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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过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为新中国城乡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国家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的重要支撑手段。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业回归服务实体建设的本源，不断拓展发展空间，注重丰富金融业态和产品，增强金融服务普惠性，为推动形成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良性发展格局注入了强劲的金融活水。同时，金融业在支持城乡建设中自身也实现了良性循环，基本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国家城乡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2018年，全国金融业增加值为69100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7％，金融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了“高增速、高占比”的发展格局，为保障城乡建设稳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随着我国城乡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金融业也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营结构、支持方式转换的新阶段，呈现出了新的发展特征：发展方式从重规模、重增速的粗放式发展方式向重质量、重效率的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变；经营理念从单纯追求利润向绿色、共享转变；业务支持模式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服务对象从各类城乡企业为主，向覆盖城乡建设各领域的全社会法人自然人转变。这些态势对国家金融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当前，我国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广大城乡居民尤其农民的财产性收入非常有限，收入来源比较单一，相对来说城镇居民由于城镇发达的经济条件财产性收入较高。从基本趋势上看，全国城乡居民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仍然没有明显的缩小，有的地区差距甚至还在不断扩大。总体来看，全国范围内城镇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大概是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4倍以上，收入差距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城镇居民的投资渠道相对较为多元，把积攒的闲钱投入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市场，巧妙利用金融的杠杆效应形成了“钱生钱”，有效增加了财产性收入。相比之下，农村地区金融投资渠道单一且比较有限，加上缺乏金融投资知识和服务，进而导致财产性收入较低。从未来看，伴随农村地区收入的提高和投资意识的觉醒，金融领域的服务需求将不断扩大，对金融支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旺盛。
随着城镇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将催生大量的资金需求，虽然当前全国基础设施的投资金额近20万亿元，并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伴随城乡建设的深入推进，以及为了满足城乡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今后将对民生领域的投资进行结构倾斜，因此，对燃气生产、电力与供应业、邮政业与交通运输业、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与水利、信息传输服务业等重点民生领域的资金投入会呈现持续放大态势，以增强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尤其是在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很多农村的村庄道路还未全部实现硬化，网络尚未全部连通，因此，在相对落后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今后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建设资金，由此催生了巨量的金融资金需求，这些资金不仅需要政府财政上的拨款，更需要金融机构给予大力支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金缺口问题。
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事业有了长足进步提升。但是城乡区域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甚至有很多农村地区到现在还没有提供比较正规的农业保险服务，公共服务的延伸明显不足。就拿农业保险服务来举例，大多数有农业保险的农村地区来说，各项保险的赔付金也非常小，土地保费和赔付金都明显偏低；至于备受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的平均保费大概在100元左右，每人每月领取的养老给付金则平均不足百元；对于医疗保险的基本保障也尚未能够完全满足农村居民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伴随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农民对社会各项保险的金融需求将伴随着农村土地与家庭保障事业的发展相应地持续增加。此外，农村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也是未来金融支持的重点支持领域，这是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战略需要。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金融服务、防范金融风险举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深刻分析了金融和城乡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当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进一步深化对金融发展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本质，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相配套的金融体系，切实有效确保金融业稳健强劲发展，才能为新时代中国城乡经济实现“高效”“包容”“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充分保障。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趋势的演进，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金融风险和矛盾日益凸显，我国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创新能力、金融服务水平与城乡融合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金融发展的风险和挑战仍然严峻，必须更加审慎地加以应对，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金融发展对城乡经济转型提升的巨大影响和冲击，保障我国城乡经济和金融安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乡经济发展数据（如图4-1），2000年以来，我国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00280亿元增长为2018年的900309亿元，城乡经济规模总体扩大了9倍，近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2％，维持了良好发展的态势，并呈现出明显的前半段“高速增长”和后半段“高质量发展”的阶段特征。与之相适应，相应年份中国金融业发展规模呈现出平稳扩展的趋势，金融业增加值从2000年的4836.2亿元提高到2018年的近70000亿元，金融业始终保持着稳健增长，有效规避了期间发生的金融危机影响，较好展现了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韧性。近20年来，金融业对中国城乡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4％，最高的年份为2015年，贡献率达到了25％。由此看出，中国城乡经济虽然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其发展进程始终体现出金融发展对现代城乡经济的“血液”和“稳定器”作用，为国家城乡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有力的发展支撑，也为新时代中国城乡经济调速换挡追求高质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研究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和路径，为其他国家累积有效金融发展经验，应对金融全球化进程，提升金融业竞争力，保持金融稳定发展，夯实经济增长基础，促进金融与城乡经济互动发展的良性循环具有重要现实和实践意义。同时，也能为学界研究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深入认识金融与城乡经济的辩证关系，强化金融和城乡经济安全提供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
图4-1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增长状况关系示意图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众所周知，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实践中，金融与城乡经济二者之间始终紧密联系、相互融合、互相作用。一般来说，城乡经济发展程度决定了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服务城乡经济的同时产生相应的推动和影响作用。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IMD）认为，通过资本市场运行质量和货币市场服务质量的综合表现反映出的金融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一个地区的城乡经济竞争力和城乡经济发展潜力。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的增长关系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海外关于金融发展的理论主要有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理论和金融约束理论等。其中， Greenwood和Jovanovic （1990）
、Bencivenga和Smith （1991）
、Wu hou和Cheng （2010）
等人提出了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指出了金融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 Rousseau和Wachtel （2000）
， Arestis、Demetriades和Luintel （2001）
等人提出了金融发展的退出机制，重点关注金融中介的效率提升途径。 Greenwood和Smith（1997）则通过构建内生市场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
此外，也有很多学者就台湾地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前期研究，盛九元（2010）
和李非（2011）
等剖析了金融危机对台湾地区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发展复苏的趋势和方向。武力超（2013）等通过构造台湾地区金融竞争力综合指数，对其经济绩效进行评价，研究了金融业综合竞争力与经济增长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并探究了其内在规律。
赵万红（2010）分析了台湾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研究，探索了农业领域和金融的影响关系。
邵敏（2010）从金融业务组织结构角度分析了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模式，指出了其对台湾地区经济的影响表现。
综上所述，海内外学术界目前在金融发展与城乡经济关系领域的研究主要局限于金融与城乡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方面，对于金融发展影响城乡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具体路径很少涉及，尤其是尚未构建起金融体系对城乡经济发展影响的系统分析框架，以进一步厘清金融发展和城乡经济增长的内在影响逻辑关系。因此有必要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态势和现状，以金融发展理论为基础，将这一主题作为研究金融发展对城乡经济增长影响的重点，尝试选择合适的分析模型，通过实证考察和理论归纳比较系统地分析金融发展对城乡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和影响路径，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内在规律，为城乡经济发展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