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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对文化的定义与文化的生成深考细究。对“文化”的定义，历来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与许多学术争论。在中国国内，有人对《易·贲卦》之《彖传》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拆解，将“人文”“化成”合为“文化”。对此，唐·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为古书典籍和礼仪风俗之义。另外据西汉·刘向《说苑·指武》所述：“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另有东晋·束皙《补亡诗》中“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曲水诗序》中“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均指文治教化和文功武治。
在传统的中国文化体系之中，渐次产生了“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大分支。远古三皇五帝之“三皇”中所谓的“天皇”“地皇”“人皇”的原型即渊源于此；另如“五帝”之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也来自西北山系，以及东南水系。楚国诗人屈原《离骚》中即有“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唐代诗人李贺《马诗》中的“忽闻周天子，驱车上玉山”，均证实大西北昆仑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性。随着中国北方政权的东移与南下，传统的“昆仑神话”逐渐与“蓬莱神话”交替，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也逐步浸染东南沿海神话色彩。
在中国陆路腹地长安境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莫过于公元前256年至前206年的秦王朝的崛起，自此开始，中国版图结束了四分五裂、群雄割据的历史，促使华夏民族地域文化趋于大一统。秦始皇嬴政在文化与经济政策方面，采取“文同书”“车同轨”和统一度量衡的一系列重要措施，极大地增强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也扩大了中国传统文化向东南地域与太平洋西岸诸国传播的巨大空间。
据许结教授主编《中国文化史》中论述：“中国文化是有着悠久的文明传统的文化。是由华夏族繁衍而来的汉族及55个少数民族共同建构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具有极大的传承性与包容性。”并指出：“艺术与道德、科学被称为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其中诸如：
学术文化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从时代的发展来看，自殷商巫史文化到西周史官文化，可谓初开启的中国古代学术之门；而由西周史官文化到战国诸子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乾嘉考据之学，又历史地勾画出“一代又一代学术之胜”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三大部分，实际上都包括在以时间为维度的历史文化，以及以空间为维度的地理文化之中。若我们体察中华民族文化孕育、发生、形成、发展的学术脉络，方可得知其一直处于动态变化在历史地理交织的文化坐标之中。
我们在解析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会发现，“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无边无际的极其复杂的人类知识整体，其中包括非常广博、深邃的内容，各种各样的形态，结构合理、完整的系统。正如夏日云、张二勋主编的《文化地理学》中将文化划分为“三个小系统：（1）技术的；（2）社会的；（3）思想的”
。
无独有偶，另外我们看到冯天瑜研究员在《中国文化史断想》一书中，亦将中国传统文化分为如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为物态文化景观，它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是人的视觉可辨认的文化物质实体，它和自然物体交相辉映。
第二层为非物质文化景观，它可分为制度文化景观、行为景观、生存欲望三部分；制度文化包括组织、法律、制度等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景观包括交往方式、礼仪、风俗、习惯等行为模式；生存欲望即指大众心态，诸如要求、愿望、情绪、风格、风尚等人们的精神状态的道德面貌，以及由此而提炼加工成的诗歌、音乐、美术、文学作品等。
第三层是哲学，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交相作用所取得的经验，探求规律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人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由此可看，冯天瑜先生将“诗歌”“文学”与艺术等划分到“第二层”的“非物质文化景观”之“生存欲望”部分，认为此种文化形式体现的是人类的生命状态。他认为“哲学”是文化体系中深入心理的“内核”，而“物态文化景观”则是其文学艺术之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