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生发展的经济条件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这是一句大家熟悉的俗语，它道出了自然地理环境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密切关系，也暗示了它与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密切关系。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向我们昭示：自然地理环境是文化发生发展的前提，而自然地理环境是千差万别的，是复杂而多样性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和天然产物的多样性促成了社会分工的多样性，人们在与不同自然环境做对象化关系中，形成多样性的社会分工，创造了不同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经济类型，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人们在开垦、改造土地的过程中，创造了农耕生产方式，造就了农业经济，从而形成了农业文化；人们在征服、作业大海的过程中，创造了渔业捕捞、海产养殖等生产方式，造就了海洋经济，从而生成了海洋文化；人们在征服、改造草原的过程中，创造了游牧生产方式，造就了游牧经济，从而促成了游牧文化。如果说，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第一要素、首要物质条件的话，那么，人类文化发生发展的第二要素就是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就是人类在自然地理环境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生产方式，一言蔽之，就是重要的经济条件。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产生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文化发展规律，有其重要的经济条件。

一、“耕三渔七”：丰富的海洋经济

从大陆走向海洋，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一个明显的轨迹。处于大海之滨的人们，总是与反复起落的潮水一样，永不停息地奔向大海，向大海索取生产生活资料，与大海结下不解情缘，与海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汕头濒海，海在汕头人的心目中有着难以替代的地位。自古以来，汕头人靠海吃海，毫不客气地利用大自然赋予的有利条件和丰厚物产，“耕三渔七”，发展渔业生产，形成海洋经济。

南澳象山文化遗址

考古发现的距今约 8000 年前的象山遗址、距今约 3500—4000 年前的东坑仔遗址，说明史前人类对南澳海岛的开发、移民，反映其海洋捕捞的生产方式。

先秦时期的潮阳，天气郁热，山林未启，雾瘴弥布，潮卤泛滥，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但闽越族群早已在此生存发展。他们凭借其航海传统，“滨于海上”，“涉游刺舟”，“以舟楫为食”“水行山处”，打通了与东南沿海、环珠江口乃至西江、北江流域的航路，与中原文化开始了交往。

至唐代，长期生活于滨海的汕头先民，在与大海做斗争中，形成了一套适应于当地自然环境的生存方式。

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早期徙居潮阳、澄海的移民，大部分从事捕捞、养殖，“处海滨之乡，鱼盐为业，朝出暮归，可俯仰自给。”

明清时期，潮阳、澄海、南澳渔业生产有了大发展，开始集体出洋捕捞。敲罟作业就是早期外海捕捞的一种方法。清乾隆前期南澳《鼓槽歌》就是描写这种敲罟作业：

鼓槽打鼓摇洪漾，千丈直下冯夷宫；鱼脑痛裂迷西东，僵卧泛泛铺晴虹；两艘对出如两龙，三二秋叶浮长空；鼓公鼓母枝玉同，拟金戛玉声玲珑……

在明清时代，汕头外海捕捞盛行敲罟及牵罾等方式。敲罟选择春夏天晴无风时候进行，掌罟人（出资者）以老练、富有海事经验者为主，负责整个捕鱼活动，又雇佣一批渔民，集中几十艘蜑船出港。到了外洋，“长年居中，众蜑群而听命”，蜑船环圈击板以驱鱼，长年居中张网以取之。有时也可收获数十担海鱼，“获利什佰”。

南澳渔歌《敲罟歌》唱道：

“一夫一妻，三十六仔团团圆；为着财利拆分去，父母一叫到身边。”

这首渔歌采用比拟手法，生动介绍了南澳渔民的一种捕鱼作业——敲罟。敲罟由罟公、罟母二艘大船及36 艘小艇组成，渔工200 余人。作业时，在罟公、罟母的指挥下，先围成一大圈，一齐敲响锆声，逐渐缩小包围圈，让鱼群朝着无声的罟公、罟母间撒下的网口游去，以此收获。

敲罟

牵罾则有更大规模，渔船结对出洋捕捞。这种渔船与渔具造价昂贵，“必富室巨贾为之”。富室巨贾先用名帖花仪聘定舵公，由舵公总负其责。六、七月间，舵公与船众下寮预整帆索，一俟风信来到，渔船即乘风出洋，在浩瀚大海里追逐鱼群，“各矜识力，举网而渔”。结网以后，以一渔船装鱼为对母，以一渔船收网为对子，相率回港。牵罾捕捞一天的收获有时可卖鱼一万制钱以上。外洋集体捕捞一般系渔民三五成群而为。

随着清代红头船商人的兴起，大规模的外海捕捞又操纵在富室巨贾手中，他们坐拥巨资，建造适应外海作业的渔船，雇请大量渔民为佣工出海作业，因而红头船商人资本有力地促进了汕头外海渔业的发展。

渔业生产的发展，使得汕头先民的饮食习惯带有明显的海洋特征。清代的汕头人，“所食大半取于海族，故蠔生、鱼生、鱼遐生之类，辄为至味，然烹鱼不去血，食蛙兼啖皮”。

汕头有多处港湾，近海有大片滩涂，10 米等深线内浅海滩涂面积 74.3 万亩，可利用面积 46.8 万亩，200 米等深线内渔场面积 5.3 万平方公里，适宜海水养殖，海水养殖古而有之。《汕头水产志》记述：潮阳水产生产历史悠久。潮阳县峡山出土的鱼骨、贝壳及采捞贝类的工具“蚝蛎啄”，可证四五千年前潮阳沿海先民已有从事水产的采捞。宋代以后，潮阳、澄海乡民在海滩投石养蚝、围堤捕养鱼虾，建养殖场，放养泥蚶、红肉和薄壳。

汕头面向南海，得海之利，海洋资源十分丰富。据《汕头水产志》记载：汕头海区水产资源近海已知和鉴定的鱼类有 471 种，虾蟹类 17 种，贝类 30 多种，藻类近 20 种。优越的海洋条件和丰富的水产资源，为汕头人生产生活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也使滨海乡民养成了明显的海洋性格。他们看想这些丰富的海洋物产，驾舟驶船，“讨海”捕鱼，发展放绫、拖网、敲罟、牵罾、掇鱿、车罾、垂钓等渔业生产方式。

丰富的海洋物产，发达的渔业生产，形成了明显的海洋经济，这对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产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使汕头有了丰富的生活资料，形成“无海鲜不成宴”的饮食习惯，为汕头先民开展海上贸易提供了丰富的商品货源，更是使汕头先民在长期的海洋捕捞中，了解海况，熟悉海路、航道，积累了丰富、“老到”的航海经验。

二、“煮海为盐”：丰富的盐业经济

盐是人类必需的食物之一，在调味品中名列首位。潮汕濒海，有很长的海岸线及沿海滩涂，适宜煮海为盐。与有悠久历史、较为发达的渔业生产相对应，汕头地区的产盐历史较早。旧时渔民因归港晚，鱼或卖不完，需要保鲜，但其时没有冰冻，只能腌制，腌制的主要材料就是盐。因而，汕头先民充分利用本地近海、海水咸度高、阳光充足等有利条件，发展海水晒盐生产，盐业生产随渔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潮阳的盐业资源十分丰富，盐业生产起源甚早，“百姓煮海水为盐，远近取给”，在唐代就成为著名的产盐地。

进入宋代，汕头盐业生产更趋兴盛。元《三阳图志》说：“潮之为郡，海濒广斥，俗富鱼盐。”

宋代的盐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由于宋朝官府收入的 1 ／3 来自盐利与盐税，因此非常重视盐业生产，专门设立盐场组织生产。从《宋会要》“食货”23 之 16 绍兴三十二年（1162 年）盐额中，最早可以看到三所盐场的具体名称是小江、招收、隆井。《永乐大典》卷 5343 《潮州府》附有宋代潮州总图，在图右下方韩、榕、练三角洲濒海一带，分别标识着三盐场的位置及所辖盐栅则有更为明确的记载。

小江场在今澄海溪南镇仙市村附近，辖今饶平、南澳、澄海至汕头鮀浦沿海诸栅；招收场在今汕头市达濠江区濠江沿岸，辖今汕头达濠、河浦至潮阳海门沿海诸栅；隆井场在今潮阳区南练江北岸，辖今练江口以西的潮阳区至惠来县沿海诸栅。以上三盐场及所属的盐栅，处政府严格控制之下。

此外，潮阳、南澳、澄海沿海居民还有若干私行煎煮的小盐场。官场私灶，齐声发展。

潮阳盐场规模宏大，河浦华里盐场遗址面积多达 1000 余亩。官盐生产规模巨大，《宋会要辑稿》“食货”23 之 22 记：“（雍熙）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潮州上言，有盐六十四万余石，岁又纳三万三千，所支不过数百石”。潮阳盐场终年热气腾腾，火轮升日，万灶晨烟。宋代诗人王安石在《潮阴道中》一诗中描绘道：

火轮升日路初分，雷鼓翻潮脚底闻。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

按照官府的划定，潮阳盐主要供给潮州、梅州、循州，后来还被批准销往汀州。当时的粤闽赣交界地区也是潮阳盐畅销的地区。宋代王安石《虔州学记》称汀州与赣州为“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这里的食盐原由官府统配福建盐与淮盐供应，运价既高，质量又低，闽赣粤交界各地人民普遍喜食潮盐，大量汀州与赣州商人来潮阳走私潮盐，“运潮以给民食，余则发卖江贩”。随着汀州、赣州外销渠道的拓展，煮盐有利可图，更加刺激了潮阳盐业生产的发展。

宋元时期本地区的自然资源获得比较充分的利用，渔业、盐业生产都十分兴旺。公元 1000 年在潮州当通判的北宋名臣陈尧佐写过一首《送潮阳李孜主簿》诗，一开口就称赞：

潮阳山水东南奇，鱼盐城郭民熙熙。

南宋时期，潮阳又出现个体盐业生产者——锅户，打破官营垄断，盐业生产分为亭户与锅户。亭户生产的盐称“正盐”，全部由官府控制，无偿收取或低价收购；锅户生产的盐称“浮盐”，缴税后即可自行贩卖，所谓“正盐出于亭户，归于公上；浮盐出于锅户，鬻之商贩”。更多的沿海居民从事盐业生产，促进潮阳盐业的发展。

宋代的鮀浦小江盐场是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而小江盐场至迟在南宋初年便“居当时广东各盐场的第四位”。

由于“盐之为利，既可以给民食，又可以供国用矣”，元代本地的盐业依旧兴旺。如有记载说：“宋设盐场凡三所，元因之。散工本钞以助亭户，立管勾职以督课程。” 显然，历经改朝换代之后，官方对汕头海盐生产的控制也一如从前。小江、招收、隆井三盐场，岁办盐额分别为 7824 引、2086 引、1686 引，合计 11596 引，“三县一司岁散民盐总 8486 引。” 由此看来，三盐场的岁办盐主要供应本地。除此，剩余不多。

明朝对于盐业生产者的身份、盐商到场收买的程序以及行盐地域均有严格的规定，属国家专卖性质。明中叶时，王权官府准允盐丁交纳银两与放松对余盐的控制，放松了对盐业生产与销售的控制，于是，私盐大行其道，极大地促进了盐业生产，制盐业遍及潮阳、澄海、南澳、饶平沿海地区，如潮阳县招收盐场的人民“煮海为盐，下广为生，千顷霜飞，万斛鸥轻，况复精悍，视死如归”。

一直到今，汕头的达濠，南澳的后江、深澳、青澳、云澳，澄海的盐灶，潮南的井都、田心等地，都有优良的盐场。

达濠青州盐场地

盐是生活必需品，一直以来是官府专卖，但民间走私贸易也一直存在着，特别是明朝海盗贸易与清朝红头船贸易。无论是官府专卖还是民间走私贸易，盐业经济的发展无疑为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三、“稻得再熟”：发达的农业生产

考古发现的距今 5000 多年的农业遗址，见证了潮阳的原始农业生产。到了战国秦汉时期，潮阳农业生产还处于“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从中原各地辗转迁移而入潮的先民，把北方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潮阳。这些技术在这更为优越的土地、气候条件下，取得了新的长足发展。历代被贬谪到潮阳的官员，“办学校，劝农桑”，为潮阳农业和全面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及唐代，潮阳农业生产工具与耕作技术已有显著的改进，“火耕水耨”已被铁犁牛耕所取替；昔日的荒地开始被垦辟成广阔的田畴，长上茂盛的庄稼，出现了“稻得再熟，蚕也五收”的新景象。

两宋时期，潮阳人口迅速增长，水利全面兴修，土地较大规模地开发，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北宋时期，潮阳农作物和水果种植类也不断增多，呈现了“万灶晨烟熬白雪，一川秋穗割黄云”的繁荣景象。南宋时期，潮阳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已经接近江南先进地区的水平。

宋元时期，畜力的使用也是此时期农业开发过程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宋哲宗年间（1086—1100 年），朝廷在本地征购牛皮。潮阳县令郑敦义上奏说，“黄牛上善耕，农以子视之。今吏急征皮，窃恐为害不止一牛，小民将无所恃为命”，哲宗遂下令免征。农视牛如子，说明其对畜力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随着本地农业开发进程的加快，对耕牛需求的急切。

明清时期，潮阳、澄海沿海地区，以筑塭堤御海潮为主，与大海争土地，首先围沙滩为水坦，捕鱼蛤或放养鹅鸭；接着变水坦为潮田，种植红种稻等；最后大修基围，整理水利涵道，潮田成为肥沃高产的围田，可种植两季水稻。

潮阳、澄海先民极其珍惜土地，土地利用率极高。阳田、围田等水田种植早晚稻；山田春夏季种水稻，秋季种杂粮；旱地园地则种植杂粮与果树、甘蔗、蔬菜等。先民更是注重农业技术的提高，种田如绣花，不断提高农业产量。根据 1550—1650 年的数据显示，潮汕地区水稻平均亩产已达 440 斤，比之当时南方水稻亩产 392 斤，高出了 10％以上。在明代前期，潮阳、澄海成为大米输出之地。

汕头先民不仅种植水稻，也种植经济作物。据有关资料，明清以后，从外地引进的作物有甘薯、马铃薯、小麦、玉米、烟草、木薯、瓜菜等 40 多类。特别是最具经济价值的甘蔗。

汕头甘蔗种植兴起于明清，潮阳、澄海等县农民大量种植甘蔗，榨取食糖，由商人运销各地。特别是在清代，糖成为闻名全国的食糖，有乌糖、砂糖、白糖等数种，大量运销天津、苏州等大规模市场，更加刺激农民种植甘蔗，甘蔗种植在经济作物种植中“首推巨擘”，蔗农往往合六七户为糖寮进行榨糖加工。蔗田漫野，糖寮遍地，成为清代潮阳、澄海乡村一个蔚为壮观的景象。清乾隆年间（1736—1796 年），潮阳县令李文藻曾咏道：

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

潮阳产的蔗糖，多为高质量的“葱糖”。《潮中杂记》卷七“民赋物产志”中即有“葱糖”记载，说“潮之葱糖，极白极松，绝无渣滓。”隆庆《潮阳县志》卷七“民赋物产志”中即有“沙糖”记载。潮阳所产蔗糖，“最白者，以日暴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曰洋糖”。在清代，潮阳糖产量可能位居全国之冠。

发达的农业、丰富的农产品，特别是甘蔗等经济作物的发展，为汕头发展国内外贸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商品货源，壮大了汕头海上丝绸之路，为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产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发达的手工业

手工业是指使用简单工具，依靠手工劳动，从事小规模生产的工业，主要是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在工业社会之前，商业贸易主要就是手工业产品。一个地方手工业的发展发达是商业贸易发展发达的重要前提。汕头海上丝绸之路的产生与发展，与历史上汕头手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相应的，汕头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发展也与历史上汕头手工业的发展密不可分。

唐代的潮阳，纺织业逐步发展起来，尤以蕉布出名。《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葛布》则称：“粤故多葛……出潮阳者曰凤葛，以丝为纬，亦名黄丝布。” “唐时端、潮贡蕉布。”蕉类不一。其可为布者曰蕉麻，山生或田种，以蕉身熟踏之，煮以纯灰水，漂澼今干，乃绩为布。

《新唐书·地理》载：“潮州潮阳郡，下。本义安郡。土贡：蕉、鲛革、甲香、蚺蛇胆、龟、石井、银石、水马。”

乾隆《潮州府志》载：“唐时潮阳郡每年贡蕉十匹，乃蕉布也。” 这里的潮阳郡即潮州府，当中就包括了潮阳县。

可见，此时的潮阳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所产蕉布成为唐代宫廷贡品，每年需要上贡中央政府蕉布十匹。

《宋史·地理志》载：“潮州，下，潮阳郡，军事。元丰户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贡蕉布、甲香、鲛鱼皮。” 也就是说，与唐代一样，宋代潮阳所生的蕉布仍然是宫廷贡品。

宋代以来，潮阳绸绢等产品有较大发展，颇有市场。嘉靖《潮州府志》的作者在卷二的一条跋语中，对潮阳云葛的高价非常不满，“潮阳云葛，价逾五金，非所谓淫巧导奢耶！”

在清代，潮阳棉麻纺织业成为相当普遍的农村家庭手工业。李调元《南越笔记》说；“潮阳产绒布，极重密，蔽风雨，俗称潮布，行用远近。” 潮阳原来就有“吉贝园”“大棉田”“小棉田”等村名，今天仍然有“棉城”“棉花”等地名考察，潮阳种棉织布的历史不短。

潮布喜欢用潮阳本地出产的蓝靛染色，又叫作“潮蓝”。因为色泽鲜艳又不易褪色，颇受青睐。乾隆《潮州府志》说：

潮之女红最勤，所出极多，其染蓝色者光艳耐著，名曰潮蓝。

明清时期的澄海，纺织业也发展，颇有成就。嘉庆《澄海县志》“风俗”篇“生业”条的按语说：

《旧志》曰：邑僻处海滨，号称沃壤，农安陇亩，女勤绩纺，务本业，谨盖藏，为潮属九邑最。

康熙《澄海县志》也载：“程洋岗妇专织紝，男子喜商贩。”

本地出产的烟叶与烟丝，以潮阳县最多。乾隆《潮阳县志》自夸烟叶以“棉产为上，叶梢承露，制烟极佳。” 这就是著名的“承露烟。”这里的棉指潮阳，潮阳县治称棉城。海上丝绸之路又称为海上陶瓷之路，盖因在潮汕，海外贸易的主要商品是陶瓷。从考古发现来看，本地区瓷器生产始于唐朝而盛于宋。在宋代，潮州瓷器生产最为著名，尤其是潮州笔架山瓷窑。

在澄海程洋岗营盘山，包括窖东、窖西、管陇等地，也有不少古窑区。后湖一带也布满瓷窑群。这一片范围甚广、规模巨大的瓷器工场，在时代上与北关瓷窑相接而稍后，可以认定是潮州瓷器制造中心的东移。它用可以和当时著名窑场媲美的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生产出来的大量瓷器，主要销往海外。

清后期，澄海神纸畅销海内外市场。神纸乃是用汀州出产的土纸与梅县出产的槐花加工制作而成。在清末，澄海神纸成为一项大宗输出品，运销天津、青岛、烟台及暹罗、安南、新加坡。《中国海关：各口海关贸易报告》汕头口的报告说，1867 年就有 234 条夹板船驶进汕头港，载走“运往香港的纸张”。《汕头指南》说：“在松口，庵埠，澄海，尤其是在有 3 万人赖以为生的澄海莲洋铺，都在大规模地制造神纸”，大约年贸易额在 300 万—400 万元之间。澄海神纸成为出口的大宗商品。

铁锅也是潮阳传统的手工业产品。光绪《潮阳县志》所载海关条例提到的商品抽税照例中，就有铁锅一项。由于清朝律令禁止铁和铁器出口，潮阳商人大都借口把铁器运到海南销售，私下里再偷偷转运南洋各埠。张之洞在《请开铁禁折》中提到，光绪十五年（1889 年）以前，每年出口到新加坡等地的铁锅，“由汕头贩去者约三十余万口。”

五、矿产资源

潮阳、澄海、南澳等区域的矿物资源，除岩石之外，主要有锡、钨、银、铅、铜、铁等有色金属矿物与蕴藏量极多的高岭土。从距今约 8000 年前开始，汕头先民就开发利用这些矿物资源。矿产的开发利用，对推动汕头历史演进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