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王莲英的博士学位论文《张荫桓与晚清外交》经过修改与补充之后，即将出版，她打来电话要我作序。我原本性情疏懒，且很“不世故”，不愿，也无能力为他人作序。但经过考虑，我还是欣然接受了。原因有二：其一，这是凝聚了作者很多心血的第一本著作，作为她的导师，我感到很高兴，又有义务就此问题说上几句；其二，现在很多人都热衷于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等的研究，而原本应为历史主干的政治史，在许多人眼里则成为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王莲英毕业后能够继续坚持晚清政治史的研究，精神可嘉。

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蜂拥而至，大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被迫走向了世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着清政府的外交使节或外交官员，要肩负起更为沉重的外交使命。在近代中国的外交活动中，人们感受更多且刻骨铭心的，是外交上的屈辱与无奈，一次又一次的丧权与辱国。但是在此期间，也曾涌现出了一些颇具民族抗争精神，讲求外交策略，且有一定外交作为或成就的外交官员，如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杨儒等。学界对他们的研究较为充分，成果颇丰，这很好，也很有必要。

王莲英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经过大量的前期学术调查，发现张荫桓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而且资料相对较为充分，经过和我商量后，确定了《张荫桓与晚清外交》这一博士论文选题。这一选题从张荫桓早年外交历练、担任驻外公使时期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任职总理衙门时期的外交地位这几个大的方面进行阐述，对张荫桓各个时期的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深入探讨，客观分析他在近代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外，她还对张荫桓在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成功办理华工案交涉，关注侨民的民生及华侨子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考察；对张荫桓在清廷外交礼仪变革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等，也有自己的研究与论述。这一切，都有助于对张荫桓的整体认识，有助于晚清外交史与政治史的研究。

与郭嵩焘、曾纪泽、黄遵宪、薛福成、杨儒等人相比，张荫桓不但同样担任过清廷驻外公使，而且在总理衙门任职多年，具有更为丰富的外交阅历，更为宽阔的外交舞台，因此，对于张荫桓与晚清外交这一问题，还有继续开拓研究的余地。即使是张荫桓个人的外交能力、手段、风格与晚清外交的关系等，也可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探讨。例如，张荫桓在与外国驻华公使交涉时，往往是词锋健锐，极逞口舌之能，同为总理衙门大臣的廖寿恒称其所言“甚辣”。他在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就觐见地点及呈递国书一事交涉时，竟毫不客气地说：“法国派尔来，尔愿尽使者之职，便递国书，尔不愿尽职，听之而已。”甚至在私下讥讽说：“如此使才，不值一笑。”由此可见其外交风格之一斑。又如，张荫桓虽非科举正途出身，但却深受光绪皇帝的倚重。光绪帝接见俄国公使时，让其亲上纳陛呈递国书，改变以满语宣谕的仪节一事，不但身为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的庆亲王奕劻事先并不知晓，就是身为军机大臣、光绪帝师傅的翁同龢本人，事先“亦不知”，只有张荫桓事先予闻其事，由此又可见其外交地位及对清廷外交政策的影响。

王莲英性格开朗，乐观向上，但在学业上却一直踏踏实实、刻苦努力，读博期间长期奔走于学校图书馆、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以及国家清史编委会资料室之间，尽自己最大可能搜集第一手资料。由于有翔实的史料作为基础，她才有可能对相关问题进行细致分析、考证，从而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走上工作岗位后，王莲英一直没有间断对博士论文的修改工作，不断进行完善。同时，她还在博士论文基础上拓展相关领域的研究，深入挖掘张荫桓外交思想与维新思想的关系。希望她继续努力，不断开拓创新，并祝愿她今后的学术道路越走越宽！

王开玺
于北师大丽泽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