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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波斯帝国在希腊文中称之为“阿契美尼德王朝”，该王朝的创建者是居鲁士大帝，全盛期在大流士一世的统治时期。公元前518年，大流士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西北部，次年攻占中亚细亚北部，随后，相继挺进多瑙河北黑海草原，以及赫勒斯三海峡和色雷斯一带，从而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横跨亚、非、欧洲的强盛帝国。当时的波斯帝国由众多国家与民族联合组成，包括一些希腊属国，埃及、吕底亚、小亚细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叙利亚与巴勒斯坦等国家与地区，并将埃及与阿比西尼亚亦置于波斯帝国控制之下。古波斯的主要活动区与中心位置始终在中亚，即中央亚细亚广阔地区。
著名历史学者王治来先生在《中亚史纲》一书中，论及中亚与波斯文化的世界性意义时指出：
这个地区在历史上同中国、伊朗、印度、西亚、希腊、罗马、西欧，以及欧亚草原的各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文化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渠道，有的称之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
根据国外科研机构大量考古发现，处于波斯帝国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心的阿姆河上游地区，确实是原始人类活动与中亚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拥有驰名世界的阿凡纳羡沃、安德罗诺沃、卡拉苏克原始青铜与彩陶文化，并发掘出大量动物图腾崇拜艺术品，即被史学界称之为“斯基泰文化”，以及大批波斯古经写本。这些文化珍品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波斯帝国及中亚诸国先民高度的文化艺术创造力。
自汉唐时期至20世纪初，中国始终与波斯及所属诸国保持着密切的文化艺术交流关系。早在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派遣博望侯张骞凿通西域，路经大夏，其副使抵达安息国，即古代波斯帝国的帕提亚王国。73年，东汉和帝又派遣班超出使西域，其副使甘英曾访问过“安息国”（后改称波斯国）。124年，班超之子班勇继承父志，亦去过安息国，并著有《西域记》一书。经汉使节200多年的努力，终于打通了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国际文化交流大通道。
据《佛祖统记》记载：“波斯国人拂多诞（原注：西海大秦国人）持《二宗经》伪教来朝。”文中“拂多诞”系指“知教义者”之摩尼教经师，他所持《二宗经》。据考，系摩尼本人所著《撒布拉干》。然而据清末学者蒋斧、罗振玉，澳大利亚学者柳存仁与香港学者饶宗颐考证，摩尼教传入我国应是唐代以前的事。著名学者林悟殊则将其教东渐入主中原的时间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延载元年，拂多诞来朝只是标志着摩尼教在中国得到官方承认，开始公开传播而已；在此之前，摩尼教已在民间流传多时了……中国内地可能在4世纪初便已感受到摩尼教的信息。
根据摩尼的生卒年代与云游中国西部地区的记载，摩尼教传入西域当在魏晋初期，并由中亚粟特人作为文化中介。据载，世居“昭武九姓”之康国、石国、安国一带的粟特人，笃信佛教与摩尼教，他们于汉朝起即大批涌向西域诸国如高昌、伊州、凉州等地做买卖，自皈依摩尼教后，于所到之处广建摩尼寺院。据蒙古国哈拉巴尔加逊出土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回纥国登里可汗在唐代宗宝应年（762年）由佛教改信摩尼教，并携睿息等四位摩尼僧回漠北，正式宣布将摩尼教定为国教。
自840年西迁天山山麓创建高昌回鹘汗国后，一直信奉摩尼教达三四百年之久。在此之前，回鹘摩尼教徒东迁移居长安，于768年6月经唐朝廷允许在此修建摩尼教大云光明寺，后扩展到荆、扬、洪、越、泉州、洛阳、太原与江南各地。因摩尼教信徒入寺礼拜必穿白衣、戴白冠，故人称其为“明教”，宋王朝诬其为“吃菜事魔”或“魔教”，并称其教首为“魔头”“魔王”“魔翁”与“魔母”等，在社会排挤下摩尼教只得化为民间秘密宗教，并依附于佛教或道教存世。
关于摩尼教古代乐舞戏剧文献，以及摩尼经文在敦煌与吐鲁番多有发现，如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三部汉文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摩尼教残经一》《下部赞》。另外还有英国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东南地区发现的古代突厥文《摩尼教忏悔文》等。
据有关专家学者考证，《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为唐玄宗时期在华摩尼教传教士奉诏撰写的摩尼教教义解释文本；据林悟殊考证：《摩尼教残经一》为诠释摩尼教的一篇专题论文，为摩尼所著“第五部经典《钵迦摩帝夜》，即《证明过去教经》”，是“世界摩尼教学者多年求之不得的重要文献”
。
另据林悟殊先生介绍《下部赞》“是中国摩尼教徒举行宗教仪式时用的赞美词，在现存的各种文字的摩尼教赞美诗中，数它最为完整，内容最为丰富”
。“赞美诗”原为基督教举行礼拜仪式时所吟唱赞美上帝的古老颂歌，后来广泛应用于西方宗教音乐与戏剧，并为摩尼教所借用。据考，敦煌汉译本《下部赞》与吐鲁番帕提亚文赞美诗《胡威达曼》一脉相承，均为颂赞摩尼教之诗歌合集，该文本含有赞夷数文、叹无常文、普启赞文、次偈从依梵、初声赞文、称赞忙你具智王、叹诸护法明使文、叹无上明尊偈文、叹五明文、叹明界文等各章，均为可供演唱的摩尼教信徒对诸神日常行祭、斋戒、忏悔、悼念亡灵所用之赞歌。
20世纪初，德人格伦威德尔与勒柯克在吐鲁番高昌故城，发掘到一个地下书库，惊叹其中藏有数千块摩尼教文献残片，其抄本分别由古突厥文与中古波斯文、帕提亚文、粟特文、大夏文与乙种吐火罗文写成。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摩尼为启迪波斯王沙波尔一世所写的《沙卜拉干》，以及一批精美的摩尼教祈祷文与赞美诗。据德国学者克林凯特撰著介绍：
手写帕提亚文残片，该页多少都超过12行字，虽然题为《耶稣十字架受难赞美诗》，但内容却包括了出自福音书的耶稣受难故事。正文一开始就讲到比拉多（Pilate）和空墓的发现，接着就是摩尼教徒自己的一个叙利亚福音传说，该传说系把两个广为流传的福音调和而成。
另外还有作于3世纪的两首极为珍贵的波斯文赞美诗《胡威达曼》与《安格罗斯南》，以及《摩尼大赞美诗》与《摩尼之歌》。
兼收并蓄东西方宗教文化的摩尼教教徒擅长用世界各种语言文字书写。诸如吐鲁番出土的来自埃及的科普特文纸草手写本《克弗来亚》，来自希腊的羊皮纸写本《科隆摩尼古卷》。另外还有大批摩尼教残存壁画、细密画、旗幡、绢画等美术作品。其中颇有艺术价值的，如反映波斯宗教乐舞与杂戏的由高昌遗址出土的《庇麻节图》《乐师残图》与《奏乐壁画》。
《庇麻节图》所绘是摩尼教信徒在大祭节日——“庇麻圣节”祭典之盛况。在庄严的祭坛上安坐着摩尼，其两旁是：或捧经典，或托果盘，或举酒杯，或操乐器的教团显贵，以及按等级依次排列的摩尼教僧侣与信徒，他们在摩尼殉难祭日低声吟唱摩尼赞美诗，以表达对摩尼的深切哀悼，以及祈祷他再度降临人间的美好愿望。
《乐师残图》是一幅用粟特回鹘文书写的摩尼教赞美诗书籍的细密画插图，图中诸摩尼教乐师怀抱琵琶、箜篌等波斯乐器，正襟危坐在装饰华丽的地毯上。在他们相对面亦跪、亦卧、亦立着随乐而歌舞的艺伎们。在此画背面绘有七位身穿白衣引吭高歌“赞美诗”的摩尼教教徒。与此同时，出土的另一纸文书，据说还绘制有摩尼教乐师咏唱的《摩尼赞美诗》乐谱。
在新疆吐鲁番、高昌哈喇和卓可汗宫遗址出土的《奏乐壁画》，更是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五位摩尼教乐师为波斯乐舞戏伴奏的艺术情景：
画幅上有乐师五人，头戴三叉冠，身着棋格宫廷乐服，前排二人拨琵琶、凤首箜篌，后排三人吹奏笙、笛、箫、管，均面向前方，宛如一个乐队正在舞台上演出。从那前视的方向与各自的动态分析，又很可能在配合舞蹈演奏。
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宗教词典》“摩尼教”条记载：“摩尼在世和死后不久，该教已西传至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又从北非传至罗马、高卢南部并进入西班牙等地。东传中亚各地……约6至7世纪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后来，摩尼教又输入中原，“始在汉族地区传播”。历史上在传播摩尼教教义的同时，亦输入了一些原产于波斯古国的乐舞杂戏，如《波罗球》《穆护子》《狮子舞》与《苏摩遮》，等等。
《波罗球》亦名“击鞠”，是唐代由波斯引进的一种马上球戏。《文献通考》称：“打球乐队衣四色、窄袖罗襦，系银带，裹顺风脚，簇花幞头，抛球杖。”如果击球入网，名为“头筹”，得胜以乐舞形式相贺，所奏为大食调《打球乐》。另载，唐长安亦盛行波斯输入的《马戏》，在宫廷内由波斯乐师的教习驯化，骏马口衔金杯，昂首举膝，随《倾杯乐》“奋首鼓尾，纵横应节”，翩然起舞。
唐代燕乐中的《穆护子》，亦称《牧护歌》或《穆获子》。据宋姚宽《西溪丛话》“论牧护歌”条考，此系波斯摩尼教代表性乐舞。另从《乐府诗集》中可见《穆获砂》，自《唐音癸签》中可见《穆获词》与《穆获歌》，“穆护”或“穆获”均为唐朝对摩尼教僧侣之称谓，由此可见当时古代波斯乐舞、杂戏之流行。
古代波斯王以“狮子”为图腾崇拜物，在举行朝会时惯于坐在金狮座上观赏民间《狮子舞》。后来此乐舞东传至我国，易名为《太平乐》《西凉伎》或《五方狮子》，唐杜佑《通典》载：“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二人持拂为戏弄之状。五方狮子各衣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
以从之，服饰皆作昆仑象。”另据《乐府杂录》中载《九头狮子》，后世《狮子舞》又融入宋元杂剧、明清传奇、地方戏曲、藏戏与日本的“狂言”、能戏，均证实了波斯演艺文化强有力的渗透性。
《苏摩遮》亦名“苏幕遮”“苏莫遮”“飒摩遮”“苏莫者”等，系波斯传入我国的饰假面表演的乐舞杂戏。唐·张说《苏摩遮》诗云：“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眼紫髯须。闻道皇恩遍宇宙，来将歌舞助欢娱。”《文献通考》云，此戏即“乞寒本西国外蕃康国之乐”，“海西胡”亦可视之为波斯胡人，他们所表演的《苏摩遮》亦称“泼胡乞寒戏”，可从西域龟兹与唐宋古文献观其情势。
唐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云：“苏莫遮，西戎胡语也。”其表演形式“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做种种面目形状。或以泥水沾洒行人，或作羂构索，搭勾捉人为戏”。20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新疆库车昭怙厘寺遗址发掘到一具彩绘乐舞舍利盒，周围绘有21人组成的化装乐舞队伍，他们在男女祭司的导引下，身着彩衣甲胄，头戴魃首假面，扮演神鬼动物，祭神祭天，踏歌行舞。据文图对应，可视为波斯胡人的《苏莫遮》乐舞杂戏场面。
《旧唐书·中宗纪》载，传入中原的《苏莫遮》表演气势更为恢宏：“骏马胡服，名曰苏莫遮。旗鼓相当，军阵势也。腾逐喧噪，战争象也。”著名学者向达出注于此：“令诸有情，见郎戏弄。”宋僧延一撰《广清凉传》记载山西五台山大云寺庆典时：“音乐一部，工伎百人，箫、笛、箜篌、琵琶、筝、瑟，吹螺振鼓，百戏喧闹。”所奏佛乐为“摩利天仙曲”，学者岑仲勉认为此乐为“波斯人侑神之曲也”。“大云寺”即摩尼寺，中原五台山搬演《苏莫遮》方显波斯乐舞杂戏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