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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着重探讨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较量”，但他们并未放弃对摇摆于两大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探讨。
（一）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构成
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出了资本主义两极分化这一历史规律，即资本主义社会由于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所以要想理清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就必须要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定义入手。资本家和工人这两大阶级的划分是基于所有制：资本家拥有资本，而工人除了劳动力一无所有。那么自然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还有那些拥有少量生产资料，同时自己也还进行劳动的人，根据政治经济学的阶级理论，马克思就将他们叫作小资产阶级，即处于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末，就开始对小资产阶级做出了探讨，最经典的莫过于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
。也就是说，在马恩眼中，这种摇摆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就是小资产阶级。
虽然我们大多认为小资产阶级的构成和含义自此而来，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革命的发展，恩格斯在1865年对小资产阶级有了“新解释”，这个新解释使得小资产阶级的概念更加完整、贴合当时革命实际。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中，他说：“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现代大工业还产生了一个站在它们之间的类似中间等级的东西——小资产阶级。这个小资产阶级是由原先的半中世纪的市民阶级残余和稍稍高出一般水平的工人组成的。小资产阶级较少地参加商品的生产，较多地参加商品的分配；它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商业。旧的市民阶级是社会上最稳定的阶级，现代小资产阶级却是社会上变化最大的阶级；破产已成为小资产阶级当中的经常现象。小资产阶级由于拥有少量资本，按其生活条件来说接近于资产阶级，但是按其存在的不稳定性来说，则接近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它的政治态度也像它的社会存在一样充满矛盾；一般说来它的最准确的用语是‘纯粹民主’。它的政治使命是促进资产阶级反对旧社会残余、特别是反对它本身的软弱和怯懦的斗争。帮助争取出版、结社和集会自由、普选权、地方自治等；尽管这一切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怯懦的资产阶级没有它们也能过得去，而工人没有它们却永远不能为自己争得解放。”
所以，在马恩眼中，小资产阶级就是那些随时会落入无产阶级行列的中间等级——除了20世纪的市民残余阶级（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外，还有一些稍高于一般水平的工人，这些工人由于掌握某些技术或者具备某种才能，所以在分配时能够获得更多（和一般水平的工人相比），因此在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及政治态度上更加贴近于小资产阶级。就小资产阶级本身而言，它原本就是一种矛盾的社会存在，它主要参与流通领域（较少参与生产），其主要业务在零售业，生活条件较好（接近于资产阶级），可由于其阶级性极不稳定，以至于其地位更加接近于无产阶级。在政治态度上亦是如此，尽管软弱怯懦的小资产阶级倡导“纯粹民主”，其政治使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其本身却是工人（解放）所需要争取的对象。
有些人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位仅仅概括为“占有一些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不剥削别人或仅有轻微剥削，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主的阶级”，我们并不认同。毕竟从马恩的著作而言，它对小资产阶级的定位是从其成分、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来分析的，虽然经济条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做出划分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但其政治态度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关注点”，对其革命性的考察以及能否实行合作的考察等，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心系之处，而“占有一些生产资料或少量财产，一般不剥削别人或仅有轻微剥削，主要依靠自己劳动为主的阶级”的定位仅仅只是从经济地位对其做了描述，并不能当作小资产阶级的完整含义。
（二）农民属于中间等级，但有时亦被区别对待
在当今，并不乏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理论的学者，当然有些学者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农民的一些经典论述中得到了“农民阶级具有依附性、二重性、分层性等特性”，也有些学者对马恩关于农业现代化问题做了具体的研究，这些对于我们理解马恩的“农民”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对于我们理解农民的阶级归属而言。在农民的阶级属性方面，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农民具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重阶级属性，作为私有者的农民原本属于小资产阶级，但最终会沦落为无产阶级，从而必然导致它在革命中的作用也具有双重性。换句话说，一方面农民代表的是落后的生产力，不可避免地具有落后性；另一方面农民处在社会底层，经受双重剥削，又是未来的无产者，本身具有革命性的一面，所以农民跟小资产阶级一样同时具有落后性和革命性（甚至比小资产阶级还要更加革命）。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到底是怎样看待农民阶级的归属及其在革命中的作用呢？不妨从马恩关于农民问题的论述本身来分析。
农民属于中间等级，这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不可能超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成为“第三种阶级”，毕竟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就是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规律。可是要想看清“农民阶级”，首先还是要从农民本身的构成出发，要搞清楚农民的构成（分层）。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小农——大农属于资产阶级——有不同类型：有的是封建的农民，他们还必须为自己的主人服劳役；有的是佃农，在这方面存在着大部分与爱尔兰相同的关系；还有的农民是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农业短工是农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也就是说，马恩认为，在德国农民里面主要有四种分层——封建农民、佃农、小农、农业短工。
对于这四种成分而言，他们都拥有生产资料，都不外乎属于小生产者行列，可除此之外他们还另有别的成分。恩格斯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认为在不同的地区对农民的成分要有不同的区分。他在《法德农民战争》中做了这样的区分：“在德国西部，和在法国和比利时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块土地农民的小生产，这些农民大部分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少数场合则是小块土地的租佃者，在西北部——在下萨克森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占优势的是大农和中农，他们是非雇用男女长工、甚至非雇用短工不可的。在巴伐利亚的部分地区，情形也是一样。在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和梅克伦堡，是一个拥有家奴、长工和短工的大土地占有和大生产的区域，而在某些地方则尚有为数不多并且日趋减少的小农和中农。”
可总的来说，即便马恩认为农民的构成有些复杂，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组成，可大部分地区的农民都还是有大农、中农、小农的区别的，其中的“小农，像小手工业者一样，是一种工人，他和现代无产者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还占有自己的劳动资料”同过时的生产方式走向灭亡一样，他们是“未来的无产者”，而中农和大农就是那些雇佣工人的农民，属于农民的上层分子（剥削者），也就是说，有大农、中农、小农之分的农民，总归是占有生产资料的，总是逃不出“小资产阶级”一列的。
有意思的就在这里，这种“所处地位、社会要求和小资产者大致一样”同属于中间等级且内部出现分层的农民，由于他们生活闭塞政治冷漠，从而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早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多时候将它和小资产者（即小资产阶级）并列，并不是将其无差别地并入到小资产阶级之内。
首先从马克思的视角来看，在《致保·拉法格》中他谈到关于继承权的问题时是这样说的：“那么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围拢在反动派周围。”
即便就继承权而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是有相同利益的，可对于这样的相同利益，整个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包括全体农民在内的。而马克思在此处用了“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等词，还不足以表示其关系吗？如果说这是“笔误”，那么在1879年《致奥·倍倍尔》的一封信中，他再次说道：“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那么在这里，马克思又再次将小资产者（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并列，而且将“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区分开来。一方面，马克思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列是因为看重“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就革命的某些方面而言，“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是两个不相同的“群体”，将两者混为一谈似乎并不那么明智。
不仅马克思有时候将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开来看，恩格斯亦是如此。1894年恩格斯在《未来的意大利革命和社会党》中说：“大多数人是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即摇摆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这是正在没落和瓦解的中世纪的小资产阶级，这些人目前还不是无产者，但却是未来的无产者。只有这个面临着经济破产并且已经陷入绝境的阶级，能够为革命运动提供大批战士和领袖。农民将会支持他们。农民虽然由于土地分散和不识字而没有可能表现任何有效的主动精神，但是毕竟是强大的和不可缺少的同盟者。”
很明显地，恩格斯认为，在意大利，手工业者、小商贩和失掉阶级性的分子才是小资产阶级，而农民是另一个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同盟者。也就是说，总的来看，虽然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都属于中间等级（小资产阶级），可在分析具体的问题时，由于农民和其他中间等级相比有其特殊性，所以马恩有时会把农民“拎出来”，单独作为“农民阶级”来看待。再比如说，1848年恩格斯在看待巴登的政治运动时说：“至于农民，他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庇护之下”
。这再次说明，在有些国家或者城市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两个阶层的人数都是众多的，可两者在政治态度上是有差别的，在革命过程中有某种程度的“势均力敌”，所以不可以将小资产者和农民混为一谈。
总的来说，虽然农民和小资产者不可混为一谈，但农民属于摇摆的中间等级，它被马恩归为小资产阶级一类是毋庸置疑的。可由于各国国情的多样性，农民有时候在革命态度、社会地位及思想等方面并不完全一样，在个别国家中，为了更好地分析革命现状，将农民“拎出来”做单独分析也未尝不可。
俄国人口的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群众，主要是农民，因此列宁在马恩的基础上对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构成做进一步具体阐释时，重点都放在了小资产阶级的农民上，尤其是关于农民的归属和对待策略上，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构成
在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构成上，列宁基本沿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因为即便列宁和马恩所处的具体历史条件不一样，但由于双方界定小资产阶级的方法是一样的，所以在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组成上，双方观点并无太大出入（可在策略和态度上就有差别了）。但是列宁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存在很大差异，一方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西方国家，列宁所在的俄国既经过了民主革命，也经过了社会主义革命（改造）；另一方面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当时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列宁看待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构成自然也有所发展。
早在1894年，列宁就做了“（在俄国）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绝对’意义上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
的论断，之后在1903年的《智者所见略同》中，他又提到：“在一切欧洲国家，俄国也包括在内，小资产阶级不断‘受到压迫’和日趋衰落，这种衰落并不总是表现为直接地和间接地受到排挤，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日益缩小小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使他们的生存条件更加恶化，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无论是工农业中大经济的技术进步，或者是大商店的发展，企业主联合会、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增多，以至消费协作社和市政企业的增加，全都在跟小资产阶级作对。小资产阶级在工农业中‘受到压迫’的同时，还有一个如德国人所说的‘新的中间等级’，即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知识分子在产生和发展。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活也愈来愈困难了，他们大多数人是以小生产者的观点来看这个社会的。很自然，这必然会使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学说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广为传播，经常复活。”
从字里行间便可知，在列宁眼中，小资产阶级就是那些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的中间等级。他们不断“被压迫”和“被衰败”，其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只有少数变为企业主，大部分都将沦为无产阶级），一切资产阶级的“发展”都在加速着这种“恶化”。但在这种恶化的过程中，小资产阶级并非在逐渐丧失思想上的影响力，反而随着“小资产阶级的新阶层——知识分子”
的产生、发展而得到广泛传播，那么列宁是如何对待这些传播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者——知识分子的呢？和始终团结农民的策略不同，在十月革命期间，由于知识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站在统一战线上反对沙皇，列宁对之是支持的，可是革命胜利后，“面对严峻的内外形势，执政党缺乏治国理政的经验，加上革命胜利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普遍对苏维埃政权采取冷淡疏离、消极怠工甚至公开对抗的态度，列宁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和政策常常处于一种摇摆的、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知道建设新社会离不开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都浸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对新政权的偏见，因此对他们又充满疑虑和不信任”
。
话说回来，这种不断衰落却在思想上影响甚广的小资产阶级有没有为他们的命运进行过反抗呢？他们采取的方法又是如何的呢？自然地，任何阶级或群体都会为自己的境遇或命运进行抗争，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像那些“小农争取土地国有化的斗争”“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反对黑帮和自由派”等“反抗”也时常可见，只是这些都是局部性的反抗和斗争，未能掀起“大水花”，或者说在掀起“水花”前，怯懦的小资产阶级便希望“风平浪静”从而草草地“粉饰太平”了。与之相对应，在方法上，“小资产阶级，即使是最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在内），预见到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没有阶级斗争，大家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因此他们主张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实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计划，大谈各种不同的“土地份额”，大谈“调节”地产、巩固劳动原则和巩固小劳动经济等。事实上，小资产阶级这种进行抗争的方法就是“改良社会”，对社会进行修修补补，从而尽可能地建立起“社会和平”的关系。
除了分析国内的小资产阶级，列宁还从国际角度考察了小资产阶级的“组成”和“态度”，这也正是列宁对马恩（关于小资产阶级的概念与组成）的发展。列宁认为，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压迫其他一切民族的享有特权的‘大’民族瓜分世界的时期”，“从这种特权和压迫中得来的赃物，无疑会一星半点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和工人阶级的贵族和官僚手中”
，以至于“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工人贵族能够‘享受’‘自己’民族的‘大国’地位特权的这种‘欧洲’式的发展”
。也就是说，在帝国主义时期，某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已经开始从世界市场中蚕食资产阶级分剩下的残羹冷炙了。可随之而来的是，“金融资本可以把某一个国家排挤出而且必将排挤出大国的行列，夺走其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对英国开战的德国就在这样威胁着英国），夺走小资产阶级所享有的‘大国的’特权和额外的收入。”
所以，面对这种矛盾的国际环境，为了“保住和巩固自己的即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
，小资产阶级仍然保持着以“和平”保得“富贵”的初心，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阶级大搏斗，利用自己的现有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
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个时期，这些小商人、手工业者等小私有者的日子都是不太好过的，他们不断衰败。可恰好因为他们拥有的部分生产资料极易失去，所以他们始终是在“惶惶度日”，虽然“被迫”地加以抗争过，却依旧希望以和平的手段维持自己“小私有者”的地位。
（二）农民不管如何分化，都属于小资产阶级
在学术界，很多学者从阶级分析、联合、利益、组织以及教育等层面对列宁的农民思想做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一般大家对工农联合、农村建设等方面比较感兴趣，毕竟这对当代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很有指导意义。而对于农民的阶级性学界探讨得比较少。事实上，工农联合、农村建设等层面的研究离不开对农民阶级性的探讨。不明白列宁关于农民的阶级归属的论述，就无法真正理解列宁的农民思想。
列宁农民问题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单单就农民的归属而言，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农民思想的影响，列宁坚持认为，不论农民如何分化，他们都是“绝对意义上的小生产者”。结合俄国具体的国情，列宁在《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中指出：“看来，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把‘种地的手工业者’看成是单一的、没有差别的东西，是极其荒谬的。上面引证的所有耕作者（种地的制革匠、榨油手工业者、磨坊主），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农业的代表，如果把这几类人和包括破产农户在内的其余农民混在一起，那就是抹杀了现实的最根本特征。”
也就是说，列宁承认，在现实中农民虽然属于小生产者一类，可并不是单一的无差别的整体，有些破产农户确实在某些方面区别于小资产阶级。
但在整体上，农民还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有些人别有用心地从“生活状况”出发，放大这些共同点，试图抹清小农和无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列宁所批评的。社会革命党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认为农民分为两个原则上不同的范畴：“（1）靠剥削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劳动农民；（2）在不同程度上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为生的农村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也就是说，社会革命党人将那些由农民分化而出的“独立农民（第一个范畴）”看作农村无产阶级。但事实是，农民中不可能存在部分是小资产阶级、部分是无产阶级的情况。农民经济就是小资产阶级结构的，农民同任何小生产者一样，是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的。在现代社会，那些所谓的“劳动农民（第一个范畴）”不可避免有着无法掩盖的小资产阶级性——“（所谓的‘劳动农民’）他们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所处的中间的、过渡的地位，他们俭朴勤劳、节衣缩食、拼命干活以求‘出人头地’（即成为名副其实的资产者），他们力图剥削农业‘劳动者’的劳动”。
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随着革命的推移，列宁做了不同的论述。一开始（1907年），列宁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提出“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胜利，是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的真正的经济基础”
，以至于得到“只有通过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革命才能赢得胜利”
的结论。可由于农民终归属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农民民主派政党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渐渐地，列宁就发现了这个让人遗憾的事实：“作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农民会长期动摇不定，他们一方面向往无产阶级的彻底的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指望得到地主的小恩小惠，指望同地主分享特权。”
因此在1913年列宁提出“要把雇佣工人的无产阶级组织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统一起来，就是最严重地违背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口号”
，以此推翻了1907年他所说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甚至在1917年，列宁开门见山地否定了之前的口号，他说：“现在谁只谈‘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谁就是落在生活的后面，因而实际上跑到小资产阶级方面去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人应当送进革命前的‘布尔什维克’‘古董保管库’”
。也就是说，对待农民这类小资产阶级，既要看到它革命性的一面，又要时刻注意到它的动摇性和落后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期列宁否定“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并不是立刻要放弃农民，而是“必须组织单独的雇农代表苏维埃和单独的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代表苏维埃，或者至少要组织这种阶级地位的代表，作为总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单独的党派，举行单独的定期会议”
，这是因为在该时期，农民已经转向小资产阶级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必须放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口号，但是又因为“小资产阶级的贫苦部分是跟工人阶级走的”，所以无产阶级在该时期必须“阐明阶级利益的不同，说服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阶层（即贫苦农民），使他们在工人和资本家中间作一选择，站到工人方面来”
，即争取贫农参与革命。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后期，前期提到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随着农民的右转，已经不再适用于革命，因此列宁否定了这一不符合俄国革命具体现状的口号。可放弃这一口号却不意味着列宁放弃了农民阶级，这是因为他明白，就阶级利益而言，贫农的利益有可能使他们站到无产阶级一方，放弃这一部分是不明智的，要尽量说服他们，使他们站到工人阶级一边，继续进行革命。
在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把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被剥削劳动群众联合和组织起来，——这里只限于被剥削劳动群众，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半无产者），自然不包括剥削阶级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
换句话说，列宁认为革命胜利后劳动群众仅限于工人和贫苦农民，而富裕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属于敌对势力。小资产阶级这种自发势力从内外（在外部搞阴谋、暴动和造谣污蔑，在内部制造混乱）两方面来反对苏维埃政权，所以列宁提出，“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他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小资产阶级，是它的风尚、习惯和经济地位。”
但这里的敌人并不包括劳动农民，因为“在农民中间有劳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农民作为小私有者是靠别人生活的，而劳动农民却受别人剥削，他们愿意自食其力”
。实际上，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虽然列宁将所有农民都视为小资产阶级，将其视为“敌人”，但这时他更倾向于将“劳动农民”看作“另一个阶级”。换句话说，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列宁将劳动群众组合起来以反对资本主义时，跟民主革命时期不一样，在此期间他并没有将农民全部看作小资产阶级，他提出一个“半无产者”的概念来表示贫农，从它的经济地位上看到了它比其他农民更“先进”的一面，看到了它受剥削的一面，看到了它的“无产阶级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列宁将这种半无产者视作反对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
总的来说，列宁将农民看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每个阶段对农民的分析都是不一样的，当他们是民主革命力量时，就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口号，而一旦当他们转向小资产阶级策略时，就放弃该口号，争取该阶级的贫困阶层；而且，当民主革命胜利后，仍然对农民“分层”对待，将贫苦农民看作争取的对象，而对富裕的农民给予一定的“斗争”。
在如何看待农民方面，毛泽东跟列宁的想法很相似但却有一些差异，因此在这里不得不稍微提一下。首先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十分肯定农民运动的作用，他认为农民运动是“势不可挡”的，并且得出了“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的结论。再者，这时毛泽东根据国内具体的阶级现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做了具体的分析，这种分析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分析都有差异。根据中国具体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五大阶级，一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是国民党右派、国家主义派。二是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代表的是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是随着自己的利益而摇摆的，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实现民族资产阶级单独的阶级统治的国家。三是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等。四是半无产阶级，包含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等五种人群。五是无产阶级，人数不多，却是最新生产力的代表，是最进步的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划分中，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不同，毛泽东并未将所有的农民都看成小资产阶级，而更加侧重于区分农民间的现实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看作另一个阶级——半无产阶级（当然，这里的“半无产阶级”和列宁的“半无产者”内涵也大相径庭）。
（一）马恩和列宁在小资产阶级概念与构成上的相同之处
列宁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影响甚深，在很多方面基本沿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在阶级划分、阶级评价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1. 按照所有制划分出小资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所有制划分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大敌对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将那些“除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外”的“中间等级”称作小资产阶级。再者，这个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商业交易和信贷业务小本经营的特点，很容易给它的性格打上缺乏魄力和进取心的烙印，以至于摇摆在两大阶级之间的（这些拥有小本经营的）小资产者“千方百计地希望跻身于大资产阶级的行列”，“而害怕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中去”。在这里，就能够分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怎样定义小资产阶级的（辨别什么是小资产阶级的标准）。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那些除了劳动力就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的区别是，除了本身的劳动力他们还拥有些别的什么东西（比如：自身的小本经营），他们沦为无产阶级的方法就是失去这些东西。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由于资产阶级拥有大部分的生产资料，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水平远远超过小资产阶级（所以小资产阶级才会那么想跻身于大资产阶级行列）；而小资产阶级拥有的仅仅是部分生产资料，只能做一些“小本经营”，并且随着工业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很容易就“破产”。所以，要想区分某人属于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抑或是无产阶级，就只要看他拥有的生产资料即可。马克思和恩格斯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划分群体的阶级属性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经济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其次才是一些别的什么东西，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原则。
列宁基本沿袭了这种划分方法，1894年他在批判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时说：“这些办法丝毫不能消除生产资料（货币也包括在内）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集中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和广大居民群众备受压迫的现象，至多不过使一小群手工业者升入小资产阶级的行列。”
这就是说，列宁认为民粹主义所倡导的经济办法解决不了生产资料集中的趋势，这种办法只不过是维护生产资料的小私有化，会使小部分的手工业者步入小资产阶级行列，即他认为这种拥有生产资料的小私有者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根本特征”，要使得某阶层成为真正的小资产者，就只需要让他拥有部分的生产资料（比如货币）。最能够体现列宁对阶级划分的标准就是列宁同社会革命党人的辩论（关于劳动农民是否属于小资产阶级行列），当时社会革命党提出将农民划分为：“（1）靠剥削自己的劳动力为生的劳动农民；（2）在不同程度上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力为生的农村资产阶级，即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
在这个前提下，社会革命党人宣扬前农村无产阶级和“独立农民”（以把自己的劳动用于生产资料为生的农民）之间“在原则上非常相似”，两者的生活基础都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特定范畴的劳动，也就是试图模糊劳动农民和农村无产阶级的界限，将小农划分到“无产阶级”行列中去。列宁对这种说法十分气愤，他用具体的例子驳斥了这些荒唐之言，他说：“第一，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随时随地都在从事劳动，都在遭受剥削。不然为什么要把它们算作过渡的中间的阶层呢？第二，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同商品经济社会中的农民完全一样，也在从事劳动，也在遭受剥削。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是不是也想创造‘劳动的’工商业居民的‘范畴’来代替无产阶级的‘狭隘的’范畴呢？第三，为了使社会革命党人能够明白他们很不喜欢的‘教条’的意义，请他们设想一下市郊的农民吧，这种农民不雇用工人，靠自己的劳动和出售各种农产品为生。我们敢相信：即使是狂热的民粹主义者也不敢否认这种农民属于小资产阶级，不敢否认无法把他们和雇佣工人归并为一个阶级（注意，这里所指的只是阶级，而不是政党）。但是在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中，市郊的兼营小商贩的农民同一切小农的地位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呢？”
这种从生产资料归属上的驳斥很让人心服口服，这也足以说明列宁坚持从所有制划分出小资产阶级的“原则性”。
总的来说，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入手，将那些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中间等级”看作小资产阶级，从而能够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构成看得更加透彻。
2. 根据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方面对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做了较为具体的分析
除了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中划出小资产阶级之外，马恩和列宁还根据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对小资产阶级各阶层做了具体而全面的分析。
早在1847年，恩格斯根据德国当时的情况，就明确指出了小资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分层，即随着资产阶级的诞生，小资产阶级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住在大城市里的较富裕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多少有些胆怯地归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是较贫穷的特别是住在小城镇里的小市民，他们恪守现存秩序，并以它特有的全部惰性力支持贵族”。
换句话说，在一开始恩格斯就发现了小资产阶级因地域和财富多少的差异而分化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依附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另一部分寄希望于贵族。
而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再次深入地考察了小资产阶级的分层。首先，他们将那些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的中间等级称作小资产阶级，这些“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也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示小资产阶级（中间等级）是由许多部分构成的，它不是一个无差别的整体。他们承认，在不同的地方革命上，小资产阶级中的不同阶层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小生意阶级（小商人）是领导阶级（1849年五月起义），而有些时候农民才是“真正的人”（挪威的小资产者是自由农民之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比起堕落的德国小市民来说是真正的人），在任何具体的地方或时间，小资产阶级中各阶层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都并非是无差别的，更多的时候，它内部的各阶层是有区别的。
接着，恩格斯在德国革命的过程中再次指出小资产阶级的“不平等”。以巴登为例，他在1848年说：“处在占绝对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之下的”的巴登，因为农民分散且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庇护之下。所以，以律师、医生、教员、个别商人和书商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自从1848年3月起，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了巴登的整个的政治运动”
。在别的城市或国家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德国，受社会地位所影响，“小农倾向于和小商人携手”，小生意人阶级就成了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阶级，因为就当时的德国而言，所谓的大城市并未成为运动的中心，所以在中小城市中占优势的小生意人阶级便能够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也就是说，因为经济、教育及社会地位等因素，小资产阶级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势均力敌”的，在不同国家或者城市里，有时候是小生意阶级更加强势，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有时候是律师、医生、个别商人和书商这类阶层较为“出色”。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所有制将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律师等小私有者看作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可根据其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对其构成做了大概的比较。列宁也是如此，他根据所有制关系明确地指出“农民和手工业者是‘绝对’意义上的小生产者即小资产者。”之后又根据各阶层的经济条件，在《1894—1895年度彼尔姆省手工业调查以及“手工”工业中的一般问题》里，将小资产阶级中的农民划分为不同的群体。在该文章中他明确指出：“上面引证的所有耕作者（种地的制革匠、榨油手工业者、磨坊主），都是些小资产阶级农业的代表，如果把这几类人和包括破产农户在内的其余农民混在一起，那就是抹杀了现实的最根本特征”。也就是说，就所有制而言，一些靠劳动为生的农民属于小资产者，可就其经济条件来看，他们和较为富裕的制革匠、磨坊主等小资产阶级农业代表相比仍然是有差距的，在农民中间还是存在着富农、贫农的差别。不仅在农民中存在着经济差别，就整个小资产阶级而言，其中也存在着差异。在政治态度方面，农民远比城市小资产阶级更坚决更迅速地摆脱立宪民主党的影响；在受教育程度上，农民受教育程度远低于其他阶层；等等。
总的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对小资产阶级做过多的描述，但是他们从所有制的基础上界定了小资产阶级的概念和构成，从经济地位、政治态度等因素对小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做了大概的分析。列宁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的划分，十分注重所有制关系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同样地，列宁还考虑到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等因素，对农民的分层以及应对策略做了更为具体的分析。
（二）马恩和列宁在小资产阶级概念与组成上的差异
1. 两者在农民问题上的分歧
马恩和列宁都十分关注农民问题，两者都将农民看作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在关于农民的细节问题上，双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在怎样看待农民的土地问题上，虽然两者根据生产资料的归属将农民划为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分析革命中的农民时，两者因具体历史条件的差别而在某些问题上有些差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评价马克思主义派的法国社会党人的土地纲领时说，“个体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现代已经不再赋予这些生产者以真正的自由”
，在现代，“靠自力耕种的小农既非牢靠地占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也不自由。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房屋、他们的院子、他们的少量田地，都属于高利贷者，他们的生活比无产者更没有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过上些安生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
因此，只有“将个人私有转换为社会公有”才能解决小农的困境。实际上，在革命一开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农民的土地问题上，都是反对私有，主张公有和联合生产的（后面亦是如此）。而列宁虽然也看到了土地公有和合作社的必要性，但他似乎更加“柔和”。在1899年底，列宁在《我们党的纲领草案》中说：“诚然，在我国农民分化为小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的过程来势迅猛，但是还远没有结束，而且，重要的是，这个过程是在旧农奴制范围内进行的，全体农民还套着一条连环保和纳税村社的沉重锁链。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即使坚决反对保护或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小私有制或小经济（如笔者），也就是说，即使他（如笔者）在土地问题上同现在常被资产者和机会主义者骂作‘教条主义者’和‘正统派’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一边，也可以而且应当主张（这样做丝毫不违背自己的信念，相反地，正是出于自己的信念）工人政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支持农民（绝不是把农民当作小私有者阶级或小有产者阶级），因为农民能够同农奴制残余、特别是同专制制度进行革命斗争。”
也就是说，列宁是支持农民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是希望农民从农奴制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的生产资料的。
另外，在反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中，农民究竟能不能被工人政党所“吸收”，恩格斯是这样说的：“我坚决否认任何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有任务除了吸收农村无产者和小农以外，还将中农和大农，或者甚至将大地产租佃者、资本主义牧主以及其他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国内土地的人，也都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就算封建主义土地所有制对于他们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吧。我们在某些问题上可以和他们一道走，可以在一定时期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而与他们一起奋斗。我们党内可以有来自任何社会阶级的个人，但是我们绝对不需要任何代表资本家、中等资产阶级或中等农民的利益的集团。”
很明显的，恩格斯对于工人政党要完成的目标是很坚定的，即使在某些道路上和中农、大农等有产者“一起走”是可以的，但是一旦涉及“公有制”的目标，涉及党内的纯洁性，他就不能允许非无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声音在党内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是排斥非无产阶级本身）。而列宁虽然将农民看作小资产阶级，将资产阶级看作“敌人”，但是根据俄国特殊的国情，他也做出了不同于恩格斯的说明：“我们全体社会民主党人既然声明，只要大资产阶级能够同上述现象进行革命斗争，我们就支持，那么我们怎么能够不同样地支持人数众多的、逐渐同无产阶级溶合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呢？如果说，支持大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要求并不等于支持大资产阶级，那么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也决不等于支持小资产阶级”
。也就是说，列宁对于非无产阶级的态度“缓和”得多，不仅支持大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要求，而且也支持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要求，在此列宁还将支持利益集团的要求和支持利益集团本身区分开来了。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持革命“原则”，对于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区分是十分“严格”的，所以对于某些非无产阶级利益集团（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要求，他们的态度都是趋向否定的。而列宁与之不同，根据俄国具体情况，虽然他也将“实现公有制”看作革命目标之一，但他将利益集团和利益集团的要求分开来看，为了实现革命，更多的时候他是支持某些非无产阶级利益集团（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
2. 对于小资产阶级个人进入工人阶级政党的态度不同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党的纯洁性和独立性。在1879年11月24日他们说过，“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是危险的，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会丧失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同年12月他们再次声明：“我们很遗憾，在这个遭到镇压的时刻，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现在，当进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表明态度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只要还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机关报就等于根本不存在。”
也就是说，对于涌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个人而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来的目的不纯，或是被迫加入的，所以马恩强调对于他们带来的思想和愿望不进行让步，要与之对立，与之斗争，一旦他们的观点进入党内，且借助一些载体进行传播时，无产阶级就得立马改造这个传播载体。
之后随着无产阶级政党的日益成熟，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有了这样的认识：“其实，在日益壮大的工人政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是不可避免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这就像‘学士’考试不及格的大学生等增多一样。他们在几年前还是一种危险。现在我们能够消化他们。但是消化总得有个过程。为此就需要加盐酸；如果盐酸不够（像法兰克福所表明的那样），那么现在应该感谢倍倍尔，他为了使我们能够很好地消化这些非无产阶级分子而加了盐酸。”
随着革命的发展和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他们认为吸收小资产阶级个人入党已经并不危险了，因为无产阶级能对他们有所“消化”。
总的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一开始排斥小资产阶级个人入党到之后认为它没有危险的变化，这种对小资产阶级个人入党的容忍性都不是太高，而且对于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然将其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此的策略仍然稍显被动、抽象，虽然“消化”看似是个主动的过程，但其实如何消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给出具体的答案。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列宁对待小资产阶级分子要“积极”“具体”得多。虽然前期列宁也强调要与小资产阶级分子相隔绝，但在1909年9月，他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在从小资产阶级中征集人员，无论何时何地都同小资产阶级有联系，只是这种联系在程度、界限和色彩上存在着千差万别。当工人政党发展得特别迅速的时候（如1905—1906年我国的情形），大批满脑子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分子进入工人政党是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就是要使旧社会给无产阶级留下的所有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得到再锻炼、再教育和再改造。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使无产阶级去再改造这种出身的人，就需要无产阶级去影响他们，而不是让他们来影响无产阶级。”
那么在这里，列宁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的看法是：（1）随着工人政党的发展，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个人入党是不可避免的；（2）他们入党并不是坏事，反倒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政党的发展；（3）但要教育、改造那些入党及想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使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从中我们能够看到，列宁对于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是不排斥的，甚至对于这件事做了具体而周详的安排，并且将改造、教育和锻炼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看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对比起来，在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这件事上，列宁基本沿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但由于俄国特殊的国情（俄国的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列宁对待这件事的态度更加谨慎，处理的策略更加灵活。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将党内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增多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处理此事难免有些“偏激”或者“极端”，甚至认为，为保“平安”需要放弃掉那些沾染小资产阶级分子气息的机关报，之后虽然认为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能够被无产阶级所消化，但也并未提出具体的消化方法。而反观列宁，在承认小资产阶级分子入党不可避免之后，根据具体国情提出要教育、改造入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种差别虽然细微，但也是值得重视的，尤其是对于当今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这一节较为具体地叙述了马恩和列宁关于小资产阶级概念与构成的论述，双方在定义何为小资产阶级时观点基本一致，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划出了占有部分生产资料的小资产者，从社会地位、政治态度等方面分析了小资产阶级的内部组成。马恩和列宁采取的方法至今都值得我们细细研究。
3. 对于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也有差别
就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恩格斯先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阐述过对待小资产阶级的关系，即“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而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企图为自己而巩固本身地位的一切场合，工人政党都对他们采取反对的态度。”
除此之外，马恩在1850年还探讨了以下三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策略”：1. 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时应取什么态度（坚决拒绝主动联合，只接受一时因需要的联合）？2. 在最近的将来会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工人采取各类手段与之抗衡）？3. 对这场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反对小资产阶级政党，革命到底）？
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在德国无产阶级壮大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识到了，虽然德国无产阶级有所发展，能够把自己的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入国会里，“但是，就连无产阶级也还没有成长到不能再与1525年相比的状态。完全地和终生地依靠工资过活的阶级，还远没有构成德国人民的多数。因此，它也得依靠同盟者……，然而，在他们中间，也有一些自动加入工人方面来的优秀的分子”
。也就是说，现实并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只有两大阶级尖锐对立的社会，在很多国家包括德国，无产阶级虽然有所成长，但是无产阶级并非是人民的多数，所以它需要同盟者，需要向其他阶级借力。因此，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落后，认为他们不可靠，但仍然认为他们之中还有一些优秀分子，和他们建立同盟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从而批判了拉萨尔“对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的观点。随着革命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再也不能将小资产阶级看作是绝对的“对立方”，而是将他们看作同盟者，对小资产阶级政党逐渐转变了态度和策略。
在继承马克思和恩格斯策略的基础上，结合俄国国情，列宁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亦有所发展。就如何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而言，列宁因时势变化不断做出调整。1905年列宁就提出过多党合作的设想，1907年列宁表示“决不应该拒绝革命联盟，拒绝由小资产阶级支持社会党人去反对立宪民主党”
，可之后由于小资产阶级的摇摆，列宁不得不逐步放弃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先是1911年与立宪民主党脱离（保持同农民民主派的联盟），之后1912年他又提出要完全摆脱小资产阶级流派，认为将无产阶级组织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民主派统一起来，“就是最严重地违背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口号”
，可二月革命后小资产阶级政党占多数且很有影响，列宁不得不同小资产阶级联合，又因小资产阶级的右转而失败，其中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逐渐同布尔什维克党一道参与革命。因此，到了1917年10月到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对小资产阶级政党采取的是合作策略，实行的是多党联合体制，即布尔什维克党与左派社会革命党成立联合政府。可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公开地进行反对苏维埃的活动，1918年6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年间列宁基本放弃了和小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想法，形成了一党执政的局面。
总之，列宁对待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策略不外乎“联合与斗争”——批判地利用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性，“以变应变”——以不断改变的行为应对小资产阶级政党不断改变的态度。可见由于俄国国情的特殊，列宁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更显宽容、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