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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的机遇之下，张荫桓由一位捐班监生发展成为中外瞩目的外交能员，这个过程中，他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外交历练，才能够在总理衙门彻底站稳脚跟。这些外交历练机会的获得都得益于他遇到了数位“伯乐”，包括阎敬铭、丁宝桢、李鸿章。这些人物的提携使他能够在地方和总理衙门中得到锻炼，为以后外交活动的展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他一笔宝贵的人生财富。
张荫桓在二十七岁时捐纳了一个知县，分发在山东候补，在等待分发知县时，住在济南做道台的舅父李宗岱（字山农）家里。恰逢山东巡抚阎敬铭要起草一份奏章，他本人起草以后不满意，就交给李宗岱，张荫桓得知此事，就代为撰写了一份，阎敬铭看后非常满意，立即接见张荫桓，并聘他入幕。《鞠谷亭随笔》对此有记载：“南海张樵野侍郎［荫桓］，起家小吏，同光时，随其舅氏李山农观察（即道台）［宗岱］于济南，落寞无聊，时朝邑阎文介公为山东巡抚，励精图治，留意人才，风采凛然，属吏皆严惮之。一日，有应奏之事，属幕府起稿，凡数易，俱不惬意，公自为之，亦觉未当，因以嘱李山农观察，李归，为张言之，张固工文词，请于李，试为之，稿成，李以呈文介，意不过塞责，文介阅竟，见其叙事明通，悉中肯綮，深为嘉许，盖章奏重在明显简要，上见之，或交军机，或交部，大抵无不准之理，不必文采纷纶也。文介问李，何人属稿，李以张对，遂令进见，与谈，大洽，文介刚傲不易相处，张乃因势利导，倍加倚重”。张荫桓以文采见长受知于阎敬铭，由此得到重用。当时山东教案迭起，阎敬铭就交给张荫桓处理，张荫桓“操纵得宜”，
这可以看成是他外交生涯的发端。
美国传教士莫约翰和洪士提反二人在济南府泺源书院旁购得房屋一所，想要建立讲经堂及医院，遭到书院师生反对并发生殴打事件。知府委派张荫桓等五人查办此事。最初张荫桓等人答应“若将所买之房退让，允为另寻别房互换”，但该教士对于房屋比较挑剔，想在繁华大街上寻房，未获同意。对于后来寻到的东门内一处房屋，二人认为“处地甚卑湿，不堪居住”；对另一处“坐落道署首府署中间之小巷内”
的房屋也不满意，所以一直没有最终结果。总之来说，传教士想选择繁华地段的房屋作为传教的最佳场地。
中英《天津条约》第十二款规定：“英国民人，在各口岸并各地方意欲租地盖屋，设立栈房、礼拜堂、医院、坟墓，均按民价照给，公平定议，不得互相勒掯。”
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美国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当莫约翰向时任美国驻华公使安吉立（J．B．Angell）询问传教士有无在中国内地置地权利时，安吉立对此的解释是，条约中“出现的‘并各地方’的这一短语，指的是同各口岸连在一起的地方，从来都是作这样解释的”。另外也承认：“我们的教士被允许在内地取得产业，与其说是根据权利，倒不如说是由于容忍。”“严格地说，我们并没有要求将济南府任何地方作为我们自己场所的条约权利”。
这说明在美国驻华公使心中，长久以来的外国传教士内地置产，是由于中国的默许，但并没有条约上的依据。严格遵照条约成为张荫桓据理力争的有力依据。
一个月后，张荫桓被委派专办此案，他紧紧围绕条约规定，竭力维护中国利益，扼杀传教士的嚣张气焰。他对前来协商的莫约翰等人说，“此后所有应行商议者，只应向其商议，不必往见济南道台”。并对莫约翰说，“尔等从前所议者，均作为废论，前任抚院所允者，亦均难指望照行。此案须从新另行商办，按新任抚院意见，不允另寻房互换，只允将房价照数交还。我等尚可通融，仍将东门内房间换给，现时尔等若不允从，则再无别法可商。嗣后亦不能与尔等再商”。这种方法使得莫约翰只能选择退还原房或选择条件较差的东门内房间，不能任由他为所欲为。当时莫约翰对张荫桓的回答非常吃惊，他气愤地反驳：“贵委员较抚院职分犹崇否？于抚院吩咐能弗遵从否？既如此，我等即不必徒费议论矣。”
张荫桓当时大怒，拍案而起，拂袖而去。这样，双方商谈不欢而散。在《故光禄大夫、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南海张公事状》中，对此事有详细描述：“美教士莫约翰在泺源书院旁购民房改建教堂，士民大閧。莫诣抚署请谒，周中丞（山东巡抚周恒祺）偕公出见，莫出券请验，公阅券署嘉庆年号且无地方官印，语之曰：‘此未税之契，例不得管业，汝来何意？’莫言愿退还此房，请以他处互易。公曰：‘退还则可，互易则不可。’时中丞方升漕督，虑事纠葛，属觅官地相易，公以条约所无，不可许，此端一开，后难应付。及任中丞（山东巡抚任道鎔）来，公力请坚持。莫诡造诬词，激公使达总署，公曰：‘鼯鼠技穷矣’，拒之益力，莫竟无如之何。”
张荫桓紧紧抓住“条约所无”这一关键，据约与争，维护了国家利益，也体现了其在外事活动中坚持原则的特点。
在张荫桓任职山东期间，他一直对于此事没有让步，后来他被简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驻扎芜湖，才放手此事。济南美教会置产纠纷拖了两三年，最终以美国换地，赔偿三千两的方式解决。
这一结果与前期张荫桓的外交努力不无关系。
济南教会内地置产案的交涉是张荫桓外交的发端，首次凸显了张荫桓泼辣的外交性格。他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据理力争，不给外国觊觎中国利权的任何机会，导致传教士与美国驻华公使的无可奈何，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但是整个交涉过程中也表现出了他外交不成熟的一面，即在外交礼仪的运用方面不够得体。如在双方发生辩论过程中，对对方有嘲讽语言；在发生争执之后，拂袖而去等。他的这些做法很容易授人以柄，造成新的外交障碍。
同治六年（1867年），继任山东巡抚一职的是原山东布政使丁宝桢，张荫桓为阎敬铭幕僚时的表现就已经得到了丁宝桢的认可，于是继续为丁宝桢重用，并被派任训练马队协助剿捻。张荫桓表现出色，被丁宝桢保荐至候补道，从当年的《呈湖北遇缺尽先题补道张荫桓履历单》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张荫桓在此之前的主要事迹：
张荫桓现年三十三岁，系广东南海县人，由监生在山东军营捐输米石，以知县选用。同治二年，经升任山东巡抚丁宝桢委办营务，三年四月，因克复淄川白莲池、攻剿东昌降匪出力，经前任山东巡抚阎敬铭保奏，奉旨赏加同知衔；五年四月，遵例报捐分发指省湖北试用；十一月，因攻剿黄崖案出力，经前任山东巡抚阎敬铭保奏，奉旨俟到湖北省后，归军功候补班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七年七月，因剿办直枭、防守黄河出力，经山东巡抚丁宝桢保奏，奉旨免补知县，以同知仍留湖北补用，并赏加知府衔；八月，因克复饶阳出力，经丁宝桢保奏，奉旨免补同知，以知府仍留湖北补用，并赏加道衔；十一月，因东军肃清捻匪出力，经丁宝桢保奏，奉旨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湖北，遇缺尽先题补，并赏加按察使衔；八年三月十六日，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著准其免补知府，以道员仍留湖北，遇缺尽先题补，并加按察使衔。
从这个履历单中可以看出，张荫桓的拔擢主要是由于军功以及治河的功劳。不久，张荫桓被派遣到湖北汉口，汉口也是一个华洋交汇之地，对于他外交方面的历练也有帮助。
同治十三年（1874年），丁宝桢筹办海防，急需人才，他认为“湖北候补道张荫桓识力过人，从前在东省随臣剿贼有年，调练黑龙江马队、管带追剿及防守黄河均为得力。该道籍隶广东，生长海隅，熟悉洋务，而于炮台、机器各事，在粤时常与西人讲求，闻见极多，足资襄赞”，于是上奏请求将其调回山东，以“收臂指之助，实于海防大有裨益”。
张荫桓获准回到山东，协助丁宝桢办海防。光绪元年（1875年），张荫桓奉丁宝桢之命到天津向北洋大臣李鸿章请示构筑防御工事事宜，这应该是他与李鸿章的第一次会面。丁宝桢在光绪元年十月初一日（1875年10月29日）的奏折中记载：“臣前因筹办海防，当经奏调湖北道员张荫桓来东差委，旋派赴烟台，会同登莱青道龚易图总统师船，候补道李宗岱，周历口岸，察度形势，密筹布置稟办，并令张荫桓赴津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禀商一切。茲据该道等稟称，东省海防，与他省异，津、沪、闽、粤皆有内河通海，自以通海之河为海口重地，应筑炮台，严兵驻守。”
据丁宝桢奏稿，此后，张荫桓与李鸿章继续在海防问题上有所接触，“臣规画既定，复查候补道张荫桓明干勤能，勇于任事，即饬派总办防务，会同龚易图在登莱口岸设局储料，……惟山东在北洋之内，所有一应经费，应须取给北洋”。
李鸿章在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五日（1875年8月25日）的《复丁稚璜宫保》函中说道：“张道在天津，炎歊方盛，业经遍查机器局章程，携归烟台，想已稟商尊处核办。”对于张荫桓的工作热情给予了肯定。从李鸿章的书信中，可以看出张荫桓表现相当积极。在修筑炮台方面，张荫桓积极为李鸿章出谋划策。“张道面称，拟雇洋匠董其役”，张荫桓提议雇用洋匠，但李鸿章主张稳妥，他听说沈葆桢在建台湾安平炮台时就是雇用的洋人，“糜费至十数万尚未造成”，认为此事应当谨慎、稳妥进行。张荫桓还积极向李鸿章提供省工建议，“张道面呈，委员查勘潍、昌之交有白浪河，形势相宜，费工尚省，未知复勘后可即定议否”。
不管张荫桓的建议最后是否被李鸿章采纳，他的灵活头脑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为以后进一步接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丁宝桢对于威海卫的海防建设最为重视，但由于山东经费不足，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北洋水师饷力充足之时。此时，张荫桓向丁宝桢上陈，有必要在烟台和威海卫港口之间修筑通伸冈炮台，他的建议得到批准，在他的主持下，通伸冈炮台于光绪二年（1876年）动工，光绪四年（1878年）建成，“计筑台九座，圩墙二百九十五丈，又建石望楼一座，大小营房二十一座，用款六万八千有奇”。总工程动用关库银六万两，其余八千两为张荫桓所筹集垫付，“工巨而费省”，
得到了丁宝桢的极大称赞。这个炮台“酌用西法”，
筑造坚实，是完善海防建设的过渡建筑，在威海卫最终被建成海军基地之前起到了海防作用。张荫桓一直对通伸冈炮台的建成比较得意，在任驻外公使时期的日记中还对此有所回忆：“北洋形胜，威海卫岛屿环拱，天然一水寨也。乙亥筹防之初，东抚丁文诚（丁宝桢，谥号文诚）欲就此为水师之基，饬余赴津商李傅相，以山东独力难支，俟北洋饷力既裕乃办，山东自为计，宜先在烟台筑炮垒，所以有通伸冈之役，兹北洋海军以威海卫为提督驻处，仍前议也。”
光绪二年（1876年），张荫桓任署登莱青道，他的外交范围更加扩大，得到了更多的锻炼机会。据《故光禄大夫、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南海张荫桓事状》记载，丁宝桢对于张荫桓的才干赞赏有加，“丁文诚公尝语人曰：‘余子录录，能办事者惟张某耳。’”《事状》中称赞张荫桓“饶于胆略，尤善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外国人据理力争，阻止了西方国家的侵略企图。
（1）阻止英国领事在租界内设立马头捐，维护国家税权。张荫桓署理登莱青道时，英国根据中英《烟台条约》在新增通商口岸芜湖设立租界，当时英国领事提出在租界内设立马头捐的无理要求，张荫桓予以坚决反对，英国公使便控诉于总理衙门，“北洋大臣驰书诘问”张荫桓，告诫他“勿坚执”，张荫桓顶住压力，“屹不为动，卒以力争寝其事”。张荫桓凭借自己的胆略和才能，以条约为依据，成功阻止了由英国人在中国领土内征收捐税，保护了国家税权。
（2）争回旅民义塚之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义塚，为旧时埋葬无主尸体的公坟。烟台福山县境内有一块用来埋葬闽浙等南方旅民遗骨的义塚之区，早被英国人所觊觎，“英人以诡谋串夺福山令（即烟台福山县县令）印契”，得到了那块土地，无助的旅民诉诸张荫桓求助，张荫桓据理力争，与“英领事往返驳诘”，最终使英国“返地销券”，“三省旅民至今德之”。张荫桓成功索回义塚之区，不仅仅是对旅民的诉求有了交代，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国家领土主权。
（3）消患无形，维护国家矿权。潍县的煤矿一直被外国人垂涎，当地邑绅陈介福购买机器进行开采，雇用了一名叫“腰剑”（应为音译）的外国人。此人骑马在路上疾驰，踢踩到了路上玩耍的孩子，其桀骜的态度激起了当地乡民的愤怒并引发骚乱。不久，外国人借此机会以要求赔偿进行滋扰，企图“乘间攫其矿利”。眼看民情激愤，事态将要扩大之时，恰逢张荫桓经过潍县，他首先“召陈绅至切责之”，并寻找富裕商人垫还欠“腰剑”之款，断绝与外人联系，使外人攫取矿利的阴谋难以得逞。处理好对外事宜之后，张荫桓主张潍县应该“兴煤井之利”，加强自我发展，以造福当地，维护国家利益。张荫桓对事件进行了妥善处理，不仅平息了事态，还提出了潍县“兴煤井之利”的规划，做到了“仓卒定变，消患无形”，
维护了国家的矿权。
张荫桓与李鸿章开始接触要得益于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大力推荐。早在同治九年（1870年），丁宝桢就曾经向李鸿章推荐过张荫桓，当时张荫桓为湖北候补道，为湖广总督李瀚章的幕僚。虽然由于人数所限，张荫桓没能被李鸿章选派，但通过丁宝桢的推荐，他给李鸿章留下了“明干耐劳”
的好印象，为以后的接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治十三年（1874年），张荫桓在丁宝桢的奏保下，奉调回山东协办海防。光绪元年（1875年），他到天津向李鸿章请示构筑防御工事的事宜，开始了他与李鸿章的正面接触。
光绪二年（1876年），张荫桓奉派至烟台协助李鸿章与英人谈判马嘉理案，换约之时，张荫桓“外顾邦交，内保国体，措置裕如”，给李鸿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李鸿章“由是奇之”。
张荫桓在这次谈判中的表现为他在外交方面得到李鸿章的重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绪六年二月十九日（1880年3月29日），已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继续向上保荐张荫桓，他对张荫桓的评价是：“器局开展，才具闳通，治事精密，究心世务。前在山东、湖北总理营务，兵勇咸服。嗣在山东署理海关道，于通商事务，操纵合宜，华洋辑睦。洵为为守兼优，举重若轻，堪任司道之才。”
光绪七年三月初六日（1881年4月4日），山东巡抚周恒祺奏保张荫桓，称赞他“才猷练达，强干有为，堪以委署”。
同年，张荫桓被简授署理山东盐运使。九月，张荫桓又被简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驻扎芜湖关。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芜湖为通商口岸，张荫桓上任之后，着手整顿积弊，税收大增，取得了显著的政绩。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廷发生“甲申易枢”，恭亲王被开去一切差使，代之而起的是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户部尚书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的新军机处成员。总理衙门也相应做了人事调整，朝廷急需人才。张荫桓以“材略瑰异，洞识世务”
被举荐，与江苏江安粮道张富年、浙江宁绍台道薛福成同时被召见。在被召见过程中，“皇太后召问安徽荒田，荫桓奏对称旨”，
于是张荫桓成为三人中的佼佼者，被授予三品卿衔，留在总理衙门学习行走，以备出使外洋，从此开始了他的京官生涯。张荫桓能够脱颖而出，主要是由于他本人的专对之能，但身为他最早的“伯乐”——阎敬铭入主军机，对于张荫桓仕途的顺畅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张荫桓能够进入总理衙门，得益于阎敬铭和丁宝桢对他的不断提拔，因此，张荫桓一生中对于这两位“伯乐”的恩情矢志不忘，在他的《铁画楼诗钞》《铁画楼诗续钞》和《铁画楼骈文》中，不乏关于二位恩人的相关诗文。
中法战争中，张荫桓任职总理衙门，他对中法战争的形势有一番独到的见解，翁同龢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晚张樵野来谈，此人似有文采，熟海疆情形，其言切实，盖雨生（即丁日昌）得意人，余曾于若农（即李文田）、雨生处识之。伊云法之议及，实畏埃及兵事不了也。［山东威海卫，戚大将军备倭所筑，东距旅顺、西距烟台各二百里，必当设重镇。此岛可泊兵船铁甲。精铁出外洋，山西所产运脚太重，又不分条板，难用。对外国人切不可说夸大语气矜语。］”
作为总理衙门一员，张荫桓与李鸿章互为表里，力主议和。李鸿章与法国海军舰长福禄诺（F．E．Fournier）于1884年5月6日在天津订立《中法简明条约》五款，后面附有续约，约定限期撤兵，但李鸿章并没有向清廷汇报限期撤兵一事。此后，事情生变，法国声称中国并没有按约定撤兵，双方战事又起。法国要求中国赔偿，但清廷并不清楚此中细节，因此拒绝赔偿，并于7月19日任命曾国荃为全权大臣，赴上海与法使详议条约。法国想得到包括赔款在内的各种权益，使曾国荃感到棘手，不得不向李鸿章求援。李鸿章知道中国理屈，于是设法转圜。对于赔偿问题，李鸿章于六月初二日（7月23日）致电曾国荃，“无论曲直，求恩赏数十万，以恤伤亡将士，似尚无伤国体”。
李鸿章于六月初六日（7月27日）在《复张樵野京卿》函中说道：“执事值此时艰，赞襄机要，但冀焦头烂额，救熄燎原，中外蒙福不浅。鸿章以丛谤之身，只有竭力修备，捍御疆圉。”
张荫桓为此事积极奔走。在总理衙门默许下，曾国荃答应赔款五十万两，但主政者不允赔款，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七月初三日（8月23日），李鸿章又致电张荫桓请求设法救助，“昨夜电悉。内意仍不许曾允之五十万，断难转圜。小村（即邵友濂）申刻来电，闻巴使（即德国公使巴兰德，M．A．S．Brandt）受法廷申斥，并撤去全权。其意不拘银数多少，略予体面便可下台，与丹崖（即阎敬铭）二十九电略同。此时法不在银而在转场也。邵谓可否作为众商口气，为保护商务起见，众商情愿输助若干，乞赐了局等语。鸿不敢擅请，惟台、闽战事在即，一被夺据，非旦夕所能收回。谢既出京，无可与语。丹崖恐即回德。祸在眉睫，能否转商丹、星诸老，设法回天，径电丹崖酌办，勿作十成煞笔，但少迟无及矣”。
由此更可见李鸿章对于张荫桓的倚重。
但是，他们的积极奔走并没有挽回当时的败局，随着马江船厂被毁，和议彻底破裂，于是主和派遭到言官的交章弹劾。张荫桓由于在战争中与李鸿章互为表里，也成为众矢之的。同时，张荫桓低微的出身以及锋芒毕露的个性早就引起清流的注意，“侍郎躬操权柄，锐意任事，又恃枢援，意气不免骄矜，为人侧目。当时风尚，京朝九列清班，除满蒙外，汉则居恒甲科出身，少则亦由门荫，家阀隆重，罕有杂流羼入，侍郎以外职崛起，至于卿贰，即不露锋铓，亦难久安于位，况机锋四露，遇事任性耶？”
给事中孔宪谷奏参张荫桓与邵友濂私通信函泄漏朝廷秘密，朝廷撤销张荫桓的总理衙门差事，并牵连总理衙门多人。光绪十年七月十五日（1884年9月4日），上谕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必须体用兼备、能持大体之人员，方足胜任。周家楣、吴廷芬，在该衙门行走年久，办事未能合宜；崑冈于洋务未能讲求；周德润于应行公商事件，辄单衔陈奏，其为不能和衷，已可概见；张荫桓屡经参奏，众望不孚；陈兰彬年力渐衰，难胜烦剧；均着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其实，张荫桓在总理衙门任职的时间从光绪十年五月十五日（1884年6月8日）到同年的七月十四日（9月3日），仅仅三个月。
张荫桓由内官外调，降为直隶大顺广道。光绪十年九月十二日（1884年10月30日），张荫桓上谢恩折：“臣猥以庸材备员卿秩，愧涓埃之未报，方兢惕之时深，茲复渥荷温纶补授今职，自天闻命倍切悚惶。伏念直隶为畿辅要区，道员有监司重任，如臣梼昧，深懼弗胜，惟有吁求宸训，敬谨遵循。俾到任后，于一切应办事宜，矢慎矢勤，以期仰答高厚生成于万一。”
奏折中充满报效朝廷的决心。张荫桓任直隶大顺广道一职虽然是降调，但依然在李鸿章治下，这其中很可能是李鸿章对他有所保护及对其才能的赏识，以便随时发挥其外交才能。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张荫桓以三四品京堂候补，出任新一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
张荫桓早年的外交历练，给他带来了很多机遇与挑战，经过这些历练，张荫桓能够对外交事务更加游刃有余，为他日后成为清廷中的一位外交要员打下了基础。张荫桓最重要的机遇还是李鸿章提供的，就是出使三国，这是他外交生涯中的重大转折，奠定了他后来在总理衙门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