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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端于马歇尔（Marshall，1920）的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虽然很早，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该领域有影响的著述并不多。20世纪90年代，由于波特（Porter，1990）、克鲁格曼（Krugman，1991）等人的贡献，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再度兴起。之后出现了大量讨论集聚与创新关系的文献。沿着国际研究的脉络，国内大量学者对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过深入分析，亦有部分学者对协同集聚相关问题进行过研究分析。
产业集聚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由于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学习、共享资源和匹配能力，大量企业或相关机构围绕某类产业或产品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与分工关系网络的一种状态
。企业的集聚形成产业集聚，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企业的一种扎堆状态。因此，梳理关于协同集聚的研究，首先从企业扎堆现象出发。易宪容（2000）从朴素意义上对企业扎堆现象进行了解释，认为企业扎堆是一种企业在空间上的新型组织方式，是某一特定领域内地理位置集中且互相联系的公司和机构集聚到一起的经济现象
。鲁宁（2001）以优质民营企业竞相扎堆上海这一现象为出发点，在对交易成本进行较为详细解释的基础上，分析了交易成本对企业扎堆的影响
。这两位学者不仅均以通俗的经济学语言解释了企业扎堆的含义，而且基本上是把企业扎堆与企业集聚等同看待的，并没从深层次上分析二者的差异。王缉慈（2004）认为，由企业扎堆形成的大量产业集群尚属低成本型集群，处在低端道路的发展阶段
。陈佳贵（2005）认为，在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中，存在较强的行政区划锁定效应，导致了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引发了只有“扎堆”而无“集群”的现象，加剧了集群低端锁定效应
。张杰等（2007）的调查研究发现，江苏开发区的产业集群处于一种低层次的、扎堆式的集聚状态，模仿、跟随战略及与之相伴的低成本竞争策略在集群内普遍盛行，导致了开发区产业集群创新动力缺失
。郑江淮等（2008）较为明确地区分了企业扎堆与企业集聚的区别，认为企业扎堆主要是由于企业为获取政策租金而进入开发区的一种行为，其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产业集聚效应，即靠近要素或者靠近市场所能带来的好处。同时提出，在政策调整和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开发区的企业集群可能面临政策租金耗散的情况，而其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提升非政策性的集聚效应
。类似地，孙亚南（2012）基于江苏国家级开发区经济数据的分析认为，企业入驻开发区的动机只是为了获得政策租金，而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企业集群。基于此，从简单扎堆发展到技术嵌入再演进到产业集群，是开发区转型升级必然经历的三阶段
。石龙等（2013）认为，高新区内企业扎堆式的产业布局没有因地理接近而获得相应益处，据此提出了“企业扎堆→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的转型路径
。事实上，不仅在制造业集中的开发区内存在企业扎堆的现象，而且在金融等服务业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形。薛梅（2012）认为，寿险公司以银行为载体出现的“扎堆”行为，是为了获取政策租金条件下的规模效应，并没有形成相应的产业组织效应，也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外部经济性
。
在某一有限区域内，若进入的企业和相关机构过多，则有可能形成拥挤进而出现过度集聚现象。亨德森（Henderson，1974）认为，城市经济的集聚存在最优规模，若超过最优规模产生过度集聚时，就会造成拥挤效应大于规模效应的结果，进而导致城市集聚规模不经济的现象
。布罗尔斯玛等（Broersma et al，2009）以荷兰制造业为例的实证表明，拥挤效应要明显大于集聚效应，进而导致了集聚水平的提升与生产率的改进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玛丽安等（Marian at el，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来衡量，城市产业集聚是有极限的，过度集聚会造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
。唐根年等（2009）构造了产业集聚综合规模指数，并以其与相对应的利润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给出了过度集聚的识别方法，并将产业集聚状态分为推进集聚、适度集聚、过度集聚三种类型。研究同时认为东南沿海地区制造业集聚特征明显，但并非所有行业的聚集度与生产效率呈正相关，一些行业已经出现了明显的过度聚集与要素拥挤现象
。陆遥（2009）等通过测算我国五个典型地区的六个集聚趋势明显行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劳动生产率与集聚水平的关系发现，某些地区的某些行业已经出现了过度集聚，并导致了效率损失
。汪彩君等（2011）沿着上述思路，以长三角六个两位数制造业行业为对象，拟合了产业综合规模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曲线，进一步验证了推进集聚、适度集聚和过度集聚的存在性，并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给出了识别输入剩余、输出亏空的产业过度集聚的方法
。刘哲明（2010）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过度会引发模仿驱逐创新的“柠檬市场”形成，从而降低集群内企业科研投入收益弹性，降低企业后续科研投入的积极性，进而会影响产业集群升级
。施海燕等（2013）的研究发现，尽管从长期来看东部地区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提高与生产效率改善之间存在均衡，但从短期看集聚水平的提升对生产效率的改善作用并不明显，预示着过度集聚的存在
。叶宁华等（2014）的实证发现，我国出口企业过度集聚的程度处于17％～ 33％之间，大量企业扎堆与恶性竞争导致负外溢效应的出现。同时，与高技术出口企业相比，低技术出口企业发生过度集聚的可能性更大，中国出口企业追求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模式对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
。沈能等（2014）基于门限回归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的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水平与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形”的关系，且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的系数不同，正是拥挤效应的存在，导致资源配置效率发生了失衡，使得产业在空间上出现了分散趋势
。王必达等（2015）认为，由于生产要素投入过多、产品分工过于细化、生产链条过长、交易成本过高等因素导致了产业的过度集聚。提出采用地区与全国平均工资变化率的差异来识别是否存在过度集聚现象
。陈旭等（2016）的研究表明，尽管企业出口的扩展边际与集约边际和其空间集聚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但除深圳外，其他城市目前的空间集聚水平尚处于“倒U形”曲线的左侧，并未超越顶点，也没有出现要素拥挤现象
。芮明杰等（2017）认为，过度集聚的典型表现就是产业的规模与集聚度不断上升，但效益却显著下降。并以河北省钢铁产业为例证实了政府干预是引发过度集聚、导致产业大而不强甚至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
。
自从埃里森和格莱泽（Ellison and Glaeser，1997）提出协同集聚的概念以来
，学界对该现象进行了大量而深入的研究
。圭列里等（Guerrieri et al，2005）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
。刘志彪（2008）认为，产业集群在嵌入全球价值链过程中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为此要特别注重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协同集聚机制的建设，以实现“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双轮驱动”的发展目标
。陈建军等（2011）以浙江69个地区为样本的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是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
。席强敏（2014）以天津为例的研究表明，中间品投入的共享效应、知识的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池效应均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有显著影响
。豆建民等（2016）通过对全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认为，协同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
。陈建军等（2016）的实证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对城市生产效率存在明显增进作用，并且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协同集聚之间存在累积循环的因果关系
。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方面。当然，也有部分学者对制造业内部的协同集聚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埃里森等（Ellison et al，2010）以美国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表明，地理邻近可以显著降低产品运输、劳动力流动、思想交换的成本，进而有利于协同集聚的形成
。朱英明（2009）的研究发现，制造业的协同集聚不仅可以促进城市本地产业集群的升级，同时也可以加速产业的转移与扩散。产业协同集聚与产业有序扩散是促进城市生产率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
。陈艺丹等（2014）的研究表明，外资与国有制造业总体上存在协同集聚的现象，但不同地区间协同集聚的程度存在差异
。陈曦（2018）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制造业内部的协同集聚问题，结果表明细分行业间和地区间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一般而言，相比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协同集聚水平更低。同时，东部地区制造业比中西部地区制造业更具协同性
。
从冯·杜能（Von Thünen）到马歇尔（Marshall）都将成本尤其是运输成本作为解释专业化或产业集聚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克鲁格曼（Krugman，1991）更是将运输成本对产业集聚的影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藤田昌久等（Fujita at el，1997）的研究发现，产业集聚能否出现关键在于规模经济效应与成本效应的博弈，只有当成本效应小于规模经济效应时，集聚才可能发生
。贺灿飞等（2001）研究了信息成本与集聚经济之间的关系，发现降低信息成本能有效推进外商投资企业的集聚
。何雄浪等（2007）认为，空间成本、集聚效应、区域效应与产业集聚存在密切关系。改革开放以来，虽然部分地区间还存在着行政垄断、强制交易甚至是市场封锁等行为，但总的来看空间成本是下降的，也正是这种变动有力地促进了产业的空间集聚
。千慧雄（2010）的研究发现，对于城市而言，经济集聚会产生诸如住房成本增加等外部不经济现象，且其经济集聚的极限值与住房边际成本的增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扩大城市规模应当合理控制房价的增速
。张超（2012）的分析表明，低成本尤其是低工资成本和运输成本，促进了出口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
。白积洋（2012）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地区内部的内生交易成本越低，则越能促进该地区产业的集聚，因此加强对生产者的保护、采取宽松的投资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而减少交易成本是提高地区吸引力的重要途径
。盛丹等（2013）以投资环境调查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产业集聚与融资成本的关系，认为产业集聚显著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并提高了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
。程艳等（2013）的流通成本与产业集聚关系的研究表明，不论是对于中心地区还是外围地区，降低各自的流通成本是保持集聚优势或避免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关键因素
。谭洪波（2013）将贸易成本细化为地方保护成本、信息通信成本和交通运输网成本，实证研究发现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受地方保护成本和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较为显著
。贺旭辉等（2014）以食品制造业为例分析了集聚的成本节约效应，结果表明，该产业集聚度越高的地区，成本的节约效应越明显
。
由以上关于企业扎堆的文献梳理发现，企业扎堆是在地方产业集聚政策引导下形成的“聚而不集、集而不群”的现象。其最显著的特点在于，企业虽然集中在了某一空间范围内，但彼此之间缺少纵向的专业化分工与横向的协同化合作，进而影响到了集聚效应的发挥。到目前，对该现象形成的原因、造成的影响以及治理的方式，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同时，通过对过度集聚的文献梳理发现，虽然不同学者对过度集聚判定或识别的方法不尽相同，基于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也不尽一致，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性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可。从本质上讲，企业的简单扎堆更加容易引起要素的拥挤，而要素的拥挤又必然会引发企业的过度集聚。可以说，企业简单扎堆是企业过度集聚的初期表现，而企业过度集聚则是企业简单扎堆进一步加剧后的结果。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不论是企业扎堆还是过度集聚，都存在企业间缺乏协同性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当然，这种主体间协同性的缺乏也是产业发展低端性的一种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协同性的高低就成为决定产业集聚质量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关于产业集聚协同性的研究逐步受到学界的重视。
然而，由上述关于协同集聚的文献梳理发现，目前学者们关注最多的主要是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问题，虽然有部分关于制造业本身集聚协同性的研究，但近年来逐步淡出了多数学者的视野。进一步，由上述关于产业集聚成本效应的文献梳理发现，不论是产业集聚的经典理论，还是其现代理论，都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集聚，能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成本的节约。成本不仅影响着集聚的水平，还影响着集聚的质量，更影响着集聚的效果。然而，鲜见有学者从成本变动角度对一个地区或国家制造业内部集聚的协同性进行过系统分析，这就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