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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这是梁启超用来形容李鸿章的一段话，笔者认为用这段话用来形容张荫桓也非常合适。张荫桓的一生事迹从当时到现在一直争议很大，尤其在外交方面，国内时人称赞他的认为他是“绝域使才”，
“饶于胆略，尤善外交”，
“谙外交”，
“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
“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幹局实远出诸公上”。
然而诟病多于褒奖，时有奏章对他进行弹劾。国内时人对于张荫桓的外交评价，带有明显的政治或个人倾向，即亲者赞，疏者弹，因此并不客观。到底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价他与晚清外交的关系，这就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
芋庵、
百石斋主人、
红棉老人。
广东南海县人。先世自新会小范里徙居佛山镇，所以籍隶南海。现有史料中对于张氏家族有所描述的很少，但从牟伯融的一篇叙事长诗《红棉叹》
中可以略知一二。此诗描述张荫桓“世居佛山清河商”，说明他的先世为商人，并且曾经拥有“中人之产”，后来家道中落。张祖廉为张荫桓撰写的《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铭》中称他“幼而奇特，博究书传，锲意于学，无所不窥，性故通侻”。
《故光禄大夫、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南海张公事状》对他少年时代的描述更加精彩，“少负奇禀，倜傥有大志，博涉经史，聪敏过人。下笔数千言立就，每一篇出，虽当世耆宿皆击节叹诧以为弗及”。
《红棉叹》中描写他“四库五车悉贯串，欧风美化总精该”。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张荫桓在少年时代就博学多才，尤其对外情有所留意。张荫桓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被取中，于是放弃科举一途，留心洋务。同治三年（1864年），他纳捐为知县，
分发到山东候补，先后受到山东巡抚阎敬铭和继任者丁宝桢的器重，得到重用。同治八年（1869年），张荫桓被派到湖北为候补道并加按察使衔。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山东登莱青道，两年后协助李鸿章在烟台处理马嘉理案。光绪七年（1881年）升为山东盐运使，不久简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在担任地方大员的幕僚及成为地方官吏之后，张荫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文书处理、马队训练、河工建设、海防建设以及海关行政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在担任各关道的时期，更锻炼了他的才能。晚清各通商口岸设有关道，关道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地方上涉及洋务及海防的事务。当时的“洋务”范围相当广泛，凡通商、外交、企业等，都属于洋务范围。遇有对外交涉事件，各关道与外国领事互相协商。由于不断与外国人打交道，张荫桓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这为他后来在外交方面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生“甲申易枢”，阎敬铭进入枢府，同年张荫桓奉诏入京，以“奏对称旨”被赏三品卿衔，在总理衙门学习行走。在此之前，张荫桓的仕途一直都比较顺畅，但因非正途出身，他在总理衙门遭到同列所忌，被参劾而退出总理衙门。光绪十年九月十一日（1884年10月29日），张荫桓被降为直隶大顺广道，虽为降职，但依然在李鸿章身边。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1886～1889年），张荫桓出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当时的音译，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主要负责办理华工案。在半年时间内，他先后被补授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司副使、太仆寺卿。出使任满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在总理衙门任职，并不断升职，归国第二年即被授以大理寺卿。光绪十七年（1892年）十二月，张荫桓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右侍郎，十八年（1892年）五月，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兼署礼部右侍郎，六月转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礼部。张荫桓身兼财政与外交重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历次的对外交涉中，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由于积极支持维新，戊戌政变之后张荫桓被逮捕并被流放到新疆。庚子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被下诏“正法”于戍所，
享年六十四岁。1901年12月29日，在英、美驻华公使的数次请求之下，罪名得以昭雪，被开复原官。
张荫桓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时人和今人对他均有褒有贬，这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个人物的特点，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
张荫桓从一个非正途出身的小吏发展成了总理衙门的外交能员，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包含有时代因素、地域因素、当时的经世思潮影响、清政府对外交人才的急需以及张荫桓的个人才华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张荫桓外交才能得以展现。
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发展。而中国虽然在14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太多联系。当外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中国还沉浸在自给自足的缓慢发展之中。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打开国外市场，于是列强就把目光集中到了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中国。而此时的中国江河日下、吏治腐败、营务废弛、社会矛盾尖锐，清王朝正面临着统治危机，对于外国的野蛮侵略只能屈从。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
张荫桓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值鸦片战争前夕，从他刚一懂事，中国就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自儿时起，他接触到的就是关于中国被动挨打的信息。1843年7月22日，《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开放五口；1843年10月8日，《虎门条约》签订；1844年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订；1844年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签订；1845年英国强迫与上海苏松太道签订《上海租地章程》，首开强占“租界”之先；等等。这种负面信息的接踵而来，使张荫桓从小就对了解外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
张荫桓就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之下，走到了清廷的政治舞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早在1757年，清政府就指定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在这个华洋交汇之地，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人们见多识广，熟悉外情，对于外来文化能够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生活在开风气之先的对外贸易口岸，广东人既不排拒外来文化，也不盲目崇拜，与深处内地的国人不同，他们具有明显的开化思想，而且能够不断接受新事物，懂得如何与洋人打交道。
张荫桓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对于外情的熟悉已经是很自然的了。因此，山东巡抚丁宝桢在保荐张荫桓的奏折中说，其人“籍隶广东，生长海隅，熟悉洋务，而于炮台、机器各事，在粤时常与西人讲求，闻见极多”。
显然，生长在广东，熟悉洋务，成为张荫桓能够晋升并参与外交事务的先天优势。
地域因素在清政府选拔熟悉外情人才条件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比如在选任驻外公使时，清政府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地区，“时谓粤人通洋务，故使臣多粤籍”。
后来张荫桓能够担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除了李鸿章的保荐及他本身的才能外，“籍隶广东”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前后，“激荡于社会之中且能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思想潮流是经世致用思潮”。
经世致用强调学以致用，关心现实，参与现实。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官员和中下层官僚或普通士大夫中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代表，在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前，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参政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并致力于改革社会。他们著书立说，以其言论、文章倡导经世实学。统治阶级上层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徐继畬等；中下层官僚或普通士大夫中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这些人在中西文化第一次大冲突、大碰撞之后，开始睁眼看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以此为开端，揭开了千年古国学习西方的历史。
张荫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自幼勤奋好学，“博究书传，锲意于学，无所不窥”。少年时代的张荫桓“于中外大势，经远应变之方，熟考详稽，尤能得其要领，视彼章句俗学则弃若土苴，夷然不屑”。
他对外情非常感兴趣，关注“经远”“应变”的方略，是典型的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体现，说明他当时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很大。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
并未继续执着于钻研八股文。
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外，还要注意一点，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早在嘉庆年间，身为两广总督的阮元为了开广东学界新风，培养经世实学的人才，开办新式书院学海堂，此后广东学风为之大改。这种新式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经世之具”的人才，此后广东一直沿袭这种传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生长在广东的张荫桓虽然没有最终取得功名，但对于经世思想的接受和学习能力自然也会很强。他对于阮元的政绩、经世思想的传播一直非常推崇，在任驻外公使时还有所回忆：“阮文达督粤时，弛洋米入口之禁，乡人赖之，又建学海堂，课士经术词章，咸有成就，遗泽恐长。”
张荫桓对经世思想的秉承可以说是阮元的“遗泽”之一。
沈云龙这样评价张荫桓：“尽管荫桓并非科第出身，但诗文书画，无不擅长，才具开展，而无头巾习气，又生长海隅，曾与西人讲求泰西政情及炮台机器的技能，如此深邃于国学而又能了解列国大势和西方格致之学，在当时确是一位学兼中西能开风气之先的崭新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急需外交人才，但外交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只能从现有人才中进行选拔或由熟悉外情的大臣推荐通洋务的能员。当时京城中用八个字来形容官场中最容易晋身的四种人，即“帝师王佐，鬼使神差”。
“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王佐”指当红的恭、醇两邸（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的亲信；“鬼使”指总理衙门行走或驻外使臣；“神差”指神机营的差使。在这四种身份中，除“鬼使”外，其他三种身份在当时社会均为地位显赫、风光体面的差使。“鬼使”这一称谓，源于当时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攻击，完全属于贬义。尽管成为“鬼使”很容易进身，但这一职务仍然让科举正途出身的人退避三舍，因为在夷夏之防的氛围之下，他们不屑于谈洋务，认为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是让世人鄙视，因此无人愿意担任使职。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选拔外交人才遇到了困难，洋务大员又将目光转移到了非科举出身但又熟悉外情的人身上。李鸿章认为，“科目人才虽辈出，不尽娴习于折冲，出使东西洋各国，关系綦重，情形迥异，所有主客强弱之形势，刚柔操纵之机宜，必须历练稍深，权衡得当，庶足以维国体而固邦交，不必专于文学科目中求之，致有偏而不举之患”。
于是，清廷将外交人才的选拔范围扩大，非科举出身而又通晓洋务者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对于急着进身的非科甲人员来说，成为“鬼使”也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
张荫桓本人能诗善画，具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才华。时人对于他在文学素养方面的赞许是非常一致的。“博涉书史，能文章”；
“博涉经史，聪敏过人”；
“颇负文誉，山水超逸”；
“才气恢张，文词赡丽”；“所制沈博绝丽，翰詹中鲜其媲”；
“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
“骈散文诗皆能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材也”。
正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及时势的需要，张荫桓最终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两朝帝师翁同龢对张荫桓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大加赞赏，他曾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98年1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赞叹道：“观樵野和樊云门诗四首，真绝才也。”
这可以说是对张荫桓文学才华的最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