城西门乡外围），这里正是韩江西溪的出海口。唐宋以前，辟望村前面是一个海湾，辟望港直通大海。北宋时，曾有庄姓人家入住，成为此地最早的原住民，庄姓人家成为早期的辟望港商。几十年前，曾有农民介绍说，土改时期，农民分果实，他家分了两个大“东司”，每个有数米阔，数米深，可谓前所未见。后来，他才得知，原来这不是厕池，是码头的两个大鱼窑。当年，渔船一到，成千上万斤的鱼，一时无法全部运出去，又无冷冻设备，只好统统放进窑里腌成咸鱼，然后，慢慢运往客区和江西，这是古人的经商之法。

南宋时期，全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广州与泉州同时成为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首发港。广州、泉州之间的海运，必经韩江口海域，处于两者中间的潮州，其前沿港口辟望与庵埠正是重要的水路门户，是潮州陶瓷和海盐的重要出口港，也是南来北往船只的停泊点或转运点，其繁华景象可想而知。

在潮汕，有不少称“澳”的地名，当中最出名的，莫过于南澳。“澳”一般是指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往往可为海港。南澳古称百澳，就是说，这里可供泊船的港澳非常多，现在整个岛上比较有名的还有深澳、青澳、云澳、隆澳、长山澳、竹栖澳等99 个澳。海岸线长达77 公里，可供船只停泊、补给和避风。当中，青澳、深澳、云澳、隆澳是岛上较大的港口。

《永乐大典》卷首《地里图》显示：位于大陆东南方海面上已标示有“南澳”地名，绘有山峦岛状图，原是宋元潮州方志《三阳志》（《三阳图志》）卷首之附图。嘉靖《广东通志》载南澳山“内三澳，曰青，曰深，曰隆（澳），即长沙尾。”

清代在潮为官的蓝鼎元在《潮州海防记》中对南澳港口有较具体的介绍：深澳和隆澳，有可以相互补充的良好港湾环境，深澳西北，半倚山阿，外险内宽，千舟可聚。若北风狂发则不如隆澳之安。隆澳在西南，南台（按即台风）骤起，则也宜于深澳。青澳和云澳港湾环境稍差，“青澳在东，涛波险恶，无泊舟善地。云澳在南，近岸皆沙，水浅风飞，巨舰亦难停顿。”

自古以来，南澳的海上交通就很发达。南澳海域是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大凡南北商旅交通贸易、舰船出外征战、倭盗劫掠与剿盗、海上互市等，无不与南澳关系密切。《东里志》所记载的 610 年隋炀帝派陈稜和张镇州远征琉球，就是在南澳寄锚，并经南澳海域出发的。

宋代的南澳就是“番舶”出入之地。20 世纪 80 年代初，南澳县进行文物普查发现了大潭“捨井”石刻，据专家考证，“石刻反映了宋代海船停泊南澳的一段史实。”

南宋初年，南澳西北面长沙尾作为典型的海盗聚集之区引起朝廷的重视。《宋会要》记载两广及福建沿海：“多有海贼啸聚，其始皆由居民停藏资给，日月既久，党众渐炽，遂为海道之害。如福州山门、潮州沙尾、惠州潀落、广州大奚山、高州碙州，皆是停贼之所。”这里的“潮州沙尾”，就是南澳长沙尾（澳）。长沙尾既是“海贼啸聚”之区，又存在一定规模的私商贸易。

据陈天资《东里志·祠庙》“天后宫”条载：“（天后宫）一在深澳，宋时番舶建。” 这表明南澳岛上的深澳港宋代便有海船停泊，船主们不惜钱财专门兴建了奉祀妈祖的宫庙，显然并非供零星海船偶一停泊而已。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提的“番舶建”，即往来外洋的商船主所建，可见此时的南澳港与外洋的联系颇为频繁。

“番舶”一词，指外国船只，唐时便普遍出现。如《新唐书·孔戣传》载：“蕃舶泊步（埠）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它并未有歧义，从来不存在“往来外国的船舶称为番舶” 的说法。在《东里志》成书的明万历朝（该书成书于万历二年，即 1574 年）更是如此——当时海上武装商贸集团横行，即使是林凤、林道乾等长期往来外洋者，其所乘坐的船舶也未见文献称为“番舶”者。因此，《辞海》释为：“番舶，亦称‘蕃舶’‘夷舶’。中国旧时指外国来华的船舶。”从此可知，番舶必是外国船舶无疑。

鮀浦港位于桑浦山下，是古代潮汕一个重要的贸易与军事港口。北宋时期，鮀浦就是小江盐场的重要生产基地，同时设有两座盐库，鮀浦港因之兴起，贸易到东南亚和日本各国。南宋初年，由于小江盐场“居当时广东各盐场的第四位” ，带动了港口的建设和对外贸易的发展。

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的《过金沙洋望小海》一诗，写了潮州海口商船停泊，如同钱塘江口的景观：

海雾初开明海日，

近树远山青历历。

忽然咫尺黑如漆，

白昼如何成暝色。

不知一风何许来，

雾开还合合还开。

晦明百变一弹指，

特地遣人惊复喜。

海神无处逞神通，

放出一斑夸客子。

须臾满眼贾胡船，

万顷一碧波黏天。

恰似钱塘江上望，

只无雨点海门山。

我行但作游山看，

减却客愁九分半。

诗人杨万里笔下的“贾胡船”停泊的金沙洋就在桑浦山边，当年竟是樯撸如林的内海湾。

海门港是潮阳最大的古港。海门古称海口村，海口村外的港口称海口湾。早在宋代，海口湾就是潮汕沿海一带渔舟集结港口，又是通商口岸，木舟由此可达厓门（今新会、斗门一带）。

位于榕江中游南岸的潮阳关埠港，古代与达埠（今濠江）、庵埠合称潮州“三埠”。关埠镇是榕江水上运输枢纽，是古代潮汕重要商埠之一。关埠置寨，始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 年）。

隆津古港是潮阳又一大港，位于城南，经内海可到海门湾。《潮阳县志》载：“隆井（即隆津）渡，达省城。” 隆津古港经护城河可入牛田洋（汕头内海），又可往闽浙江诸地。

达濠古为潮阳县管辖，称“踏头埔”。濠江古称河渡溪，自古为重要通航要道和出海口。河渡门咀山上北宋皇祐四年（1052 年）的一处“南无观世音菩萨”石刻，留下了在此守御的海阳邑长孙蕃的祈愿：“孙蕃伏愿仗此良缘，舟舡出入各获安稳。”

到了元代，造船技术继续发展。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述：海船之往来波斯湾、中国海间者，华船最大，多广州、泉州所造。 至正六年（1346 年），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来华，后著《伊本白图泰游记》，游记中这样说：从广州出海的船舶共分三等，“大者曰（Junk），中者曰艚（Zao），第三等曰喀舸姆（Kalam）。大船有三帆至十二帆，每船水夫共载一千人，此类商船皆造于刺桐（泉州）及兴克兰（广州）”。 可见，元代广东海船有了更大规模发展。

潮汕地区在宋元时已经有大量的海舶，正史中首次有关大规模潮汕船队的记载来自元代。《元史·世祖六》“至元十六年（1279 年）”条载：

（二月）庚寅，张弘范以降臣陈懿兄弟破贼有功，且出战船百艘从征宋二王，请授懿招讨使兼潮州路军民总管，及其弟忠、义、勇为管军总管。

《元史·世祖九》“至元二十年（1283 年）”条载：

（十一月）癸丑，总管陈义愿自备海船三十艘，以备征进。诏授义万户，佩虎符。义初名五虎，起自海盗。内附后，其兄为招讨，义为总管。

以上两则文献资料给我们提供的历史信息是：宋元更迭之际，海盗出身的潮阳陈懿兄弟，因助元攻宋，之后又献船有功，得以授官衔。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陈懿兄弟已拥有 100 艘战船，并且陈懿还献出 30 艘海船给元兵作征战之用。陈懿兄弟在粤东的“战船百艘”“海船三十艘”，数量的确不小，而古代战船普遍也可装货商用，非战时，陈懿兄弟的船队也是一支远洋海运贸易的“集团军”。

事实上，不仅豪强拥有众多船只，潮汕地区民间的船只数量也不少。元代翰林修撰周伯琦路过潮州时写的《行部潮阳》便有“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舶飞帆障暮云”句，可见当时潮汕地区楼船数量之众多。造船技术的继续发展，推动了汕头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

元代，随着小江盐场主要生产基地移至鮀江工区，小江盐课司署也迁入鮀浦。鮀浦港的功能与位置也便逐渐得到加强。在与海外货物交流的同时，也不时有乡人随之定居海外。这一时期，在鮀浦港前形成了商贸埠市，沿称“老埠头”。鮀浦港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高，是进入辟望港的必经之处，往来不少外洋船舶停靠。

由于水运和渔业发展，潮阳海口村逐步繁荣。至元末，海口湾更名为海门，意为大海之门户。

学界对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认识是：经历了唐宋的繁荣后，因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政策而走向衰落。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因朝廷海禁而走向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地方可能说得通，对于汕头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明清时期，汕头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没有衰落，而且更加活跃，愈加发展。特别是清朝前期红头船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汕头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姿态、更大的规模发展，独领“海上丝绸之路”风骚。而近代汕头因开埠而崛起，海外商业贸易以新的形式更加大步前进。汕头海上丝绸之路实现了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性转变，得到了明显的扩容提质，创造了新的成就，续写了新的辉煌。

明永乐三年至三十年（1405—1432 年），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这是古代中国一大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世界历史意义。它不仅是人类航海史上一次伟大壮举，而且代表了中华民族敢于探险、不畏艰险、开放包容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国历史上与邻为善、世界大同、共享太平的社会意识。

当年郑和七下西洋，竟“五经南澳”，有的学者考证是“六经南澳” 。郑和下西洋经南澳，这在《西洋朝贡典录》有所记述。该书现藏广州中山图书馆，为明正德十五年黄省曾所撰，记述了郑和下西洋所历诸国之史。书中有两次写到郑和船经南澳：其一是《占城国（即越南归仁）第一》；其二是《暹罗国第十》。

饶宗颐先生在1949 年撰《潮州志》时认为，郑和舟经南澳是今如今我们所掌握的潮汕与南洋发生关系最早事件之一。数年前，南澳发现了郑和下西洋舟经南澳留下的三保公庙遗迹（毁于20 世纪50 年代）、“三保老爷”石香炉等重要史迹文物。

郑和下西洋虽然并非具有对外商业贸易的性质，但是，郑和七下西洋多次经南澳，开通的航线，对南澳等地的海上贸易发展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虽然有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壮举，但是，有明一朝，在达 290 多年中，接近 200 年的时间实行海禁政策，只是到了正德朝，海禁才有所开放。洪武四年（1371 年）十二月，明太祖便下诏：“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 嘉靖、隆庆、万历几朝，海禁尤烈。

长期的海禁，使东南沿海对外贸易受到致命打击，海上丝绸之路因此而走向衰微。然而，以海为生的汕头人，铤而走险，冒死冲破禁则，冲向大海，这造就了林道乾、许朝光、吴平、曾一本等等海寇的出世，从而使汕头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形式——民间走私贸易继续大步行进。

汕头海寇始于元末，贯穿全明，盛于中明。他们亦盗亦商，至隆庆年间，发展成为以林道乾为代表的、独立的海寇商人集团。汕头海寇商人集团劫掠地方、对抗官府，从事武装走私活动。在嘉靖后期至隆庆中以前，潮州海寇商人集团主要是利用南澳岛作为海寇贸易的基地。海寇商人集团头目林凤、吴平、许朝光、曾一本、林道乾等，都曾盘踞于南澳。

汕头海寇商人集团活动以武力控制与垄断海上走私贸易。在海寇商人集团的武力威胁下，海外贸易船往往加入海寇商人集团的船队，或者依附海寇商人集团，交纳保护费等，在海寇商人集团保护下从事走私贸易。有些海寇商人首领接受官府招抚后，仍然不改海寇商人本色，以武力牢牢控制海上贸易。如许朝光接受招抚后，“自立为澳长，分据海、揭之癖望、鮀浦及潮阳牛田洋等处”，仍然控制闽粤海域的商船贸易，“计舟征税，商船往来，皆给票抽分”。林道乾于隆庆六年（1572 年）接受招抚，但仍“盘踞山谷，聚众数千人，据膏腴之田以自固”， 垄断从澄海到诏安一带走私贸易活动。

嘉靖末年至万历初年，汕头海寇商人集团已经拥有庞大船队，如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吴平就率领一支有 400 艘船的船队，出入于南澳与浯屿之间。林道乾集团拥有航海大船 100 余艘，船员上千人，活跃于从日本海到南洋的广大海域，往来东西洋，以武装力量垄断海外贸易。

隆庆中至万历初的十年内（1570—1580 年），海寇商人集团发展到相当规模。林道乾拥有庞大的武装船队，开始向外洋发展。万历初年，林道乾海寇商人集团逃至外洋，曾拥有 60 艘以上的海船，后来“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国”， 从事海上冒险活动。

林道乾海寇商人集团以外洋活动为中心，进一步拓展了与东南亚的商业交通。而在与明朝官军对抗中，他们往往以东南亚地区为最后的逃亡之地，并最后融入当地社会，进一步建立、巩固了与东南亚联系，开创了日后汕头人移民东南亚的风气。

以林道乾为代表、亦盗亦商的汕头海寇们，冲破明王朝的严厉海禁，走向海洋，冲向南洋，开辟了通往海外的航线、商路，为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继续前行，注入了激情，增添了气势。有明一朝，汕头海上丝绸之路并未走向衰落，而是大步前进，各个港口、各种类型的海上商业贸易十分活跃，非常繁盛。

明代的南澳是东南海上交通的要冲，也是沿海南北走私贸易的集散地、东西二洋国际走私贸易的中转站和据点。南澳南部被荷兰人称为“好望角”。 在中外海盗海商的经营下，南澳由季节性的贸易港发展为永久性的商港。

入明之后，南澳依然是番舶往来要津。陈璘《南澳山种树记》就说南澳“为诸夷贡道所必经”， 杨彩廷《南澳赋》对此有更详细些：“昔天兵之下闽广也，谁罙其阻，谁敢予侮；故大国小邦，外趋内附。吕宋琉球，南金大路；占城暹罗，随波飞附；佛斋阇婆，弗敢互顾；真腊彭坑，疾驰如鹜。” “三四月东南风汛，番船多自粤趋闽而入于海，南澳云盖寺走马溪，乃番舶始发之处，惯徒交接之所也。”

出于海防考虑，明政府两次将南澳居民内徙：洪武二十四年（1392 年），因南澳民顽梗，尽发海门千户所充军；永乐间，因倭寇劫掠，难以防御，又将南澳居民徙入苏湾下二都安插。虽然两次徙民导致南澳基本上没有真正成为商贸港，但民间对外贸易仍不时进行。“嘉靖初，倭泊于此互市。既而倭自福建之浯屿移泊南澳，建屋而居”。

万历三年（1575 年），明朝设南澳副总兵。南澳因此而洋船番舶，多以深澳和隆澳为停泊港，成为“商旅之坦途”。 据《东里志》卷一载：“（南澳岛）惟深澳内宽外险，有腊屿、青屿环抱于外，仅一门可入，而中可容千艘。番舶、海寇之舟，多泊于此，以肆抢掠……长沙尾，西跨南洋，近于莱芜澳，为船艘往来门户，海寇亦常泊焉。” 日本商人亦来此贸易，“定期于四月终至，五月终去，不论货之尽与不尽也。其交易乃搭棚于地，铺板而陈所置货物，甚为清雅。刀枪之类，悉在舟中。”

2007 年，在南澳岛东南乌屿和半潮礁之间三点金海域发现的“南澳Ⅰ号”，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一艘明代晚期商贸船，船上装载的生活用具等文物，横跨宋、元、明三个年代。结合考古勘探资料分析，当时初步判定该沉船的年代为明万历年间，船载文物主要为明代粤东或者闽南及江西一带民间瓷窑生产的青花瓷器。“南澳Ⅰ号”的发现证明了汕头海域在明代已是中外舶商进行贸易的重要场所，也是当时“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是国际贸易货物的转运站、集散中继站与必经之路。

明洪武年间，潮阳海门港已有一千多户人家，朝廷在此设立海门千户所，建筑所域，派兵镇守。

明代潮阳关埠港商贸也非常繁盛。据《潮阳县志》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 年），于直浦都门辟村前建门辟关。嘉靖十一年（1532 年），门辟关前成为圩埠，遂名关前埠，后简称关埠。” 关埠滨临潮汕三大江之一的榕江中游，江面水深港阔，商船可直通潮阳、达濠、潮州等港口，榕江南岸和练江北面的谷饶、铜盂、西胪、金玉、河溪等数十乡的农产品、山货和土特产通过关埠港销往潮汕各地。

明代的达濠逐渐发展成为潮阳县东部首屈一首的盐乡，因鱼盐之利而成市集。踏头埔在嘉靖年间为招收、砂浦二都首屈一指的大乡，成为潮阳县五个市集之一。鱼盐之利，甲于他墟。各地乡民到踏头埔赶集交易，互通有无。

明中叶之后，鮀浦港内移至不远处的溪东寨，称“溪东港”，乡人又称“内溪港”，因而把先前的鮀浦港称为“外溪港”。虽然鮀浦的盐业生产已渐渐式微，但是溪东港以其控韩、榕两江出海口的特有地利，已成为沿江港口货物转运出海的重要口岸。所以，海湾上出现了《澄海县志》所载的“舟楫停泊，若蜂屯蚁聚”繁忙景象。

步入清朝后，汕头海上丝绸之路高歌猛进，成就灿然。最为浓抹淡彩、最值得大书特书的，就是红头船商人开创的红头船贸易，而红头船贸易造就了丰富的红头船文化，则是汕头最具含金量的“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清初也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清廷开海禁，但不准夹带违禁货物，商民出洋贸易必须接受官府控制，“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 。海禁既开，海运事业热潮随之跃起。这就促成了樟林、达濠等红头船港口的诞生，推动了红头船贸易的发展。

雍正元年（1723 年），清廷“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 ，规定各省商船、渔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不同颜色，并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字眼，以便进行审批、登记、发牌、稽查等船政管理。按规定，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故而广东船的“船头油以红色，桅杆亦油红一半”。 潮汕海船均用白粉油腹，朱砂油头，乃被称之为红头船。澄海樟林红头船最早出现、数量最多、出入船只最频繁，成为著名的红头船故乡。

樟林港的红头船贸易繁盛于乾隆十二年（1746 年）至咸丰十年（1860 年）汕头开埠之间，其时港口规模已建成“八街六社”，停泊大商船一百多艘。港口航线北上直达日本，南下分抵暹罗、印尼等国，“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之处” ，成为海内外闻名的“海洋通商总汇”。

昔日樟林港口有一胜景叫作“仙人翻册”，讲的便是遥观“帆随船转”变化的景象。当海船张帆乘风入港而来，由于航道转向，船和帆也必须随着转向，远看犹如仙人无形的手在一页一页地翻过书册一样，蔚为奇观。

潮阳城南隆津古港也是红头船聚集的地方。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五月的《廉明县主毛太老爷牌示》碑文提到，“潮邑地居滨海，所有出产货物皆由出海船只装各省出售”。该碑文是应马恒顺、许发万、张万财等 64 家商船户有关出海船上沉溺赔偿标准决断而立的。按最低估计，每户只有一条船的话，这里也有 64 条船之多。 红头船载着货物航行于闽浙江苏，盛极一时。据说，曾有一次前往琉球国贸易的红头船就达 21 艘，水手 1300 名，规模之大可见一斑。

潮阳练江两岸及附近出产的东西都由舶船运来隆津港口集中。清潮阳县令李文藻《劝农》诗是证：“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西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沙陇的郑毓琮专门运载潮阳薯粉往江浙供纱布厂浆纱，其他还有如苎麻、水产品等均装上红头船。《廉明县主毛太老爷牌示》碑文记：“（隆津古港的红头船）往来江浙闽粤诸省，水远天遥，归期无定。”红头船到达目的地之后，将潮阳土特产卖出，又买回当地土特产等商品，载来隆津古港，由舶船载往内地出售，辐射潮阳、普宁、惠来各地，故有民谚“苏州货，一年来一过（次）”。海上运输促进了潮阳的商品化。

潮阳海门港也是著名的红头船港口。康熙三年（1664 年），兴建了钱澳烟墩（大烟墩）和火斗烟墩（小烟墩），设水师于海门营……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修筑了钱澳炮台和海门南炮台（莲花炮台），对防御海寇扰民保卫海防起了巨大的作用，海门港获得“商海都仰望”之美誉。乾隆盛世，海门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红头商船，与时兴起。因航海水手多姓谭，故海门有“红头商船谭半港”之说。相传当年乾隆时期，商船“顺风鸟”曾被海盗迫上暗礁，舵公马继章大声喝船过礁而得以脱险。海门港开始有大批的县民乘坐“红头船”出海，其中以赴新加坡、马来亚、暹罗一带居多。

潮阳达濠港又是一个重要的红头船港口。康熙《潮阳县志》对“踏头埔”有载：“招收名为千金港，货船渔舟聚集之处，多于此设埠开市。”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粤海关成立，即设立达濠口，对过往商船进行抽税。嘉庆《潮阳县志》卷三城池“达濠城”条记“前横一河，即达濠港，港內渔船内千艘，湾泊东西两岸。” 清代达濠驻有招宁司巡检、达濠守备、招收场大使，又设海关达濠口，既是军事雄镇，又是繁盛的商埠，商贾辐辏。达壕河渡口“艘舶鳞编”，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

清代开海禁后，南澳与潮汕、闽南内地贸易往来日趋繁荣。商船出入各港，南澳出口货物有鱼脯（鱼干）、杆茅、柴、篾等，入口商品主要为米粟。

位于澄海县城东南外的南港是韩江西溪分汊外砂溪的出海口，为宋明时辟望港的外迁。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因东、西港埠头废弃，往来商船多在南港停泊，造成南港在短时间内迅速繁荣，至清代也发展成为一个热闹的红头船船贸易港口。乾隆《潮州府志》载：“南港……外即大海，有小莱芜山坐镇口外，为商、渔船只出入咽喉。” 嘉庆《澄海县志》载：“南港距城南五里，自横陇溪流至大牙，分一派经上窖、沈洲、外砂等村入海。” 开海后，往来南北的红头船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并形成墟市，“南港内者，曰白砂埠，距城东南一十里……渔船所泊，建铺千百，竟聚为埠。” 到清嘉庆间，江口形成淤积的浅滩，妨碍了南港的通航，南港乃日渐衰落下去。

位于鸥汀西边的鸥汀港，明清时期是潮汕五个典型的港口之一。自明朝设为港口，韩江西溪下游的河道分汊梅溪河往南流，又分作两汊，一道由溪东港出海，一道由鸥汀港（亦称东港）出海。嘉庆《澄海县志》说，在明代后期，梅溪出海口东港、西港等都形成一定规模的埠市，“商贾舟船所聚，兴贩所集”，极为繁荣。至清康熙年间，鸥汀港和樟林港同是澄海县之重要港口。潮州、南澳的货船装载货物以鸥汀港为母港，南澳岛为中转站，往来浙江、江苏的海上贸易活跃。至今还能在鸥汀找到当时商铺的遗迹，只是大多已经废弃。鸥汀商贸活动繁荣。

清代汕头红头船贸易主要有南北两大区域、内外两大方向。国内北区主要是江浙鲁津等，南区主要是广州、湛江、海南、北海等；国外是北方的日本、朝鲜，南方的东南亚等。

红头船贸易缘于清政府开启的中暹大米贸易。从康熙六十一年（1772 年）起，为了解决闽粤两省的米荒，清廷改弦更张，鼓励暹罗向中国出口米谷，要求暹罗官运 30 万石米到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贩卖，并给予免税的优待，中暹贸易由此再度兴起，由此推动了清朝前期汕头对东南亚地区辉煌的红头船贸易。

雍正以后，樟林、南澳、达濠、隆津等港口的红头船，纷纷挂帆出海，前往暹罗贩运大米，特别是樟林。海外贸易的发达，使樟林发展成为“八街六市”的大商埠。至乾隆年间，樟林已是“商渔船只停泊之处，米谷聚积之所，人烟稠密”。 后来，樟林又增建了 3 条街道和许多铺屋。距樟林只有 10 公里、濒临东溪潮洄头的前埔村许可均等村民，“即合伙租船参与到暹罗贩运大米，每年八九月从樟林扬帆出海，翌年春返航回归。”

但是，贩运大米“向来获利甚微” 。于是，红头船商人通过装载大米使航运合法化，但也大量夹带东南亚的香料、苏木、铅、锡等货，这既是在从事朝廷鼓励的米谷贸易，为朝廷效劳，又使中暹贸易变得有利可图；同时，红头船商人又以中暹贸易为基础，大量贩运南洋商品往国内各港口，进一步了延伸了红头船贸易，汕头与暹罗之间的贸易日益繁荣。

在暹罗从事与中国帆船贸易主要是暹罗的红头船商人。在清代红头船商人的中暹贸易中，暹罗输往潮汕有粮食、木材、香料等。暹罗土地肥沃，气候条件好，素来产米饶裕，价廉物美；暹罗原本盛产苏木，嘉庆之前，均有暹罗货船驶至，装载苏木、树皮等物。后来因为中国市场的需要，在潮汕华侨的辛勤劳作下，暹罗也发展了自己的胡椒种植业。

汕头红头船商人输往暹罗的商品，除了江南丝绸以及北方杂货外，还有大量土特产品，如铁器。清代潮汕仍然是广东著名的冶铁中心，所产之铁质量上乘，因为当时暹罗长期与缅军对峙，对铁器等军需物资有较大需求，暹罗王郑信就曾派人通过官方渠道到家乡采购大量的硫磺和铁锅。不过，潮汕铁器应该是多以走私方式出口暹罗进行。《粤海关志》记载汕头溪东、达濠等港口每年有大量铁锅销往海南岛，而实际上这些铁器可能大量销往暹罗等国，有记载说汕头红头船商人欲贩至暹罗或安南，却报往海南，因此得免关税。

潮汕大量建筑材料也是暹罗所急需。暹缅战后，暹罗重建，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汕头的建筑材料因此源源不断输往暹罗，其中有大量的砖瓦、琉璃瓷瓦以及各种金属材料。暹罗人还喜爱潮汕石雕艺术，各大寺院也摆设有大量的潮汕石雕。于是，红头船商人从汕头前往暹罗时，往往购买石雕压舱，同时此举也是为了航海安全，镇压回程空帆船，使其不颠簸。

潮汕输往暹罗的商品还有书籍纸张。清代福建汀州府已是著名的造纸中心和印刷中心，汀州的纸张和书籍多通过汕头销往海外，除了日本外，暹罗也是较大的中国纸张书籍市场。而清代潮汕与暹罗之间贸易关系的加强，使暹罗成为潮汕瓷的主要海外市场，从而使清代潮汕瓷器生产得以延续。

汕头红头船商人发展与安南（今越南）的贸易。汕头红头船商人从安南进口大量的大米。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澄海县民人杨利彩（从越南）运回洋米 2700 石，监生蔡志贵运回洋米 2200 石，民人蔡启合运回洋米 2200 石，林合万运回洋米1800 石、谷500 石，蔡嘉运回洋米2600 石，姚峻合运回洋米2200石，陈元裕运回洋米 2200 石”。

汕头红头船商人给安南带去潮汕的土特产。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澄海商民陈协老前往安南贸易的货物中即有大量的瓷器。至嘉庆、道光年间，汕头与安南之间的贸易日益兴旺，汕头商船多在安南贸易，甚至有超越中暹贸易的势头。

伴随着红头船贸易的兴起，汕头红头船商人早在乾隆年间也来到新加坡贸易，也有汕头人留居新加坡经商贸易。1819 年后，莱佛士积极招募华商前来贸易，汕头红头船商人也积极地参与这一贸易，新加坡逐渐成为红头船贸易的一环。1845 年，澄海人佘进有召集原潮州府澄海和揭阳等县乡人共同捐资合组义安公司，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当地的经济命脉。

汕头红头船商人做马来西亚贸易。马辰是马来西亚南加里曼丹省一个港口城市。从雍正之后，一直同中国通市不绝。汕头红头船商人开辟马辰市场。郑昌时《韩江见闻录》有载：

南澳之地，正南出，入海无边际，未有道之者，凡船道皆下西南行，上东北行。谚所云：“上至天津，下至马辰”是也。

这就表明，汕头红头船商人自南澳取西南方向，借助冬天凛冽的东北季风，经过南海诸岛，可以来到马辰；在夏天，取东北方向上行，凉爽的西南季风，一直把海舶送到天津。

汕头红头船商人开辟日本市场。汕头红头船输往日本的商品是砂糖以及江浙丝织物。砂糖是潮汕本地最重要输出商品，不仅本地商船运载砂糖前往日本贸易，而且也有不少外地商船来汕头装载砂糖运销日本。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 年），百拾二番广东船“原是福州船，到南澳购买砂糖”

汕头红头船商人与琉球王国有贸易往来。在琉球王国的档案中，发现了有份参与捐建樟林新围天后宫的商船户陈万金乾隆五十年（1787 年）因出海遇风，漂泊到琉球，乾隆五十一年（1788 年）三月驾船返国前在琉球王国领取的“执照”的抄件：

琉球国中山府知府毛，为知会事。据本国山北地方官报称，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有海船一只，漂至运天地方。询据船户陈万金口称：“万金等系广东潮州府澄海县商人，共计三十八名，驾澄字五百二十三号船只，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装载槟榔，本县开船，七月十五日到天津府兑换贸易。十月初七日其处出口，十一月初六日往到盛京省奉天府宁海县置买黄豆。十一月二十八日开船，十二月初二日到山东大石岛山，同日放洋，要回本县。不拟初三日徒遭西风大作，波浪猛起，砍弃桅蓬，丢掉豆货，任风漂流。十二日夜漂到贵国叶壁山地方，十四日彼山民搭坐本船，引到贵辖地方”等语。即给米粮柴水等件等情前来。随委员役引导万金船只，经于本年正月初五日转驾来中山泊村地方。业经照例发馆安顿，给与廪饩，抚恤养赡。又将原船修葺坚固，并给大桅、风篷、绳索等件。宜俟顺风遣发回国。为此，合就给照为据。须至执照者，计开……

该执照的后半部分开列了船户陈万金、舵工蔡仲和 31 位水手、5 位客商的姓名，以及 19 件“随带物件”。执照中提到的“中山泊村”，又称“泊港”，是传统时期琉球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其时琉球王国为中国的朝贡国，两国在照顾和遣返遇难船员方面有很密切的合作。陈万金的“随带物件”中包括“一天后娘娘一位，一千里眼将一位，一顺风耳将一位，一女婢二位”等，反映当时商船户普遍的信仰。陈万金于乾隆五十一年回国，次年就捐款参与修建新围天后宫。在《历代宝案》中，还有其他多位从澄海出海的海商因遇险而到达琉球的记载。

红头船贸易商人促进汕头与国内台湾、厦门、苏州、天津、海南等地的贸易。汕头红头船商人以汕头为起终点。每年春季，汕头商人乘坐装满潮糖或潮汀赣梅特产的红头船出发，从台厦入江浙，前往苏州，远至天津贩卖，所谓“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 。到了秋季，红头船商人又押着装满苏杭丝绸棉花布帛或北方杂货的红头船回航南方，或直接驶回汕头，或继续驶往海南岛及东南亚地区，将丝绸布帛销往海外市场，换回潮汀梅以至漳泉等地所急需的大米。第二年春天，红头船才满载大米、木材、香料驶回汕头，完成一周循环贸易。

清代汕头红头船商人的红头船循环贸易也在南方口岸地区得到发展，如广州，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广州十三行中设福潮行，这就确立了红头船商人在广州口岸南北行贸易中的地位。

在雷州半岛，湛江赤坎为广州湾北部的重要港口，有红头船商人李某带来家乡商人来此贩卖潮汕菜种、茶叶、陶瓷、草纸等，同时收购高雷地区出产的红糖、菠萝、黄烟、竹席等土特产到海内外销售。乾隆中期，红头船商人在赤坎建成潮汕会馆，其瓷雕、砖雕、木雕，有的采自佛山石湾，有的专门从潮汕雇请工匠来制作，据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题建正座碑记》统计，在赤坎的潮汕籍商号、商行、船户共 192 户捐建会馆，可见潮汕商人数之众。

海南也是清代红头船贸易的集中之地。汕头红头船商人深入海南贸易，主要是采购米谷以及贩销北方商品，海南成为汕头红头船商人重要的采购大米之地。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汕头红头船商人就在海口建立了会馆。红头船商人在海南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乾隆四十三年（1778 年）琼州岁欠缺粮，琼山人吴位和“亟遣人弛告潮商，劝由海道运米至” 。可见红头船商人在相当程度上操控了海南的米谷贸易。

汕头红头船商人做糖生意。潮汕是蔗糖的盛产地。汕头红头船商人的贸易项目以糖为大宗。清代以后，红头船商人将潮糖推向全国中心市场，北运天津，南贩苏沪，受到普遍欢迎，潮糖遂成为垄断全国糖市的主要产品。于是，潮汕甘蔗种植业与榨糖业蓬勃而起，尤以潮阳、揭阳、澄海为著。光绪十一年抄本《晏海渺论》就有这样的记述：“本年（嘉庆十四年）六月初三，澄海县界客船陆拾余号，各装糖包满载，或三千包，或四千包，连船身计之，一船值银数万，将往苏州、上海等处。”

潮阳多产高质量的“葱糖”，“最白者，以日暴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所产蔗糖，“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

潮糖为红头船贸易的基础，汕头红头船商人将潮糖用商船装往嘉、松、苏州，交易布及棉花等商品，潮糖成为红头船贸易的基础商品，也是红头船商人的起家货物。所以，汕头红头船商人纷纷深入澄海、揭阳、潮阳等地乡村，直接插手蔗糖生产与贸易，直接购买或放贷定货。他们既是糖商，又是红头船商人，如澄海县，“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发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装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又下通雷琼等府，“一往一来，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汕头红头船商人也在台湾的台南等地从事米糖业。

汕头红头船商人做布生意。清代棉麻纺织业已成为潮汕地区相当普遍的家庭手工业。乾隆《潮州府志》载：“棉布，潮之女红最勤，所出极多”。 潮阳是葛布的主要生产地，始于明中后期。隆庆《潮阳县志》卷七《民赋物产志》载：“布，有葛苧蕉麻，精粗不等。而葛多出靖海。近又有以苧葛兼丝织为云龙、水文号云葛者”。 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十五也说：“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 这种云葛或“凤葛”为葛丝混纺织品。

潮阳葛布很受东南亚华侨喜爱，汕头红头船商人将潮阳葛布销往东南亚地区，还畅销于朝鲜。澄海程洋岗“妇专织纴，男子喜商贩，挟重资，游吴越间，视家如寄”， 主要销售国内市场。

汕头红头船商人做铁生意。雍正九年（1731 年），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请禁止铁锅出洋。他在奏折中也透露了汕头等地当时铁锅出洋的情况：“臣查粤东地方，因向来出产铁锅，凡洋船货买，历未禁止，臣到任后，检查案册，见雍正七八九年造报夷船出口册内，每船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至一千连者，其不买铁锅之船十不过一二，查铁锅一连大者二个，小者四五六个不等，每连约重二十斤，若带至千连，则重二万斤”。

红头船贸易推动了汕头城乡手工业的兴旺，活跃了商贸，使本区众多商贸港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在红头船故乡樟林所在的澄海，“邑自展复以来，海不扬波，富商巨贾卒操奇赢，兴贩他省，上诉津门，下通台厦，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每当春秋风信，东西两港以及溪东、南关、沙汕头、东陇港之间扬帆捆载而来者不下千百计，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

繁盛的红头船贸易推动了潮人向东南亚移民。潮人的移民有两个动因：一个是由于人口快速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在本地谋生困难，是谓“荡到无，过暹罗”；另外，本地商人在东南亚的商业活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在红头船贸易过程，有些商人因为帆船侯风或者货物购销的需要，暂时性留居海外，又慢慢从暂时留居转为定居。雍正乾隆时期，已有一些潮人搭乘红头商船移民东南亚。他们多数是被宗族、地方视为“烂崽”而被驱逐的。到道光年间，到海外谋生已成风气，红头船也有了专门载客“过番”的新业务。《公案簿》上就有道光四年（1824 年）二月，红头船从樟林载客出发，在海上航行 26 天后，抵达吧城（雅加达）港口的记载。那条船上有 503 名搭客，加上船员共 619 人。另外的记载，载客多大 800 人以上，连船员超过 1000 个人。 潮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这时达到高潮，出现了不少潮人移民社会。

清代汕头繁盛的红头船贸易，不仅活跃与繁荣了汕头经济，推动了汕头人向东南亚移民，而且形成了一个可观而充满活力的汕头—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

红头船贸易时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时期，它承前启后，使海上丝绸之路由古代而近代，大踏步向前迈进，创造辉煌成就。历史记住了红头船，记住了红头船商人，记住了红头船贸易。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的，但汕头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还有近代。汕头海上丝绸之路从古代一路走来，一直延续到近代，至少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汕头海上丝绸之路从古代发展到近代，最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 1860 年汕头开埠，汕头因此崛起，取代潮州，成为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当然也成为商业中心、贸对外贸易中心。近代汕头把海上丝绸之路做大做强，使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扩容提质。

汕头位于韩江西溪分汊梅溪河出海口东侧，前临牛田洋，北通榕江，西对练水，为韩江出海之泥沙冲积而成。原称“沙汕头”，简称“汕头”。嘉庆《澄海志》说：“沙汕头口，地临大海，风涛荡涤”，“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前有海澳，由放鸡山而入”。

至迟在明中叶，汕头已经是渔船聚集之地。清初，汕头乃潮揭商船进口之要道，为船舶必经港口。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清政府设定粤海关，后来便有了征税重地汕头口，直属于该关七大总口之一的潮州庵埠总口，“汕头口……在海阳县，同为庵埠总口所管辖”。 康熙五十六年（1717 年），汕头已成为潮汕地区较具规模的港口及海防重地，“沙汕头炮台一座，营房二十一间，设炮八位，康熙五十六年建，兵三十九名”。 著于康熙末年的《潮州海防图说》称：“潮属港澳虽多，商艘往来，不过旗岭、汕头、神泉、甲子，他皆非所恋也。” 可见，在康熙末年，汕头港俨然是潮汕地区排名仅次于樟林港的第二大海港。

嘉庆二十年（1815 年）以前，汕头已经是潮汕地区的大港和重要商埠。其为潮汕地区海道出入门户，“沙汕头，地临大海，风涛荡涤，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前有海澳，由放鸡山而入，东对莱芜，西通潮阳之达濠、后溪，为海道出人门户”。 沟通各港，远贩外洋，是商船停泊总汇点和海防要隘，“沙汕头口距城西南三十五里，在蓬洲都，即沙汕头前海澳也。有淤泥浮出作沙汕数道，乃商船工停泊之总汇，东出大海，西达潮阳之达淳、后溪。西北通揭阳之北炮台，为海防要隘”。 由于商船云集，汕头压倒了因淤塞了的樟林港，成为潮汕地区排名第一的大商港。

至 19 世纪 40 年代鸦片战争时，汕头港不仅是潮汕第一大港，而且逐渐闻名世界。1857 年英资怡和洋行约瑟夫渣甸向英政府代表报告：“一个未经条约承认的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汕头港。汕头为广东沿海北部位于韩江口的一个最好的寄碇港。”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担任英国侵华全权专使的额尔金说，他曾亲眼看到外国商船在汕头上下货，据悉 1857 年一年内出入汕头的外商船只达 120 艘之多。1866 年，汕头港入口外国船舶 525 艘，总运输量 211800 余吨。 恩格斯在 1858年称：由于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使广州的一部分贸易转移到了上海。其他的口岸差不多都没有什么贸易，而汕头这个唯一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又不属于那五个开放的口岸。 可知此时汕头港已经闻名于世，遂有西方殖民者要求设立通商口岸之举。

1860 年汕头开埠，有力推动了近代汕头崛起，使汕头商贸经济“日进千里”，形成“富者出本，贫者出身，贸易诸国” 的社会发展态势，成为国内外著名的商埠。清宣统三年（1911 年），汕头港出入的汽船共 2618 艘，总吨位达3，300，586 吨， 成为南中国海有数的商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汕头港突飞猛进，“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 成为“商船总泊之要汇”。

开埠后，汕头成了外贸入倾、内贸输出的黄金海岸。“自咸同间开汕头为商埠，交通事业日进千里，曾不百年，凡轮船、铁路、公路、邮电、航空靡弗具举”； 汕头“外贸之销售内地者日益繁多，内地产物之运售海外者亦较百十年前激增倍徙，由是而贸易之事日加繁盛” ；“舟车云集，商旅辐辏，内则惠梅二州、赣南七县、闽南八县资为挹注，外则握南洋贸易之枢纽” ，成为内外贸易的一大中心。随着以汕头为中心的商贸网络、交通网络和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不仅“洋船昔之泊于樟林港者，亦转而泊沙汕头，人烟辐辏，浮积加广。”

开埠推动了汕头港的进一步开放。从 19 世纪 60 年代末期，外商纷纷来汕头开设洋行、商船会社和航业公司等机构。据调查，当时英、德、日、美、荷等国在汕开设的洋行、商店、旅馆等共有 56 家。

汕头港生机勃勃，当时的潮海关税务司辛盛这样描述：“汕头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商业。居民基本上都是商人。它拥有一个极为优美的自然港口，由两条河流汇入一个宽阔的海湾形成。两条河都有相当长的一段航道可通小船。这些优越的条件，使地方上出现了各种生机。有些汽船停泊在港中，借助驳船装卸货物；其他一些船则系靠在趸船边，络绎不绝的苦力将大量的糖或豆饼一件一件地扛在肩上进行装卸。朝着海面有一长排大仓库，进出口货物可在此暂时‘栖身’。”以汕头港为征税区的潮海关原始资料，足见其时汕头港之繁华。根据1864 年至清王朝覆灭的 1911 年一共 48 年的数据统计：进口货物共值 67226 万银圆，出口货物共值 18642 万银圆，出现贸易逆差 48584 万银圆；潮海关征收各种税款 5080 万关平两，约合 7958 万银圆；1911 年进出口贸易总值在全国通商口岸列第七位。

1900 年以后，潮海关每年关税平均约 150 万两关平银，占全国关税收入的4％左右，在全国各关中列为第五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关。

到 20 世纪 30 年代，汕头已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中国东南沿海的国际性海港。1933 年，进出汕头的轮船达到 4478 艘，总吨位 675 万多吨；港口吞吐量占全国沿海各港口货运量的 8.76％，仅次于上海、广州而居全国第三位。 据该年统计，全市各种商行达 3441 家，交易额为 6.92亿元。至民国初年，汕头商贸不仅盛居全国第七， 而且牢牢控制着汕—香—暹—叻国际贸易圈，英、美、法、德、日、俄、荷、比等八个国家曾在汕头设领事馆，成为国内外著名的百载商埠。

汕头港的繁荣，带动了汕头其他港口的发展与繁盛。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潮阳人肖鸣琴在关埠港建立电船运输公司，北至揭阳县城，南至潮阳、海门，东至汕头等地，人货皆由电船运输，关埠港口年吞吐量近万吨，客运量逾10 万人次，关埠港一派繁荣景象。民国初，实业家陈坚夫又修筑加固关埠港码头，增购电轮 24 艘，货物可运至汕头转运香港、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等地，各地销往练江平原各乡镇的工业品及建筑材料，也多数在关埠港上水，在埠内集市交易，关埠成了万商云集的乡镇商埠。

近代汕头的开埠崛起，促进汕头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拓展，从而推动了汕头出现新的移民浪潮。1860 年汕头开埠后到 1949 年，潮人又出现第二次大规模移民。据统计，1911 年，移居海外潮人人数达 300 万；加上 1912—1940 年粗略估计约 100 万；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移居海外潮人人数在 400 万左右。 潮汕侨乡和海内外一体的潮人社会因此逐渐形成。

文化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海上丝绸之路是汕头社会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无疑以汕头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是汕头海上丝绸之路产生发展的产物，是汕头人在长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创造的。 vZvtQfsJuakTJdXiDrHcoojP7bLUPlFVYTM5E/2qTreYRpxRj5tBndUQKani+n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