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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从事治安管理的警察，还是热衷于犯罪研究的学者，以及参与社会治理的民众，其共同关注的敏感问题是：什么人会犯罪？犯什么罪？为什么犯罪？什么时间犯罪？在哪里犯罪？回答这些问题是极为困难的。尽管如此，从研究犯罪的开始，人们就采取不同途径最大可能地获取这些问题的相关信息，了解人与犯罪的关系。通过本节的分析与研究，将得到以下信息：①地区人口数量特征、增长特征和动态演化特征；②地区犯罪数量特征、增长特征和动态演化特征；③地区人口与犯罪关系的数量特征；④地区犯罪数量信息分析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⑤地区社会治安水平评价中的人口与犯罪数量指标。
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展现地区人口与犯罪的总体数量特征。从总体上了解和掌握人口与犯罪的基本数量，是评价地区犯罪规模以及社会治安水平的基本依据，为社会管理水平评价提供一个可信的尺度，也为公安机关评价警务工作绩效、制定治安防控规划与策略提供依据。
本书研究角度不仅是人口特征与犯罪防控的理论问题，而且注重当前社会治安实际，从地区人口的数量增长、行为变化的特点，结合产生犯罪的机理，分析和探讨地区社会治安优化管理问题。一个城市的犯罪规模和特点来源于人口行为属性和演化特征，也就是说，犯罪的类型与数量是由各种犯罪行为人决定的。
这里所研究的犯罪防控问题是针对社会治安系统来说的，将城市治安问题看成一个系统，就是要注重社会治安的整体性、层次性、相关性和动态性四个基本原则。从实际意义来看，就是警务工作不仅仅强调立案数与破案数，而是体现在社会管理的整体功能和效果上。实际上，犯罪防控问题包含治安案件与刑事案件两方面的内容，这两种案件属性从不同的角度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仅仅把降低犯罪率作为评价社会治安的标准，并不是社会治安管理优化的目标。城市治安案件和刑事案件规模、属性和变化特征分析是犯罪防控的基础，对历年的人口与犯罪状况进行统计分析，是了解和掌握人口与犯罪规律的前提，但是，目前的研究角度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犯罪率的统计分析，从立案数到破案数，从数字到数字，这已经形成了我国警务管理的习惯模式。尽管许多研究者采用犯罪统计的方法开展了一定的实证研究，但是，由于犯罪问题自身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犯罪统计方法的许多缺欠，使得这些犯罪与防范的实证分析仅仅停留在研究报告中。
实际上，不论采用什么样的理论与方法，关键是要研究人的问题。许多犯罪学理论从不同的侧面分析了犯罪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行为特征，但是并没有通过实证分析来验证人与犯罪的动态演化特点和规律，本研究就是突破传统的研究界限，采用可拓协同式的方法论分析与研究人口与犯罪的统计特征与演化规律，为犯罪防控提供有效的方法和手段。
城市的社会治安状态是由刑事案件与治安案件的规模所决定的，刑事案件反映了对社会危害的深度，治安案件反映了对社会危害的广度。刑事案件对社会的危害性较大，所以，以往对犯罪数量的研究大都基于刑事案件的统计。按照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刑事犯罪立案总数应为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与人民检察院直接侦查案件立案数之和。鉴于统计资料的限制，这部分数据很难获得，而且由于犯罪暗数的存在，这些数据也有部分不实现象。因此，本研究从两方面选取犯罪数据：一是选取人民法院审理一审刑事案件收案数作为刑事犯罪立案总数，称为绝对犯罪数。选择条件为，如果考察犯罪率与人口两者之间的基本状态变化情况，可选择绝对犯罪数。二是从社会治安整体角度来分析，被法院确定为犯罪案件数量只占公安机关立案案件数量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一部分案件未能破获），并不反映一定时期社会中刑事案件的实际发生数量，因此，如果要考察社会治安的犯罪程度，采用公安机关的立案数，可称为相对犯罪数，要比人民法院的收案数更为恰当。另外，在研究社会犯罪的增长规模时，犯罪率是一个通用的指标，一般都选用稳定性较强而内容又比较确定的绝对犯罪数为统计角度，即用绝对犯罪总数除以人口数，得到每十万人口的犯罪数，即犯罪率。
人口与犯罪总体规模有三方面的意义：一是人口与犯罪的数量指标（人口数与犯罪数），二是人口与犯罪的增长指标（人口增长率与犯罪增长率），三是人口与犯罪评价指标（人口率与犯罪率）。
首先从绝对犯罪数的角度了解某个地区人口与犯罪总量的统计特征，表1－1给出了该地区1990—2009年人口与犯罪总体数量与增长变动的情况统计。
表1－1 某地区1990—2009年基于人口增长率的犯罪率
续表
从表1－1中可发现，人口数、人口增长率、犯罪数、犯罪增长率和犯罪率都是我们熟悉的指标，只有人口容率（简称人口率）是一种新的统计指标，这也是因本研究需要而提出的新概念。本研究首次提出人口率的概念，其目的是能够更有效地反映人口与犯罪的关系问题。所谓人口率是指实际人口数量与目标人口（人口统计中的适度人口）数量的比值，即人口率（ λ ）＝实际人口数（ P r ）／目标人口数（ P o ）。人口率是一个反映人口增长的质量指标，也就是说，如果 λ ＝ 1，说明人口增长达到基本状况；如果 λ ＜ 1，说明人口增长达到理想状况；如果 λ ＞ 1，说明人口增长进入不相容状况。
图1－2、图1－3给出了该地区1990—2009年人口增长和犯罪增长的情况。
从图1－2可以发现，人口增长在1993—1999年间是基本平稳的，2000年人口增长有一次较小的跳跃，在2000—2004年间人口增长较为平稳，从2005—2009年间人口数量有了较快的增长速度。
城市人口增长具有两种属性，一是自然增长，二是机械增长。表1－2给出某地区1990—2009年两种人口增长的情况：
图1－2 1990—2009年人口增长情况
图1－3 1990—2009年绝对犯罪数统计图
表1－2 1990—2009年两种人口增长率的统计
从表1－2可看出，1990—2009年20年间，人口自然增长具有短期波动、长期递减的态势，但迁入人口的增长数量在人口增长总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并且具有较大的起伏现象。图1－4给出某地区1990—2009年出生人口和迁入人口的增长情况统计，在此基础上可以研究自然人口犯罪和迁入人口犯罪的数量特征。
图1－4 1990—2009年出生人口迁入统计特征
统计数据表明，自然人口在1991年和2003年有两次较大的降幅。人口学理论认为，人口自然增长小规模波动是正常的，大起大落是反常的，这种反常会产生一些社会的不平衡问题，犯罪问题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因为自然人口犯罪属性与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地区人口特征，所谓地区人口特征是由当地的人文传统、生活方式、社会习俗和经济特点决定的。所以，自然人口的犯罪规模是有形的，并且增长规模也是可预测的。可以通过每个时期人口出生数量在不同犯罪年龄周期的分布，来计算自然人口的犯罪规模。
研究表明，在一定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会在不同的时期出现不同的周期性犯罪增长数量，为了解释这种周期性影响特征，本研究采用何平教授提出的人口自然增长周期犯罪率。所谓人口自然增长周期犯罪率是指第 K 年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在 K ＋ N （ N ≥ 15）产生犯罪的比率，即
其中 A （ K ） ：第 K 年人口自然增长的数量； C （ K ＋ N ） ：第 K ＋ N 年产生犯罪数量； R （ K ＋ N ） ：第 K ＋ N 年人口自然增长周期犯罪率。动态意义如图1－5所示：
图1－5 人口增长动态周期犯罪率
分析表明，第 K 年的人口自然增长会形成 K ＋ 15， K ＋ 16 ＋ … ＋ …的犯罪产生时间序列，同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在此时间序列中具有不同分布的犯罪率。从而有基于区域人口自然增长特征的犯罪率测量：
其中 r 为可以产生犯罪的时间序列长度。
根据以上方法，对1949—1994年该地区每年人口自然增长数至每个对应周期犯罪率进行统计分析。根据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与犯罪人口产生的区域特点和规律，得出地区自然犯罪率增长的数量：24. 67，28. 75，即每增长万自然人口会产生最大犯罪率为28. 75，最小犯罪率24. 67。从而得出，自然犯罪人口产生数量的区域性特点，在一个可实现犯罪的循环周期内，犯罪人口是基于地区特有的自产特点，地区自然犯罪人口比较稳定在每万人口24. 67 ～ 28. 75之间。
人口自然增长数量与自然人口周期犯罪率具有地区特点的规律性，如果认真地考察地区自然人口与犯罪的关系，就不难发现犯罪人口在本地区的分布特征、数量特征，如果只考察自然犯罪人口的数量特征，那么完全可以做到犯罪案件的可预测和可预防。
人口机械增长会形成不稳定的人口增长率，同时也会不同程度地对犯罪数量产生影响。人口机械增长的特点是人口的迁入和迁出，并且区域经济开放规模和人口迁移政策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区域人口迁入和迁出的数量比例。应关注的是，影响地区人口增长规模的人口迁入数量。
从图1－4中可发现，在1991—1992年间该地区迁入人口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随后逐年递减，2002年、2005年降到最低点，特别是2005年以后，城市对外开放政策使迁入人口数量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迁入人口的突变会产生人口管理的不相容问题，从而使城市人口信息处于非平衡状态，是犯罪产生的要素之一。如图1－6给出迁入人口犯罪与违法数量的变化情况。
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地区迁入人口犯罪与违法数量在1990—2005年期间波动起伏，没有明显的统计规律，但是在2005—2006年犯罪与违法数量有大幅度的增长，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2005—2006年，基于经济的非正常性增长引起迁入人口增长的速度加快，从而产生人口增长非平衡现象。人口的非平衡增长是犯罪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
统计数据表明，该地区人口机械增长的突出特点是人口迁入的比例远远大于迁出的比例，并且人口机械增长虽有局部期间波动，但总体增长数量明显，并且，两种属性的增长规模具有较大的差异，人口机械增长数量在整个人口增长数量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从而说明了两种明显的人口特征，即老龄化群体递增和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这进一步证实了该地区是一个移民性质的城市。两种属性的人口增长都对犯罪数量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由于城市的人口与犯罪系统（简称PCS）进行了人、行为方式和关系属性的交换，形成了人口与犯罪状态从有序到无序、从无序到有序的非平衡特征，城市人口－犯罪系统具有这种非平衡自组织结构，则可称为人口－犯罪系统的耗散结构。探讨与研究地区PCS的耗散结构特点，就能够有效地掌握人口与犯罪的动态变化规律。图1－7给出了人口增长率与犯罪增长率的情况。
图1－6 1990—2009年迁入人口犯罪与违法数量的统计
从图1－7可以看出，该地区犯罪数量的变化波动较大、突变现象较多，说明该地区犯罪特征有一种无形的不确定性，但是突变的原因是有规律的，可以通过实际分析验证犯罪绝对数的可信度。从1990—2009年犯罪率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中可以看出，在1996年、2001年犯罪率出现2次较大的转折，这跟“严打”政策有关。“严打”是迅速扭转一个地方社会治安面貌，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的有效手段。1996年、2001年两年犯罪率达到峰值，通过“严打”使得犯罪率又迅速下降，从而犯罪率序列出现两次明显的转折点。其中，虽然2000—2001年还进行了网上追捕逃犯的“新世纪严打”，但是，打击力度上不如1996年大，所以在犯罪率时间序列上并没有出现较显著的拐点。
图1－7 1990—2009年人口增长率与犯罪增长率比较
统计分析表明，人口增长与犯罪增长在总体上是同步的，但在局部上是波动的。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在人口增长的前提下，犯罪数量呈现单调增和单调减的态势，这种现象表明，人口当年的自然增长并不就决定了当年的犯罪增长，而决定当年犯罪增长的是人口增量周期犯罪率和人口机械犯罪率。另外，在人口增长的前提下，犯罪数量呈现突变现象，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二，人口机械增长对人口率产生负面作用，形成人口与社会的不相容现象。另外，犯罪现象的成因出现异常和突变。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口增长是犯罪增长的充分条件，但不是必要条件。要了解人口增长对犯罪增长的影响，必须对人口增长的性质进行分析。从统计数据可以得出，该地区人口自然增长是适度的，并没有对犯罪的增长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通过“人口与犯罪周期分析”，可以得出具有滞后影响度。何平教授的“人口与犯罪周期分析”为人口与犯罪研究提出了新问题，主要特点是给出了一个人口增量周期犯罪率。
在人口增长研究中，不仅要考察人口增长的数量指标，还要考察人口增长的质量指标和人口增长的效果指标，如图1－8给出了某地区人口率与犯罪率的统计结果。
图1－8 1990—2009年某地区人口率与犯罪率的统计
也就是说，该地区人口增长的“量质效”模式构建了一个可控的耗散结构。例如，人口率就是一个衡量PCS自组织结构的判断依据。
实际上，人口率是一个反映人口增长质量的动态指标，它的意义在于，当社会各种资源以及经济发展的水平满足人口增长条件时，人口增长数量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人口增长不会给社会带来负面作用，具体来看，人口增长不一定就是犯罪增长的原因。根据该地区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指标对人口增长需求数量的评价，人口率由不相容程度达到目标要求，并且向理想的目标发展。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该地区的人口增长数量不是犯罪增长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