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王向远

黎羌（李强）教授是我的学长与老朋友，也是中国当代学界从事“东方学”研究颇有成就的十几个重要人物之一。围绕东方乐舞戏剧文化，他四十多年间坚持不懈，笔耕不辍，踏查不止。写出了十几部相关的著作，形成了自己鲜明的学术特色，在中国的东方学及东方艺术研究中卓然而成一家。

近年来，我搞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与理论建构的研究，更愿意从中国东方学的角度看待黎羌先生的研究。我觉得他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艺术史的研究，是中国东方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书房中收藏的、几年前相关认真拜读过的《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史》（2002年）一书，所论述的“中西”的之“西”，主要是指中国古代人眼中的“西方”，即西域、中亚、西亚地区及印度，可以说是一部规模空前（长达六十多万字）的东方（亚洲）戏剧文化交流史；而另一部大部头的著作《中外剧诗比较通论》（上、下册，2006年）则以戏剧中的“剧诗”（诗剧）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与西方的诗剧比较研究中，深化了东方艺术特别是戏剧艺术交流史的研究。

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黎羌与柯琳两位教授合著的《东方乐舞戏剧史论》，又把研究的视野转向了“东亚”（广义上也包括东南亚），主要从“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来探索东方乐舞——也是早期的戏剧形态的相互传播与交流。全书以15章67节的规模，通过历史文献、出土文物、口碑笔录等图文记载的分析，呈现了东亚诸国戏剧文化的关联性。详细分析了蒙古、朝鲜、韩国、日本传统乐舞戏剧，如那达慕、高丽乐、盘索里、歌舞伎，还有韩国、琉球古国的戏剧文本《春香传》《琉球剧文和解》等乐舞艺术与中国大陆古典文学艺术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又通过大量历史文献与考察资料，梳理、评介了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东帝汶、菲律宾、文莱、马来西亚、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历史文化与传统乐舞戏剧艺术。指出“安南乐”“骠国乐”“昆仑奴”“哇扬”“五花爨弄”等颇具艺术特点的民族乐舞、戏剧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交流。

而且，两位作者在东亚诸国的戏剧乐舞的创作表演实践的基础上，还涉及了更深的乐舞戏理论层面，对“板顿”“伊努”“输洛伽”“班基”等文体形式做了理论上的阐述与阐发，并初步呈现了东方乐舞戏剧理论体系的大体轮廓。全书采用的是东方学所具有的不分学科或者多学科的方法，将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宗教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美学与艺术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相结合起来；将横向的地理区域空间文化与纵向的历史时间文体文化结合起来；将宏观的亚洲东部诸国传统文化与微观的东亚诸国乐舞戏剧艺术两个层面结合起来，从而多角度、多侧面、立体化地阐述海上丝绸之路乐舞戏剧文化的交流，在研究方法上也颇值得称道。

更值得称道的还有《东方乐舞戏剧史论》之于“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意义。我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与实施的新时代大背景下，《东方乐舞戏剧通论》的出版，不仅大大推进了相关的研究，而且显示了更大的意义与价值。本书所揭示的大量史实可以表明，古代东亚乐舞戏剧文化的交流，已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中国、东北亚与南亚古代“海上乐舞戏剧之路”，它实际上是“海上丝绸之路”非物质化的、精神性的通路，而且这“海上乐舞戏剧之路”的出发点主要是中国。

换言之，存在着一条以中国为中心为放送源的古代东亚乐舞艺术的整体网络。从中国的“东方学”学科角度来看，这一事实的认知和揭示，有助于说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亚各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艺术的共同体”，某种程度地形成了一种共通的亚洲审美趣味。当专家学者们从政治、经济、历史等层面对“东方”或“东亚”加以总体把握的时候，就会看到比起共通性来，亚洲及东亚各国之间似乎更多的是巨大的差异；然而若从艺术与美学层面上看，东方国家或亚洲的审美趣味早在古代就形成了一些共通性的东西。事实上形成了所谓“东方乐舞戏剧”“东方艺术”乃至“东方美学”。

这些“东方”的艺术美学并非如西方的东方学家所说的那样，是没有真正统一性的“非西方”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形成了“东方—东亚”深层次的相通性和整体性。关于这一点，日本的东方艺术史学者冈仓天心早在20世纪初年就在题为《东洋的理想》的小册子里，以佛教艺术及绘画雕塑为中心做了初步的、鸟瞰性的探讨。但他把日本看成东洋艺术的最终汇集地，立场与结论带有日本国家主义的色彩。

现在，我们中国学者撰写的这部《东方乐舞戏剧史论》则从乐舞艺术的角度，运用更多的史料，论证了东亚传统乐舞艺术形成了一个广泛相通的体系，主要是以中国文化为核心而形成了这条“乐舞戏剧之路”，其枢纽是在中国。这一学术结论是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坚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认为，这是整个东亚历史上共有的、相同的精神基础、相通的审美趣味。它高高地超越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层面的差异，恐怕也是将来东亚命运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文化艺术基础与美学基础。

在我国，关于亚洲地区戏剧文化的研究，已有几代学者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王国维、吴梅、任半塘、王季思、许地山、郑振铎、季羡林、常任侠、吴晓铃、曲六乙、耿世民、孟昭毅、黄天骥、郑传寅、翁敏华等诸位先生。近四十年来，关于“东方”某一国家、民族的文学、艺术、戏剧、乐舞的论文、著作也陆续出现，但是更全面的整体性的研究似乎还是缺乏。

黎羌教授、柯琳教授的学术特色，正在于他对东方乐舞戏剧之关联性的综合性的、系统性的研究与把握。他早年在新疆的独特的生活与工作经历，青壮年时期在新疆及西北、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的踏查游历与见闻（可见黎羌著大型纪行文集《神州大考察——激情燃烧的人生之旅》，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版），使他的“东方艺术”的研究带有很强的现场感，而视野也从新疆各民族的乐舞戏剧艺术开始，扩展到整个中亚、西亚、南亚。现在这部《东方乐舞戏剧史论》又扩展到了东亚的乐舞戏剧艺术，从而形成了东方学的整体视域。而且，既然谈东方，那就一定要与西方做比较，于是形成了东西方合一的广阔世界视野。

在这个学术领域里，黎羌教授和柯琳教授占有那么多史料、拥有那么丰富的见识与阅历、拥有那么多相关成果，是罕见的、难能可贵的。现在这部《东方乐舞戏剧史论》不仅是黎羌、柯琳两位作者学术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而且在中国的东方学及东方艺术美学研究中，也将是一个坚实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