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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由中国著名建筑师张锦秋女士设计，是一座国家级现代化大型博物馆，位于大雁塔西北 1 公里处。这座雄伟壮观的仿唐建筑群，占地约 7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5 万多平方米。它汇集了陕西文化的精华，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鉴于陕西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国家投资 1.44 亿元人民币，兴建了这座博物馆，于 1991 年 6 月建成开放。
博物馆建筑古朴典雅，别具特色。它将中国古典宫殿建筑和庭院建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色彩协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风格，同时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
博物馆珍藏陕西出土的文物精品 11.3 万件（组），展室面积达 1100 平方米。博物馆设有文物保护科技中心，具有先进的化验、测试技术和文物保护修复手段。为了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建有由电脑控制的六国语言同声传译的国际学术报告厅。
当游客步入博物馆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狮雕塑，它原来立于唐代女皇武则天母亲的陵墓顺陵前。它塑造精美，造型雄伟，堪称“东方第一狮”。中国古代石狮及狮子雕刻艺术是由阿富汗传入的，因此，这座巨狮不但是陕西历史文化的反映，也是中外文化交融的产物。
陕西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从陕西出土的历史文物，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大部分，形象系统地展现出自 170 万年以前至公元 1840 年的陕西历史。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 13 个朝代在陕西建都，历时1200 多年，陕西是我国建都王朝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地区。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陕西古代史是中国历史的浓缩。
陕西古代史的第一部分是史前史，从距今约 170 万年至公元前 21 世纪。陕西是亚洲重要的人类起源地。1964 年在陕西省蓝田县发现的头骨化石是目前已知的亚洲北部最早的直立人，最新测试数据证实，蓝田人生存的年代距今约 115万年。
继蓝田人之后，1978 年在陕西省大荔县发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人类头骨化石，距今约 10 万年左右，处于人类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智人”阶段。大荔人头骨化石是我国迄今发现最完整的早期智人化石。大荔人使用的工具特点是器形较小。
老官台文化是陕西境内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距今约 8000 年左右。老官台文化因 1955 年首先发现于华县老官台而得名。新石器时代区别于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有三个：一是出现磨制石器；二是发明陶器；三是开始定居并出现了原始农业。博物馆里陈列的磨制而成的石铲、石刀等，说明我们的先民已不再单纯靠采集和狩猎来获取生活资料，已进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阶段。
仰韶文化距今 7000 至 5000 年。博物馆里展出的尖底瓶、石球、陶网坠、骨箭镞、鱼叉和各种彩陶器说明，处于仰韶文化时期母系氏族社会的半坡人生产力已大大提高。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人们开始了精神文明的追求。从半坡出土的陶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吹奏乐器。1985 年，我国一位民乐演奏家用它成功地吹奏乐曲，引起国际音乐界的极大兴趣。
距今约 5000 年前，中国进入龙山文化时期。这类文化遗址因首先在山东省章邱县龙山镇附近发现而得名。陕西境内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分布广泛，其中以渭河流域最为密集。从龙山文化开始，人类进入了父系氏族公社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男子开始取代女子在社会中占支配地位。制陶工艺采用了快轮，因而制作出的陶器陶壁厚薄均匀，造型多样。另外，灰陶取代了仰韶文化时期的彩陶。
黄帝陵位于陕北黄陵县。黄帝出生在大约 4700 年前，是龙山文化时期父系氏族社会华夏部族的杰出领袖。陕西是当时华夏部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以黄帝为领袖的华夏部族经过 52 场战争统一了中原，因而黄帝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每年清明节，海内外的炎黄子孙都来这里寻根问祖，祭拜黄帝。
周朝包括从公元前 11 世纪在陕西形成的周族到周方国、西周王朝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周族是龙山文化后期由生活在泾河、渭河流域的若干部落融合而成的，以善于农耕而闻名。考古学上把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称为先周文化。博物馆里陈列的先周文化遗存主要出土于武功县和长武县。
博物馆里陈列的卜骨是牛的肩胛骨，保存完整。占卜是周人进行活动前必然的准备过程，可以说事事必先占卜。占卜方法是先在龟甲或兽骨上凿出小孔，然后点燃用艾叶搓成的绒条贴近小孔背面熏，根据龟甲、兽骨受热后裂纹的形状、方向等判断吉凶，以确定是否应该做某件事，事后再在卜骨上记录下结果。这些占卜纪录便是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甲骨文。
公元前 16 世纪，为了躲避一些游牧部族的侵扰，周族迁移到今扶风、岐山县一带建立都城，设立官制，并得到商王朝的承认，封为“方国”，周方国都城即著名的周原。馆内有近年来在周原考古出土的各种建筑遗存，如空心砖、板瓦、筒瓦、瓦当、陶水管等。
公元前 11 世纪，商王朝灭亡，西周王朝取而代之，建都丰、镐。丰京、镐京隔沣河相望，丰、镐就是古代西安建城的开始。
西周是中国青铜制造繁荣鼎盛的时期。陕西迄今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达数千件，仅陕西历史博物馆就收藏有 2000 多件。馆内展出的有礼乐器、生产和生活用具，也有实战兵器。
编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乐器。由几个或数十个大小不等、音阶不同的钟依次编排成组，悬挂在架子上。演奏时，通常小钟是以木槌或金属锤敲击，大钟则以木棒或金属棒敲击。编钟不但能演奏古曲，还能敲奏出现代一些民歌小调和简单的乐曲。
青铜器也是奴隶社会的礼制，即权力与等级的象征。鼎是古代的一种炊具，用来烹煮肉类。铜鼎是由原始社会的陶鼎演变而来的。在夏、商、周三代，铜鼎作为礼器在奴隶主贵族举行祭祀、饮宴等活动时使用。传说夏禹曾制九鼎，代表天下九州，作为政权的象征。所以，后世把取得天下叫“定鼎”。西周等级制度森严，鼎在当时有标志身份的特殊意义。西周的青铜器造型庄重，文饰精美。有些器物上还铸有文字，叫“铭文”，多的竟达 500 余字，是研究西周历史的珍贵资料。
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当时用“贝”作为贸易的媒介。贝币是中国最早的实物货币，所以许多具有价值意思的汉字都用“贝”字作偏旁。
青铜器纹饰是研究青铜器艺术的重要内容。青铜器纹饰有两大类：动物纹和几何纹。二者均神秘怪诞，很难看懂，这是因为制作的本意是用这些青铜器祭祀天、地、鬼神和祖宗。一般人看不懂，正说明其构思的巧妙和成功。
秦人原是活动在今甘肃天水一带的部族。公元前 770 年，秦襄公被周平王封为诸侯，在今陕西凤翔县建立雍城，作为都城。博物馆展出的秦朝文物，多出土于秦雍城遗址。
秦国的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陕西出土了大量铁农具，说明铁器当时已经取代了青铜器并且被广泛使用。
雍城的宫殿、宗庙规模相当庞大。金缸是用于连接房屋木构架的建筑构件。金缸未发现前，学者们曾设想，我国早期木构架接点的加固，从开始的捆扎构造到后来的榫卯连接之间必然采用金属加固。金缸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猜想。
秦国前期的国君陵墓也集中在雍城，共发现了 13 座，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是我国目前发掘的最大的一座陵墓。墓深 24 米，面积 5334 平方米，有 166 人殉葬。考古学家推断墓主可能是秦景公。尽管这座陵墓多次被盗，仍出土各种文物 3500 多件。
公元前 350 年，秦国迁都咸阳。秦始皇继位后，在十年时间内先后吞并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秦都咸阳的宫殿规模空前。考古工作者在咸阳发掘了一号和三号宫殿，发现了大批珍贵文物。博物馆里来陈列了阿房宫一号宫殿的复原图。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采取了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对促进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以货币为例，秦统一以前，货币的形式、大小、轻重以及计算单位都纷杂不一，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命令全国通行圆形方孔钱。以后历代的铜钱都依照秦朝的式样，一直到清末，沿用了 2000 多年。
秦始皇陵及其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式兵器、兵马俑、巨型瓦当及铜车马，集中展示出秦王朝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所达到的前所未有的水平。
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也在这时期正式形成。汉王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对中国历史上以后各朝代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所以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把“汉”作为中国人或中国文化的代称。
汉长安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它比当时西方的古罗马城还大两倍。从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陶水管道和今天的下水管道非常相似，说明当时长安城已有了完善的下水道系统。
汉朝的瓦当非常著名。和秦代瓦当相比，汉代的瓦当面积加大，边棱加宽，瓦质发灰，文字瓦当增多。瓦当上的文字除标明用途、使用范围外，还具有很高的书法价值。
汉代非常重视农业，牛耕已经广泛使用，并从中原地区推广到西北边疆。博物馆展出的从汉墓出土的铁制农具、陶仓及仓内的粮食，表明汉代农业的高度发达。发达的农业是汉代强盛的物质基础。
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也十分兴旺。当时的家禽、家畜数量大，品种多。博物馆展出的陶质牛、鸡、鸭、猪圈等都是从汉墓出土的随葬品。
汉代冶铁、纺织、制陶、造纸等手工业的规模和技巧上都超过了前代。当时冶铁规模很大。从汉代画像石上拓下来的冶铁图照片，形象地显示了东汉冶铁作坊中的操作情形。
汉代陶器有画彩和色釉两种。博物馆里有彩陶鼎、方壶、熏炉和釉陶壶。汉代彩釉主要有绿色和黄色两种。
1957 年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墓中出土了西汉纸。以前普遍认为纸是公元105 年由蔡伦发明的，博物馆里陈列的西汉纸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 118 年。灞桥纸的发现将我国造纸的时间向前推进了近 200 年。
横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在汉武帝时开通。汉代丝织品种类繁多。在中国丝绸西传的同时，西域各国的良马、植物、乐舞等也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长安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交流中心。博物馆展出的马体格健壮，是典型的西域良马；而求良马正是汉王朝开通丝绸之路的重要目的之一。
公元 220 年到公元 589 年的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动荡、民族大融合的时期。这一时期朝代更迭频繁，有时几个政权并存，因此这一时期的文物具有浓郁的军事色彩和地域特点。
马刺不管怎么扔都是三个尖着地，一个尖竖起，是对付骑兵的有效武器。据说这是蜀国丞相诸葛亮的发明。
十六国时期，在陕西先后有前赵、前秦、后秦、大夏等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匈奴大夏政权在今陕北靖边县建立都城统万城，统万城坚固无比，雄伟壮观，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堡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陕西是各民族内迁的中心。博物馆里形态各异、族属不同的大量陶俑，是当时民族融合的有力证据。从《少数民族姓氏演化表》上可以看出许多姓氏当初的族源。现在陕西许多汉姓，实际是由少数民族姓氏演化而来的。
镇墓兽是放置在墓中镇墓驱邪，确保死者灵魂安宁的神兽。博物馆展出的人面兽身镇墓兽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具有相同的艺术构思，可见半人半兽是人类共有的神话观念。
宗教艺术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具特色的艺术形式之一。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得到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大力提倡，饱受战乱之苦的人民也希望在求神拜佛中得到解脱，于是，佛教及佛教艺术都有了极大发展。造像是佛教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造像材料有金、银、铜、石、玉等。博物馆展出的多种佛像中，尤其以一尊铁佛造像最为引人注目。据说这尊铁佛是按隋文帝杨坚的形象塑的。他出生在尼姑庵，由尼姑抚养长大，虔诚信奉佛教。他将自己装扮成佛的化身是为了宣扬自己是秉承佛的旨意统治天下。在隋文帝的大力扶持及影响下，佛教在隋唐时期走向鼎盛。
隋、唐两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陕西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现在的海外华人自称为“唐人”，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唐人街”，反映了唐朝对后世产生的巨大影响。
隋王朝于公元 581 年建立，第二年就开始修建都城——大兴城。大兴城是由少数民族建筑大师宇文恺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唐代改名长安城。唐长安城是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葺完善的。唐长安城气势宏伟，整齐划一，全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大部分。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11 条纵向大街和 14条横向大街把整个长安城划分为 108 个区域，称为“坊”。这种布局对以后各朝代都产生过影响，也被亚洲一些国家如日本、朝鲜规划都城时所效仿。唐长安城面积达 84.1 平方公里，是东罗马首都拜占庭的 7 倍，阿拉伯首都巴格达的 6倍，明代长安城的 9.3 倍。
我国瓷器起源很早，考古发掘证明，我国远在 3000 多年前的商代就有了原始瓷。唐代，瓷器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产品，并远销国外，使中国有“瓷国”之称。唐三彩是盛唐时的一种以黄、褐、绿三种颜色为主要色釉的陶瓷工艺品，主要作陪葬品用，彩色釉的使用，把我国陶瓷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三彩器流行的时间较短，烧制的地区较少，因此遗物不多，非常珍贵。
汉朝之后，中国铜镜在唐朝得到快速发展。唐玄宗李隆基常在八月五日他生日的这一天赐文武百官铜镜，以后民间也竞相效仿，更刺激了铜镜的生产。博物馆展出的四神十二生肖镜、孔子问答镜、八卦镜等式样新颖，纹饰图案活泼多样，是唐代铜镜的精品。
唐代金银器制作精美，是唐王朝的标志。这些富丽精致的金钵、银盘碟、石榴罐等大多是 1970 年从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的，这次出土共发现各类文物1000 多件，其中金银器有 270 件，是唐代金银器出土最多的一次。
博物馆陈列有从扶风法门寺出土的金银器，有饮食器、容器、药具、日用器皿等。式样众多，综合运用了浇铸、焊接、切削、抛光、铆接、镀金、鎏金等工艺手段，反映了唐代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
唐代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因而有更多时间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狩猎、打马球、荡秋千、拔河及杂技、乐舞等活动非常盛行。
丝绸之路在唐代更加繁荣，唐代时中外交流达到鼎盛，当时有 30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唐朝友好交往。博物馆展出的唐代丝绸之路线路图中，骑马俑、骑驼俑多为胡人形象。图中琉璃制品是由罗马传入，牛首玛瑙杯质地精良、造型优美，具有浓郁的波斯风格。
展柜中的白瓷胡人头、黑人俑和白瓷人形尊等实物都是唐王朝与中亚、非洲友好交往的见证。
宋以后，陕西失去了京都地位，但西安仍是封建王朝控制西北、西南的军事重镇，成为西北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的中心。
博物馆陈列有宋代铜质象棋子，它的数量和名称与现在的象棋完全相同。
还有陕西甘泉县出土的宋代秧歌画像砖，表明现在仍盛行于陕北的秧歌舞至少起源于宋代。
北方的金人灭宋时，兵分三路，其中一路攻占陕西。博物馆里的相扑俑砖和高钞铜板都是在陕西发现的金代遗物。我国相扑运动起源于汉代，当时并不作为体育竞赛，而是军队生活中强身健体、锻炼意志的格斗训练。高钞就是纸币，是金代最重要的货币，流通范围很广。铜板是用来印刷这种纸币的。
博物馆还陈列有在陕西发现的元代文物。蒙古族建立了元朝，蒙古人以游牧为主，善于骑马，所以遗物中马的形象较多，馆内展出了元代骑兵俑。
铁板幻方是 1957 年在元代安西王府遗址发现的，上面铸有 36 个阿拉伯数字。这 36 个数字排列成方阵，横、竖、对角的 6 个数字相加之和都是 111。这在古代被认为是奇妙莫测，所以称作幻方。幻方被郑重地藏在石函里，压在房基下，作为避邪、防灾的物品。铁板幻方是我国数学上应用阿拉伯数字最早的实物资料。
公元 1369 年，明王朝攻占陕西，改奉元路为西安府，西安就是从此时得名的。馆内有一份明代丈量土地的记录，叫鱼鳞册，明代以此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年代最早的鱼鳞册实物。
馆内陈列有清代光绪皇帝时的一份乡试题。科举制度由隋代开始，历代皇帝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各级官吏。清代乡试一般三年举行一次，但遇有特殊情况也有额外开恩加试的，叫“恩科”。这份试题上有“恩科”字样，是为庆贺光绪皇帝登基大典而举行的加试。
服饰是社会物质生产和思想文化的综合反映。馆内宋代至明代的陶俑各具时代特点，为我们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及习俗提供了宝贵资料。宋代崇尚程朱理学，因此服饰拘谨保守，式样变化不多，颜色也较单调。元代男俑的服饰窄袖紧身，袍服拖到膝盖上下，腰间束带，足登长筒皮靴，具有典型的蒙古族风格。
馆中展示的庞大的仪仗队是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儿子朱樉墓中出土的，可以看到当时职务不同、身份各异的人的不同服饰。中国的陶俑艺术自唐代以后逐渐衰落，过去认为到明代已基本结束，这一大俑群的发现填补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大空白。
宋代到清代是中国瓷器的繁荣时期。除官窑外，各种风格的民窑也纷纷兴起，形成了八大窑系，其中陕西铜川耀州窑是北方民间青瓷的代表，宋代最为兴盛。馆内展品中宋瓷使人耳目一新。这里陈列的有壶、罐、茶座、茶托、盒、碗等器物，釉彩以青为主，少量为酱红色。花纹装饰以莲花纹为最多，还有缠枝牡丹、飞鹤、飞凤、鱼鸭等，工艺高超，造型古朴，使人流连忘返。
宗教是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宋代以来，陕西开窟造像之风盛行。馆内陈列的各种佛教造像都是从陕北各地石窟寺中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