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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状况，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体系已日趋完结。
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的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1861年，中国近代意义上正式的外交机构——总理衙门设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与外国进行直接交涉权的中央外交机构。1877年1月，清政府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从此，使节走出国门，中国步履蹒跚地走进国际社会中。
何为外交？“外交，通常是指主权国家通过其官方代表，在遵守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为维护自身的利益，采用约定俗成的和平方式，与其他主权国家或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所进行的正式的、官方的交往与沟通，以便有效地处理国家关系、参与国际事务。”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性的，外交也不例外，“一般而言，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外交的目的，都是力图要在外交活动中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或曰维护本国的主权”
。晚清的外交使臣同样肩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使命。
中国的近代外交从总体上说是在屈辱、无奈与抗争中进行的，承载着清政府外交使命的中国官员，无疑肩负了重担。这期间涌现出了大批“待凭口舌卫河山”的外交勇士，如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马建忠、黎庶昌、何如璋、伍廷芳等。以上这些人物的外交活动及影响早已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并已出现了大批的研究成果，但外交官个体的研究较多集中于以上人物，同样身为外交名臣的张荫桓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
张荫桓（1837～1900），号樵野，广东佛山南海县人。张荫桓经历不同寻常，他以一地方官员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受到李鸿章器重，后来由外官内调进入总理衙门。在李鸿章的保举下于1886—1889年担任驻美日秘（即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他积极办理对美交涉，维护中国利权，保护侨民，广泛开展社交活动，考察西方文明；回国后，他继续任职总理衙门，并由非科甲出身升任户部左侍郎，在甲午之后的对外交涉中，到处能看到他的身影。而这样一位重要官员，戊戌政变后却被发配新疆，义和团运动后被赐死于戍所，他的仕宦经历可谓富有传奇色彩。
张荫桓久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笔者分析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张荫桓的生平著作重新整理出版的并不多见，目前只见到2004年任青、马忠文整理的《张荫桓日记》；其次，有关他的资料比较分散，办理具体外交事务的奏折分散在各处，不易全面获得。张荫桓最高职务做到户部侍郎，以其名义上的奏折比较少，表面上看材料较少，但通过广泛搜集有关资料，笔者发现张荫桓颇具外交才能，在总理衙门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笔者通过考察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逐渐摸索，找到不少关于张荫桓的重要资料，这是笔者写作的重要基础。
对这一人物的研究目前还比较薄弱，虽然大陆和港台地区均有关于张荫桓的论文发表，但多是生平介绍，或是就具体事件论说述评，对于这一人物与晚清外交的互动关系研究明显不足。以张荫桓为专题的学位论文仅有一篇硕士论文，
该文对张荫桓的外交思想与实践活动进行了初步阐述，属于对张荫桓外交方面进行的初步研究，限于篇幅及作者对有关资料并未全面搜集，该文未能就张荫桓在晚清外交上的地位等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还有更多可以挖掘之处。
对张荫桓与晚清外交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外交也被迫提上日程，“弱国无外交”，近代的外交就是在屈辱与抗争中进行的。总体来说，晚清的外交人员承载了比其他官员更多、更重的历史使命，通过对张荫桓各个时期外交思想与实践的分析，能具体展现晚清外交的艰难过程，进而反映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对外交史、政治史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
张荫桓生于“开风气之先”的广东，从小就对洋务感兴趣，后来通过种种机遇，走上了办理外交之路。张荫桓在积极办理外交的同时，能够认识到国际大势，在晚清外交礼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与变更，给近代外交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勇于变革的精神体现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也是我们今天看来相当不容易的一面，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对当今的外交，尤其是外交改革也会有一定启发。
对于张荫桓的研究，海外及港台学者早于大陆学者。最早研究张荫桓的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何炳棣，他于1941年发表的《张荫桓事迹》
一文，较全面地论述了张荫桓的一生事迹。20世纪60年代以后，港台地区对张荫桓的研究相对增多，有1965年云海的《张荫桓遣戍经纬》，1969年林斌的《红棉老人张荫桓》，1972年祝秀经的《张荫桓其人其事》，1976年云岗的《张荫桓庇托异国》，1977年高阳的《翁同龢给张荫桓的两封信》，1981年沈云龙的《“绝域使才”张荫桓》，1986年左舜生的《记张荫桓》，以及90年代李恭蔚的《张荫桓的早年生涯（一八三七至一八八五）》，“Chang Yin-huan and the 1898 Reform”，“The Background of Chang Yin-huan’s ［张荫桓］ Diplomatic and Reform Careers”，“Chang Yin-huan and the Boxer Rebellion”等，海外及港台学者的研究更多侧重于对张荫桓生平事迹的介绍。
大陆学者对张荫桓关注得稍晚，较早对张荫桓进行研究的是广东学者王贵忱，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将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书稿加以标点，分四次发表在《广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4期和1988年第1、2期上。后来又发表《张荫桓其人其著》
《〈张荫桓戊戌日记〉后记》
，对张荫桓的生平及一生中的著作进行了介绍，对研究其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随后是其他学者对一些与张荫桓相关的重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侧重对史料的详细研读，对细节问题的研究、考证有所深入，涉及保护华侨、甲午战争、旅大租借、戊戌变法、人物关系等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于戊戌变法的关注最多。
在具体问题的考证、研究方面，大陆学者比港台学者又前进了一步。如在张荫桓与戊戌变法关系方面，范耀登《张荫桓与戊戌维新》
一文通过分析张、翁和张、康关系，张荫桓在戊戌维新中的表现，及后来遭受迫害，认为张荫桓不是康党，而是属于洋务派。文章认为对这一人物的研究，为深入研究参与戊戌变法的各派系，尤其是研究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微妙关系，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马忠文《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②一文认为，虽然根据俄国方面的资料，清廷官员李鸿章与张荫桓在1898年初的旅大租借交涉中接受过俄国人贿赂的说法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然而从目前已知情况看，俄文资料本身尚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对照《张荫桓日记》《翁同龢日记》等中文文献，俄国人在借款谈判中试图收买李、张之事大致属实；至于俄国档案称旅大交涉中又对李、张二人进行利诱并付款给他们的说法，与中文文献相悖处甚多，其可靠性值得怀疑。这样的新观点，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目前关于张荫桓的专著，笔者只见到一部，即李吉奎所著《晚清名臣张荫桓》（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这是一部简要而全面的传记。
在相关专著中，涉及张荫桓外交方面的研究很有限，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驻美公使群体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六章《“绝域使才”——张荫桓》和沈云龙《近代外交人物论评》（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里面的《“绝域使才”张荫桓》，都对张荫桓进行专章描述，内容均相当于张荫桓的一个小的传记。其他的就是单篇学术论文，对具体外交事件进行研究，笔者对所见到的进行了简单分类：
1．出使美国
李恭蔚的“Chang Yin-huan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1886～1889）”
，旨在评述1886～1889年间，张荫桓在美国的外交表现，认为他在美确已尽其最大努力，并为在美华人争取应得之利益，认为张荫桓的公使经验，对他的世界观有重要改变，并促进其改革思想。文章认为张荫桓与美国官员之谈判，态度不卑不亢，有时则颇为强硬，较其前后任之公使，表现更为出色。李恭蔚的《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及其出使美国（一八八六至一八八九）》
[1]
，旨在分析张荫桓《三洲日记》之内容及价值，从中可以看出其改革思想的来源，张荫桓在美国的见闻，对其世界观和文化观，产生重要影响，三年余的欧美阅历，逐渐扩大了其眼界，使他日后走上了政治改革的道路。
2．与甲午战争的关系
戚其章《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一文，介绍了日本拒使经过和拒使的目的。李恭蔚的“War and Peace：Chang Yin-huan ［张荫桓］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1894～1898）”一文，叙述了张荫桓于中日战争议和被拒后协助李鸿章办理中日交涉，认为张荫桓是能接受西方思想的人，其外交政策与李鸿章不同，在第三次借款上功劳最大，由此也拉开李、张二人的距离。文章叙述了张荫桓在旅大、胶州湾租借中的表现，对维特的回忆提出质疑，认为张、李对事件的处理又加大了二人矛盾，英、俄的瓜分是中日战争的恶果，加强了张荫桓改革的信念。范耀登《张荫桓与中日〈通商行船条约〉》一文，肯定张荫桓在与日本谈判《通商行船条约》过程中所做的努力。任青、马忠文《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及其价值》一文，分析了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的重要性，认为其中多有涉及朝局内幕及张荫桓参与对日议和的记载，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重要资料。王秀俊《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求和被拒》一文，从广岛议和前日本之态度、广岛拒使之借口、广岛拒使之反思三方面进行分析，解读当时复杂的中日关系。
3．护侨
范耀登《张荫桓对早期华侨权益的保护》一文，认为张荫桓在任美日秘公使期间，为抵制排华浪潮，保护华侨华人权益，做过多方努力。梁建《张荫桓与中美限禁华工谈判》一文，分析了张荫桓担任驻美公使期间在中美限禁华工谈判中的努力与无奈处境。
4．旅大租借问题
苏晨《张荫桓与戊戌英德借款和胶州湾、旅大租借》一文，根据张荫桓的亲笔未刊本《戊戌日记》，澄清他在戊戌年被罗织的两项罪名。马忠文《旅大租借交涉中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一文，对张荫桓在旅大租借中的受贿问题有新认识，前文已述。
5．西洋观
日本学者板野正高《清季一个外交家的西洋社会观——张荫桓撰〈三洲日记〉札记》一文，从社交、文化、政治等方面分析《三洲日记》中体现出的张荫桓的西洋社会观。李恭蔚“Chang Yin-huan’s ［张荫桓］ Im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Nation”一文，根据《三洲日记》对美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描述，说明了张荫桓对中西文明的不同进行对比，对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基本准确的评价，他认为美国正努力成为世界最强国家，西班牙逐渐衰弱，秘鲁存在许多问题，最严重的是腐败，日本乐于变革，这些评价和观察使他的改革思想逐渐形成。
关于张荫桓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的整体研究，也出现了硕士论文，这是对张荫桓外交研究逐渐引起重视的表现。但通过搜集、整理各种史料，笔者发现对张荫桓与晚清外交关系进行互动研究还有很大空间，有待进一步深化。张荫桓因为外交起家，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和之后都与晚清外交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晚清外交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在“弱国无外交”的历史时代，他仍能够纵横捭阖，一定有其独特之处。以往关于外交人物研究多关注驻外公使，如曾纪泽、杨儒等，对同样担任过驻外公使的张荫桓却关注不多；同时，学界对国内官员的外交态度、作用等关注相对更少。张荫桓作为一位在国外和国内一直从事外交活动的人物，他对近代外交有何影响，近代政治斗争与他的外交活动及个人命运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值得我们去关注，这正是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
任青、马忠文重新点校、整理的《张荫桓日记》包括张荫桓出使美日秘三国时期所记的《三洲日记》、1895年的《甲午日记》、1898年的《戊戌日记》以及发配新疆途中由两位押解官王庆保、曹景郕合写的《驿舍探幽录》，是研究张荫桓与晚清外交、政局关系的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张荫桓的诗文著作《铁画楼诗钞》《铁画楼诗续钞》《铁画楼骈文》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清季外交史料》
是清末涉外文件的史料辑录，主要涉及光宣两朝，上承道咸同三朝《筹办夷务始末》，内容主要包括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外务部档案中有关中外交涉的上谕、奏折、廷寄、照会以及条约、咨文等，是研究清末中外关系的重要资料。《清季外交史料》中包含大量的张荫桓在担任驻外公使和总理衙门大臣时期处理外交的奏折，是研究张荫桓外交观点的重要资料。
分国家、分时段的史料也相当重要。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中美往来照会集（1846～1931）》，是研究中美关系的权威资料，其中中美之间关于昭雪张荫桓的多次照会，为我们研究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以及张荫桓的命运提供了宝贵资料；青岛市博物馆、第一历史档案馆、青岛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的《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是研究中日、中德关系的重要史料，其中有很多关于张荫桓处理中日、中德关系的档案资料，二者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无法查看第一历史档案馆总理衙门档案的不足；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也是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资料。
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次对近代史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丛刊》中《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含有极其丰富的史料内容。张振鵾主编的《中法战争》和戚其章主编的《中日战争》，对原有的材料进行了充实。这些资料对研究张荫桓在各个时期的活动非常重要。
张荫桓这一人物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与翁同龢、李鸿章、盛宣怀等众多重臣有时有往来，对于这些人物的日记、函札、电报等的查阅、搜集就相当重要了。对于人物的研究，众多的稗史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总之，关于张荫桓的细节材料越多，这一人物与晚清外交、政局的关系就能够越清晰。
晚清外交还关系到当时的列强，要弄清楚这一问题，深化我们的认识，仅仅利用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档案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有关列强保存下来的相关档案资料。将各种档案相互对照，以期得出客观的结论，这也是本课题以后扩展研究要关注的角度。
笔者本着对张荫桓这一外交人物的兴趣，在研读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把张荫桓与整个晚清外交的大背景进行有机融合。分析张荫桓在这种“弱国无外交”的大背景下，如何在担任驻外公使与任职总理衙门期间在外交上纵横捭阖，具有怎样的外交思想，并对张荫桓在晚清外交上的贡献与历史地位进行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
笔者在学界已有研究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充分运用可考史料，对前人没有深入研究及尚未论及的问题进行细致考察，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尽力贴近张荫桓所处的时代环境，在历史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真实反映晚清外交大背景下张荫桓的外交地位与作用。
[1] 李恭蔚：《张荫桓的〈三洲日记〉及其出使美国（一八八六至一八八九）》，《初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4期，还可见另一版本，“Chang Yin-huan’s（张荫桓）San’chou Jih-chi（三洲日记）and His Diplomatic Experiences in America”，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Vol．34，No．4，1993．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虽然，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这是梁启超用来形容李鸿章的一段话，笔者认为用这段话用来形容张荫桓也非常合适。张荫桓的一生事迹从当时到现在一直争议很大，尤其在外交方面，国内时人称赞他的认为他是“绝域使才”，
“饶于胆略，尤善外交”，
“谙外交”，
“警敏刚决，有冠世之才”，
“生平作事不拘绳尺，且以流外官致身卿贰，辇下诸贵人尤疾之，以故毁多于誉，然幹局实远出诸公上”。
然而诟病多于褒奖，时有奏章对他进行弹劾。国内时人对于张荫桓的外交评价，带有明显的政治或个人倾向，即亲者赞，疏者弹，因此并不客观。到底应该如何客观地评价他与晚清外交的关系，这就首先需要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张荫桓（1837～1900），字皓峦，号樵野、
芋庵、
百石斋主人、
红棉老人。
广东南海县人。先世自新会小范里徙居佛山镇，所以籍隶南海。现有史料中对于张氏家族有所描述的很少，但从牟伯融的一篇叙事长诗《红棉叹》
中可以略知一二。此诗描述张荫桓“世居佛山清河商”，说明他的先世为商人，并且曾经拥有“中人之产”，后来家道中落。张祖廉为张荫桓撰写的《户部侍郎张公神道碑铭》中称他“幼而奇特，博究书传，锲意于学，无所不窥，性故通侻”。
《故光禄大夫、尚书衔户部左侍郎、南海张公事状》对他少年时代的描述更加精彩，“少负奇禀，倜傥有大志，博涉经史，聪敏过人。下笔数千言立就，每一篇出，虽当世耆宿皆击节叹诧以为弗及”。
《红棉叹》中描写他“四库五车悉贯串，欧风美化总精该”。通过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张荫桓在少年时代就博学多才，尤其对外情有所留意。张荫桓早年曾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被取中，于是放弃科举一途，留心洋务。同治三年（1864年），他纳捐为知县，
分发到山东候补，先后受到山东巡抚阎敬铭和继任者丁宝桢的器重，得到重用。同治八年（1869年），张荫桓被派到湖北为候补道并加按察使衔。同治十三年（1874年）署山东登莱青道，两年后协助李鸿章在烟台处理马嘉理案。光绪七年（1881年）升为山东盐运使，不久简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在担任地方大员的幕僚及成为地方官吏之后，张荫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包括文书处理、马队训练、河工建设、海防建设以及海关行政等多方面的内容，尤其在担任各关道的时期，更锻炼了他的才能。晚清各通商口岸设有关道，关道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地方上涉及洋务及海防的事务。当时的“洋务”范围相当广泛，凡通商、外交、企业等，都属于洋务范围。遇有对外交涉事件，各关道与外国领事互相协商。由于不断与外国人打交道，张荫桓积累了大量的外交经验，这为他后来在外交方面崭露头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光绪十年（1884年），清政府发生“甲申易枢”，阎敬铭进入枢府，同年张荫桓奉诏入京，以“奏对称旨”被赏三品卿衔，在总理衙门学习行走。在此之前，张荫桓的仕途一直都比较顺畅，但因非正途出身，他在总理衙门遭到同列所忌，被参劾而退出总理衙门。光绪十年九月十一日（1884年10月29日），张荫桓被降为直隶大顺广道，虽为降职，但依然在李鸿章身边。在李鸿章的保举下，光绪十二年至十五年（1886～1889年），张荫桓出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当时的音译，即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主要负责办理华工案。在半年时间内，他先后被补授太常寺少卿、通政使司副使、太仆寺卿。出使任满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在总理衙门任职，并不断升职，归国第二年即被授以大理寺卿。光绪十七年（1892年）十二月，张荫桓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兼署礼部右侍郎，十八年（1892年）五月，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仍兼署礼部右侍郎，六月转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仍兼署礼部。张荫桓身兼财政与外交重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历次的对外交涉中，几乎都能看到他的身影。由于积极支持维新，戊戌政变之后张荫桓被逮捕并被流放到新疆。庚子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被下诏“正法”于戍所，
享年六十四岁。1901年12月29日，在英、美驻华公使的数次请求之下，罪名得以昭雪，被开复原官。
张荫桓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时人和今人对他均有褒有贬，这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这个人物的特点，说明他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人物。
张荫桓从一个非正途出身的小吏发展成了总理衙门的外交能员，这种现象的出现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包含有时代因素、地域因素、当时的经世思潮影响、清政府对外交人才的急需以及张荫桓的个人才华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张荫桓外交才能得以展现。
十七八世纪的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产业革命、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等，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发展。而中国虽然在14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是庞大的中央集权制帝国是独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太多联系。当外部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时，中国还沉浸在自给自足的缓慢发展之中。到了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迫切需要打开国外市场，于是列强就把目光集中到了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中国。而此时的中国江河日下、吏治腐败、营务废弛、社会矛盾尖锐，清王朝正面临着统治危机，对于外国的野蛮侵略只能屈从。从此，中国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进程。
张荫桓生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正值鸦片战争前夕，从他刚一懂事，中国就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自儿时起，他接触到的就是关于中国被动挨打的信息。1843年7月22日，《南京条约》签订，中国割地赔款、开放五口；1843年10月8日，《虎门条约》签订；1844年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订；1844年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签订；1845年英国强迫与上海苏松太道签订《上海租地章程》，首开强占“租界”之先；等等。这种负面信息的接踵而来，使张荫桓从小就对了解外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走着非常之路，以达到个人的欲望和目的，并对社会发展起着新的促进作用。”
张荫桓就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之下，走到了清廷的政治舞台，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广东地处东南沿海，早在1757年，清政府就指定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在这个华洋交汇之地，由于长期的耳濡目染，人们见多识广，熟悉外情，对于外来文化能够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生活在开风气之先的对外贸易口岸，广东人既不排拒外来文化，也不盲目崇拜，与深处内地的国人不同，他们具有明显的开化思想，而且能够不断接受新事物，懂得如何与洋人打交道。
张荫桓从小就生活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对于外情的熟悉已经是很自然的了。因此，山东巡抚丁宝桢在保荐张荫桓的奏折中说，其人“籍隶广东，生长海隅，熟悉洋务，而于炮台、机器各事，在粤时常与西人讲求，闻见极多”。
显然，生长在广东，熟悉洋务，成为张荫桓能够晋升并参与外交事务的先天优势。
地域因素在清政府选拔熟悉外情人才条件中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比如在选任驻外公使时，清政府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广东沿海地区，“时谓粤人通洋务，故使臣多粤籍”。
后来张荫桓能够担任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除了李鸿章的保荐及他本身的才能外，“籍隶广东”应该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鸦片战争前后，“激荡于社会之中且能代表时代发展方向的思想潮流是经世致用思潮”。
经世致用强调学以致用，关心现实，参与现实。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官员和中下层官僚或普通士大夫中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代表，在日趋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面前，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参政意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主张研究社会现实问题并致力于改革社会。他们著书立说，以其言论、文章倡导经世实学。统治阶级上层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陶澍、林则徐、徐继畬等；中下层官僚或普通士大夫中的经世派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包世臣、姚莹等。这些人在中西文化第一次大冲突、大碰撞之后，开始睁眼看世界，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呐喊。以此为开端，揭开了千年古国学习西方的历史。
张荫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中，自幼勤奋好学，“博究书传，锲意于学，无所不窥”。少年时代的张荫桓“于中外大势，经远应变之方，熟考详稽，尤能得其要领，视彼章句俗学则弃若土苴，夷然不屑”。
他对外情非常感兴趣，关注“经远”“应变”的方略，是典型的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体现，说明他当时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很大。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少应童试不遇，年仅弱冠即弃科举”，
并未继续执着于钻研八股文。
除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外，还要注意一点，广东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早在嘉庆年间，身为两广总督的阮元为了开广东学界新风，培养经世实学的人才，开办新式书院学海堂，此后广东学风为之大改。这种新式书院的办学宗旨是培养“经世之具”的人才，此后广东一直沿袭这种传统。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生长在广东的张荫桓虽然没有最终取得功名，但对于经世思想的接受和学习能力自然也会很强。他对于阮元的政绩、经世思想的传播一直非常推崇，在任驻外公使时还有所回忆：“阮文达督粤时，弛洋米入口之禁，乡人赖之，又建学海堂，课士经术词章，咸有成就，遗泽恐长。”
张荫桓对经世思想的秉承可以说是阮元的“遗泽”之一。
沈云龙这样评价张荫桓：“尽管荫桓并非科第出身，但诗文书画，无不擅长，才具开展，而无头巾习气，又生长海隅，曾与西人讲求泰西政情及炮台机器的技能，如此深邃于国学而又能了解列国大势和西方格致之学，在当时确是一位学兼中西能开风气之先的崭新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清政府急需外交人才，但外交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只能从现有人才中进行选拔或由熟悉外情的大臣推荐通洋务的能员。当时京城中用八个字来形容官场中最容易晋身的四种人，即“帝师王佐，鬼使神差”。
“帝师”指为幼帝授读的师傅；“王佐”指当红的恭、醇两邸（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的亲信；“鬼使”指总理衙门行走或驻外使臣；“神差”指神机营的差使。在这四种身份中，除“鬼使”外，其他三种身份在当时社会均为地位显赫、风光体面的差使。“鬼使”这一称谓，源于当时顽固派对洋务派的攻击，完全属于贬义。尽管成为“鬼使”很容易进身，但这一职务仍然让科举正途出身的人退避三舍，因为在夷夏之防的氛围之下，他们不屑于谈洋务，认为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是让世人鄙视，因此无人愿意担任使职。从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中选拔外交人才遇到了困难，洋务大员又将目光转移到了非科举出身但又熟悉外情的人身上。李鸿章认为，“科目人才虽辈出，不尽娴习于折冲，出使东西洋各国，关系綦重，情形迥异，所有主客强弱之形势，刚柔操纵之机宜，必须历练稍深，权衡得当，庶足以维国体而固邦交，不必专于文学科目中求之，致有偏而不举之患”。
于是，清廷将外交人才的选拔范围扩大，非科举出身而又通晓洋务者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对于急着进身的非科甲人员来说，成为“鬼使”也是个人发展的好机会。
张荫桓本人能诗善画，具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才华。时人对于他在文学素养方面的赞许是非常一致的。“博涉书史，能文章”；
“博涉经史，聪敏过人”；
“颇负文誉，山水超逸”；
“才气恢张，文词赡丽”；“所制沈博绝丽，翰詹中鲜其媲”；
“吐属风雅，亚于词林，临事明敏”；
“骈散文诗皆能卓然成家，余力作画亦超逸绝尘，真奇材也”。
正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及时势的需要，张荫桓最终得到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两朝帝师翁同龢对张荫桓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大加赞赏，他曾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1898年1月8日）的日记中这样赞叹道：“观樵野和樊云门诗四首，真绝才也。”
这可以说是对张荫桓文学才华的最高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