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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角度讲，“光”称得上是影视艺术的第一要素，是其赖以存在的基本媒介，因为光使我们得以“看见”。光也是一种构图或造型因素，具有表意作用，导演可以通过光来诱导观众的注意力和知觉方向。
影视用光的方法有很多种，其中光的质量、光的方向、光的亮度是影视布光的三个基本控制因素。根据不同的组合产生丰富多样的艺术造型。
①按光的位置分，有顺光、侧光、顶光、底光等；
②按光的质量分，有聚光、散光、软光、硬光等；
③按光的方向分，有前置光、侧光、背光、底光；
④按光的亮度分，有强光、弱光；
⑤按光的调度分，有低调光、高调光等。
在电影《公民凯恩》记者采访凯恩的妻子苏珊的片段中，在光的质量上使用了硬光，在光的方向上使用了侧光，在光的亮度上使用了强光。所以画面中苏珊受光部分很白，背光部分很黑。两种用光形成极大的反差，对刻画这个精神濒于崩溃的女人起到了很好的造型作用。
所有的光都有自己的颜色（一束光经多棱镜折射可分解成七种颜色，即七色光）。而任何色彩的生成与变化都离不开光，色彩不仅是一种重要的语言元素，也是一种强有力的造型元素。它不仅是客观世界多姿多彩的真实再现，更是艺术家们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就像善于利用色彩进行表意和造型的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说过的那样，“在拍摄彩色片时，有必要进行干预，拿走常见的现实，代之以当时的现实。”许多优秀的导演都擅于利用色彩烘托环境、表现主题、塑造人物形象。张艺谋在谈《黄土地》摄影时讲道，“在摄影上我又发展了《一个和八个》那种风格。在色彩上以黄、黑、白、红为主，取其单纯浓郁，光线追求柔和，构图力求简练沉稳，镜头能不动尽量不动，以造成一种深沉、厚实的感觉。我要表现天之高远，地之深厚；我要表现人之劳作，黄河之东流到海去不回。”通过镜头，张艺谋把陕北黄土高原的质感表现了出来，连浑浊的河水，色调也是统一的。深黄的色调，使人心头罩着一片荒漠。
一般而言，色彩在影视艺术中起到的造型作用可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色彩营造基调，即“色彩基调”。一部影视作品使用的色彩在画面中表现出来的全片的总体色彩倾向和风格，是以一种或几种相近的颜色作为主导色彩，在视觉形象上营造出一种整体的气氛、风格和情调。这时的色彩，既是视觉造型，又是情绪氛围；既是色调，又是情调；既是造型因素，又是叙事因素、抒情因素和表意元素。例如，电影《红高粱》中奔放、热情、粗犷、鲜活浓烈的红色基调；《黄土地》中深沉、凝重、内蕴着顽强生命力但又仿佛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黄色基调；《黑炮事件》中工地上象征火热的现代化建设热潮的橘红色和橘黄色。张艺谋喜欢且擅长色彩造型。评论界有种看法认为他偏爱红色。其实张艺谋的每部影片的色彩基调不尽相同，甚至是大为不同。他在《红高粱》中的红轿、红酒、红炉火、红高粱，突出了红色。《秋菊打官司》里，除了红色的辣椒，却不再有什么令人印象深刻的红色。而在《菊豆》和《大红灯笼高高挂》里，则是无处不在的青灰色成了色彩基调。
其二是色彩形成构图，即“色彩构图”。影视画面中色彩的组合及其关系构成形成丰富的表意性，不但具有视觉上的美感，而且自身也成为抒情表意的视觉符号。例如，《黄土地》在黄色的基调中，还有几处非常鲜亮艳丽的红色。翠巧的红棉袄，出嫁时的大红花轿，灰暗的洞房里的红头巾……翠巧这个开始朦胧地追求新生活而终究成为愚昧的封建习惯势力的牺牲品的美丽鲜活的生命，总是与生命的象征——红色，联系在一起，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另外，影视作品中色彩的对比、更替、转换，常反映人物的思想、情绪、命运的变化。例如，英国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中，女主角莎拉服装色彩的变换。在莱姆小镇处于被蔑视的地位时，她始终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可和查尔斯在旅馆里定情，衣服的颜色渐渐不再暗淡。最后，当她在独立的生活中获得新生后，更穿上了明亮的白色连衣裙。此外，影片《我的父亲母亲》中，不仅用黑白和彩色来区别现实与过去两个时空，还故意违反常规，用彩色而不是黑白来表现过去的时空，从而强烈地表达了作者对于回忆中那个至真至纯的世界的热爱和向往。
总之，光和色彩不仅是影视影像还原物质世界的一种感光因素，而且也是一种贯注了审美经验和审美意识的重要的艺术手段和造型元素。