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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陵博物馆依唐代三朝元老李勣墓而建。
李勣原姓徐，名世勣，字懋恭。17 岁时，他参加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后来投降李渊，侍奉李渊、李世民、李治三代皇帝，在很多战役中建有大功，深得太宗赏识。在他生病时，唐太宗亲自为他剪须和煎药。
李勣死后，唐太宗为其起冢。他的墓冢由 3 个高约 6 丈的锥形土堆组成，土堆下部合在一起，上部形成倒“品”字形的 3 个山头，象征阴山、铁山和乌德鞬山，其意是为表彰他生前破突厥之战功。墓前有一通石碑，高 5.6 米，碑座为 1.2 米巨龟形，碑首雕刻 6 条龙。碑文由唐高宗李治亲自撰书。武则天称帝时，李勣的孙子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李勣不但被剥夺官爵，他的坟墓也被挖开，棺材被劈碎。武则天死后，唐中宗为李勣追复官爵，并重新安葬。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昭雪平反后重新修复的李勣墓。墓前有石人 1 对，左侧石羊、右侧石虎各 3 对。
除李勣墓外，昭陵博物馆内还有 2 个碑石陈列室和出土文物、雕刻绘画展厅。除展出近年来从昭陵的 10 多座陪葬墓中发掘出土的文物外，主要陈列昭陵范围出土的各式唐代碑石与墓志铭。因为这些碑石独有的巨大书法艺术价值，这座博物馆又被称为“昭陵碑林”。
唐代盛行立碑之风。昭陵陪葬墓群的级别之高、数量之大，独一无二，留下大量第一流的墓碑。唐太宗和唐高宗都酷爱书法，在他们的倡导下，书法艺术日臻精美，昭陵及其众多陪葬墓前的每块墓碑都堪称书法艺术精品。这些碑石多数都是原刻，绝无后人剔刻或伪造。当时刻碑的方法是先磨平碑石，然后用朱笔将碑文直接写在石上，叫作“书丹”（现在刻碑，是将碑文写在纸上，让石工勾勒上石），所以笔锋清晰，毫不走样。昭陵碑刻早就享有盛誉，就荟萃初唐书法艺术精华而言，昭陵碑林堪称中国之最。
据宋代金石学家著录，昭陵碑石原有 80 多通。当时有人成套出售拓本，叫《昭陵全拓》。可惜这些碑石在过去没有得到认真保护，到 1949 年只剩下 22 通。近 50 多年来，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又陆续发现和发掘出土了许多墓碑和墓志，形成了今日昭陵碑林的规模。
这里展出的 20 通墓碑，是享誉已久的“昭陵全碑”的绝大部分。这些碑石形体高大，雕刻精细，均为初唐著名书法家书写的名人墓碑。初唐盛行楷书，最著名的书法家有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和薛稷，号称“初唐四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的典范佳作。例如，褚遂良所书的《房玄龄碑》书法秀逸柔婉，笔力丰满；欧阳询所书的《温彦博碑》字体疏朗，笔力遒劲，是欧阳询传世的最后一件作品。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陈列室的碑石均有破损。这批艺术瑰宝在 20 世纪 20年代曾遭严重破坏。当时军阀混战，碑石无人过问，一些不法书商勾结地方官吏，将碑石拓片出售，价格高达银子 2000 两。为了进一步抬高价格，他们拓片后把碑上关键的字，如时间、人名、地名砸毁，让后人再拓不出完整碑文。后来的拓碑者也如法炮制，以致有的碑石甚至被砸成几段。
这里陈列的是近 50 多年新发现或出土的碑石和墓志铭。这些碑石不仅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也是研究唐代历史的稀有文字资料。因为这些碑石和墓志的内容除对死者歌功颂德外，对其官品职务、重要功绩及立功年代也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些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
为了便于了解昭陵陪葬墓前石刻制度的完整性，昭陵博物馆特意保留了李勣墓碑及其周围石刻的原状与位置。李勣墓碑由高宗亲自撰文书丹。高宗崇尚王羲之的书法，他的书体深得王羲之秀逸洒脱风格的精髓。墓碑高 5.65 米，重约 15 吨（不含龟座），屹立于博物馆的中心。
近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陆续发掘了 10 余座昭陵陪葬墓。虽然它们早年曾被盗掘，仍从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包括壁画、镇墓兽、金银器、铜镜、陶俑等。
“三梁进德冠”是迄今发现的唯一唐代冠帽，它与一柄宝剑均出土于李勣墓，估计是唐中宗为他平反昭雪后重新埋入的。
出土文物中数量最多的是陶俑。这是一批最早的唐俑，人物形象逼真，造型姿态多样，色彩明快鲜艳。这种彩绘釉陶俑的制作工艺也很独特：它以瓷土作胎，焙烧成型后，施以铅釉，然后再经烧制便成釉俑。昭陵出土的这种彩绘釉陶俑造型美观，姿态多样，神情生动。多种多样的发型和服饰反映了当时的物质文明和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如站立于马背，戴一顶圆顶高帽的男立俑等。还有头戴翻沿帽、敞胸襟、满脸络腮胡、深目高鼻的陶俑。很明显，这些都是西域人的形象。携带水葫芦及野鸡、野兔的骆驼，则表现商旅们在“丝绸之路”上长途跋涉的情景。彩绘釉陶俑仅流行于初唐，是这一时期特有的，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