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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书亮
姜文 白媛
红色基因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核，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伟大事业的生命底色。“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军队建设的殷切嘱托，也是总书记对国家各项事业发展包括教育战线的热切期望。北师大的红色基因是几代北师大人在反帝爱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不断培植的，有着特定的时代内涵，有着北师大的精神特质和文化特色。
北师大诞生于民族危机深重、国民穷困、国力衰微的清末时期，经历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的民国时期。从 1902 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 年的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 年的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院接续成长为 1923 年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校。在随后的发展中，北京师范大学几经整合，既有分出也有并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先后于 1931 年、1952 年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今天的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北京体育大学等知名高校都有它的分出学科、学脉延续、精神传承。分出的高校，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北师大的优良传统和治学精神。并入的高校，其优良传统、大学精神一并参与到北师大红色基因的培植过程中。
在现代化国际竞争的舞台上，近代中国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国人对“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刻骨铭心。其中，教育的落后、民智的封闭是其重要原因。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在外侮面前变法自强的新开端。梁启超作为变法的参与者与新式学校系统的最初设计者，非常重视“师范教育”的作用，“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师范学校立，而群学之基悉定”“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义”。1902 年，张百熙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他延展了“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的办学蓝图，秉持了“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治校理念，师范馆很快成为京师大学堂的核心和基础。1904 年，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又称“癸卯学制”），对高等师范教育单列章程，即《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在他的直接推动下，京师优级师范学堂独立设置。1908 年 11 月14 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开学，张之洞亲至发表训词，“师范教育，是为一切教育发源处，而京师优级师范，为全国教育之标准。故京师师范，若众星之拱北斗，而北斗光细，则众星带不辨其为北斗矣。”这段话寄托了清政府对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要“为全国教育之标准”，做全国师范教育的“北斗”的期望。辛亥革命后，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认为“师范之责任直接以发达教育，间接以巩翼国家”，他带领广大师生呕心经营，北京高师很快成为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的办学典范。20 世纪 20 年代，“高师改大”风起，面对取消高等师范教育独立建制机构的强大压力，北京高师师生坚持办高水平师范教育的初心，升格为“师范大学”后，校长范源廉将“弘我教化，昌我民智”的“师道”责任以校歌的形式赋予广大师生。1931 年，当全国的高师院校被合并或改办大学之时，北京师范大学（时称北平师范大学）师生通过不折不挠与当局抗争，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都是国家师范教育的中流砥柱。今天，北师大的校歌中仍依其旧地传唱，“国运昌，民智弘，育人兴邦肩任重”，以此来表达办好教师教育，服务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宏伟事业的使命和初心。
近代中国备受列强侵略，中国的人民则坚持抵抗，始终高唱爱国主义的主旋律。以青年学生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是这个旋律的主唱，北师大学子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早在师范馆时期，北师大学子为抗议沙俄独占东北的侵略野心，发起请愿活动，反对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声明“东三省系我等四万万人之东三省，非政府私有之东三省”。师范馆学生丁作霖创立“抗俄铁血会”奔赴战场，展现了“与其坐而亡，不如争而亡”的爱国血性。1919 年的五四运动，北师大是重要的策源地，北京高师工学会参与了这场运动的策划、筹备和校际联络工作。运动中，北师大学生最早到达天安门广场，他们始终走在游行示威队伍的前列，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火烧赵家楼，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第一把火，由此引燃了全国民众“外争国权、严惩卖国贼”的怒火。1935 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北师大是重要的活动中心，由北师大学生组成的“北平师范大学爱国请愿团”引领示威请愿的方向。青年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宣传联合抗日。1936 年 2 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在北师大成立，北师大学生敖白枫任总队长。在民先队的影响和带动下，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先进知识分子走向抗日救亡的前线。解放战争时期，北师大学生积极参加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反对行宪国民大会”运动。北师大学生的进步举动招致国民党北平当局的疯狂镇压，1948 年 4 月 9 日，100 余名国民党特务对北师大进行抢砸，不少学生在睡梦中被打得头破血流，8名同学遭绑架。事件发生后，北师大 600 余名师生示威请愿，北平高校“一校有事，各校支援”，把“反迫害、反饥饿”的学生运动推向高潮，这场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北师大的“爱国进步”传统与生俱来，广大学子的先锋意识、引领作用在不同时期都有表现，为国为民的师大担当始终如一。
北师大党建工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1919 年秋，李大钊开始在北京高师、北京女高师授课，他直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两高师的深入传播。在李大钊同志的领导下，1921 年秋，中共北京西城支部和东城支部成立，其中西城支部以北京高师和北京女高师的党员为主，这是北师大党组织活动的开端。西城支部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党支部之一，支部书记由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党员、北京女高师的学生缪伯英担任。1923 年冬，北京高师与女高师支部分设。1931 年，两师大合并，很多左翼团体如反帝大同盟、社联、左联、教联、世界语联、互济会、各读书会在师大相继出现，党组织便在师大建立了反帝支部。从1935 年底到1937 年抗战爆发前夕，师大党组织迅速发展，党员发展到 50 多人。1936 年，北师大支部扩大为中心支部，下属北师大文学院支部、北师大教理学院支部以及民国学院支部、国立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支部和东北大学文学院支部 5 个支部。中心支部书记由北师大学生林一山担任。由于北师大的工作出色，林一山还作为北平党代表参加了 1937 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46 年 4 月，北师大建立了党总支。1948 年 12 月，北师大地下党组织南系和北系合并。在总支的领导和推动下，北师大学生的进步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1948 年 9 月以后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北师大党组织不仅为解放区输送干部 200 余人，还在搜集情报、护厂、护校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师大党建工作一直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多次被评为北京市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先进高校，2008 年还被选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全国试点单位，这在全国高校中仅有两家。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中，北师大是当之无愧的标杆校之一，这其中也包括对北师大党建工作的认同和期望。
在北师大的发展史上，先后有北京女师大和辅仁大学的并入。在近代的中国，女子教育由封闭的“闺阁”中的家教而进入现代学校教育系统，是极富革命性影响的重大事件。由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沿革发展而来的女高师，以及后来的女师大，是女子师范教育的策源地，是全国最高女子学府。它“积极致力于爱国与女权、努力学术与文化、倾力社会参与服务，独领风骚于女校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李大钊、钱玄同、鲁迅等一批进步教师的引领和支持下，女高师学生“相继发起组织了‘北京女学界联合会’（1919 年 5 月）、‘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1919 年 12 月）、‘女子参政协进会’（1922 年 7 月）、‘女权运动同盟会’（1922 年 8 月），成为北京女学界妇女运动的重要骨干力量和五四新潮女性文化的引领者”。她们发出的爱国、解放、参政、议政的呼声，不仅成为五四运动中一道绚丽的风景线，也成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开端。她们发动的反对“封建压制”“争取自主权利”的“女师大风潮”，她们反对九国联合欺凌，不懈以鲜血来捍卫“国家国防主权”在“三·一八”惨案中所做的牺牲，不仅表现了她们为女子正当权益的“鼓”与“呼”，而且表现了她们“虽殒身不恤”的“中国女子的勇毅”。1931 年，北京女师与北师大合并，这种革命意志和斗争精神，也融入了北师大的文化内核和精神追求，使得北师大的女性运动继续在全国发挥引领作用，女子教育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北师大不断涌现出的大批富有首创精神和杰出才能的优秀女性，是对这一传统的最好诠释。作为北师大办学资源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辅仁大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大学，但在校长陈垣的长期主持下，辅仁大学坚持以“注重介绍世界最新科学，发展中国固有文化”为宗旨，广大师生富有文化兴教报国的浓厚家国情怀。1935 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辅仁大学学生在中国地下党上级负责人、辅仁大学学生彭涛等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民先队的工作。“七七事变”爆发后，辅仁大学一直坚持在沦陷区办学，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满足沦陷区爱国青年的求学愿望。是沦陷区唯一一所“不用日伪当局的教科书、不升日本国旗、不参加日伪当局举办的任何活动”的大学。广大师生不事敌、不附逆、抗日不屈，由此被誉为“抗日大本营”“地下抗战堡垒”。这种浓厚的民族文化关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汇入北师大的优良办学传统，成为沉淀北师大红色基因的组成要素。
北师大的红色基因，是外铄和内生的共同成果。北师大人在事关民族危亡的空前危机面前，一方面积极响应人民的呼声，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积极投入到反帝爱国、抗日救亡、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另一方面，广大师生也在为母校的存续和发展而抗争，自觉将建设母校的努力与发展国家教育事业的时代责任联系起来，进而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历史造就了北师大，北师大也参与创造了历史，这种双向互动造就了北师大听党话、跟党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的革命传统。
北师大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同步，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中国革命的先驱李大钊同志是北师大党组织的缔造者。在李大钊同志的推动下，两高师党组织得以建立并很好发挥作用，涌现出了一批早期的共产党员，如缪伯英、魏野畴、赵世炎、黄道、楚图南、许兴凯、谢伯俞、邵式平等，两高师很快成为女性解放运动的策源地，成为反对军阀卖国、封建专制的进步活动中心，以及纪念五四运动、追悼革命烈士的北京活动中心。作为传播革命种子的苗圃，北京两高师学生党员走出校门后，也担当起在工作地发展党组织的重任。1924 年春至 1926 年春，魏野畴在西安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的组织，成立了共青团西安地方委员会、中共西安特别支部。楚图南带着李大钊先生“要尽可能多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的嘱托，回到云南酝酿党团建设工作。黄道积极参加与组织北京学生的罢课斗争和游行请愿，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回到江西发展地方党组织，投身革命事业。1927 年 4 月，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陪同李大钊同志牺牲的就有北师大的学生党员谢伯俞、吴平地，他们是为了党的事业而牺牲的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在众多的中国师范院校中，湖南一师和绥德师范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红色师范。两校的光荣传统都有得益于北师大的地方。例如，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走出的符定一是湖南一师的缔造者，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周谷城毕业后都曾在湖南一师任教，其中周谷城任湖南一师的教务长。在绥德师范的创办时期，高师学生杨明轩担任学校的教务长，在李大钊同志的指导下，他也为发展绥德师范的党团组织做出了贡献。李大钊同志牺牲后，受革命形势的影响，北师大的党建工作遭遇了挫折，但在最艰险的环境中仍旧坚持发展，坚持发挥作用。“一二·九”时期，党中央的“八一”宣言，较早由北师大党组织散发在师生当中。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在北师大执行得也是比较好的，在联络二十九军抗战、同校内不同势力的斗争中，师大支部和党员同志都有很好的表现。解放战争时期，北师大党组织继续发展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解放战争时期，北师大学生党员能够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良好成效，与北师大师生党员对党忠诚的品格分不开，当然也与党对北师大党组织和党员师生的高度信任分不开。学校党组织坚强有力、上级党组织信得过，广大师生拥护党的主张和党的宗旨、听党话、跟党走，是北师大保持革命底色、顺应人民期待、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保证。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党员人数已有 9000 多人，它光荣的党建传统，已成为学校各项事业辉煌发展的政治保证和动力源泉。
北师大人心系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坚守使命、勇于献身的爱国精神与生俱来。在师范馆时期的“拒俄运动”中，北师大学子出于对清廷退让和沙俄紧逼的激愤，忧心于东北的丧失，上疏《请政务处代奏疏争俄约事》，希望能够“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在这场运动中，他们主要通过运动上层、为民请命，来实现“为国守土”，他们的举动发出了近代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先声。在北京高师时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面对北京政府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出于对日本野心的警惕和对“中国存亡”问题的担忧，北师大学子以敢立潮头的先锋意识、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和北京青年学生一道，“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五四运动的胜利使青年学子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也开始认识到民众的力量，开启了以先进知识分子为先锋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新历程。在北平师大时期的“一二·九”运动中，北师大学子自觉地把青年学生自发的抗日救亡行动与全国抗战的需要结合起来，与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结合起来，他们组织的南下宣传团走出北平、深入农村，“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这样的歌声常常在同学们中响起。他们政治头脑清醒，主张并倡导“发动全民抗日，争取民族解放，是青年人的历史使命。”他们到工人中去，到农村中去，到士兵中去，到游击战争中去，到民间去。他们的家国情怀不仅表现为士人的气节、知识分子的责任，也表现为民族的脊梁和民众的代表，这个成长路径是北师大人不退缩、求进步的最好证明。在每一次的国家存亡关头，北师大人的贡献不止于启蒙，不限于发动。“拒俄运动”中，他们中有人投笔从戎。“五四运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自觉地拿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选择了党，服务于党的发展与建设事业。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数百名北师大学子走上了战争前线，斗争于敌后战场，坚定地献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由于北师大人的进步和执着，北师大的发展多次遭到反动当局的打压，1925 年的“女师大风潮”、1932 年的停止招生、1939 年更名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的降格办学、1946 年的国民政府“不准复原”的命令、1948 年的“四九血案”都是明证。既能做先锋，也能做殿军，体现了北师大人的坚持和韧性。尽管环境残酷，但北师大人却从未止步，历经险阻犹始终向前，“爱国进步”的深厚传统历久而恒远。
北师大作为近现代高等师范教育的开拓者，在继承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服务时代需求的探索和引领中，形成了自己的治学风范和服务品格。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夕，北京高师时期的校长陈宝泉为学校凝练的“诚、勤、勇、爱”的校训、“成己成物”的励学及服务方针，勤勉治学、品端学粹、淑世情怀印刻在师大人的心坎里。此后，由高师改为师范大学后的首任校长范源濂先生要求的“以身作则”，董事会董事长梁启超先生为手书的“无负今日”，老校长袁敦礼题赠学子的“成德达材”，都是这一治学理念的拓展和延伸。这种治学传统，由众多的名师先贤垂范而来。被誉为文学革命的旗手、国语运动的先驱、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文字音韵学家的钱玄同先生，不仅学术成就无愧于大师称号，他至死不渝的爱国节操、对家庭伦理的坚守同样可做国人典范。黎锦熙先生，终生致力于国语改革和推广事业，“攘夷武仗三千虎，建国文凭十八龙”，是他学术报国志向的明确表达。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先生、经学大师吴承仕先生，他们都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们以文坛和讲坛为阵地，为党的事业和引领青年成长做出了突出贡献。陈垣先生是举世公认的史学大家，他的“励耘”精神是北师大精神的一个写照。抗日战争时期，他身处沦陷后的北平，治学不忘忧国，以“有意义之史学”来弘扬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在他们的感召下，一代代北师大人甘守清贫，敦品励学，孜孜以求。“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可通融”，是民国时期评价北平知名大学的顺口溜。“师大穷”是出了名的，但北师大的勤勉和踏实也是出了名的，在学学生“勤朴好学之风，甲于各校”，毕业学生“克尽厥职之声誉，腾于全国”。艰苦的条件反而催发出北师大人奋发上进的动力。时至今日，这种敦品励学的风范、不随人后的志向、诚信质朴的品格，已成为北师大人之为北师大人的形象特质和人格标识。
作为中国高等师范教育的发源地，北师大对于国家教育发展，自始便有“开先河”“辟基础”“垂典范”“塑体系”的意识与贡献。高师时期，北师大通过六部本科科系设置、各类专修科讲习班探索以及多个研究科的建设，成为学科门类最全的高师院校。老校长陈宝泉所说的“使师大之校风可以转移全国教育之风气”，可以用来说明北师大人当时的责任和雄心。1922 年，壬戌学制颁布施行，北京高师调整学科结构和办学定位，于 1923 年正式升格为北京师范大学。在经费竭蹶、学潮频发、师资队伍不稳的严峻形势下，范源廉校长上任之日给大家鼓劲：“无论政局如何纷扰，只要我们个人精神不乱；无论经济如何困难，只要我们大家志气不馁；那么，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北师大人的精神和志气在哪里？范源廉校长将他的思想表达在了北师大的校歌当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他将师道浓缩为“宏我教化，昌我民治”，这八字箴言是为师者最大的担当和责任，北师大人要责无旁贷地把“振立师道”担在肩上，并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全国否定师范教育的专业性，各地高师纷纷升格、合并于其他大学的风气，北师大多次顶住“取消师范大学”“停办师范大学”的压力，坚守师范教育阵地，成为“硕果仅存”的师范大学。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师道精神随北师大的西迁而扩展于西北。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地处国统区，为了撑得起这一责任，北师大人多方面、多方位地进行了抗争。从 20 世纪 30 年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过几代师生的苦心经营，北师大最终构建了“从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一直延伸至附属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完整办学体系，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教育优势和鲜明的办学特色，为探索中国特色的师范教育体制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有贡献。这一责任，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它表现为北师大人“育人兴邦”的使命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它表现为北师大人“改革在前”的先行精神；改革开放时期，它表现为北师大人“开拓创新”的转型决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它表现为北师大人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世界领先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标杆担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红色资源丰富。红色资源既是北师大红色基因和文化精神的重要载体，也是北师大师生和广大校友同享爱国爱校情怀、树立历史自信办学自信的重要寄托，它代表着北京师范大学的综合软实力，是北师大人才培养工作可资凭借的宝贵资源。校史工作要加强北师大红色资源的挖掘和研究，努力把北师大的红色资源利用好、把北师大的光荣传统发扬好、把北师大的红色基因传承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浪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在长期的发展中，最早地、自觉地、全面地融入了党领导人民开辟的宏伟事业，这个使命和初心表现在北师大身上，就是要坚持“为民族复兴办教育、为国家富强育英才”的使命意识，就是要坚持“听党话、跟党走、教育报国、育人兴邦”的责任担当。这个使命意识和责任担当应该融入北师大人的血液、深入北师大人的骨髓。校史人有讲清楚这个使命和初心来龙去脉的政治责任，有研究清楚这个使命和初心强大生命力源泉的工作责任。
北师大历史上有不少的红色故事，其中，“火烧赵家楼”“纪念刘和珍君”“女师大风潮”“李大钊就义”等已经成为经典，这些都是北师大异常宝贵的红色资源，是北师大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教育的生动的校本教材。但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在解构化、娱乐化的信息传播潮流中，经典有更大被“消遣”的可能。新时代的新需求对校史展览、校史讲解工作提出了更大的挑战。今天的校史宣传，通史性、宏大叙事类的著作虽不可缺少，但专题性的深入研究、故事性的叙事方式更要提倡。在红色故事的宣传和呈现上，我们认为既需要“析事明理”性的严肃，同样也需要记闻、图说、史话等类的通俗。在这个方面，我们进行了一定的努力，如举办“李大钊与北京师范大学——李大钊在京津冀的光辉足迹展”“五四运动与北京师范大学——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专题展览”，通过“京师史话”讲述北师大的校史故事，收到了不错的反响。
校史承载着一所大学的历史、文化，体现着一所大学的办学传统和精神传承，是大学立德树人工作不可缺少的真素材、活教材。工作中，我们以校史专题研究为抓手，借助北师大的档案资源和校史资料，围绕师大人物、党组织沿革、校史重要事件、北师大重要贡献，通过背景分析和细节充实，来线性描绘、立体建构师大的革命传统和红色基因。服务中，我们自觉地发挥校史馆、档案馆两个育人平台的作用，面向广大师生和学校的各类培训学员，有意识地渗透进北师大的红色文化，多种形式来呈现北师大人的德才智和精气神。
北师大是早期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基地、北京地区的重要革命活动中心，也是革命人才和优秀人民教师的摇篮，其长期孕育形成的京师品格辨识度高、影响面广、传播力强。红色资源和红色基因既是北师大的宝贵财富，也应该是北师大能够真正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党员课堂或党员干部教育基地的重要凭依。建设“综合性、研究型、教师教育领先的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要求我们必须大力“继承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色基因和光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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