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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乘坐飞机从地球东方至西方，越过浩渺的太平洋鸟瞰东方亚洲与“海上丝绸之路”，特别是东北亚与东南亚组合的图形，恰似一条腾空起舞的“巨龙”，依托着高峻挺拔的喜马拉雅山与结实厚重的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奋力向着广阔浩渺的太平洋飞去。星罗棋布珍珠般散落在海面上的那些大小岛屿和数十个国家，就是她投影下所绽放出的五彩缤纷的美丽浪花。
假如仔细端详东亚版图中的中国与毗邻国家和地区，又感觉其形态宛如一只雍容华贵的“凤凰”或“雄鸡”。东北是她睿智的头颅，华东是她丰满的胸脯，西南是她强壮的肢体。东北亚与东南亚延伸出去的邻国，则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插上了飞向世界的坚实的翅膀。
记得我国唐代著名诗人李白有一首著名的《大鹏赋》，其开篇曰：“脱鬐鬛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
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文中之鹏鸟，气势恢宏，吞吐天地，凭借五岳与巍峨昆仑而鼓舞高翔，其情、其景令人深思遐想。此大赋豪放飘逸、汪洋恣肆还在于煞尾处云：
伟哉鹏乎，此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以恍惚为巢，以虚无为场。我呼尔游，尔同我翔。于是乎大鹏许之，欣然相随。
笔者伏案细读，似乎感受到“诗仙”穿越时间的隧道，在书写着他生于斯、长于斯、安于斯的历史与未来的华夏大地。
在太阳的辉映下，这只东方“鲲鹏大鸟”，腾空于西极昆仑，飞掠于中原五岳，翻搅于东荒扶桑。振奋双翼翱翔于浩浩长天，莽莽宇宙。这不仅是中国，亦为东亚与海上丝绸之路诸国经济、文化共振齐飞的划时代形象。
依上所述，鲲鹏奋飞依托着的坚实的地理历史基座是亚洲，全称为“亚细亚洲”。亚洲文化属于东方文化，是与西方文化相对应并相互补的既传统又现代的人类文化生存形态。亚洲东方诸国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东亚诸国文化为延伸，有着鲜明的地域与民族特色。在漫长的亚洲文化历史时空之中，中国诸多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之东北亚、东南亚诸国与各地区，历来以接受古代汉文化为主，其中体现在对汉文字、汉文学、汉艺术的持续性接纳。同时在本土民族文化基础之上，对集东西方传统文学艺术之大成的乐舞戏剧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吸收。
论及“丝绸之路文化圈”中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诸国文化关系，我们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孙泓研究员《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中获悉其历史本源：
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关系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在长期的交往中，在东北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一种朝贡册封体制。东北亚各国都接受中国的册封，承认在政治上的臣附关系，各国并经常向中国朝贡，这是当时历史状况下自然产生的一种关系。通过这种朝贡册封体制的建立，在东北亚各国和中国之间建立了一种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对中国和东北亚各国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同样，“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曾经与中国有过上述“朝贡册封体制”关系，但又杂糅了许多西方世界的宗教文化因素。从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中可知：“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世界，形成了由中国传入的儒、佛文化在越南，由印度和斯里兰卡传入的佛教在缅、泰、老、柬，以及伊斯兰教文化在马来群岛大部分地区，各占据统治地位这样一种格局。由于这些宗教和文化统治地位的确定，又与东南亚大部分民族国家和主体民族的形成相一致，这些文化同时又成为相应国家的主干文化或主流文化……由于西班牙的入侵和天主教的迅速传播，菲律宾中部和北部的多数居民，在18世纪已皈依天主教，而南部地区的居民仍信奉伊斯兰教，菲律宾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一时期也已大致成型。”
毋庸置疑，无论在亚洲，还是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地域中心的中国，是此区域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策源地、集散地之一。我们在讨论与探索“丝绸之路”诸国乐舞戏剧文化时，加强对中国边疆与周边地区跨国民族文学艺术的研究，对梳理清楚此地厚重的音乐、舞蹈、戏剧等文化资源信息至关重要。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不断拓展与深化，中华各民族，特别是边疆各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在如今全球推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以及传统文化保护与研究形势下，对于跨国地区民族文化与文学艺术的研究，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学术研究领域。
“跨国民族”，亦称跨界或跨境民族，如张兴堂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跨界民族与我国周边外交》中援引兰州大学马曼丽使用“跨国民族”称谓认为：跨国民族就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相邻的，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广西民族大学范宏贵教授在《中越两国的跨境民族概述》一文中认为，跨境民族要比跨国、跨界民族概念更为宽泛，故主张使用“跨境民族”，或与“跨国民族”混合使用。
金春子、王建民编著《中国跨界民族》中论述：“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个民族。”金春子、王建民还主张：“把跨界民族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理解，狭义者就是同一民族跨国界线分居在不同国家，广义上跨界民族应称跨境民族或跨国民族。但如果涉及地缘政治研究的话，则只能使用狭义的跨界民族。”
葛公尚在《试析跨界民族的相关理论问题》一文中论述“跨界民族”特征：“跨界民族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特征，一是原生形态民族本身为政治疆界所分隔，二是该民族的传统聚居地为政治疆界所分割。换言之，原生形态的民族在相邻的国家跨国界而居，他们的地理分布是连成一片的，他们是具有不同国籍的同一个民族。”
笔者撰著此部学术专著所涉猎的东亚中国周边国家与地区，因为“涉及地缘政治研究”，也只有“使用狭义的跨界民族”，可能更加富有科学性与学术规范性。正如刘稚著《中国—东南亚跨界民族发展研究》“前言”中所指出：“跨界民族以其民族过程的多样性、特殊性，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国际性，以及对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影响的普遍性，日益引起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民族学、人类学和国际关系学必须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
同样，跨国民族文化之学术领域也应是文化学、文艺学、戏剧学等相关分支科学应该“高度重视和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跨国民族譬如在东北的“朝韩民族”“蒙俄民族”，在中南的“京越民族”，在西南的“傣泰民族”等，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国别民族文化研究之典型。
中国东部周边地区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文学形式多样，且数量巨大，文化资源极为丰富厚重。周边国家传统文化对中国东北、中南、西南地区跨国民族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语言文字方面；（二）宗教文化方面；（三）文学艺术方面；（四）乐舞戏剧方面；（五）民俗文化方面。另外中国与周边国家民族文学交流的途径与方式，主要又表现在：（一）经济贸易方式；（二）羁縻臣服方式；（三）结亲联姻方式；（四）文化交流方式。我们借此拓展探析，方可加强中外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学艺术关系的研究。
保护中华民族文化资源，维系民族身份认同，加深民族情感，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加强民族凝聚力、亲和力，促进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调节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祖国与世界民族文化的生态平衡，这是我们从事“一带一路”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事业研究者的神圣职责。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地区诸国历来是中外传统文化交流的重要区域，是世界古老文明的策源地之一，是多民族文学、艺术的天然博物馆，这里特殊的文化地理环境与文化历史、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民俗等构成了特有的丝绸之路文化族群，以及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和文艺生态系统。但是，因为此地在历史上地方政权林立、战争频繁、民族纷争，疆界变幻不定，再加上东西方各种政治、军事、宗教、文化势力的介入，使得原生态民族文学和艺术嬗变、异化、重组，形成如今所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扯不断、打不散”的胶着复杂局面。
东亚地区诸民族传统与现代文学、艺术的杂糅交织与文化混融现象很普遍。自古以来这里的主流文化思潮相继迁换，出现萨满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中国汉文化阶段性和间歇性渗透于周边国家与地区民族文化之中。东亚诸国各民族所操的语言文字亦为解读跨国民族戏剧文化的媒介符号。故此，我们应该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角度予以审视与阐释。
海上丝绸之路与东方乐舞戏剧，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反映了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永恒的追求。它带着浓厚的宗教意识与伦理性——直觉的、感情的、审美的，渗透于东方民族的核心。东亚乐舞戏剧只有具备了这种鲜明的民族性才会有世界意义。
我们在审视东方文化与东亚乐舞戏剧艺术时，可参考王耀华先生编著的《世界民族音乐概论》对亚洲音乐文化区域的划分：“根据亚洲地区各民族音乐的体裁、形态特征，结合形成这些特征的生活环境、语言、宗教、社会组织等背景，亚洲音乐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个音乐文化区，即：东亚音乐文化区、东南亚音乐文化区、南亚音乐文化区、西亚音乐文化区。”
以此种文化理念所循东亚音乐、舞蹈、戏剧文化区的原则，可将其划分为以蒙古、朝鲜、韩国、俄罗斯远东在内的东北亚文化区，以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中国澳门、中国香港和日本在内的东亚文化区，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东帝汶、缅甸、老挝、泰国、新加坡、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文化区，亦可细分为南洋海岛与中南大陆文化区。
在国际范畴内，钩沉中国东部地区，以及周边国家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学遗产，梳理清楚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在历史上与华夏传统乐舞戏剧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亦可确立中国东北与西南地区各民族文艺在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
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华文明演化汇集而成，是一种反映东方国度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拥有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系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东方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它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历史的结晶。
从“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角度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文化这个核心内容外，还包含如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原始宗教等各种文化形态。从制度文化来区分，诸如宫廷文化、文人文化、民间文化、世俗文化、农耕文化、庭院文化等。从民族文化来识别，诸如汉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等。从文艺文化来认知，诸如诗歌文化、小说文化、戏剧文化、曲艺文化、音乐文化、舞蹈文化、建筑文化、美术文化等。在东亚诸国与地区也大致如此分法，只是需增加相关国别与族别，如日本大和民族文化、东南亚马来文化、东北亚蒙古文化等。
自从秦始皇将大秦的疆土扩展至遥远的东海之滨，南洋之岸便开始向古代东北亚与东南亚毗邻国家和地区输送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到了两汉与隋唐时期，长安帝国海纳百川，兼收并蓄，铸造了为世界瞩目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更为亚洲诸国所仰慕。其中属于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百戏、歌舞戏、大曲、杂剧、南戏、传奇等许多曲目、剧目流播于朝鲜半岛、日本岛国、南海诸国，已经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然而，人类各国各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双向互动的，中国在历史上不断吸收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先进文化、文学与艺术于古代乐舞戏剧艺术领域，从东北亚接纳高丽乐、悦般乐、歌舞伎乐等，从东南亚吸收骠国乐、扶南乐、傀儡戏等，从北方草原民族中汲取石国乐、百戏、杂技、院本、诸宫调等营养；于近代则从日本与远东地区输入西方的话剧、歌剧、音乐剧、交响乐、芭蕾舞等艺术品种，使之亚洲东部诸国先后走上了现代民族乐舞戏剧文化之路。
美国学者托马斯·门罗曾提醒学界：“倘若西方美学家想继续忽视东方艺术及其理论，就可能会更准确地给自己的著作冠之以‘西方美学’的标题，而不会佯装出议论全世界范围的样子。东方艺术包含了西方艺术所没有的重要价值，这就可能在东方美学中发现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艺术与审美经验的重要悟性。”
邱紫华教授亦指出：
全世界的美学家和艺术理论家，应该认真而客观地研究并总结东方艺术和审美思想的特点，尽力探索东方美学思想的特征，在比较东方、西方美学特征的基础上建立全面、科学的美学理论……东方美学的研究工作正如无声的丝丝细雨，悄然地滋润着美学的园地。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东方美学的研究成果将像妍丽的花雨，促成学术研究春天的来临。
在亚非欧洲“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戏剧文化研究范畴，笔者与同行们尽可能在广泛的文化范围内抢救、挖掘、整理、研究中国东北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特别是此地跨国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较全面地甄别、梳理、统计、考证、评介和比较其珍贵表演艺术文本，并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古籍整理和研究成果，以充分论证东亚诸国乐舞戏剧重要的历史与学术价值。在此基础之上，将其研究成果汇总入中国，乃至亚洲、世界的乐舞戏剧文化历史，从而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戏剧文化大国的中国，在现当代时期，借亚洲丝绸之路舟楫交通之便，陆续将中华民族传统剧种之“国剧”京剧与地方戏和音乐舞蹈举荐至海外诸国。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传统剧种如歌舞伎、能乐、狂言、唱剧、嘲剧、民族乐舞与歌剧等也陆续介绍到我国，由此而相映生辉，绽放出绚丽多彩的东方艺术光彩。中国与周边诸国，乃至欧美一些国家的文艺理论、诗词歌赋与戏剧、乐舞文论交流也是东方文化关系史可圈可点的亮丽风景。
20世纪3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率领“承华社”踏上访美弘扬“国学”“国剧”的道路。戏剧评论家齐如山一路陪同，并撰写了《梅兰芳游美记》
。其中有一张重要插图中的文字标注为：“梅兰芳、罗瘿公在北京东城无量大人胡同梅寓所‘缀玉轩’研究国剧革新”，即为中国民族乐舞戏剧锐意进取真实的历史写照。
另有赴美新闻报道写道：“梅剧声名震动了西洋人的脑海”，“关于中国剧的组织，中剧处处是美术的法子来表演”，“纽约剧员俱乐部会长哈普顿（Hampden）致辞说到中国剧的组织和梅君的艺术，——中国剧处处都用美术化的方法来表演，实在是艺术界极高的组织。”据此书所述，无论是“梅剧”，还是“中国剧”，或“中剧”，均指中国的民族戏曲，即所谓“国剧”——京剧。这与不能代表中国，乃至东亚民族最高乐舞戏剧文化水平的一些较为低俗的地方歌舞戏有着天壤之别。
令人兴奋的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样化”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格局下，在全国人民积极投入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热潮之中，人们对中国与东方民族戏剧学的建立寄予厚望，并将其学术概念与定义进一步扩大，不仅兼容到代表东亚诸国与民族水平的京剧，历史上的宋元杂剧、昆曲等，还涵盖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富有国家和民族标志的古今音乐、舞蹈戏剧样式。
2008年10月“第31届世界戏剧节”与“全球化格局中的乐舞戏剧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江苏省南京市召开。在此会上，“东方民族乐舞戏剧研究”成为专家学者关心的热门话题。诸如戏曲理论家黎继德的《全球化和民族戏剧之路》、著名学者周育德的《努力维护民族戏剧的个性》、唐雪莹的《全球化、历史化、民族化——“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戏曲研究》、董健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与作为“现代民族戏剧”的中国话剧》等论文
，均将理论焦距凝聚到“民族戏剧学”及其中华民族乐舞戏剧体系确认和建立等重大领域。
黎继德研究员在《全球化和民族戏剧之路》的主题发言中指出：
戏剧作为浓缩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性格、情感、心理、伦理、道德、历史、哲学、美学、文化的艺术形式，作为最有魅力、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最不可替代的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又最有吸引力、最有竞争力、最有影响力。
他明确地认为，“东方民族戏剧”主要系指：能代表亚洲各国家民族文化的“传统戏剧”，如中国的“昆曲、京剧”，日本的“能乐、歌舞伎等传统戏剧”，在此基础之上，他“希望形成一种融合了各民族、各地区戏剧特点的‘世界戏剧’”。
唐雪莹的《全球化、历史化、民族化——“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戏曲研究》以重要篇幅论证怎样使“民族戏剧”与乐舞艺术实现“民族化”，如何“凸显和张扬民族特色”。她引用鲁迅的“拿来主义”与“越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理论，认为“‘拿来’的目的是为了给予，用来不断完善具有民族风格的戏曲艺术，为世界戏剧文化作出独特的贡献”。“外来的东西为我所用，而非一味地、无原则地迎合，在保持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加以借鉴。”她还说：“借鉴是为了征服，中国戏曲要以民族特色为基点，撞开‘全球化’艺术殿堂的大门。”
董健在《“五四”新文化传统与作为“现代民族戏剧”的中国话剧》中，将中国“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话剧”尊称为“中国民族艺术”和“响当当、地地道道的中国现代民族戏剧”。他认为外来乐舞戏剧艺术只要经过“民族化”，只要此类“外来的文艺品种被我们化成中国民族艺术”即可称之为“新的民族戏剧”，方能促进“伟大的民族复兴”。
另外还有刘厚生在《为东方戏剧呼喊》中将“东方戏剧”等同于“民族戏剧”，在“东方各国的民族戏剧种类”中他罗列出东方民族戏剧中的代表性剧种：
日本有能乐、歌舞伎、狂言。朝鲜和韩国故有山台剧、现代有唱剧。越南有
剧、嘲剧、改良戏。柬埔寨有古老的宫廷舞剧、巴萨剧、依该剧。老挝有古老的宫廷舞剧、民间小歌剧。泰国有孔剧、几种不同的洛坤剧，如内洛坤、外洛坤等。缅甸有阿迎剧。印度方言繁多，各方言区大都有自己的戏剧，为喀拉拉邦的卡塔卡利舞剧、库地雅塔姆古典戏剧等。孟加拉国有贾拉达剧。印度尼西亚有由人演出的哇扬（哇扬原是木偶剧）、格多柏拉剧、鲁特鹿剧等。此外，东方许多国家都有自己的木偶剧、皮影戏。如中国的提线木偶、日本的木偶净琉璃、印尼的哇扬等。
新加坡华族戏曲专家蔡曙鹏在《全球化格局中的戏剧与本土文化》中特别强调，亚洲国家都有一些“传统民族戏剧”，均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如中华戏曲、日本歌舞伎、泰国孔剧、菲律宾宗教歌舞剧、马来传统剧慢蓉、韩国咏唱剧、印尼皮影戏或爪哇传统戏旺扬戏等”。孟加拉国还有一种“有400多年历史戏剧形式”即“一种叫作查特拉的传统戏剧”。这些担负着“民族的文化传承”历史重任的亚洲民族戏剧，仍然“保留民族民间戏剧形式的载歌载舞的形式”。
在当今世界的各个国家与地区，全人类遗留下来的各民族传统乐舞戏剧艺术，程度不同地主要隶属于该国家人数较多的主体民族的富有标志性的演艺样式，这是主流社会具有本国特色的传统的乐舞戏剧艺术，另外也不排斥属于边远底层的众多的少数民族群落富有代表性的民间乐舞戏剧形式。
借此历史事实与学术理论，笔者拟以宏观的海上丝绸之路诸国传统文化与微观的东亚诸国乐舞戏剧艺术文化相比较的科研方法，多层次、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化地阐述中国与周边诸国所发生的传统乐舞戏剧交流文化现象。并期望以东方音乐、舞蹈、戏剧艺术这面多棱镜来折射东亚、东南亚与东北亚诸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关系史志。
《东方乐舞戏剧史论》此部学术专著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既借鉴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先进学科手段，又沿用考据学、训诂学、文献学、版本学、图书学、统计学、阐释学，以及文艺理论数据库等学科研究方法，对东亚及其海上丝绸之路诸国乐舞戏剧发展史、关系史与存在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我们翻阅先秦庄子名著《逍遥游》关于“鲲鹏”的文字描写，方可体味中国乃至东亚、亚洲独特的乐舞戏剧文化形象与意境：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由此审视，神话传说中的“鲲鹏”为鱼鸟之化身，由东亚大陆扶摇直上九霄云天，搏击万里凌空飞去，击起层叠大洋海浪，其姿态威势在人们眼前展示出一幅多么壮丽的画面。
在此巨大的历史地理容量的文化时空之中，从历史纵线与现实横线来展示生活在此块土地上的东方民族，自古迄今的三大历史地理乐舞戏剧文化圈，即中国乐舞民族戏剧圈、东北亚乐舞戏剧圈、东南亚乐舞戏剧文化圈，对其人类遗留的丰厚文化财富，梳理清楚它们之间文学、艺术交融的深层逻辑关系。另外花大气力在浩繁的历史文化文献，以及广大民族、民间地区进行田野调查，从案头与口碑中补充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并借用先进的科研方法来认识其产生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名副其实地建构起“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戏剧艺术”的宏伟大厦，这该是多么令人振奋的文化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