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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力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之下，乡村教育被视为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对乡村新一轮的建设具有战略性意义，因而其发展状况备受社会关注，也吸引了一大批大学生志愿者投身其中来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当前的乡村教育存在困境，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不足和重视程度不够而在人才生产上仍处于被动状态，另一方面外来人才又不愿流入乡村进行教育服务而对乡村教育振兴造成阻碍。对此本篇报告以贵州省Y村为调研对象，试图探究当前乡村教育的具体情况以及在人才生产和积累方面存在的困境，并从中寻找切入口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参考。
关键词 ：乡村振兴，教育，大学生志愿服务。
（一）研究背景
乡村是我国地域综合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城镇互促互进、共生共存。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数亿乡村人口摘掉了贫困的帽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攻克了一个又一个贫中之贫、坚中之坚，为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国力量。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薄弱环节仍在乡村。围绕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8 年 2月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于 2019 年 6 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农业农村部于 2020 年 7 月印发《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等，都明确要求统筹规划乡村建设的重大工程、计划与行动，为乡村的全面振兴夯实基础。
2021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宣布中国已经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任务。但与此同时，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和乡村发展的不充分可谓是当今中国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新阶段的乡村振兴的各项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需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作，稳固脱贫基础。
教育是乡村振兴中的基础性工程，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前提。教育不仅立足当下，更着眼未来。党中央一直以来对乡村教育高度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先扶智”，深刻指出要更加注重教育脱贫，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均等化问题，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此，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在 2019 年 7 月联合发布《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的意见》；教育部等六部门在 2020 年 9 月又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以上文件表明，解决乡村教育存在的优质教育资源紧缺、教育质量亟待提高等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正提上我国政府的“日程表”，乡村教育有望在党中央政策的关怀下获得质的提升。然而在多重政策和制度拥入乡村，甚至造成“基层体制过热”的当下，以全局思维把握政策目标、促进乡村教育在乡村振兴的框架内融合发展、整体解决将是必然趋势。
在乡村事业发展之中，志愿服务，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的志愿服务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贺信中提出“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2019 年中国志交会将“青年志愿服务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模式研究”列为 2020 年八大重点研究方向之一，要求将青年志愿服务与乡村振兴融合。
十八大以来，广大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积极响应号召，深入乡村和基层，为乡村发展献出了自己的力量。其中大学生是青年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更是志愿服务的排头兵、主力军，是乡村振兴事业的新鲜血液。2019 年 1 月，教育部下达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的通知，引导高等学校深入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然而，与受到的关注和重视相比，我国大学生乡村志愿服务的实际开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其实际效果、长期保障、专业素质都有充分的提升空间。所以，如何让大学生志愿服务在对接乡村振兴中真正发挥其独特作用，答案还未完全揭晓。
（二）研究问题
十九大以来，乡村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短板依然明显，在教育领域表现出师资总量不足、教师队伍门槛低且不稳定、家庭教育和心理关怀缺位等问题。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多维度的工程。大学生能力固然有限，不能在乡村振兴中“面面俱到”，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富有创造力和奉献精神的群体，他们志愿服务乡村教育的行动，将使“以教促兴”的事业依旧大有可为。
基于此，本篇报告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探寻大学生志愿服务与乡村教育的对接融合。报告的理论部分首先梳理乡村振兴的定义和目标，并由改革开放以来的城乡关系变化来阐述乡村在“人力资源生产”上的困境，然后从乡村振兴的定义和目标出发说明解决这一困境的必要性。由此，报告的调研部分在考证现实困境的基础上去思考当今乡村教育问题，并设计可行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方案以满足乡村实际的教育需求。
（一）乡村振兴战略：为何振兴？何为振兴？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重视乡村政策，但其侧重点在不断调整。20 世纪 80 年代的“四个现代化”中，“农业现代化”就排在首位。90 年代后期乡村经济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农村、农民问题也被纳入了工作重点，合称“三农”问题。21 世纪以来党中央又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着力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2017 年党的十九大则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具体目标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也被称为“二十字方针”。在学者看来，既往种种政策仍然是在优先发展城市的基础上“以城带乡”，而乡村振兴战略是对既有“城市偏向”或“农村偏向”论争的超越。作为脱贫攻坚的下一步衔接，该战略是对我国发展中最大的不平衡不充分——城乡不平衡和乡村发展不充分的回应，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那么如何在理解了这一意义的基础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呢？部分学者从“二十字方针”来理解。持有生态主义观点的学者根据“生态宜居”指出，我国过去一直追求工业化和工业文明，而当前在乡村振兴战略下则应该大力进行乡村生态文明建设，复归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另一些偏向发展主义的学者则从“产业兴旺”的角度提出乡村应三产融合发展，吸引资本下乡，促进城市人口回流。在这样的理解下，乡村被理解成了一个新的增长极，是可以涂上“生态”和“发展”两种颜色的画布。
但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城市化、工业化是现阶段中国的发展主题。农民只有“城愁”而没有“乡愁”，乡村的生活并不令人羡慕，而是“进城”失败的无奈选择。因此，无论是生态主义还是发展主义都受到了致力于实证调研的学者的批评。在他们看来，让乡村成为增长极显然是期待过高了。一方面，“资本下乡”等措施会破坏目前“保护性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进城失败的农民失去退路。另一方面，发展产业的成功条件十分苛刻，除了个例之外其他村落并没有这样的机会，在市场条件下还可能造成农民的经济损失。乡村的生态文明固然需要保护，但目前城乡关系仍处于剧烈变动中，向乡村立即投入大量资源并不明智。从实际出发，他们提出乡村振兴的目标是维持乡村基本社会秩序和公共物品供给、保障基层治理效能、为进城失败的农民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
在本篇报告中，乡村振兴同样需要超越“生态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论争，实事求是，稳扎稳打。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动员式扶贫”和“基层体制过热”的问题已经层出不穷，乡村振兴作为一项时间跨度更长、涉及面更广的战略更不可操之过急。因此，应该将维持乡村基本秩序作为乡村振兴的起点和底线。
（二）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以教促兴
即使是维持乡村的基本秩序，资源的投入也是必不可少的。而相对于教育、医疗、治理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来说，人力资源亦即有劳动能力的适龄人口的投入最为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逐渐松动，乡村地区人力资源加速向城市流动。民政部统计年鉴显示，中国的行政村数量由 2000 年的 66 万个左右减少到 2010 年年初的 52 万余个，除一部分乡村由于城市化、工业化改为“区级”外，村落人口减少带来的撤村并村是行政村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截至 2020 年，中国有 70.7％的行政村为人口净流出状态，其中超过 50％的行政村的空心化率不低于 5％。乡村“空心化”已是“完成时”。
在现代条件下，教育是人力资源生产必经的和最关键的途径，也是产生优质、精英型人力资源的唯一途径。在城市化、工业化的潮流中，乡村的优质人力资源、知识精英占了流出人口的大多数。而即使是乡村教育，其价值导向本质上也是“离农”的，是对这一潮流的推波助澜。赵树凯组织的全国范围内的调查表明，村落中外出务工的群体中 35 岁以下的年轻人占 86.3％，且外出群体素质相比留守群体普遍较高，这从实证层面印证了这一趋势。在此情况下，乡村处于需要承担人力资源的生产成本，却主要由城市享受其利好的不平衡状态。外出的村民没有将先进的技术带回，也未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的经济结构，并且不稳定已然成为犯罪的温床，乡村“有流动、无发展、无突破、无安宁”。这种困境反过来又影响了乡村教育的经济投入和实施效果。
影响经济投入的典型案例即熊春文所观察到的“文字上移”趋势。20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乡村发展长期滞后，基层财政吃紧、开源节流，乡村学校经历了大规模的撤并，其速度甚至快于乡村人口减少带来的在校生数量的下降。从实施效果看，大量撤村并校产生了一批“巨型学校”，其路途遥远、寄宿产生的教育成本大幅增加，甚至完全抵消了财政补贴，造成一些地区的辍学率反弹。此外，乡村教师的社会地位、薪资待遇不高，职业前景欠佳，优秀教师跟随大潮流向城市，使得乡村教育资源更加匮乏、质量更加滑坡。学生家长们则辗转于城乡之间，甚至长期留在城市务工，不得不寄宿的学生就成为“留守儿童”。学生心理上缺乏关爱和陪伴，增加了他们在成长中行为失范的风险。
由此可见，在城市化、工业化导致乡村人口流出的背景下，依靠乡村自身的资源无法保障教育这种公共物品的提供，从而让乡村优质人力资源的生产面临不可持续的困境，人口素质整体下降，让乡村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从缓解城乡不平衡的角度看，对此的回应自然是城市中的人力资源“下乡”，以乡村教育的兴盛为维持乡村秩序打好基础，从而展望乡村振兴的未来，也就是“以教促兴”。
（三）大学生志愿服务的独特作用
目前单独研究大学生志愿服务与乡村对接的文献较少，但是如果回归“以教促兴”这一路径，我们可以将其广义理解为“知识下乡”或“文化资本下乡”。当前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集中在经济、政治上的精英和成长于本土的“能人”，如“新乡贤”、村第一书记等，探讨的内容包括回乡支持建设的长效机制、实施效果等方面。但是这些人群并非出于公益而来，另一方面也并非主要关注教育。即使其职责范围对教育有所涉及，也多是对教育进行经济、政策方面的扶持，而不涉及教育过程本身。本篇报告研究的大学生志愿服务是一种“非精英”的活动，且深入教育的具体过程中。那么，这种志愿活动能否回应社会的期待呢？
大学生志愿服务最常见的“下乡”形式是支教。对北京、成都两地 40余个支教项目的调查显示，多数项目能做到和特定的乡村长期对接，但其成员升入高年级后活跃度明显下降。支教项目的参与者以成长于乡村的大学生居多，他们和帮扶对象有共同的经历，这让他们在项目中能感同身受，甚至选择乡村教育作为职业发展的方向。熊易寒在对城市农民工子女的研究中也关注了大学生志愿者和支教团队的作用。这些志愿者长期随访城市农民工家庭，关心其子女教育去向。他指出，虽然志愿者并不能真正改变孩子的学习困境，但他们比一般老师更受欢迎，因为他们真诚的爱能打动孩子。此外，志愿者和帮扶对象也经历了“共同成长”，不少生长于城市的志愿者由此立志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可见，大学生志愿服务虽然不一定能解决当前乡村教育的所有问题，但可以充分利用大学生群体富有爱心和创造力的特点，给予孩子必要的陪伴和鼓励，向他们传递健康向上的价值观，从而在乡村“以教促兴”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乡村振兴”的目标究竟是什么？怎样才算是乡村的振兴？无论是否认同学者的观点，社会都必须面对“谁的乡村振兴”这个振聋发聩的提问。当我们将对象锁定在定居乡村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地域概念的抽象的“乡村”时，就必须承认，在当今城市化、工业化的主流趋向下，定居乡村并不是什么令人艳羡的生活方式，而是不能进城的一种替代选项。然而，这种替代选项的地位让乡村的各种要素难以进行“内循环”，其中最关键的即人的流失和人力资源再生产的困难。这不仅表现在乡村教育大量撤点并校、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而产生“巨型学校”，更根本的问题则在于父母外出务工造成的家庭教育缺失和村庄整体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对此的回应必然是外界的“知识下乡”或“文化资本下乡”。但当前研究集中于利用“新乡贤”、民间组织、本地“能人”等群体，参与的领域集中在发展产业、乡村治理等，关注教育的非常少。大学生作为和学龄儿童年龄相近、经历相似且富有奉献精神和创造力的群体，理应在这一议题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因此本篇报告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大学生可以通过何种方式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知识下乡”做出何种贡献？
目前从实证层面对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探讨可谓少之又少，我们仅搜寻到了一篇《社会学研究》中刊载的对大学生支教项目的研究。然而，这些项目的实际效果、长效机制、专业水平等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且社会也对其提出了诸多疑问。受限于“支教”之名，这种活动在乡村中参与的广度、深度依然不够。因此本篇报告也试图探寻一条有别于甚至超越支教项目的“知识下乡”的道路，为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的深度参与提供参考。
志愿服务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大学生以这样的形式参与乡村振兴战略，不仅是为乡村的发展添砖加瓦，更是实地感受国家发展脉搏、完善自身三观、寻找自身理想与社会实际耦合点的大好机会。因此，体现着我们所见所思的这篇报告，不仅是团队自己由具体提炼为抽象、由实践转化成理论的契机，也应当会对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活动的同人有所启发。
（一）Y村概况
Y村地处贵州省苗岭大山，毗邻重安江，是传统的苗族村落。该村由6 个自然寨组成，下设 4 个村民小组，共计 379 户 1481 人，居住点之间较为分散。由于地理位置偏僻，Y村曾是一个典型的贫困村，每 3 户中就有1 户是贫困人口，产业薄弱、劳动力外流、生态恶化等问题十分典型，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Y村全面落实了教育资助、异地扶贫搬迁、建档立卡户动态管理、老旧危房改造、普及医疗保障等工作，贫困发生率从 2014 年的 29.08％下降到 2019 年年底的 0％，实现了全员脱贫的目标。“十四五”开局之年，Y村将在巩固脱贫成果、防止群众返贫的基础上，扎实推进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对接工作。
与邻村相比，Y村教育短板较为突出。该村现有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 286 名，其中含 109 名贫困学生。Y村无村级幼儿园，学生集中就读于L小学和W初中，通过两免一补政策保证辍学学生为零。Y村鼓励支持学生接受中等、高等教育，为学生提供专项补贴、助学金、免学费等补助政策。为解决村内学生考取大学人数少的问题，Y村于 2019 年设立筑梦助学基金，以专门表彰村内考上大学的学生。通过这些努力，Y村已不存在读不起书的情况。尽管如此，Y村群众总体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教育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不明显。村干部反映，受教育的大学生更愿意定居城市而不愿回村建设也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并认为是“缺少男大学生”的原因。
（二）案例介绍
为深入了解Y村教育的实际状况，我们以村民小组为单位，随机走访了 17 户家庭，并根据学者宣兆凯提出的“家庭支持系统”的原理，结合Y村家庭特点，选取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式这三个相关变量，将 17 户家庭划分为表 1-1 中的四类，并从中选取 3 户代表性家庭进行介绍。
表1-1 家庭分类示意
1.第一类
第一类的代表性家庭是我们访谈的倒数第二户家庭，共有三个孩子：15 岁读初二的姐姐、12 岁读六年级的哥哥以及尚且只有 1 岁的弟弟。父母带着年幼的弟弟在广东惠州打工，姐姐和哥哥在家中居住，平常由亲戚照料。我们进入家中走访时，姐弟俩都穿着暖和的羽绒服，相对而言衣服干净且时髦。环顾四周，家里的装潢比较现代化，配备了基本的电器，并且家中明亮、整洁。和村中其他家庭相比，这户家庭的居住环境明显要好了一大截，反映出这户家庭的经济条件在村中属于中等偏上水平。
走访时我们最先注意到的是家中欢快的氛围——姐姐正在跟随着电视机学习英文歌曲，这在英语教育水平整体比较落后的乡村是很少见的。姐姐在沟通中表现得大方得体，对于陌生人不卑不亢，能够清楚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们了解到，姐姐的目标是考上大学，并且已经对大学有了一定的认识，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是姐姐心中梦想的学府。她也提到自己在短视频软件上看到过的一些美丽的大学图景，心中对此十分向往，也很渴望有机会能够亲眼见到这些吸引人的景色。我们还了解到姐弟俩都曾到过广东，去父母打工的地方看过，这和大部分尚未走出过Y村所在的K市的同龄孩子相比已经十分难得。并且姐弟俩提到，父母每年回来都会带着他们在贵州省内旅游一次，因此姐弟俩之前也已经去过不少地方。虽然父母在外打工，但姐弟俩每天都和父母视频通话，交流学习和生活情况，亲子沟通密切，双方关系很融洽。
总的来说，这户家庭的教育同时满足了经济条件、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这三个要素，使得孩子的成长轨迹得以良性发展。这进一步印证了教育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可靠的经济条件是基础——没有经济条件做后盾的教育无从谈起；现代的教育观念是关键——父母需要在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愿意为子女的教育投入时间和精力；科学的教育方式是保障——父母可以使用恰当的方式与孩子进行沟通，用科学的方式引导孩子树立远大的志向、培养对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2.第二类
第二类的代表性家庭是我们访谈的第 3 户家庭，这个家庭建有一幢较为普通的 3 层小楼房，内部装饰朴素简约却不失整洁。虽然购置的家具不算昂贵，但这户人家拥有全村为数不多的干净的独立卫生间，该家庭的经济条件在村中是中等水平。
接受我们访谈的是该家庭的男主人，这天恰逢他休息返家。他在邻近的K市、G市等地及周边做消防、水电的散工，常年在外，即使回家也只停留一两天，与村里联系较少。他感慨工作不好找，虽然活计多的时候一天收入能达到 300 元左右，可一年总收入取决于接到活计的数量，并不算稳定，有时还会遇到欠薪的情况。而自家大嫂因病在家，只能靠低保维持生活。但他认为，总的来说夫妻俩的收入还能够维持一家人在Y村生活的基本支出。
谈到教育，这位男主人说他家共有 4 个孩子。大女儿初二时产生了弃学念头，家人劝说无效，只好任她辍学跑去广东打工。二女儿中考分数离当年普高分数线相差 1 分，男主人便为她交了职高的 6000 多元学费。可入学十多天后她就弃学，男主人反复劝说甚至跑去K市找她谈话均无效，不久后她也前往浙江打工。目前三女儿和小儿子分别就读于W初中的初三和初一。他说，三女儿的命运可能将与姐姐类似，而成绩尚可的小儿子则是唯一的希望。
我们注意到，男主人急躁的话语中带有稍许认命的无奈。他自身文化水平虽低，却能够自觉地意识到教育可以改变子女的命运，只要子女愿意读书，他一定会全力支持，因而他拥有教育之“志”。可他却缺少教育之“力”。三个女儿的辍学固然与男主人作为经济“顶梁柱”常年在外、子女缺乏父母的监督指导有关，但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其自身对教育的认知存在偏差，忽视了父母教育对子女成长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男主人在访谈中说出“随他们吧，想念就念”的话。他虽然知道教育很重要，却也认为不接受教育似乎也不是多么严重的问题。而且他对教育的理解局限于学校教育，并未意识到自身家长角色的缺位对子女成长中走的“弯路”也有责任。至于家长应该如何在经济之外给孩子成长更多的支持，如何做好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对接这些问题，他就更没有概念了。不得不说，男主人这种教育上的“粗放投资”是其女儿遗憾辍学背后的根源。
3.第三类
第三类的代表性家庭是我们第二天访谈的最后一户家庭，房屋坐落在Y村的主街上，看上去有些年头了，是当地传统的木结构房。随着人口外流和脱贫攻坚的推进，这一带的老房子要么已经换成了砖瓦结构的新房，要么已经废弃许久。但这一家院前打扫得还算干净，有住人的痕迹。门前的“两不愁三保障”责任牌显示，2019 年当地政府刚刚出资 2000 余元对该房屋进行整修，保证雨季不漏水透风。种种迹象表明，这户家庭的经济条件似乎有些拮据。
我们在村主任的带领下叩开了木门，一个女孩有些紧张而疑惑地望着外面。村主任介绍说这是这家两个孩子中的姐姐，今年上初三，而弟弟还在上小学。这是个父母双亡的家庭，只有奶奶照顾。我们望向四周——房子确实加固过，但屋内十分昏暗，衣服简单晾在室内的绳子上，除了地上没有清理过的垃圾，可以说是家徒四壁。看到我们的疑惑，姐姐说声抱歉打开了灯。脱离绝对贫困之后，他们也是能省则省，比如在没有客人来时就不开灯。
知道我们的来意，姐姐把弟弟领出来和我们见面，但弟弟似乎很怕生，始终一言不发，只有姐姐和我们交谈。她说，自己想上高中、大学，但进入初三后课程难度加大，特别是数学经常听不懂，这让她担心自己能不能考上高中。她指了指厨房窗户旁有些亮光的地方，姐弟俩就是在那里写作业。在一个只有老人的家里，大孩子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一家之主。姐姐不仅要帮着照顾弟弟，也要替奶奶分担些家务，这势必也占用了她本就不多的学习时间。考虑到她的家庭条件，姐姐也许已经算是村里比较爱学习的一批孩子了——许多不愿上学的孩子在初二就会辍学外出打工，而她至少坚持到了初三。
上学的费用并不需要家庭担心。在“两免一补”政策下，上初中的姐姐每月能拿到 600 元补助，而上小学的弟弟也有 300 元，吃饭已经完全够用，家里只需再补贴些日用零花的钱。虽然当地初中高年级已经出现了校园霸凌，但姐姐似乎没有受到影响或卷入其中，这也是一件幸事。在父母完全缺位的情况下，学生的自律、学校的环境、国家的补助在教育上维持着脆弱的平衡，一旦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学生这艘航船都很容易偏航。
4.第四类
在教育扶贫的巨额资金投入下，第四类家庭存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第三类和第四类之间的界限有时并不那么明显。正如第三类案例中所展示的，国家的政策以资金保障为主，很难主动干预学生自身出现的问题。在父母缺位的情况下，钱解决不了“偏航”的问题，因而他们的结局和预设中的第四类没什么差别。而这类家庭本身也刚刚脱贫，经济基础极其脆弱，随时有可能返贫，这又是巩固脱贫成果中不可不注意的一点。
（三）Y村社会志愿服务力量
贫困乡村普遍存在“人才进不来、留不住”的现象，因此社会志愿服务力量凭借其流动性强、组织性高等独特优势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参与角色，有效弥补了政府与市场力量的不足。不过Y村对外交通闭塞，当地唯一的一支志愿服务队是由第一书记和村党支部书记共同牵头、以村干部为主体的脱贫攻坚突击队，而这支队伍时常经费不足，其服务对象有限，服务内容也比较单一。这就需要社会上更多群众性或专业性志愿力量的协助。
为增进志愿服务力量对Y村的助推作用，近两年，Y村第一书记充分依托校地合作、政企共建的帮扶平台，与武汉大学、企业、商会等社会力量对接，在Y村成立了专门的志愿实践基地。基地成立以来，达成了一系列的志愿合作事项（如表 1-2 所列部分），为Y村发展注入了全新动能。但基地尚未建立长效合作机制，捐赠和帮扶更多属于偶发性行为，大学生也较少通过该基地真正深入乡村“以教促兴”。
表1-2 部分捐赠项目
（一）问题发现
1.乡村家庭教育
家长角色的长期缺位是乡村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曾提出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个体的动力来自各种需要的满足”，并将个人需要按照从低到高分为五种——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由于Y村缺乏就业机会，大部分家长不得不外出谋生，使得进行家庭教育的重任落到了家中的祖父母身上。一方面，祖父母一辈对教育的认知比较滞后，常常停留在“给学费”“管教几句”这种层次，在孩子成长和三观塑造的关键时期无法给予引导。孩子遇到情绪和生活难题时缺少及时疏导，长此以往他们常常感到孤独无助，导致性格自卑内向，没有安全感。另一方面，隔代的老人与孩子在心理上也有代沟，文化和思想观念上也存在巨大差异，平常交流中缺少共同话题，导致孩子缺乏归属感，更加依赖同辈之间的友谊。在自我实现层次上，孩子的需要也很难满足。首先，孩子自控能力不强且极容易受外界影响，祖辈对孩子又溺爱纵容，使其很容易染上恶习；其次，祖辈亲属受制于思想观念陈旧和自身能力水平，难以发现孩子身上的潜力，亦不懂得用科学的方式加以引导。老人们教育意识的缺乏和教育方法的不当都容易使孩子错失养成良好品质的机会，使他们不能在最好的时期得到最好的发展，成就动机程度低。
家长缺乏必要的教育素养也是引发乡村家庭教育问题的因素之一。一些学者曾经指出，父母的受教育状况与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及教育成就存在相关性。Y村家长普遍都只具有初中及以下学历，文化素质偏低，从而导致他们在对教育的认知程度、教育能力及教育方式上均存在局限。Y村家长很多都只着力于为孩子提供必要的教育物质保障，但对于孩子的学习观念、学习方式等培养却所知甚少甚至一窍不通，在他们遇到学习方面的问题时也难以提出对症之策。另外，乡村家长普遍不重视对孩子心理状态的关注，忽略在家庭教育中给予孩子必要的精神关怀，非常容易导致孩子出现人格缺陷。
2.乡村学校教育
近几年随着有关部门对乡村学校的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在扶贫干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L小学的硬件设施得到大幅度改善。每间教室都安装上了电子白板，顶楼的机房里还有武大政管院捐赠的电脑。身在山村，却离这个时代最新的物质成果并不遥远。
然而，从内生增长理论的角度来分析，造成乡村贫困的根源实际上是村民知识、技能等方面的素质欠缺，尤其是对包括乡村学校教育等要素在内的乡村人力资源的投入不足。因此，相较于硬件设施的改善，乡村学校软件设施的提升才更为根本。但当前乡村学校教育的软件设施上依然存在短板问题。一方面，乡村师资相对固定且水平欠佳。虽然按照编制，L小学应当有 13 名教职人员，但由于当地新入职的教职人员流动性较强，学校的教育主力 10 年来未有明显改变。另一方面，乡村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L小学的 10 名老师要面对 500 多名学生，老师每人需负责两门主课，每周需承担 17 ～ 18 节课，其教学压力不言自明。除软件设施的问题之外，K市城乡教育水平差距依然明显，主要表现在乡村学校在英语、美术和音乐等课程的开设方面仍存在困难，而要像城市学校那样系统生动地教学则更是一种奢望。
此外，家庭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对于学校教育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方面，当前乡村学校教育难以弥补学生家庭教育的空白。很多家长常年不在家，孩子只得交由家中老人照管。虽然老师与家长有沟通的微信群，但更多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情况不管不问。孩子在长期“放养”的状态之下，学习全凭自控力与自觉性——好者愈好、差者愈差的态势出现。因此，K市各乡镇学校虽然教学水平相差无几，但就统考成绩来看，班级内部不同学生之间的两极分化非常明显。另一方面，相比于那些家长十分“上心”的城市学生便不难看出，城乡家长对家庭教育的重视程度的差异使城乡教育差距还在不断拉大。
总的来说，目前K市的乡村学校教育尚能涵盖人力资源生产所需的基础性教学内容，但由于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与城市学校教育相比，其在教学经验、知识体系的建构等方面仍有差距，并不能适应乡村振兴的实践需要。而乡村家庭教育相较于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更为严重，影响更为深远，主要暴露出父母缺位和教育不当等问题，这使教育工程的上中游环节中的生产要素供给得不到充分保障，是乡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一辈子的遗憾。
（二）问题思考
1.教育的人为中断
在走访时我们发现，村中读完初中或者高中之后便不再接受教育的孩子不在少数。在高等教育日渐大众化的今天，这种中断人力资源生产环节的行为值得社会警惕。一方面，这种现象受到村内落后的教育观念的影响。中断教育的学生及其家长或许并没有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与其花费时间和精力读书，不如直接外出打工来得划算。另一方面，学生自身缺乏兴趣，容易产生强烈的厌学情绪也是学生中断教育的重要原因。因此，在思考如何向乡村输送教育资源、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同时，社会还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为何还是选择了中断教育，从而对症下药解决教育实效并不理想的问题。
2.职业教育较为缺乏
从就业情况来看，村内完成义务教育的孩子大多数在外务工，从事低回报的体力工作，并且大多数是打不固定的零工，需要不断地寻找新工作。对此，理由可能是他们的学历不高而达不到高层次的就业门槛。可我们还思索了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接受的教育真的适合他们吗？对于大多数出身贫寒的孩子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因而他们或许更需要的是一门能够养活自己的实用专业技能，这对于他们之后找到对口又稳定且回报相对较高的工作是有很大好处的。但在走访时我们发现，村中孩子接受的大多是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渗透较少。可普通教育主要以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为主，在某种程度上所能取得的教育效果却不如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来得理想。并且从乡村发展的角度来看，现代技能型人才是乡村急需的人才，这些孩子如若能够掌握实用技术则可以更好地适应乡村振兴的需要。因此这就提醒相关政府部门，在布局乡村教育时，不能简单地移植城市教育模式，要更多地考虑乡村的实际需求，立足乡村，扎根乡村，用契合乡村孩子的教育来培养合适的人才以切实服务于乡村的发展。
3.人力资源向乡村配置的难度大
乡村教育最重要的成果是人才的生产，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乡村教育的使命在产生人才之后并没有结束，一道重要的后续环节便是使人才为乡村振兴所用，让享受到乡村教育福利的人才能够反过来助推乡村进一步发展。然而由于工业部门的回报率显著高于农业部门，这些村中的中青年人才便大规模向城镇转移，一般只在过年时回来，家人是他们回来的唯一理由。可等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他们就会选择把自己的家人接到城中，此时乡村就将成为他们不会再回去的记忆中的故乡。也就是说，乡村教育培养了人才，但这些人才大多单向流入了城市，不再返回乡村。从这方面来看，乡村教育并没有起到助推乡村发展的作用，反而使得村子更加空心化。因此，当社会推动乡村教育建设的时候，还应该考虑教育的再生产环节，配置资源吸引人才回流来助推乡村生产要素的持续积累，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对乡村教育进行重新规划。
人才始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智力支持，但人力资源的匮乏却又是目前乡村发展面临的一大瓶颈。因此，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在一定意义上其实是实现乡村人力资源的聚集，关键就在于如何让乡村教育变过去由政策主导下的人才外循环为乡村主动的人才内循环，这也是社会介入的目的之一。而探索乡村教育的新模式的意义又不仅仅局限于教育本身，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振兴乡村教育来探索出一条振兴乡村的道路，如此才能保住乡村及其文化，保住中国的根。
支教作为目前介入乡村教育最传统的一种志愿服务方式，从实施效果来看，通过人才的输送的确能够起到补充当地师资队伍、提高当地教育水平和质量的作用。但由于支教周期短，一来无法保证相应的支教人员有足够丰富的教学技巧和经验，二来教学人员和教学地点的可变性和灵活性较大，能开展的教育活动有限，统筹安排不够成熟、稳定，一些情况下非但不能为乡村教师提供辅助作用，反而使乡村教育更加碎片化，无法为孩子提供长期且固定的教育陪伴，成为一种“教育伤害”。因此，社会也在积极创新，寻找其他可行的方式来为乡村教育提供更加多元化的选择。在学生方面，社会致力于“输力”，弥补城乡优质教育资源的不平衡，促进乡村孩子的全面发展。例如，武汉大学种太阳工作室开发的一系列极具启蒙色彩的工作坊、“YouthSpotlight聚焦青少年”打造的追梦天堂，都期望能够激发乡村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提升他们的创造力，帮助乡村孩子发现未来的更多可能。而在教师方面，社会则聚焦于“赋能”，推动乡村教育者的专业成长与发展。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设立了“乡村好校长计划”“乡村好教师计划”，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教育志愿者协会开设了“学科教学技能培训班”，都旨在提高乡村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从而唤醒教师教育激情，开拓他们的教育视野，提升他们的教育格局，最终改善一方教育生态的本地力量。对此，借鉴社会经验，结合我们团队的实际与Y村区域特色，我们也设计了两个志愿服务方案。
（一）研学营
研学营作为学校教育和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和安排，通过集体旅游、集中食宿等多种方式拓展调研地学生视野、增加学生体验和能力的教学形式。我们认为，研学营可涵盖的具体内容包括：带领孩子们参观大学校园，构建其对大学初步的认识与理解；带领孩子游览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瞻仰革命遗址，从而培养他们正确的历史观，激发爱国情怀；带领孩子们进行职业体验活动，使他们在感受各行各业工匠精神的同时能够树立起正确的职业观；等等。同时，研学营在每一期结束之后都会建立后期沟通渠道，并联合家长、老师等对孩子进行一定时间的教育监测，有效规避乡村支教容易造成的形式化等问题。
我们设计的研学营方案将充分利用各种社会力量的支持，依托中建二局、武大政管院家国情怀主题教育基地等企事业单位和广大院友资源作为稳定的后备资源保障，使孩子们的学习超越教材、课堂和学校的限制，向自然、真实的生活和社会领域延伸与扩大，着力弥补当地乡村教育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通过带领孩子们走出乡村，有效唤醒并调动他们的学习热情，在开拓他们眼界的同时帮助他们了解基本国情，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家国情怀。此外，研学营可以通过统筹安排、有效推进，建立高校志愿者—乡村长期联系的跟踪与回访机制，这样能够及时发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推动问题针对性地解决，防止帮扶活动流于形式化、短期化，保障有关教育措施真正落实。总的来说，研学营重视乡村孩子在乡村振兴中的特殊地位，力图通过助力乡村孩子的成长与发展来介入乡村教育的建设。在此过程中，研学营不只关注乡村孩子的知识培养，更是让这些孩子能够立足自己的乡村来看待问题，关心热爱自己的家乡，甚至有朝一日可以回来建设家乡，实现乡村在真正意义上的振兴。
（二）V-U-S乡村少年宫计划
V-U-S乡村少年宫计划与城市青少年宫类似，在以人为本的学生观的指导之下重视乡村孩子的独立性、主体性、个性化，旨在为乡村孩子提供学校里所缺少的素质教育，丰富课余生活，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型、实践型课程来促进乡村孩子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同时通过大学生志愿者的陪伴来弥补父母缺位给孩子造成的心灵创伤，给予积极的人文关怀。此外在其中又引进乡村（Village）—大学（University）—专业人士（Specialist）三方协同模式多方位整合社会资源，以提高乡村孩子的知识涵养、美学素养、心理素质等为主要目标，将他们的学习需求与时代接轨，并利用村中的活动场所或田野为载体和阵地，力争在乡村中打造一个优质的教育基地。
知识涵养的提升离不开阅读能力的培养。为此，我们借助武大政管院给予该项目的支持，实现闲置书籍资源的共享。同时，组织在校大学生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志愿帮扶活动，避免使活动成为课堂教学的简单延伸，意在激发乡村孩子的阅读兴趣，自小培养他们坚持阅读的良好习惯，进而帮助他们提高对于持久性学习的重视。在此过程中，大学生及有关人士的陪伴也可以给予乡村孩子心灵慰藉，能够有效填补家庭教育的空白。
在美育与文化传播方面，我们组织掌握音美、民俗文化等相关专长的志愿者来给当地孩子教授声乐、画画等基础美学知识。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邀请专业人士和美术团队到村开课，通过指导排练节目、组织歌唱比赛、开展文艺演出、捐赠书籍与乐器等形式丰富课程内容，志愿者也会与他们一同参与到多种实践体验课程当中。如此，不仅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艺术素养和动手实践能力，满足他们对于美学的渴望，也在学习和生活上给予孩子们最直接的陪伴。我们力图以这种方式增进乡村孩子对当地民俗特色文化和我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提升自身对于家乡的自豪感，进而培养他们发扬和传承文化的习惯与意识。
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我们计划开展心理健康主题的活动课或专题讲座，一方面安排志愿者为乡村孩子普及心理健康科学常识，另一方面邀请专业人士为其提供个别或团体的心理咨询和心理体验活动。不仅要让他们对心理健康问题有一定的认知，使他们一旦出现心理问题时能够有意识地判定，还要教给孩子们心理疏导的有关途径，提升他们疏解和调节心理问题的能力。此外，我们设想的方案中还包括为部分有心理问题的孩子建立心理档案，这样的做法使得在之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时可以有的放矢，也能够借此帮助家庭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情况，引起家长对于孩子心理和教育问题的关注与重视，力图从各个方面促进乡村孩子人格的健全发展。
乡村的发展，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在祖国大地的各个角落深入展开，而大学生作为中华民族中最具活力和理想的群体，较好地适应了乡村的人才需求，日渐成为乡村志愿服务的中坚力量，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之中，为提高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振兴乡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向未来，我们仍需思考如何支持和创新大学生的志愿服务，切实推动“以教促兴”的实现。这项工作并非将志愿服务与乡村教育简单结合，而是要有针对性地考虑帮扶对象的特点，注重设计方案中的参与感与情感体验，力争输送乡村教育所缺乏的内容，健全人力资源生产的全链条，帮助构建乡村新面貌。
乡村要发展，教育须先行。而大学生作为社会新生力量，有责任也有能力来推动乡村教育不断深入，增强贫困地区可持续脱贫能力，防止其返贫，从而让乡村真正走向振兴之路。展望未来的乡村，将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图景！
（指导教师：刘伟；刘嘉祺和杨濡伊同学也对调研和报告写作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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