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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国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历史上有众多的西域乐舞戏艺人涌入定居，其中尤以陕西之西安、山西之太原、河南之洛阳等地人数最多，由西域诸国东迁的胡人当数波斯人最多、最富有代表性。于唐、宋、金、元时期，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经济贸易，还输入了丰富多彩、色彩鲜明的波斯乐舞戏剧文化。这些不但记载在史书典籍上，也显现于陆续发掘出土的波斯墓葬文物艺术品与古碑刻、文书写本之中。特别是21世纪之交，在西安发掘的北周安伽墓与太原的隋代虞弘墓中的大量波斯实物，更能有力地证明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诸国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各民族大迁徙、大交融、大整合的一个特殊的年代。此时“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
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魏、北周、北齐至隋代，西域与中亚胡人沿着陆路“丝绸之路”来中原定居者甚众其艺人甚多。如《隋书·音乐志》记载：“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在历史上，中亚“昭武九姓”之曹国与安国均在波斯帝国的控制之下，此地艺伎伶人迁入华夏自然会为中西乐舞戏剧文化的交流做出积极的贡献。
南北朝与隋唐时期，属波斯境内“昭武九姓”诸国来中原定居者，据罗丰先生统计，已出土的此地胡人墓志，康国人有康大农、康磨伽、康留买兄弟、康阿达等墓志；安国人有安延、安思节、安菩墓志；曹国人有曹明照墓志；石国人有石崇俊、石神福墓志；何国人有何文哲、何摩诃、何盛墓志；米国人有米继芬、米萨宝墓志。另外，还有固原南郊新出土有史射勿、史索岩、安娘、史诃耽、史铁棒、史道德等中亚波斯人与粟特人及其后裔的墓志。
在历史上，中亚曹国，曾有大批乐舞伎迁至中原，如《北史·恩俸传》述：“胡小儿曹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旧唐书·音乐志》亦述：“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曹氏自北齐至唐，满门显贵，声名益噪。父、祖、兄、妹、子孙皆称琵琶名手，如唐代段安节《乐府杂录》载，曹保，保之子善才，善才之子刚，都擅长弹奏琵琶。唐代诗人对曹家琵琶演奏多有褒奖，如刘禹锡《曹刚》，白居易《听曹刚琵琶兼示重莲》《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薛逢《听曹刚弹琵琶》、元稹《琵琶歌》。白居易诗云：“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刚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即对波斯曹氏琵琶技艺的高度评价。
“昭武九姓”之何国多出能歌善舞之艺伎，唐张祜有一首名诗《何满子》诗云：“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即为何国歌伎之千古绝唱。著名史学家冯承钧认为何满子是西域何国胡人，因歌而得名。唐代元稹《何满子歌》吟唱道：“何满能歌声婉转，天宝年中世称罕。婴刑系在囹圄间，水调哀音歌愤懑。梨园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羁网缓。便将何满为曲名，御谱亲题乐府纂。”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解题云：“唐白居易曰：‘何满子’开元中沧州歌者，临刑进此曲以赎死，竟不得免。《杜阳杂编》曰：‘文宗时，宫人沈阿翘为帝舞《何满子》，调辞风态，率皆宛畅。’然则亦舞曲也。”由此可知何国艺人之遭遇因富有戏剧性而逐渐演化为神奇性歌唱与舞曲。
2000年夏季，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西安市未央区大明宫乡炕底寨村龙首原，发掘到一座北周时期的安伽墓，其墓葬中有数十幅门额石雕与围屏石榻乐舞彩绘图，其表现内容雄辩地印证了中亚波斯人与粟特人入主中原的文化历史。据《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发掘报告》记载：安伽墓砖砌券拱形石门门额上“刻绘祆教祭祀图案。中部为承载于莲花三驼座上的火坛，骆驼站立于覆莲座上，背驮仰覆莲上承圆盘，盘内置薪火，火焰升腾。火坛左右上方分别刻对称的伎乐飞天，头戴花冠，跣足，飘带飞扬，右侧者弹奏曲颈琵琶，左侧者抚弄箜篌”。
据查询所知，其弹拨乐器琵琶与箜篌均来自波斯，这一对胡人飞天所弹为四弦曲颈琵琶与竖箜篌。据《隋书·音乐志》载，亦名“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可是自从输入我国中原后，逐渐为音乐、舞蹈、曲艺与戏曲界所接受，尤其是“曲项琵琶”流传至今而成为江南南戏的主奏乐器。
在安伽墓室的中部放置着一具浅浮雕贴金彩绘围屏石榻，分为前后石屏，由11块青石构成，其中石屏3块，榻板1块，榻腿7块。石屏内面有贴金浅浮雕图案12幅。榻板前、左、右三面有图案画33幅，左侧石屏刻绘有“车马出行图”“狩猎图及野宴图”。后屏共刻绘6幅图案，自左向右依次为“乐舞图”“宴饮狩猎图”“居家宴饮图”“民族友好交往图”“野宴商旅图”及“居家宴饮舞蹈图”。据发掘报告介绍“乐舞图”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为“奏乐合唱图”，下半部为“舞蹈图”，其古代奏乐合唱图所显示：
帐篷内共有10人，其中前排坐4人，后排立6人。前排左侧第二人似为主人……左侧一人披发，身着黑色翻领紧身袍，领口、前襟、袖口及下摆饰红彩，腰束带，脚蹬黑靴，屈右腿面右而坐，怀抱曲颈琵琶演奏。右侧一人头戴虚帽，卷发，身着红色圆领紧身袍，腰束黑带，脚蹬黑靴，右腿置于左腿上，侧身抚弄箜篌。右端坐一人，身着褐色圆领袍，右手握角杯，左手拿单柄酒罐，侧目注视演奏。后排6人……似在随节奏而和唱。帐篷内铺红色边饰联珠纹波斯地毯。
如前所述，波斯原始宗教与古经中记载有“唱颂仪”，祆教祭祀仪式“琵琶鼓笛，酣歌醉舞”，在此基础上所发展的“庇麻圣节”吟唱赞美诗，以及编演宗教内容的乐舞杂戏，在安伽墓围屏石榻乐舞图下半部即有形象的反映：只见众波斯胡人或端盆，或携酒壶，或捧酒罐，他们均在旁边倾心鉴赏一位身着褐色紧身对襟翻领长袍，脚蹬黑靴的胡伎握手高举，扭腰摆臀，后抬右脚表演《胡旋舞》。北周时期此图与日本滋贺县弥弘博物馆收藏的北齐石雕“妲厄娜”与墓主对饮及观赏胡舞如出一辙。后图伴奏有四支曲颈琵琶，一只竖箜篌，两支横笛与一只羯鼓，舞者虽呈侧面，但舞姿与前图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波斯乐舞东传我国的历史。
据张广达先生考证：“妲厄娜”是祆教最高神阿胡拉·玛兹达的使者，另据《阿维斯陀》19章经文叙述：“当善士的灵魂于死后第三日清晨来到‘筛选之桥’之前，妲厄娜以童女形象出面迎接，身边有两犬相伴。”
故在波斯祆教徒的墓室内经常绘制着熊熊燃烧的火坛，于烟雾缭绕的云霓中走出有二犬相护的佳丽少女即妲厄娜。此美丽的女神形象也同样出现于西安北周安伽墓围屏石榻。
于3—7世纪安伽墓所供奉的祆教，一直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在此期间曾大规模传入中亚与西域焉耆、疏勒、于阗等地，南北朝时北魏、北齐、北周的皇帝都曾率众奉祀。隋唐时期则流播于中原与江南地区，后来因伊斯兰教的排挤而向印度西海岸与南亚次大陆发展与延伸。
据考证，祆教之“祆”是“天”与“神”的缩写，故此我国北朝与西域诸地对祆教所信奉的神祇称之为“天神”或“胡天神”。南朝梁大同五年（539年）之《玉篇》解释：“祆，阿怜切，胡神也。”琐罗亚斯德教传至中国后，因此教既崇拜火，又崇拜日月星辰，故称其为拜火教、火祆教或祆教，称祭拜庙宇为祆祠，此称谓最早见于唐武德四年（621年）在西京即长安布政坊西南隅所立的祆祠，以后于中原与江南广建祆寺，以供祆教信徒礼拜。
于此石榻后屏第二幅“居家宴饮舞蹈图”“宴饮狩猎图”中，亦绘有乐舞饮宴图景，只见波斯地毯上席地安坐着三位乐人面右奏乐。左首者头戴平顶帽，身着褐色袍，忘情地演奏箜篌；中间者穿红袍，吹竖笛；右首者着褐色袍，弹奏火不思；右下方一对小人围绕熏炉表演舞蹈，两人均卷发，身着红色圆领紧身长袖袍，腰束黑带，脚蹬黑色长靴，躬身叉腿屈臂，全神贯注投入表演。经仔细辨析二位舞者表演形态，垂袖对视踏舞而行，似乎是在演出角抵戏之类的习俗杂戏。
石榻后屏第六幅“居家宴饮舞蹈图”则是一位身穿红色翻领紧身长袍，腰系黑带，着黑色长靴的舞伎在吸腿、击掌、腾踏表演《胡腾舞》。为其伴奏者有一人在弹奏琵琶，一人在抚弄箜篌，还有一人在吹奏排箫。显而易见，这些胡人乐舞伎正在冥间地府供奉主人娱乐享用。
右侧石屏共刻绘有三幅图案，从左至右依次为“狩猎图”“宴饮舞蹈图”以及“出行图”。其中“宴饮舞蹈图”下半部依据发掘报告介绍其乐舞戏剧形式与上面各图大同小异：
舞者居中，身着褐色圆领紧身长袖袍，领、袖、前襟及下摆均饰红彩，红裤、黑长靴，正扭头，伸右手、屈左臂、甩袖、踢腿，表演胡腾舞。左侧圆角长毯上跽坐三乐人，均卷发，中间一人身着红袍，持横笛吹奏；左右两人身着黑色长袍，分别弹奏琵琶和拍打腰鼓。右侧立三人着红或褐袍静心观赏。
据该墓室甬道内出土的墓志记载：“安伽，字大伽，姑藏昌松人。”曾任“同州萨保，大都督”。据查，“姑藏”即甘肃境内河西走廊之凉州（今武威），此地在南北朝时期是波斯与粟特胡人的聚居之地。“同州”为陕西大荔。唐宝林《元和姓纂》卷四云：“昭武九姓”之安氏“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国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娑罗，代居凉州为萨宝”。出自中亚安国安氏家族之安伽，辗转凉州与同州，后卒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享年62岁。其父突建，曾任冠军将军与关中眉州刺史。
“安国”在历史上亦多出乐舞艺人，如上述东移迁居我国的安未弱、安马驹之外，还有著名舞人安叱奴、安辔新，另有善吹管乐器的安万善。唐李颀有《听安万善吹筚篥歌》诗云：“南山截竹为筚篥，此乐本自龟兹出。流传汉地曲转奇，凉州胡人为我吹。傍邻闻者多叹息，远客思乡皆泪垂。”其诗句道出西域胡人至中原后的思乡之情。胡人入华，即使生不能回故地，死在异乡其墓室也要刻绘胡风乐舞，上述北周安伽墓乐舞图刻绘即为生动形象之明证。
北周朝野盛行胡乐，胡舞与胡戏由来已久，当朝时曾迎来西域龟兹艺人苏祇婆，他随突厥皇后入中原，“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隋书·音乐志》云：他在此基础上“合成十二，以应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调，故成七调十二律，合八十四调”。于后世，其中许多宫调沿用于中原各朝代乐舞及戏曲，如杂剧南戏与传奇之中，传为丝绸之路艺术佳话。
另据《通典》卷一四六载，周武帝平齐，作《永安乐》，行列方正像城郭，谓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为面，狗喙兽耳，以金饰之，垂线为发，画狂猰皮帽。舞蹈姿制，犹作羌胡状。”由此可知周朝沿袭汉朝亦盛演胡风假面戏。
在发现北周安伽墓之前的1999年7月，于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王郭村发掘到一座隋代虞弘夫妇合葬墓，墓内有一座仿木构建筑的三开间汉白玉石椁，石椁四周雕刻彩绘着宴饮、乐舞、射猎、家居、行旅等图案画面，其人物形象均为西域与中亚一带胡人，多与波斯人面目相吻合。其中多幅乐舞杂戏图画对探研中西乐舞戏剧文化交流大有裨益。
“虞弘墓”中除了存有一具汉白玉石椁及八棱汉白玉石柱之外，还出土了墓主人虞弘及夫人墓志，石质人物俑、残陶俑、白瓷碗、人骨、石灯台、铜币等随葬品，共80余件。其中人物俑分为汉白玉和砂石两种石质，共16件，可归为侍从俑、伎乐俑和拄剑俑三种类型。据《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与“发掘报告”所披露：
伎乐俑均系汉白玉加彩绘，共10件……伎乐俑有男有女，皆汉人形象。男俑如YM：12，高55厘米，戴黑色幞头，面颊丰满，双目微垂，面带微笑，身着浅褐色圆领窄袖袍，腰系黑带，左手握一曲颈琵琶颈处，右手正在弹拨。女俑如YM：61，高50厘米，头梳双髻，弯眉细目，神态恭谨，身着圆领窄袖长裙，腰系红色长带，双手在身前握一排箫。
据出土“虞弘墓志”记载：“公讳弘，字莫潘，鱼国尉纥驎城人也。”述墓主人姓虞名弘，曾奉茹茹国王之命，出使波斯、吐谷浑和安息、月支等国故地，后又出使北齐，并在北周任过“检校萨保府”官职。其墓室绘制有演奏波斯胡乐器琵琶、排箫的汉乐伎形象，即为他生前在中原文化娱乐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虞弘墓中出土的“石椁四周内外皆为雕绘，由50多个单体图案组合而成，图案内容丰富，具体有‘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行旅图’等。其中狩猎图中，多为骑马、骑象、骑骆驼搏杀狮子者，人狮搏斗的场面甚为激烈。图中人物皆深目、高鼻、黑发，人种属于地中海高加索人种。图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以及花草树木等，均源于波斯与中亚诸国，典型的有带绶鸟、带绶马、《胡腾舞》和带端为扇形的飘带及长帔等。波斯、中亚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突出”
。相比之下，此墓室第五块椁壁浮雕图案面积最大、人物最多、乐舞最生动、戏剧性最强，很值得乐舞戏专家学者深入研究。
此幅乐舞戏图画空间绘有一处偌大的亭院广场，在亭前的一张胡床上正襟危坐着头戴皇冠与花冠的波斯国王与王妃，他们一边饮酒，一边观赏着眼前的乐舞伎表演。广场居中处，有一位威武强悍的男子在随乐有力地跳着《胡腾舞》。为他伴奏的六位乐师或跪或立在花团锦簇的波斯地毯上，他们分别持琵琶、箜篌、筚篥、排箫、笛子和羯鼓。另外，随乐表演的还有两位胡人与两只凶猛的狮子，其人物与情节似与西域歌舞戏《拨头》中胡人与猛虎搏斗一致，只见此胡人不幸被猛狮吞噬了半个脑袋，但仍竭力反抗着，其戏剧场面惨烈而惊心动魄。
另如椁壁浮雕之八，绘有一位青年仆人怀抱曲颈琵琶用拨子在为墓室主人弹奏，另一仆人蹲跪着为主人捧献果实。于花草叶蔓连续图案中，天上飞翔着彩色小鸟，地上奔驰着白色大角鹿，一切显得那样和谐而富有韵律。还有在椁座外部有一幅生动的乐舞图，一位身材魁梧健壮的中年男子右足踏地、左足抬起、右手高举、左手持物，舞者颈戴黄色项圈，头系红白两色飘带，腰缠一条褐、黄、红、绿四色呈横纹状软带，他随乐忘情地在美丽的波斯地毯上跳舞歌唱。根据舞者所穿服饰及表演姿态，再对照唐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一诗所描绘：“石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袖小。”以及唐李端《胡腾儿》诗：“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通过这些形象文字描述，亦可视为波斯所盛行之《胡腾舞》。
再如，椁座前壁一块浮雕，于墓主人面前，有一位深目高鼻、浓眉大眼、顶有头光、身系珠饰、足蹬长筒靴的波斯乐伎在吹奏筚篥。椁前壁龛内一块浮雕有两位胡人吹笛击鼓。二者均为齐耳剪发，深目高鼻，顶有头光，穿白色长裤，腰系白色革带，肩披火焰形曳地长帔，足蹬黑色长筒靴，所持乐器为横笛与鸡娄鼓，相互对应，默契和谐，从此亦能领略出中亚胡乐之神韵。
尤值得注意的是，隋开皇十二年（592年）在太原下葬的虞弘据墓志所记载，他为鱼国人，祖上“派枝西域”，为北魏领民酋长之孙，茹茹国莫贺去汾之子。自成年“衔命波斯、吐谷浑。转莫缘，仍使齐国”等国，曾任过“凉州刺史，射声校尉”等官职，因活动领域多在西域、中亚与波斯一带，所以笃信此地原始祆教，以及酷爱波斯管弦伎乐与胡舞胡戏即为情理之事。此在墓志铭中亦有明确记载：
桂辛非地，兰馨异土。翱翔数国，勤诚十主。扣响成钟，应声如鼓。前呜笳吹，后引旗旌。□□□□，宏奏新声。日昏霜白，云暗松青。
由此文我们可知，墓室主人晚年荣退中原官府，受皇帝宠信安葬于太原。其墓室内石椁图案所绘人物多为中亚波斯胡人，并有大量的祆教火坛云纹。骑马狩猎、宴乐歌舞杂戏场面在刻绘图案中所占比例甚大，从而证实墓室主人与供奉仆人，均为西域一带达官贵人与游牧民族。他们借道河西走廊迁居黄河流域之后，自然要将波斯与西域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乐舞戏剧娱乐方式带入华夏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