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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以个体理性能力的提升为基本标志。与传统社会不同，现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对于已有的价值观念，个体往往予以批判性的反思和质疑，而非盲目被动地接受。大学是“科学运用理智之艺术”的学校，独立理解、自由思想的价值应该在大学教育中得到明确体现，理性、审慎能力的提升是大学教育应该坚守的品质。如何引导富有理性的、审慎的高校学生对政治理念产生认同感，并外化为自觉的行动，是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需要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使受众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宣传教育的内容，亦即引导人们产生认同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的关键。在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三进”工作中，“进头脑”即引导学生对教育内容产生认同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也构成了“三进”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急剧变革、社会思潮多元、信息传播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在个体理性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不断提高的情境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挑战，同时也面临新机遇。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社会新变化因时因地因人有效推进，切实增强大学生对国家倡导的政治理念产生认同感。
在不同的场合，人们对认同（ identity）一词含义的理解有所不同。有的将它理解为“归属”（belongingness），有的将其理解为“身份”。从词源上讲， Identity起源于拉丁文的idem （即相同， the same）。在哲学和逻辑学中， idem通常被译为“同一性”，表示两事物之间的相同性或同一性，或者表示同一事物在跨越时空后所表现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对此，洛克就指出，“我们如果把一种事物在某个时间和地点存在的情形，同其在另一种时间和地点时的情形加以比较，则我们便形成同一性（ identity）和差异性（ diversity）的观念。”
具体到人的同一性，情况就复杂得多。人的同一性，不仅表现为外在形态在不同时空中的一致性，还表现为内在的统一性，即心理、意识、情感、价值观的同一。一个身处不同情境中的个体，尽管外在的现象没有出现多大变化，但由于内在状况的变化，也很难称其与原来相同。例如，心灵哲学中所探讨的“大脑移植”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当一个人的头颅中被移植入另一个人的大脑时，从外表看这个“新人”还保持原来模样，但其精神世界已全然改变，成了另一个人。这表明，人的同一性不单单是一种物理性的、肉体的存在，也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对内在、精神同一性的追求，也反映了人有别于动物的理想性和超越性的一面。因为，尽管人的肉体和生命是有限的，其精神追求却是无限的，有限的个体生命通过精神的提升可以获得升华，人由此获得自身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同一性或认同具有形而上的向度。正是借助这种超越的本性，人不断朝着理想的、可能性的生活迈进，力图追求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人的同一性恰恰体现在对这种总体性自我的理解和把握当中。
自我同一性不仅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它还是自我的辨别结果，即自我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无疑，这就落脚到归属问题。所谓归属，“是指一个存在物经由辨识自己与其他物之共同特征，从而知道自己的同类何在，肯定了自己的群体性。”
这种辨识过程是一种确认过程，自我在与他者的比较中，发现自己的独特之处，意识到自己与其他成员的相似性和差异处，进而达到对“我是谁”的确认。因此，“认同”是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追问过程。在追问过程中，自我可以明晰自己从哪里来，现在身在何地，又将走向何处，最终明确自己的特性，发现自己属于哪个类别，不属于哪个类别，从而获得归属感。
无论是基于自我同一性的确认，还是基于归属感的寻求，认同的最终结果要归结到认同主体的价值判断上，即是否支持、赞同某种观点、立场。因此，认同感的强弱与否，与其价值体验和价值判断密切相关。
认同之于个体、群体、政府和国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个体层面而言，它为个人的价值判断提供了基本参照，“知道你是谁，就是在道德空间中有方向感；在道德空间中出现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或坏的，什么是值得做和什么不值得做，什么是对你有意义的和重要的，以及什么是浅薄的和次要的。”
也正是在这意义上，认同是行动意义的重要来源，决定了行动的方向和力量。“我们必须先知道我们是谁，然后才能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1]
一个人、一个群体在追问自己的身份，探寻心理的归属，寻找生存的意义时，往往最终会落实在行动之中。认同的功能在政治生活实践中表现得十分明显。政治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江姐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黄继光奋不顾身、用胸膛堵枪眼；焦裕禄不顾重病缠身，带领兰考人民勇敢治沙……所有这些行为举动，与其强烈政治认同感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紧密相关。正是这种强烈的认同感，激发起他们无尽的热情，催生出舍生忘死的举动，迸发出巨大的力量。
认同构成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基础，它为政治统治维系自身统一性和连续性提供了重要保障。政治认同的重要功能之一也体现于此。任何一种政治统治体系不可能仅仅依靠暴力来维持自身的统治，只有得到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和认可，才能确立自己的权威，进而保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也就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合法性就是指一种统治能够让被统治者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使人们能够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它表征着被统治者对统治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认可。合法性问题，归根结底是民众的认同问题。对于一种统治而言，民众能否对其产生认同感，能否认可其政治理念、政策主张，是判定其存在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关键。“如果没有某种认同的基础，任何政权都无法持久。”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无法使国民确立起对自己的认同感，在内从心认可自己归属这个国家，意识到自己的国民身份，国家的存在就缺乏稳固的民众心理基础，就会受到各种地方势力和宗派势力的挑战，有面临解体的可能。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如果不能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良好的执政绩效、富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有效的组织架构、良好的公众形象来增强自身的执政效力，使民众自觉接受其执政地位的属性，就会存在被抛弃的危险。在历史和现实中，某些国家的解体、某些政党的倒台、某些政府的解散，无不与民众对其失去认同感相关。正因如此，任何一个国家、政府，任何一个政党，都注重采取行之有效的方式提升人们对自身的认同感，唤起并维持民众对自身的合法性信仰。
一种政治统治要获得人们的认同感，需要一定的条件资源作为支撑。一般说来，这些条件资源包括绩效资源、制度资源、意识形态资源。从绩效资源来看，一种政治统治必须以实际成就、以一定的政绩证明自身具备治理能力。如此一来，其满足社会成员利益的程度就成为政治认同的逻辑起点。“为了使共同体中的成员能够认为统治者的指挥地位是具有合法性的，那么就需要这种地位明确地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公共福祉的活力。”
总的看来，政绩越高，人们的利益诉求越得到满足，其政治认同感也就越强。从制度层面看，现代政治统治注重制度设计，注重有效地处理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切实保障和实现人们的各项权益，从而提升其执政理念、政策主张的吸引力。
无论是绩效资源的获得，还是制度资源的建构，都是利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成果来增进人们的认同。除此之外，精神层面力量的调动，也是提升政治统治合法性和增强政治认同必不可缺少的举措。意识形态工作就属于这种类型。“合理、适度的意识形态策略运用，可以为统治秩序提供一种有效的道义诠释，并通过某种程度上受控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统治者的政治强制转化为被统治者的政治信仰和政治义务。”
作为政治认同的观念性资源，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特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反过来又指导该阶级或集团的行动。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一经创造出来，就会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体系，依靠自身的逻辑力量影响其他价值观念系统，从而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意识形态内涵特定的价值理想、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是政治合法性的观念基础、解释性框架，具有价值导向功能，能够对多元价值观念和人们多样化的价值选择起引领作用，引导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认同，维护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意识形态还具有凝聚功能，它通过系统性的论证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凝聚整个意识形态与全社会的价值观念体系，凝聚社会共识。总之，意识形态在政治理想、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对社会成员发挥着引导、动员、凝聚的功能，为政治统治提供论证和辩护，是凝聚人心、增强政治认同的重要方式。
作为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工具，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具有传授知识，提升个体理性认知水平的功能，还肩负着受众的政治情感态度和政治价值观养成的重任。因之，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念，引导人们对特定的政治理念的认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如何使人们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地认同社会主流价值理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关键。
认同是要寻求同一性、稳定性，其目的在于给人带来安全感和稳定感，引导人们确立稳固的认同焦点，但认同问题的产生却开始于差异性、流变性和价值的断裂。当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多样化的价值观念呈现在面前时，人们面临着认同的万花筒，容易失去认同焦点。认同问题的发生与非确定性密切相关，在相对孤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认同问题。“只有面临危机，身份才成为问题。那时一向被认为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取代。”
现代性带来流动多变、价值断裂的世界，全球化造就自我与他者之间价值观念碰撞的现实场域，恰恰是引发认同问题的重要情境。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深入推进，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个体理性反思能力的不断提升，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多变性、批判性不断增强，这些使得包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内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认同面临新情况、新挑战。
（一）全球化造就了自我与“他者”交流交融交锋的现实场域
认同，是一种辨识的过程，即自我通过与他者的比较，力图发现自我与他者有何共同点和区分之处，进而达到对“我是谁”即自我身份的确认。因而，认同的形成以对“他者”的看法为前提，对自我的界定总是包含对“他者”的价值、特征及其生活方式的理解。外在的“他者”构成了自我反观自身的镜子，正是由于“他者”的出现，才会引发自我对自身的反思，进而导致认同问题。
他者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存在，一方面，他者是与自我不同的存在；另一方面，自我除非对他者有所了解，否则自己不会成为自己，不会获得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感。如此一来，他者是与自我密不可分的另一个自己，他者构成了自我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自我通过借助他者这一镜子，可以更好地辨认出自己的形象。
尽管他者作为反观自我的镜子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对于自我而言，他者的作用往往是在否定性的意义上被接受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包含权力向度。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关于主人—奴隶关系的分析就表明了这一点。在他看来，他者的显现对于“自我意识”的形成必不可少。主奴双方之间的行为是一场殊死搏斗，任何一方都试图消灭对方，都以对方为中介确证自己的存在。冲突的结果是强者成了主人，弱者成了奴隶。主人将他的对方放置在自己的权力支配之下，通过奴隶的加工改造间接与物发生关系，享受了物。对于主人而言，奴隶就是他者，由于他者的存在，主体的意识才得以存在，权威得以确立
。在思想文化交流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权力博弈往往以一种或隐或现的关系内涵其中。而当一种思想文化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而对对方发生影响作用时更是如此。
全球化语境下不同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交流、交融和交锋，造就了自我和“他者”关联的现实场域，也为人们审视自身文化、价值观观念和意识形态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系。全球化进程中处于强势地位的国家，会凭借自身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施加影响，并力图将其纳入自身发展体系之中。“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传播新技术和提高富国与穷国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也是一个侵犯国家主权、侵蚀当地文化和传统、威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很大争议的过程。”
全球化背景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导致了认同问题的产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在其《文化多样性与人类全面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标准化的信息和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对于那些最贫苦无依的人们来说，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拥有的唯一财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传统价值观使他们不至于迷失自我，并赋予他们生活以切实的意义。在世界许多地区，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回归传统和部族主义的倾向。……人们担心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身份、归属感和个人的意义正在逐渐消失。”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文化身份日益受到关注，基于文化价值理念的不同而引发的矛盾和冲突也日益明显。尽管当今世界的发展并非如亨廷顿所言的文明之间剧烈的冲突，但是文化身份在塑造今天国际政治格局，引发民族国家内部矛盾等方面的力量得到日益明显的体现。
近代中国面临西方列强这一个外在的“他者”。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近代中国在与西方列强的博弈中，文化自信心明显不足，深陷文化认同、政治认同危机当中。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近70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但是，在思想文化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比，我们的话语权和文化影响力依然薄弱；与我国的经济地位相比，我们的文化软实力有待增强；在学术领域，“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
面对复杂而激烈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较量，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面对西方遏制、促变的压力，意识形态领域中渗透与反渗透、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必将长期进行下去。面对在话语权方面居强势地位的“他者”——西方，我们迫切需要有效应对意识形态的渗透、分裂和颠覆，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迫切需要把中国故事讲好，把中国声音传播好，让世界了解和认同我们倡导的价值理念，塑造和传播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在信息获取手段日益便捷的今天，各种社会思潮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视野。高校作为人才的聚集地、知识的创新源，社会的首善之区，历来是各种社会思潮汇聚之所。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多元多样的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对价值观形成过程中的大学生的影响，有效传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念，摈弃不良思想观念。
（二）社会转型导致了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扩张
认同具有“同一性”的含义，既表示两个事物之间的相同或同一，也表示同一事物在时空跨度中所体现出来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自我“同一性”或社会“同一性”的实现，有赖自我或社会内部拥有一种主导性的因素，从而将各种差异性的力量有效统合起来。
传统社会植根于自然经济基础之上。自然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规模小，分工协作程度低，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基本上是为了满足生产者的自身需要，资本的积累、扩大再生产并不存在。这对传统社会的劳动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得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剩余价值——得不到有效积累。少量剩余劳动的分配被纳入政治轨道，并被优先用于等级制度的维护以保证官僚机构的运行；豪华物品如宫殿、祠堂、庙宇、特权服饰等用于生产统治集团各个等级以保证他们的消费。与之相对应，传统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精神生产也相对不够发达。精神生产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人独占的。由于受社会资源匮乏的限制，识字、写作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大众教育和文化普及在古代社会中是难以想象的。劳动人民尽管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中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但是他们往往与科学、艺术、哲学等自觉的精神活动成果的生产、享用或消费关系不是很大。“当只有少数人有机会与能力认识文字与写作时，‘知识阶层’的文字创作——历史叙事、诗词与种种学说理论，等等——容易形成一套文化系统，这套系统有别于民间，或者所谓村落族群、乡里社会的文化形式。”
这些由“士大夫”阶层主导的“高级”文化与在普通民众中流行的“民间文化”，二者之间形成了高低分明的等级秩序。这套“高级”文化构筑了一整套通贯宇宙和人间事物的整体性的学说，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辩护，并获得政治的强有力支持。这样，在传统社会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之间尚未分化，缺乏自主性，社会的整合依靠自上而下政治力量的强制。
与传统社会诸领域合一的状况不同，在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从政治的宰制中获得独立，各领域通过功能的分化和有机互补实现“有机团结”。在现代社会，以追求实利为导向的经济活动获得了与政治活动平等的地位，从事经济活动与从事政治活动一样，都具有同等的尊严和价值。传统社会横亘在士大夫和商贾之间的价值高低序列被打破了。不同的领域也各自有着自身追求的特定价值，在政治领域，人们追求的是“正义”，在经济领域追求的主要是“公平”和“效率”，在文化领域追求的是“自由”和“个性”，等等
。每个领域追求的价值在其他领域中往往难以适用，各领域不需要也不可能接受其他领域的价值约束自身，相反，所有的需要是从自己内部生发出的具体规范。
社会诸领域的分离，各个领域不同的价值追求，使得“没有一种教条可以被无限制地提升到神圣的地位而独自整合社会秩序。政治权力的地位就像其他活动或工作的位置，是轮流更替的，它无法获得无与伦比的报酬。” [2] 如此一来，任何一种生活方式，任何一种价值理念，只要不违反法律规定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种力图通过自上而下强行贯彻“元叙事”获得价值共识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相反，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理性交往和沟通成为现代人的选择。无疑，价值多元化为人们的价值选择提供了充分自由。但多种竞争性价值观念的存在，也使人们面临着价值认同的万花筒。认同的万花筒在客观上分散着人们价值选择的注意力，人们的文化价值认同因此也容易失去焦点。
具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多样化”特征：经济成分和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会现实促使多样化价值观念的生成。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人们在思想认识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将会进一步增强，思想领域日趋多元、多样、多变，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也交相杂陈，不同价值取向同时并存，彼此之间甚至发生矛盾和冲突。确立全体社会成员认同上的最大公约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汇集共识，有效引领和整合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避免因利益格局调整可能带来的思想对立与混乱，显得十分迫切。
（三）独立私人空间的存在使得价值个体化日益明显
与经济、文化不够独立相对应，在传统社会，独立的私人空间并不存在。人的一生几乎由外在的共同体事无巨细地规定好了，人的生命世界被限定在特定的群落和阶层身份范围当中。“龙生龙，凤生凤”，一个人一出生就处在特定的阶层之中，如果没有特殊意外，这种身份是伴随其生命全过程的。对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而言，这种社会性的、外加性的身份，就如同一个人的肉体生命一样自然。确定的社会身份严格规范着个体行动的点滴，“每一个人都占据分给他的位置，他必须依此行事。他所扮演的社会角色预先规定了他的行为的整个‘脚本’，很少留有独出心裁和打破常规的余地……一举一动都被赋予象征意义，必须遵守公认的格式，按照既定的形式进行。”
个人的内在情感体验、价值追求，也无不与外在秩序保持高度一致。价值选择绝不是自由的事情，对“善”的理解也绝不可能私人化。任何游离于既定秩序之外的行为方式，都会招致怀疑和谴责。价值反思、价值批判、解构权威，这些在现代社会中常见的事情，在缺乏个性与自由的传统社会是难以被容忍的。
在现代社会，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社会道德与个人道德区分开来。价值回答的是什么是善的问题，而规范处理的是什么是正当问题。前者属于私人领域，涉及的是个人的价值追求，而后者属于公共领域，关涉到社会规范的一致性。价值和规则、社会道德和个人道德所处理的问题不同。社会道德和规则是每个生存于社会中的个体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它是维系一个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社会所有成员必须遵守的规范。它具有类似法律规范一样的强制约束力，社会上的每个成员都可以感受到它的压力。一个个体不论具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他都必须执行社会道德的规定，否则要受到道德舆论的谴责，甚至面临放弃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或资格。从这意义上说，隶属公共领域的社会道德，它们作为明确的规则，要排除私人性的东西。因此，公共领域追求的是“对”或“正确”，他强调的是“正当优先于善”。也就是说，当自己的宗教、道德或哲学学说与社会正义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的正义相对于特殊的善，拥有无可争辩的优先性。这样，公共领域强调的是清晰明澈的工具理性，那些事关终极意义和关怀的东西，统统被排除其外。在现代社会，个体拥有一个不受外在专制权力干预的私人空间。这一空间构成了对外在力量“说不”的边界。外在的力量，包括来自其他个体、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可以无限制地朝这一边界靠近，但绝不能逾越该边界，否则就对个人自由构成侵犯。如此一来，公共权力对私人生活全盘控制的可能性消失了，个人自由与国家权力之间具有相对清晰的界限，公权的运作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任何人也不能借公共利益之名侵犯他人的自由。
相比起公共领域的开放性，私人领域是一个隐蔽的场所，它不为社会所有人共享，具有高度的私人性。隶属于这一领域的个人道德，“是在满足社会道德要求或不违反社会道德规定的条件下，经由自我选择的个人特殊的生命理想，所构成的道德自我期许和自我约束，这部分的道德原则由于是自我设定的，所以不能普遍地适用于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任何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独特的道德理想，所以他的道德标准不必然为其他人所共享。”
相对于义务和责任的普遍强制性，一个美好的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德行，亦即个人道德，基本上取决于个体的自我选择。相比起对的原则（principles of right）不能任由个人选择而为社会强行要求而言，善的观念（conceptions of the good）是私人的，现实中的每个个体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追求自己的善的观念。因此，在遵循社会道德，遵从公共领域中的善的前提下，私人领域的个人道德表现出极大不同，也没有一个可以衡量的公共标准。私人空间的存在，使得价值、信仰成为个人的事情。从个体的角度对价值作出富有个性化的理解和诠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见事实。
（四）现代性语境下个体反思能力的不断增强
价值多元化和价值个体化意味着价值怀疑在现代社会成为常态。当已有的价值观念被置于理性法庭面前时，就成为了自我批判、质疑和解构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说，现时代是一个缺少价值权威的时代。在传统社会，已有的风俗习惯、传统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这些价值观念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中。同时，价值权威的确立通常离不开“克里斯玛型”的人物。“这些伟大的先知以他们非凡的人格力量与深邃智慧，把人类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的早期积累凝结为系统的文献形式，取得了经典的意义。”
与普通民众相比，这些先知具有神圣性、神秘感，他们拥有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洞察力和至高的道德水准。这些伟大的先知经过后人的膜拜，披上了一层又一层既神秘又神圣的面纱，他们的话语、训诫和作品经过后人一遍又一遍的解读获得了经典的权威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现代化的过程是个体理性反思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现代性意味着个体独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现代性拥有一个强烈的信念：不要成为过去的奴隶，不要为过去所累赘，不要盲从任何权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
，构成了现代性的最强音。现代性就是力图消除束缚个体理性和个体自由的枷锁，使自我真正成为自我规定、自我存在和自我发展的存在者。在现代社会，任何制度设计、任何意识形态，都需要经受住理性法庭的检验才能获得合法性。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理论完备性不够，如果与人们的实际感受不符，如果经不起个体理性的检验，就会面临被抛弃的危险。
价值权威受到质疑的时代需要我们重塑价值权威，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受削弱的现实迫切需要我们确立认同。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的不是削弱政治认同，而是需要以适应时代要求的新方式方法增进政治认同。一方面我们需要认识到，共识是稳定的基础，没有一定的认同，社会稳定就难以实现。价值多元化，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思想观念的存在，并不表明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偶然的社会。现代社会需要采取理性的方式探求社会整合的有效途径，使得每个公民在充分享受自由权利的同时，获得稳定感和安全感。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现代性语境。现时代是个体理性反思能力高度提升的时代，现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采用简单灌输的方式；相反，需要充分尊重每个人的理性反思能力，允许、鼓励人们对相关的价值观念，甚至是冲突的价值观念予以充分理解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做出反思性的批判和选择。价值选择是人的自由，保持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是人们获得这一自由的前提。在不违背法律，保证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要让不同的观念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让不同的观念保持理性的对话和沟通。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认为：第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应有之义。教育与价值观紧密相关，任何教育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价值渗透和价值追求，那种所谓纯粹客观中立的知识讲授是不可能的。“学校无论使用旧方法还是使用新方法，都旨在强迫学生接受适量的、统治意识形态隐匿其中的‘专门知识’，（法文、算术、博物学、科学知识和文学），或者干脆就是提纯的统治意识形态（伦理学、公民教育和哲学）。”
以所谓的国家中立原则来对意识形态教育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是不成立的。国家中立原则是自由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必须在什么可以被称为好的生活的问题上，或在什么能使生活具有价值的问题上保持中立。”
[3]
也就是说，在涉及人们关于不同的善的理解和追求时，政府必须保持中立，对于何种生活方式更有意义和价值不作评价。自由主义担心的是，如果在事关终极问题上作价值观高低的排序，会引发公共领域的持续动荡，政体将被派别纷争和仇恨所危及。尽管自由主义的这一顾虑不无道理，但这不能构成质疑传播主导价值观和确立主流意识形态的理由。教育旨在解决把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即引导人们认同什么样的文化、价值观念，具有怎样的行为方式。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采取特定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尽管一些国家不冠之以思想政治教育的称谓。现代国家承担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职责，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对各种思想流派予以客观地讲解和分析外，还需要对人们进行有效的价值引导。对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予以阐述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不是工作的全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需要对价值观念的优劣做出评判。那种认为价值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认同和传授‘正确’的价值观，而在于帮助学生澄清其自身的价值观”
[4]
的观点是不成立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导向，对于何谓正确、何谓错误，哪些观点应该坚持和倡导，哪些观点应该摒弃和抵制，立场必须清楚。
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方面应该让学生对不同的思潮予以了解，这是培养和锻造其基本价值品格的前提。但是，仅仅对这些思潮加以理解是不够的，还需要引导学生对这些思潮做出理性的反思批判。在此，牢牢掌握话语的主动权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国家身份是以特定的叙事手段制造出来的。”
[5]
在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话语作为特定的叙事方式发挥着重要作用。众所周知，话语不是中立的，相反，它与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任何社会，话语一旦产生，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没有纯粹的、不计功利的话语，存在的只是权力制约下的话语，在一定条件下，话语本身可以转化为权力。要重视话语的规范、选择、过滤功能。在国民教育中，国家凭借强大的力量，对课程内容进行特定的选择和编排，以确定哪些内容可以进入教科书，编排的顺序如何，叙述方式怎样。也正因如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多民族国家的教科书中，强调各族群和平共处、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统一的事实和人物占主导地位，而那些鼓吹民族分裂的人物要么不进入教科书之中，要么纳入教科书后被列为批判的对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认同都是建构起来的概念。人们是在程度不等的压力、诱因和自由选择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认同。”
在建构认同特别是政治认同的过程中，国家必须牢牢把握议题设置权、话语主导权，必须掌握好政治导向，这一点毋庸置疑，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更是如此。
第二，政治价值引导是教师的天职。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智慧的启发者，更是精神的熏陶者、人格的影响者和特定价值观的体现者。众所周知，教师职业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在英语词典中，“teaching” （教学）的解释义是“pedagogy”。而“pedagogy”这个词语来源于拉丁语“ pedagogue”，其本意指的是担任监护任务的奴隶或者卫士，其主要职责是指引（ agogos）孩子（ daides）去上学。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就是学生的引路人。“带路确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和职责，带路人必须将孩子带好，要明确你要将他们带到何地，要承担有可能会误人子弟的精神重负。”
正因为教师承担着为学生引领方向的重任，柏拉图指出，“教育乃是从小在学校里接受善，使之抱着热情而又坚定的信念去成为一个完善的公民，既懂得如何行使又懂得如何服从正义的统治。”
在此，柏拉图强调了教育过程中善的养成、灵魂塑造的重要性。
作为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引领者，教师的言行对学生政治理想的引导、价值观的塑造、道德观念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政治观和价值观，更是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教师需要把握价值引领的正确方向。课堂，不是任意发牢骚的场所，不是演说家随意演说的舞台。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和学生的知识是不对称的，教师在自己的专长领域中拥有更多的知识，如果教师出于某种目的而刻意讲授某种不合适的观念，学生是难以对其做出有力的反驳的。也正因如此，对于教师而言，“如果他不尽教师的职责，用自己的知识和科研经验去帮助学生，而是趁机渔利，向他们兜售自己的政治见解，我以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
坚持正确政治方向，遵守宣传纪律，站稳政治立场，是一名合格教师应该具备的基本素养。
第三，增强理论的说服力。“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一种理论体系能否打动人，关键在于它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严密，论证是否透彻，能否经得起理论的质疑和实践的检验。
理论要富有说服力，首先要逻辑自洽。逻辑自洽性体现为理论体系的“若干个基本假设之间，基本假设和由这些基本假设逻辑地导出的一系列结论之间，各个结论之间必须是相容的，不是相互矛盾的。”
逻辑的自洽性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它要根据实践的需要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便使理论体系能够有效地适应变化了的现实。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有效性表现为它不是封闭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具有理论弹性和现实适应性。“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一个不能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不能进行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理论体系，将会在自我封闭、故步自封中失去生机和活力，最终被人们淘汰。思想政治教育要富有说服力，需要对现实保持高度敏感性。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一个落后现实乃至违背现实的理论体系，不仅不能发挥理论的先导作用；相反，会阻碍现实的发展。当代中国社会正发生着巨大变化，当代中国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时代在发展，理论需要不断创新，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正视和有效回答面临的时代问题。只有以创新的理论为支撑的思想政治工作，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提高自身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提高对问题的应答能力。只有直面问题、分析问题、抓住事物根本、作出科学回答的理论，才具有活力，才能够获得学生的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要富有说服力，还需要具备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精神和勇气。马克思主义指出，“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自我批判与革新是批判者应该具有的品质，理论研究者必须具有不惧怕对自身理论进行革新和批判的勇气。“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构想未来并使它适合于任何时候，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在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就是说，这种批判既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也不怕同现有各种势力发生冲突。”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对自我进行建设性的反思和批判。“我们过去往往批判别人，而对自己的不足反而忽视或遮掩，这不仅使我们的理论丧失了解决问题的穿透力，而且也使公信力受损。实际上，只有以自我批判的态度，才能真正重建建设性批判，才能避免破坏性的外在的批判。”
第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感召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与受众的切身感受紧密相关，受众的切身感受是意识形态合法性与否的最根本评判标准。因而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一方面体现为自身论证的逻辑自洽性，同时“这种自洽的论证和说明必须与多数个体对世界的经验和感觉相符合。”
民众的感受既有精神层面的感受，也有物质层面的感受。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对于这两种感受要同时兼顾。就第一个层面而言，要考虑受众的认知状况和心理体验。思想政治工作需要对受众释疑解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凡是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深层次问题，都要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对关涉意识形态稳定和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有效的回答。
政治认同是立足一定物质条件基础上的引导、动员、强化，否则，宣传教育会流于空洞的口号，其成效将大打折扣。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一种政治统治是否认同，与它能否实现人们的权利、保障人们的权利密切相关。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现代政府必须保护人们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需要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提升人们的福祉。为此，国家需要推进法治，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不断完善各项民主制度，满足人们的政治参与诉求；创造公正的环境，确保人人平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条件。只有在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找到恰当的结合点，使人们切实感受到国家给予自己的福祉，才能够使人们对其产生高度认同感。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必须关注学生们的切身感受，着力解决其面临的实际问题。要将解决实际问题同解决思想问题结合起来，着力解决学生最关心、最直接、最突出的问题，要及时有效地解决他们学习上的困难、思想上的困惑、生活中的困窘、就业中的迷茫等问题。只有将这些具体工作切实做好、做细，才能真正做到以情感人。
第五，不同思想观念保持理性的交流和沟通。认同是一个关系性概念而非实体性概念，认同感是在自我与他者互动中形成的。“我们总是在与一些重要的他人想在我们身上找出的同一特性的对话中，有时是在与它们的斗争中，来定义我们的同一性。”
诠释一个人的认同或身份，就必须建立在对他与他者之间的异同性的辨识基础上。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认同，同样也离不开对差异性的价值理念的理解分析，离不开不同价值理念之间的互动。
在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在很多问题上不可能取得绝对同一的看法，对于同一问题，每个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生发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之间很可能存在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也都有着数量不等的受众，都程度不同地得到受众的支持。为此，应当遵循平等、真诚、宽容原则，营造出宽松的舆论氛围，容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使每个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要包容差异，每一种价值观念，只要没有触犯法律，都有存在的权利，都有展示自身的机会。也正因如此，在价值多元化、信息获取便捷化的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对某些价值观念、社会思潮进行简单地围堵，不对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强行灌输。围堵、填鸭式的灌输解决不了问题，透彻的说理和论证才能从根本上说服人。一种理论体系能否打动人，前提是它是否科学，逻辑是否严密，说理是否透彻。在这一意义上，政治认同的取得，取决于能否进行好的论证，从理论上作出令人信服的说明。高校是学术研究重镇，高校师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准，具有相对较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思想政治课教师必须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教师必须要对现实棘手问题作出令学生信服的回答，才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和认可。为此，切实加强学术研究，对相关重大而又复杂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考察，作出令人信服的论证和回答，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必备的功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当有很强的理论含金量，高校思想政治教师绝不是传声筒或复读机；相反，他们需要以深厚的理论研究为后盾，对国家政治生活基本要义作理性的理解和把握，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方法和理性的态度触摸社会的政治脉搏，进而培养他们独立的辨析能力、理性爱国的精神以及对社会责任的担当。
第六，重视个体理性反思能力，增强反思性认同。在认同的建构中，认同主体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有选择性的。个体理性反思能力的提升是现代性的突出标志。任何政治社会制度的设计，只有经得起个体理性法庭的审视才能获得合法性。社会良性运行，需要公民既维护自己的权利，又承担责任义务；既保护好私人空间，又有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既遵守社会的基本规范，又对社会保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所有这些，都需要富有理性审慎能力的现代公民的出现。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要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确立主导价值观念，但这一过程应该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学生不应该是被动的、被强行灌输的。大学是“科学运用理智之艺术”（费希特语）的学校，独立理解、自由思想的价值应该在大学教育中得到明确体现，理性、审慎能力的提升是大学教育应该坚守的品质。
为此，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教师应尽量创设开放性的情景、开放性的题目供学生思考，引导他们从不用的角度审视问题。理论讲授要有层次性，防止“幼儿教育的成人化”“成人教育的幼儿化”。不能用抽象的语言给低龄儿童讲授深奥道理，用常识性的东西给理论层次高的大学生讲授本应在幼儿阶段讲授的简单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要尊重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对于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在讲授内容、讲授方法上一定要有差别、有侧重。中学、大学、研究生各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有效衔接，教育内容在广度上要不断拓展，在深度上要不断提升，与学生不断扩展的生活、不断增长的知识、不断提升的理论水平和认知能力相契合，从而使各个阶段的思想政治课都富有新颖性和启发性，使学生充满好奇心。我们需要认识到，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理性反思能力较强，并且也需要进一步提高的阶段，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立足学生的这一最大实际，将学生的理性反思能力和批判能力提升到新的水平，使他们的认同感建立在理性的、审慎的基础之上。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更是当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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