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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比例”“配第－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理论”“钱纳理标准结构”以及“雁行形态模型”均是研究产业升级的经典理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工业生产率委员会、日本产业绩效委员会均对本国制造业升级问题进行过深入分析。而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对产品内升级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当前产业升级研究的重点。在借鉴国际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国内有众多学者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的升级问题。尤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包括长三角在内的中国制造业，均面临着内部成本不断攀升，外部需求持续不旺的发展困境，而转型升级则是突破这一困境的必由之路。缘于这样的现实背景，出现了大量研究产业升级的文献，尤其是研究长三角制造业升级问题的文献。
产业升级测度的方法很多，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使用偏好，既有使用单一指标的，也有使用多指标的，这与各自的研究目的、数据的可获得性等因素有关。周韬等（2015）认为，从价值链所处位置来看，越是高端的制造业利润率越高，因此其是利用工业利润率这一指标来测度长三角制造业升级水平的
。汪德华等（2010）认为，制造业的升级过程就是其效率提升的过程，故而其是利用全员劳动生产率这一指标来衡量制造业升级水平的
。徐俊杰等（2014）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选择用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GDP比重的变化来表征产业升级水平
。王志华等（2012）认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核心就是在提高投入要素供给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所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就是可以用来衡量制造业的升级水平的指标
。靖学青（2008）则是从两个维度来衡量长三角产业升级水平的：一是用摩尔（Moore）指数测定产业升级的速率，二是用产业结构超前系数测定产业升级的方向
。摩尔（Moore）指数由摩尔（Moore）于1978年提出，是衡量产业结构动态调整变化的一个结构值
。谭晶荣等（2012）对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测度采取了类似做法，用利连（Lilien）指数和摩尔（Moore）指数同时测度了产业结构升级速度，同时又通过对劳动生产率的考察，测度了产业效率的提升水平
。利连（Lilien）指数由利连（Lilien）于1982年提出，是通过测度劳动力在各产业间再分配的变化速度来表征产业升级速度的一个指标
。如果将视野放宽到全国，利用多指标决策方法对产业升级水平的测度则比较普遍。姚志毅等（2011）从产业结构主体升级、网络内升级、网络间升级和国际竞争力升级4个一级指标出发，构建了包含18项具体指标的产业升级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整体和区域产业升级水平进行了评价分析
。岳意定等（2014）从工业发展、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资源节约、两化融合和对外开放6个主题出发，设计了18项二级指标，并利用多目标决策方法对长株潭地区的产业升级水平进行了测度
。
近年来，随着国际产品内分工理论的不断发展，学界对长三角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的重心逐步转移到了全球价值链视角。刘志彪等（2009）认为，长三角制造业在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过程中所走的是“国际代工”的道路，这既是一种内生性的自然选择，也是该地区经济发展重要的驱动力。要突破这种分工方式所产生的低端锁定，企业就必须在加强组织学习、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渐次走从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OEM）到自主设计加工（Own Designing Manufacturing，ODM）再到自主品牌生产（Own Brand Manufacturing，OBM）的升级道路
。同时，该学者通过对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制造业升级现象的分析发现，单纯依赖全球价值链分工来推进长三角制造业升级可能存在较大风险，本地制造业的升级必须根植于国内价值链的构建（National Value Chain，NVC），这既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该区域加快推进一体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钱方明（2013）持有与刘志彪等相同的观点，认为长三角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应基于企业对经济租金追求的内生动力和地区产业政策所产生的外生动力，在逐步实现生产要素高级化与差异化的基础上，依托不断发育的国内中高端需求市场，自主构建国内价值链并在其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中实现升级
。秦月等（2014）在利用创新论、劳动论和市场论解释“微笑曲线”成因的基础上，分析了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黏性机理。认为地方政府出于对GDP的追求，采取了产业链式的外资招商政策，引致了外资企业产业链的整体移植，本土企业仅能从事加工制造等低端环节，由此形成了黏性。同时，由于地方政府普遍给予外资企业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强了外资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强化了这种黏性
。杨以文等（2012）依据国际分工的现实背景，创造性地将国际代工制造业的升级分为四个阶段。基于微观调研数据分析发现，长三角国际代工制造业企业通过组织学习、知识融合和知识编码，能够提高其渐进性和突破性创新能力。而且，制造业所处的升级阶段越高，其获得突破性创新的可能性越大
。俞荣建（2009）认为，长三角国际代工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由于跨区域价值整合商的缺失导致了价值链断层现象，二是由于跨区域价值整合体系的缺位导致了价值节点割裂现象。为此，必须基于全球价值网格（Global Value Grid，GVG），构建产业升级的自主价值体系
。
梳理关于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文献发现，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是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刘志彪（2006）认为，产品创新与品牌经营是影响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两个最为关键的因素，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涉及隐性知识的学习与积累，花费的时间长、投入的资本大、存在的风险高
。张艳辉（2010）的研究表明，持续不断地加大研发人员和研发经费投入，并在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创新，是长三角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升级的关键因素
。赵红岩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长三角高技术产业的内生创新能力和外商投资的技术溢出对产业升级有重要影响。内生创新能力是长三角高技术产业升级的决定性因素，而跨国资本技术溢出是高技术产业升级的主导性因素
。产业的集聚也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影响制造业升级的重要因素。梁琦等（2005）基于长三角制造业分行业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制造业集聚而造成的过度竞争是由于缺乏创新所引起的，但这种现象仅存在于技术层次较低的行业。总体来看，制造业集聚有利于减少垄断和促进竞争，进而会推动技术进步，最终有利于制造业的升级
。江静等（2009）认为，在全球化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制造业的升级需要依靠价值链两端的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通过对长三角的分析发现，作为制造业的高级投入要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提升了制造业的竞争力，促进了该区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攀升
。李振波等（2015）利用长三角16个城市的数据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的集聚度，并对当地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形成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
。施卫东等（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金融服务业的发展已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聚态势，并对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当然，这种推动作用的效果才刚刚显现，还有进一步增强的空间
。人力资本也被认为是影响产业升级的重要因素。郭岚等（2009）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劳动力流入长三角地区，为该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这种人口红利效应的形成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查婷俊（2016）认为，制度的合理性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此，该学者研究了制度约束对长三角产业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章制度和知识产权制度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外资引进制度和人才教育制度则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形成了阻碍
。
李永友（2010）给出了长三角制造业的梯度升级路径：一是长三角各次区域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重点发展相对优势突出的产业；二是通过各次区域之间及与区域外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推动优势产业的进一步集中和产业内集聚；三是各次区域通过进一步改良优势产业的技术水平、管理能力、创新能力和产品差异化，推动产业间和产业内升级
。石奇等（2011）从扩大内需角度给出了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路径：一是通过开拓内需市场促进升级；二是通过细化内需市场、开发市场的新产品促进升级；三是通过发展符合消费趋势的产品促进升级；四是通过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升级
。黄永春等（2012）提出了长三角制造业集群升级的两条路径：一是渐进式升级，主要就是逐步实现由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的路径；二是跨越式升级，主要是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着力培育具有技术和营销优势的主导企业，并与全球价值链衔接。通过衔接，获取和吸收跨国公司的前沿知识和技术，提升集群创新能力。同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联动效应，推动长三角制造业集群升级
。谭晶荣（2012）为长三角制造业设计了四条升级路径：一是由OEM转向ODM，主要是在加强组织能力与研发能力上下功夫，逐步形成动态学习效应，进而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二是由OEM转向OBM，这是基于自有品牌基础上的升级过程；三是由OEM向ODM或OBM过渡，这是在拥有了技术创新潜力和品牌提升能力基础上实现的；四是生产转移或外包，即对于那些技术和品牌都欠缺的企业，这可能是比较现实的升级路径
。安礼伟等（2015）从五个方面提出了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路径：一是通过提升企业微观竞争力夯实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二是在国际生产网络中实现由参与者向创建者的角色转型；三是依托机器换人契机发展装备制造业，提升制造业层次；四是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发展机遇推动制造业转型；五是通过培育国际化企业实现整合全球优势要素的目标
。戴一鑫等（2017）认为，推进长三角制造业转型升级要从三个方面设计路径：一是逐步转变制造业生产模式，即由要素投入型向效率型转变；二是转型升级应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线，着力纠正资源配置中的低效和误配；三是根据制造业区域及行业发展的具体特征，切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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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在全球价值链或国内价值链视域下，学界对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的机理、影响因素以及路径选择等均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极大深化了人们对该地区制造业升级问题的认识。然而，在长三角制造业升级测度方面还存在一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量化测度方法的研究不深入。关于测度方法既包含指标的设计又包含评价方法的选择。尽管有不少学者分别从结构视角、效率视角和综合视角对长三角制造业的升级水平进行过测度，但总体而言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利用单一或少量指标来进行测度的做法比较普遍。即使有利用多指标来测算产业升级水平的研究，但对于升级测度指标的设计和方法的选择，也多是根据研究者自身对产业升级内涵的理解和研究的需要进行的，对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从低端到高端、从产业内到产业间升级的层次性体现不够。二是关于产业升级有序性的测度研究不深入。既然产业升级具有层次性，那么产业升级的过程就存在有序性的问题
。即使可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存在非线性、不连续，甚至分岔和断档的情况，那么也需要从有序与否的角度对其进行考察
。尤其在长三角这样一个特殊地域内，一体化发展战略导向下地区间的有序协调发展是产业升级中的重要内容，测算和分析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之间产业升级的有序性就显得很有必要，因为这会直接影响人们对该区域产业升级真实状况的判断，但目前关于该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正是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目前对长三角制造业升级状况的认识还不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