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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人口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与经济发展的主题。顾名思义，人口特征乃是社会与经济研究的核心，同时，人口与犯罪问题既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社会现象。虽然人口问题（指人口数量、质量和行为特征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一样，不是犯罪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但它是影响犯罪数量增长和犯罪形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并且人口增长和人口特征变化直接影响着犯罪发展趋势，反之，犯罪现象的存在和增长是社会各种矛盾的综合反映。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飞速增长，我国人口规模、人口质量和人口增长的多元特征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社会犯罪问题已经跳出了传统的模式，其形态和特征具有多元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并且在人口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上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公安机关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根据区域人口犯罪的特点和演化机理确定公安的规划和战略？如何根据区域人口的多元动态特征建立治安防范体系？是公安机关的当务之急。实际上，对本地区人口动态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掌握人口“量质态”的动态特征。人口动态管理的目的是有效地掌握人口信息，提高人口服务质量和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从而增强社会管理的满意度，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是深入研究本地区人口特征。
从古至今，人口特征指标的研究直接影响着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速度，但是，人口特征与社会犯罪的研究大多出现在社会与经济研究的相关问题中。从近些年来经济学前沿研究的趋势可以发现，经济与犯罪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热点问题。实际上，人口与犯罪问题的研究基础是人口与经济、人口与教育、人口与环境等人口相关要素的多属性分析，从而构成人口与犯罪的复合关系问题研究。尽管实证犯罪学的研究涉及了许多人口特征问题，研究角度的单一性和人口区域特点差异的局限性限制了人口与犯罪问题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各个国家从不同角度研究人口与犯罪问题。例如，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起研究城市的犯罪时间与空间关系问题，采用数量眼镜和比率眼镜这两种度量尺度，运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分析城市人口特征与犯罪案件的关系。但是，在人口特征方面仅仅涉及人口增长的数量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构建了不同规模和形式的城市犯罪地理信息系统，采用社会网络理论和空间数据挖掘等技术分析区域人口与犯罪的时间与空间关系特征，从而分析犯罪热点地区的时间与空间分布特征。但是，人口密度指标仅仅是人口的相对数量分布指标，没有体现人口行为类别等多特征信息，无法深入分析人口与犯罪的关系。
我国在人口与犯罪问题的研究上大体划分为两个阶段：改革开放以来，在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中都不同角度地将犯罪率、破案率作为发展规划中的管理指标。并且，犯罪理论研究者和公安实战部门在不同历史时期，从犯罪率、破案率和城市治安水平等不同角度，对社会犯罪问题进行了大量和深入的研究，在降低犯罪率、提高破案率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收效，但是，并没有深入分析区域人口的多元特征和增长态势对犯罪趋势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在警务工作应用中的不断深入，以及公安信息化建设的强烈需求，犯罪地理信息系统的研发已经初见端倪。但是，从现有的研究内容来看，这些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并没有涉及地区人口特征与犯罪的关系分析，因此，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区域犯罪地理信息系统，更谈不上对区域犯罪的有效防范和控制。我们知道，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不同的人口特征与相应的管理模式构成了社会稳定（或者社会有序）状态。如何测量与评价人口特征信息的不完备性？如何分析执法者与犯罪人行为博弈过程？是社会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未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是今后乃至相当一段时间社会犯罪理论与实践方面研究的方向。本研究从人口特征与犯罪关系角度，对如何掌握城市犯罪的特点和规律，如何规范警务工作流程，如何构建治安管理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工作设计研究。研究表明，只有对城市人口特征与犯罪行为的系统分析，才能实现城市治安管理的优化。
众所周知，人口数量与增长规模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20世纪末，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现代化已经基本实现。21世纪，人口正在迈进一个新的全面发展阶段，经济、社会也处于迅速发展和变革的时代，作为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人口，与社会犯罪的关系日趋显现，日趋紧密，日趋复杂。人口与犯罪问题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可以划分为四方面问题：①基于人口增长的犯罪问题；②基于人口结构的犯罪问题；③基于人口素质的犯罪问题；④基于人口关系的犯罪问题。
这几类问题同时并存，相互影响，并严重制约城市的社会治安，它是研究人口与犯罪问题的基本理论依据。研究地区人口与犯罪的有关内容都是围绕着这四个问题，也是人口与犯罪问题在现实中所体现的具体内容。
社会管理的对象是人，不同的人口特征与相应的管理模式构成了社会稳定（或者社会有序）状态，如何测量与评价这种状态乃是社会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未解决的难题。难点在于社会行为信息获取的不完备性、人的行为选择不确定性和社会现象与管理行为在博弈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研究表明，合理地选择人口特征指标，有效地评价人口行为特点，才能确定社会管理模式的优劣。实际上，对地区人口动态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掌握人口“量质态”的动态特征。人口动态管理的目的是有效地掌握人口信息、提高人口服务质量和最大限度地预防犯罪，从而增强社会管理的满意度。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关键是深入研究地区人口特征与犯罪的关系问题。
什么是人口特征？本研究所提出的人口特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人口数量特征、人口质量特征和人口生活状态特征，即人口的“量质态”特征。每一种特征都具有自然属性、动态属性和不确定属性的指标值。例如，人口数量特征包括自然人口的增长特征（或区域内人口）和流动人口增长特征。增长特征反映了人口动态变化的数量含义，即每一时期的人口数、人口增长数、人口增长率，以及满足研究问题需要的统计意义上的评价指标，如均值、方差等。人口质量特征包括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人口的身体素质。人口生活状态特征包括人口居住状态（如人口空间或区域分布模式、空间分布变化模式）、人口经济等级属性、生活方式属性、群体聚集属性。图1－1给出了人口特征分析框架。
图1－1 人口特征分析框架
人口数量大、增长速度快是我国人口状况的基本特点。根据我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地下资源、环境状况、生态平衡以及经济发展可能达到的水平，社会科学家推算出我国的理想适度人口为6. 5亿至7亿之间。当人口超过这个数量时，就会出现人口问题，继续盲目发展下去将出现人口危机，必然引起和经济发展的矛盾以及和其他事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发展、激化，就可能产生犯罪，从而对犯罪的增长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例如：
（1）人口的过快增长抵消了经济增长的效益，促使物价上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下降。其结果会在人们的心理上滋长压抑、不满甚至怨恨情绪。虽然大部分人会忍受和控制这种情绪，但是一些人的心理会发生畸变，成为产生犯罪行为的心理基础，不可避免地走上犯罪道路。
（2）人口增长速度快，使其他事业发展很难适应，必然会在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各个方面出现矛盾，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的衣、食、住、行如果长期处于一种紧张甚至存在潜在危机的状态，就会引起人们对社会的失望、怀疑以至愤恨情绪，这些情绪是滋生犯罪的心理因素，遇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会诱发犯罪行为。
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对市政服务部门产生巨大压力，引起一系列社会矛盾，对犯罪的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例如：
（1）上学问题。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无法适应人口的增长，我国每年一定数量的城市学龄少年失学。这些孩子正处于青少年成长的关键年龄阶段，他们脱离了学校和社会的正确教育引导，就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其中一些人被坏人引诱，走上犯罪道路。
（2）就业问题。据有关资料反映，大量城市青年待业，产生对社会不满情绪，经常和社会各方面发生矛盾和冲突；待业人员无正当收入，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经济上的困难，一些人为了满足生活需求，往往采取非法手段获得收益，从而导致犯罪；无业人员无正当工作，缺乏社会教育和约束，易受社会上不良文化腐蚀和坏人影响，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待业问题对犯罪的增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3）住房同题。住房问题也是使犯罪增长的一个相关因素。因住房紧张，成年子女和父母兄嫂同居一室，耳闻目睹他们的性生活，往往会诱发性罪错；因住房紧张，青少年无单独的生活、学习、玩耍空间，只好在街上消磨时光或群聚于其他场所，易受社会上消极因素和不良群体的影响而犯罪；住房紧张又往往造成家庭、亲属、邻居的矛盾冲突，甚至激化为犯罪。这说明，城市犯罪率大大高于农村，城市人口增加与犯罪增长成正比。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城乡、地区之间交流频繁，我国的人口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新特点，即人口大流动。流动人口增加，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是导致犯罪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1）当前我国人口大流动的特点是以从事经济活动为主，携财物流动居多，携巨款外出的人相当普遍。据报道，全国每天大约有上亿元资金在火车上流动。人、财、物大流动增加了犯罪得逞的机会，使案件上升，犯罪增加。
（2）大量人口流动给了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的机会，使流窜犯罪增加。越是流动人口多的地方，流窜犯罪分子越多。
（3）大量流动人口流入城市，对本来已经超负荷的城市设施和社会服务业形成巨大压力，使城市社会问题增多，矛盾激化，犯罪上升。
（4）流动人口脱离了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而管理办法又未跟上，致使其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经常自行解决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中的矛盾和纠纷，往往因矛盾激化而犯罪。
（5）流动人口的增加促使卖淫、赌博、吸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更加泛滥。因此，人口大流动直接促使了案件的上升，是当前犯罪增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口年龄构成是我国人口状况的又一特点。青少年罪犯占大多数，这和我国人口中青少年占比大是一致的。近几年，青少年犯罪增加，与我国青少年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也是一致的。所以，可以认为我国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与犯罪的增长成正比。
人口再生产是指新一代出生和老一代死亡。新一代更替老一代，这是人口延续的过程。人口再生产的自然行为也就是生理过程，其中性别和犯罪有一定关系。据报道，我国男女比例失调，女性占48. 9％，男性占51. 1％。这样发展下去意味着将来会有几千万男人娶不上媳妇，这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其结果，一是影响性犯罪的增长；二是直接导致贩卖妇女的犯罪增多。
人口质量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某一人群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的综合概念。犯罪是社会具体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一个人犯不犯罪，固然受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由自身素质决定的。因此，人口质量对犯罪有重要影响。
（1）思想道德素质的核心是人生观和社会道德观念。近几年来，人们对物质享受的要求发生了变化，一些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道德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切向钱看思想的滋长，刺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为了追求金钱，不惜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这说明思想道德风尚低下是产生犯罪行为的思想基础，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与犯罪增长成反比。
（2）人口文化素质主要指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它受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直接影响。文化素质差的青少年进入社会后，辨别是非能力差，对现代社会的适应能力差，自我心理控制和调节能力更差，因而产生一些危害社会和反社会的行为。而犯罪正是他们对现代社会不适应的一种表现形式。文盲必然导致法盲，不懂法便不知用法律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遇事依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处理。因此，人口的文化素质和犯罪增长成反比。
（3）人口的身体素质受自然属性即遗传因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与人们的消费水平密切相关。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人口的身体素质不是很高，低能、智力低下、性格心理变态、精神异常的人在我国还有相当数量。犯罪学者研究的结果表明：智力、性格、心理、精神不健康或异常的人犯罪的概率要大大高于健康人。因此。人口总数中身心不健康的人所占比例高低与犯罪也有一定关系。
综上所述，人口与犯罪的关系的理论研究是本项目研究的基点。既然人口特征分析问题决定了犯罪防控问题的研究，因此，深入研究地区人口问题与犯罪的关系，是有效掌控地区社会犯罪形态，提高社会管理水平的根本保证。人口与犯罪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目的是为构建社会犯罪防控体系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研究结果能够符合社会管理现实工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